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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德意志地区仍然处于神圣罗马帝国时期。神圣罗马帝国，名为帝国，实为一个松散的政治联盟。伏尔泰评价它“既非罗马，又非帝国，还不神圣”。这片德意志土地上曾存在着300多个王国和领地。但是，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虽然名义上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直接管辖，却不属于任何一个德意志王国，而是自由城市。随着欧洲逐步走出中世纪，商贸和经济逐步发展，德意志地区出现了集市。16世纪，汉堡、法兰克福、奥格斯堡、科隆等地逐渐成为德意志地区的商贸中心。法兰克福集市被马丁·路德誉为德意志地区“流淌着黄金和白银的巢穴”。
欧洲早期的金融活动集中于交易所，交易所自然是德意志金融之路的起点。欧洲的早期交易所，如布鲁日、安特卫普的交易所都脱胎于集市，法兰克福的也一样。随着大西洋贸易和欧洲范围内的跨境商贸活动的规模不断扩大，16世纪下半叶法兰克福的金融交易出现萌芽并越来越活跃。集市相关的金融产品，如汇票、集市贷款和钱币兑换等，主要服务于从事跨境贸易的大商人。金融活动越来越频繁，必然需要组织更严密的金融机构。在这种背景下，法兰克福交易所的雏形日益显现。早期交易所的金融产品、交易、结算和经纪业务都与集市息息相关。集市特征深深烙印在法兰克福交易所发展演变的整个历史过程中，成为交易所的内在基因，甚至直到现代我们还能从法兰克福交易所的规则中找到集市的影子。
从集市向交易所的演化是一个长期而持续的过程。
16世纪下半叶，除了安特卫普、阿姆斯特丹等欧洲金融中心，法兰克福、汉堡、科隆、纽伦堡和奥格斯堡的商人都开始进行定期聚会，主要交易汇票和钱币。随着跨境贸易和大宗交易逐渐在法兰克福集中，当地与贸易相关的钱币兑换和汇票交易也逐渐活跃。更频繁的交易、更低的交易成本、更多的信息形成良性循环，逐步推动高度组织的市场即交易所产生。于是，一群商人在固定地点、固定日期交易固定的产品，这就是交易所的最初定义。
法兰克福是德意志地区中部一个很普通的城镇。这个城镇似乎没有特殊性：地理位置不如莱茵河旁的美因茨，历史文化不如罗马人建立的殖民城市，如科隆、奥格斯堡，且16世纪的法兰克福仅有2万人，也不引人注目。这样一个普通城镇如何发展出德意志地区领先的集市，进而产生早期的金融交易？特别是，一个交换手工艺品的小集市如何发展成交易大宗商品的国际贸易中心？法兰克福集市持续发展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政治、地理、城市管理还是其他原因？法兰克福集市又如何催生交易所？
自起源之初，德意志地区的交易所就与英国的交易所走上了不同的金融演进之路。一般而言，欧洲大陆地区的大部分交易所受到国王、政府或者议会等政治力量的影响，而英美两国交易所更多是市场自由发展和自由博弈的结果。
最初的法兰克福交易所虽然由商人提议设立，但处于市政府的监管之下，甚至主动寻求市政府的支持。法兰克福交易所诞生之时存在哪些特点？其起源与伦敦证券交易所的起源有何区别？
法兰克福是德意志地区中部的一个普通小镇。这个小镇自然拥有特殊的魅力，才能吸引商人们聚集，形成集市乃至成为金融中心。我们从一个传说开始讲述法兰克福的故事。
在中世纪时，法兰克福被称为“Franconofurd”或“Francorum vadus”。“Frank”指法兰克人，是古日耳曼人的一支。“Furt”在德语中是浅滩的意思。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意为“法兰克人在美因河畔涉水而过的地方”。
法兰克福这个城市相传由查理大帝命名。中世纪时期，查理大帝与野蛮的萨克森部落作战，一度被包围而打了败仗。查理大帝带领残兵往南撤退，穿过昏暗的塔努斯森林，筋疲力尽地到达当今的法兰克福附近。远方响起落单部队被萨克森人屠杀的惨叫声，而前方突然出现大雾弥漫的美因河，阻止了查理大帝前进的步伐。
