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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认为超我是直到3～6岁才开始产生，自我发展得要早一些，而人一出生内心就是由本能冲动构成的本我欲望的海洋。弗洛伊德在他的学术生涯的早期关注超我和本我的冲突，认为超我代表着文化对个体的要求和约束，与道德有关，而作为人的原始欲望的本我，必然和超我发生冲突，神经症便是超我和本我的冲突的结果。
弗洛伊德的超我-本我冲突论可以解释这样的现象：一个青春年少之人，原本性欲强烈，如果他在性道德异常严苛的家庭里长大，就容易深陷内心冲突，对自己的性欲产生过分的羞耻感，生发很多焦虑情绪，甚至罹患焦虑症、强迫症等神经症。
在弗洛伊德职业生涯的早期，他认为文明对本我的过度压制是神经症的发病原因。而在他学术生涯的后期，他相信，其实自我功能的不良，才是人们罹患神经症的重要原因。他后期的理论如今看来更接近事实，毕竟超我和本我的冲突无处不在，即便在那些有最严格的宗教信仰或道德观的人群中，神经症的发病率和其他人群也没有太大区别。人们通常能够把内心冲突暂时搁置，或者让本我的需求以文明允许的方式表达，使冲突的负面影响变得可控。暂时搁置、以文明允许的方式表达被压抑的欲望，诸如此类的方式就是自我在本我和超我之间进行斡旋和协调所采用的手段。因此良好的自我功能，能够减少神经症的发生。
人的本我、自我和超我都是终生发展的，本我、自我和超我之间的关系也是终生发展的。因此人格健全是指，一个人的人格达到了他那个年龄应有的状态。如果某个人的人格发展落在他的生理年龄之后，我们就称为“人格不成熟”。例如一个人到了30岁，还不愿意独立生活，凭着父母的供养来生存，凡事都要由父母替他做决定——而这并非因为身体上的残疾、智力上的问题或者因为罹患了精神障碍——那么他这种落后于生理年龄的人格状态便被称为人格不成熟。
当人格的发展比“不成熟”还要偏离正轨时，就会成为人格障碍。例如偏执性人格障碍者在多数的人际关系中都认为他人是不可信任的，即便别人一直善待他，他也会持续怀疑他人另有所图。他人的冷淡和批评更是会被理解成迫害或陷害。
也有些人看上去有着超越自己年龄的成熟度。然而从长期的观察来看，在人格发展上超越年龄的成熟，经常是揠苗助长的结果。少年老成之人，后来经常在人格成长方面渐渐落后，甚至变得幼稚乖张。
人格的成熟，意味着个体在本我、自我和超我三方面的顺利发展以及三者之间的关系的健全发育。如果人格里某个成分高度发展，这有时是以压抑其他成分的发展为代价的表现。例如，在幼小时就很懂事的孩子，可能他的父母过早地把成年人的价值观和生活规范套在了他身上，压制了他作为孩子的冲动和好奇心的成长。及至成年，他可能转而渴望随心所欲，厌恶伦理和规则，这种例子不胜枚举。
我们也能看到有些人在小时候缺乏来自他人的适合他们年龄的约束与引导，结果成年之后，虽历尽艰辛，仍不能适应社会生活，或者转而对本我里的“孩子气”深恶痛绝，变得刻板强迫，如套中之人。还有些人的本我、自我和超我之间冲突不断，难以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共同体。例如，我们有时候会碰到这样的人：他一方面努力迎合他人的需求，表现得颇有自我牺牲精神，但另一方面他又觉得自己的牺牲是愚蠢的——他的超我和本我之间的冲突难以缓和。有些人甚至在这样的冲突里难以自拔，沉浸在无休止的纠结之中。
精神分析学中的自体心理学和客体关系理论在本我的发展方面给出了在我看来最富有启发性的研究成果。本书将会以自体心理学的理论为主要框架来介绍本我的发展。自体心理学使用“自体”这个词来描述与经典精神分析中“本我”相似的概念。或者更确切地说，自体是能够被自我所意识到的那部分本我的内容。在这里我不打算用抽象的定义去解释什么是自体，而是举个例子来阐明。
假设你是一个公司的员工。在开会的时候，你的上司提到你，说你的业绩出色，人也很好。听到这些话你应该会开心。你之所以高兴，是因为你内心原本就有一种期待——你期待自己在别人眼里是一个能把工作做好、把人际关系处好的人。在你被称赞之前，你可能觉得自己在这些方面还不错，但还不是特别确定。结果你的上司在这些方面肯定了你，你对自己的肯定就因此而变得确凿了。但也有一种情况，你觉得自己不行、不出色，结果被别人肯定了以后，你觉得自己就像个骗子一样，是冒牌的。
所以自体首先就是你眼中的自己，同时它又是可以被别人的眼光所改变的自己。我们怎么看待自己，会影响到别人评价我们时那些评价如何影响我们。当然我们怎么看待自己，又和以前别人怎么看待我们，尤其是在小时候重要他人怎么看待我们有关。
我们经常会听到这样的说法：你不要管别人怎么看我们，你要自己看得起自己。这种说法诚然有理，因为如果我们对自己的看法过多地依赖于他人的评价，我们的内心就过分受制于人，容易被各种评价弄得心慌意乱、心理失衡。
然而我们也确实不可能对别人的看法不管不顾。例如，无论我们有多自信，也不可能不穿衣服上街——王阳明就曾用这个例子来证明即使是江洋大盗也有羞耻之心。
另外，在人格发展的起点上，在孩童阶段，我们是一定会活在别人的目光里的。而且别人的看法是孩子们心灵的养料。一个孩子只有在幼时得到适当的肯定，才会在成年之后反而对于来自他人的肯定不那么如饥似渴。
当然，人到成年，自己和自己的关系变得异常重要，如果我们经常不依赖于他人的评价而活，自我实现，自得其乐，这是幸福感的重要来源。但是如果一个人没有经过一个对他人的看法有着清楚的认识的阶段，而是从来就不曾或不想意识到他人想法的存在，这种状态就不是自我实现，而是原始的自恋状态。
自体的发展是从原始的自体（夸大的、完美的、以自己为中心的自体，即自恋的自体）朝着更为成熟的自体（即更为成熟的自尊）发展的过程。下一章将详细介绍自体的发展。
超我是人格里负责道德判断的那部分结构。它告诉一个人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而推动“应该-不应该”判断的，是道德感。所以超我的发展也就是道德感的发展。
专注于研究道德发展的美国儿童发展心理学家劳伦斯·科尔伯格（Lawrence Kohlberg，1927——1987）提出，人的道德发展有三个水平。人在幼年的时候，道德发展处于第一个水平：儿童判断一个行为是否道德，是根据它会不会被惩罚，或者会不会被奖励。如果这个行为被鼓励、被奖励了，那他就认为它是符合道德的；如果被惩罚了，则认为它不道德。科尔伯格把道德发展的这个初级阶段称为“前习俗水平”。其实不少人到了成年之后，道德判断仍然处于这个水平。我们可以发现，在一个团队里，处于前习俗道德水平的成员经常因为害怕领导，或者为了获得来自权威的奖赏而做一些事——哪怕这些事有违公义或者是违法乱纪的。
如果道德水平发展到下一个阶段，这个人会认为伦理习俗很重要、遵纪守法很重要。科尔伯格把道德发展的这个阶段称为“习俗水平”。这个阶段的人不愿意为了利益去违反公序良俗或者法律法规，即便在这么做不会被惩罚的情况下。
如今我们能看到，快递行业就是在公民的道德感普遍达到了“习俗水平”才成为可能。即便大家的快递被放在没有监控的家门口，因被偷窃而丢失的情况也是少见的。
但是“遵纪守法”就一定道德吗？比如在希特勒的德国，许多人“遵纪守法”地迫害犹太人，最终沦为了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工具。道德发展并不能止步于“遵纪守法”而一劳永逸。道德发展的再下一个阶段，就是所谓的“后习俗水平”阶段。此时一个人衡量某件事该不该做，不仅根据它是不是符合习俗，或者合法与否，还会考虑在某些情境中习俗和法律是不是善意的、符合人性的。比如电影《我不是药神》里的男主角认为如果他不继续代购仿制药品，很多病人就只有死路一条，于是他在认真权衡之后选择去做这件不合法的事。此时他遵守的是善行原则，而不是完全遵守社会规则。在这种权衡之下做出的决定，其实更道德。
科尔伯格做过很多调查，他发现，在有些文化里，人能够更多地达到第二阶段（遵纪守法）以及第三阶段（后习俗水平），但在有些文化或亚文化里，人可能就比较遵守趋利避害的丛林法则，害怕惩罚、追求奖赏，以成败论英雄。
我们可以把本我看成人类的“原始脑”“情绪脑”或者“冲动脑”，它趋乐避苦，被欲望驱动，渴望获得即时满足。超我则是本我的监督者，它对源自本我的行为和想法做出判断，评判某些行为该不该做、某些想法该不该有。如果一个人做了被超我判断为“不应该”的行为，他就会体验到内疚感。