一筹莫展之际，查理大帝跪在河边，祈求神灵的帮助。突然，前方出现奇迹，阳光穿透下来，浓雾散开，筋疲力尽的战士看到一片区域。只见一只白鹿带着一群小鹿蹚过美因河，到达河对岸。查理大帝毫不迟疑地带领部下跟着白鹿到达对岸。然后，浓雾再次弥漫开来，覆盖了美因河的渡口，使萨克森部落难以找到渡口而放弃追杀。
为了纪念这次死里逃生的经历，查理大帝将这个地方命名为法兰克人的渡口，此即法兰克福名称的由来。
从此，法兰克福在法兰克帝国获得了特殊的政治地位。公元8世纪末，查理大帝多次与萨克森部落作战，每次都将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作为集结军队的地点。查理大帝相信法兰克福是他的幸运之地。聚集的军队吸引了一些贸易商和各路诸侯，他们把目光投向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周边的塔努斯森林为国王提供了惬意的狩猎场所。公元794年，查理大帝在法兰克福建立行宫
，法兰克福首次被载入史册。同一年，查理大帝在法兰克福行宫召唤了各地主教，召开法兰克福议事会议。此后，查理大帝和他的继承者每年都会在法兰克福度过冬天，与各路诸侯计划第二年的重要事项。公元843年，查理大帝的继承者瓜分了法兰克帝国，形成东法兰克王国、西法兰克王国和中法兰克王国，即现代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的前身。东法兰克王国的国王路德维希二世将法兰克福作为首都，也喜欢在法兰克福周边的森林狩猎。
11世纪起，法兰克福逐渐产生了固定的秋季集市。农民和手工业者在秋收之后通过集市交换物品。秋季集市一般在圣母升天节（8月15日）和圣母圣诞节（9月8日）之间举行。1074年，海因里希四世为了感谢沃尔姆斯居民的忠诚，免除了美因河沿岸城市居民在法兰克福集市的关税。当时，莱茵河沿岸存在30多个关税点，使德意志各王国之间的跨境商品贸易难以开展，而法兰克福获得了此项关税豁免，自然在贸易上拥有优势。由于特殊的政治地位，法兰克福获得了一系列的关税和贸易特许，逐步发展出整个德意志地区有影响力的集市，进而成为横跨欧洲的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欧洲各地的商人又带来汇票、钱币等早期的金融产品。
中世纪，欧洲一系列政治、军事和宗教事件进一步促使法兰克福发展出欧洲有影响力的集市。1147年，天主教知名修士圣伯尔纳多在法兰克福发起第二次十字军东征，呼吁德意志国王康拉德三世参加。国王在向耶路撒冷出发之前，在法兰克福选择他10岁的儿子作为王国继承者。这个可怜的孩子却在父亲去世之前早逝。5年之后，法兰克福重新举行国王选举，老国王的侄子巴巴罗萨，即后来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一世当选为国王。在这次选举中，腓特烈一世获得了法兰克福周边选帝侯的支持。成功当选国王之后，腓特烈一世也投桃报李，免除了班贝格到美因茨之间的关税，而法兰克福正位于两个城市之间。
十字军东征增强了东西方交流，德意志各王国在了解东方的货物后产生了贸易需求。1189年，腓特烈一世、英国国王“狮心王”理查一世和法国国王腓力二世一起领导了第三次十字军东征。法兰克福往往是德意志地区十字军的物资和人员的集中地，这间接促进了法兰克福集市的发展。
除了豁免关税等特权，法兰克福还获得神圣罗马帝国给予的其他特权和保护。1240年，法兰克福获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二世的特许，举办第一届法兰克福商业博览会，也就是法兰克福的秋季集市。腓特烈二世授予商人们“集市通行证”，所有参加法兰克福集市的商人都将得到神圣罗马帝国以及皇帝的保护。并且，1329年，法兰克福市民还被免除在帝国境内各地进行贸易的关税。法兰克福自此逐渐发展成重要的商业城市。1330年，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在法兰克福设立了第二个集市，俗称春季集市，从此法兰克福集市成为德意志地区乃至欧洲知名的大型集市。来自瑞士地区、荷兰地区、波希米亚、波罗的海地区以及意大利北部的商人纷纷参加法兰克福集市。