人类还有一部分大脑功能是意识到外在的现实，意识到场合与环境，对现实做出判断，也能意识到内在的现实，也就是内心的各种感受和欲望。在不同的欲望之间发生冲突，或者在超我和本我之间发生冲突的时候，这部分大脑功能可以负责找到解决或者调和之道。它还能够率领人格的不同组成部分，去实现生活目标。这部分大脑功能就是自我。
弗洛伊德提出，当超我、本我和现实之间发生冲突时，人就会焦虑，就需要自我来应对焦虑。这里我想举几个例子说明这些冲突：一位高中生，他渴望在高考中考出好成绩（本我的需求），所以在整个高中期间都刻苦地学习。但是他知道，在考试中碰到什么样的题目、考试的时候他的精神状态如何、考场的环境等都不是他能控制的。每当他想到在高考的过程中出意外的可能性时——这些可能性当然是有很大的现实性的——他就感到焦虑。这就是本我和现实之间的冲突。
另一位学生也成绩优异，父母因他的优异而倍感骄傲。在他参加高考的时候，他一度非常紧张。他认为自己应该发挥正常水平，让父母高兴，但他也知道自己并不能完全控制自己的心理状态和客观现实。他的紧张在很大程度上来自超我与现实的冲突。还有一个学生，他热衷于玩乐，但是父母对他期待甚高，他也认为自己应该满足父母的愿望，考上一个好大学。所以当他玩乐的时候，他就自责于荒废学业，当他认真学习的时候又觉得很不快乐。此时他便经历着超我和本我的冲突。
在弗洛伊德看来，自我具有在超我、本我和客观现实之间进行斡旋的功能，这个功能被称作“心理防御机制”（或称为“自我防御机制”，或简称为“防御机制”）。自我采用防御机制来缓解各种冲突带来的焦虑。例如，上文那个害怕考试出现意外的高中生，在考试前换了一双“吉利”牌的球鞋。他觉得这双鞋能够逢凶化吉。这就是一种叫“象征性”（symbolization）的防御机制。那个认为自己必须考出好成绩以报答父母的孩子，经常在考试前胃痛、呕吐，以至于影响到考试成绩。一旦他的身体出现状况，父母对他的成绩要求就会降低，他自己也会对自己的考试成绩不理想更为释然。这种防御机制便是“躯体化”。那个玩乐时自责于荒废学业、认真学习时又觉得很不快乐的学生，找到了一种防御焦虑的方式：在玩游戏的时候就完全忘掉学习，直到玩够了；在学习的时候就完全忘掉游戏，直到完全学不进去了。不论学习还是游戏，他都很难停下来去做另一件事，所以他有时候会拼命学习几天，然后拼命玩几天游戏。在拼命学习的时候变得很焦虑、紧张，神经过敏，在玩的时候没日没夜，欲罢不能。他把两种生活区隔开来。这种防御机制被称为“区隔化”（compartmentalization）。
每一种防御机制对于缓解焦虑都有一定的效果，而人自幼小到成年，防御机制也在发展变化。成年人的防御机制比孩子更多、更复杂也更成熟。人格不成熟，也意味着一个人使用了更幼小的人经常使用的防御机制。例如，一个40岁的人还不能在工作和休息之间取得平衡，而是像上面提到的这个高中生，疯狂工作一阵子，然后无法自制地再玩上一阵子。我们可以想象，他恐怕也扮演不好父母、同事、朋友的角色。
在弗洛伊德眼里，自我的主要功能是应对冲突，防御焦虑。这种对自我功能的归纳现在看来过于狭窄。自我作为人格的“领导者”，只有防御和斡旋的能力显然是不够的。对于自我的其他方面的功能，积极心理学家们做出了比较全面的归纳，这些功能就是“美德”（virtue）。
积极心理学的创始人马丁·塞利格曼（Martin Seligman）与他的合作者把美德概括为六个方面。①智慧：人的知识和判断力；②仁爱：人和其他人之间的联结和沟通能力；③勇气：人克服畏惧感和面对现实的能力，自己做选择的一种内在力量；④节制力：人的自律和自我约束的态度；⑤正义感：人对于人和人之间关系的价值判断能力；⑥超脱：跳脱出以自我为中心的心态，以更加超脱的态度来看待人生的能力。
积极心理学的一系列研究发现，人类对于美德的期待，在不同的文化里都大同小异。比如中国的孔子认为，智、仁、勇是君子的重要品质
。而孟子则把仁、义、礼、智概括为人的“四善端”
。
积极心理学家从不同文化中概括的美德，与弗洛伊德之后的精神分析学家在弗洛伊德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概括的自我功能——例如自我强度（ego strength）——是比较接近的。我们不妨把弗洛伊德所提出的防御机制看成自我的防御功能（缓和冲突、缓解焦虑、减少痛苦），把“美德”看成自我的整合功能。智慧、仁爱和勇气等自我功能把一个人的本我、超我和他遭遇的现实整合起来，引领一个人作为一个整体去生存并参与到社会关系里。
需要指出的是，积极心理学所归纳的美德（virtue）不同于道德（morality）。美德包含的是人格力量（strengths），主要是自我的功能，而道德包含的是道德判断和道德标准，是超我（superego）的功能。美德是不断变化的，它们可以发展，也可以退化。例如，一个有勇气的人，很可能在顺遂的生活里慢慢地失去它；一个颇为节制的人，也可能在富裕的生活中渐渐失去节制力。
人格的正常发展，有赖于自体、自我和超我的平衡发展，也有赖于三者之间关系的正常发展。人格发展的滞后，在有的情况下是这三者的各自发展的滞后，有的则是在某个成分或某两个成分的发展的滞后，有的则是某些成分的发展受到了强化，同时另一些成分的发展却受到了阻碍。
人格发展的滞后也表现在自体、自我和超我三者间关系的发展受阻。在这三者中，自体的发展尤其具有决定性意义，尽管它反过来也得益于自我和超我的发展（自我、自体和超我的关系见图2-1）。
图2-1 自体、自我、超我之间的关系
自体发展的起点是自体的安全感。安全感是一个人对世界的基本信任。如果一个人要向更成熟的人格层面去发展，这个起点是很重要的。精神分析学家埃里克森提出，当幼儿觉得这个世界对他而言基本上是友好的、他人在本质上是可信的，那么他们才有可能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出主动性和自主性，完成从“作为母亲的一部分的人”向“独立的个体”的发展。独立性是完整、安全的自体和良好的自我功能共同构筑的生存状态。
埃里克森认为，在3岁前，人的自主性和独立性会发展完成。但当我们观察孩子的发展时，能发现在这个阶段，孩子完成的其实是从他母亲的身体里独立出去的过程。对于3岁以前的孩子来说，母亲的身体是一个安全岛，一旦碰到危险和困难，他就会奔向母亲的怀抱。因而在心理上和精神上的独立，在3岁之前并不能彻底完成。我们可以看到，一个30岁的人遇到了挫折之后，还可能会找母亲说一说，或者找父亲说一说。这种心理上或者精神上的适度依恋，并不是不成熟的表现。
绝对的独立是不可能实现的，但与每个年龄阶段相称的相对独立是可以达到的。比如一个30岁的人，工作不顺利，他通过打电话跟妈妈倾诉得到安慰，这是可以理解的做法。但如果他马上买了机票，回家和妈妈待在一起再不出门，那他就仿佛退行到了3岁以前，与30岁的成人可以达到的心理独立相去甚远。
如果一个人到了50岁，他在遇到事业上的挫折之后，可能就不会去跟父母诉说。在这个“知天命”的年纪，他也许会找一个事业上的先行者去获取方法上的指点或者精神上的支持。
孔子说，70岁的人可以发展到“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篇》）的状态。精神上足够成熟的老人与文化、社会的规矩之间能保持一定的独立性，他能随心所欲，但是又不逾越规矩。
所以独立性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是与一个人的年龄阶段相关的。总体而言，独立性是从身体上的独立向精神上的独立不断发展的过程。成为独立的人意味着，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不人云亦云，因此他与他人常常有不一致的观点和生活方式。他也因此需要不断地调整他的独立性和社会角色之间的冲突。如果一个独立的人变得傲慢自闭，不能从他人那里汲取有益的东西，那么这就不是一种发展得很好的独立性。
人不但需要不断发展出独立性，还要发展出理解关系的能力、体验他人感受的能力、觉察自身情感的能力、协调自己和别人情感的能力。所谓独立性和人的关系性都在不断发展。关系性和独立性之间有相互促进作用。如果一个人不独立，他的关系也未必能够处理得好。前面谈到一个30岁的人在事业上遇到了问题，他跑回家，跟母亲待在一起不出门了。这种没有发展好的独立性，对他的关系的影响也是很大的。他的妈妈多半不会对孩子的这种状况称心满意。他周围的同事和朋友的感受就更不必说了。反之，一个人没有关系的滋养，他的独立也会是空洞和枯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