1337年，法兰克福通过游说促使皇帝许诺不再授予法兰克福周边城市贸易特权，因此其重要的竞争对手美因茨就不再能对法兰克福构成威胁。美因茨毗邻法兰克福，但其地理位置更加优越，因为美因茨位于莱茵河和美因河的交汇口。从此以后，法兰克福集市在德意志地区中部成为一枝独秀。
13世纪，德意志商人在意大利建立贸易据点，学习意大利的先进商业知识。这些贸易技术和金融知识通过德意志地区南部的奥格斯堡和纽伦堡被引入法兰克福。
中世纪早期，法兰克福集市仅仅是附近的居民交换农产品、手工艺品等产品的场所。13世纪之后，得益于皇帝的青睐和地理优势，法兰克福集市逐渐获得地区影响力。14世纪，法兰克福获得许可，开始举办春季集市，并通过皇帝限制莱茵河边上的竞争者美因茨的发展。此外，法兰克福进入城市自治阶段，一群开明的贵族阶层人士统治着法兰克福。这些贵族从法兰克福集市发展之中获利，经济发展和城市治理形成良性循环。
这个时期，法兰克福集市快速发展，被称为“德意志人民的购物场”。集市上的产品主要是法兰克福周边地区的手工业者生产的纺织物、酒和农产品等。这些手工业者在销售产品的同时，也购买原材料，如纺织工在法兰克福销售布匹或衣物，同时购买羊毛、燃料等原材料。而后者逐渐吸引大商人通过批发形式将各种原材料运到法兰克福销售，促使法兰克福迈出了成为跨境批发交易场所的第一步。
除了德意志地区的产品，大商人们还从意大利购买丝绸、棉布、玻璃、香料，在法兰克福出售，同时在法兰克福购买当地产品，然后运到维也纳和意大利各城市出售。法兰克福集市开始与科隆、吕贝克、布鲁日和意大利各城市建立贸易联系。通过这些贸易城市，法兰克福与更多境外地区交换商品，开展贸易。这个时期，德意志地区的商人和意大利商人是法兰克福集市贸易的主体，而其他地区的商人很少到访法兰克福。
14世纪中叶，法兰克福开始记录集市中收取的各项税，包括关税、吊机税
、销售税等。1358年，这些税收总额为877古尔登
，而1383年税收总额达到3 442古尔登，增长了约3倍。不过，之后很长一段时间税收总额都没有超过这个规模。
15世纪，法兰克福集市经历了从手工艺品集市到大宗商品集市的痛苦转型。商业持续发展和竞争，促使部分商人脱颖而出，逐渐积累了大量资金。他们脱离了此前单兵作战的状态，建立贸易组织，从事批发业务。这些大资本从各地购买质量好而价格低的商品，逐渐对本地的手工艺品形成很强的竞争压力，导致法兰克福周边城市的手工业者的收入持续下滑。例如，1440年之前，专门从事羊毛纺织业的城市布茨巴赫的财富税和财产税收入持续增长，之后却持续下跌。1434年，布茨巴赫的财产税收入达到421古尔登，而1463年仅为220古尔登，1497年下降到150古尔登。布茨巴赫的衰落是一面镜子，德意志地区的其他小城镇也经历了同样的衰落过程。
与手工业衰落相对应的是大资本和跨境贸易的发展。交易对象逐渐从手工艺品扩展到包括香料、金属等大宗商品在内的多类商品，批发业务代替零售业务成为集市的主角，大商人的跨境贸易开始挤压小商人的区域贸易，法兰克福迈出了交易所乃至金融中心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一步。
16世纪，法兰克福集市的发展得益于周边的一系列政治事件。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去世之后，富格尔家族帮助查理五世打败法国国王，查理五世获得了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头衔；德意志地区的商人在哈布斯堡王朝领土内的贸易变得相对自由和安全。1535年，丹麦和瑞典打败吕贝克，汉萨同盟力量被削弱。1558年，英国取消汉萨同盟的贸易优先权。这些具有竞争关系的贸易城市受到打击，反而有利于德意志地区中部的法兰克福的发展。
这个时期，法兰克福集市逐渐吸引了意大利地区、荷兰地区、德意志地区北部和东部、波兰地区、波希米亚、匈牙利地区的大商人，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贸易集市。尽管科隆和纽伦堡的商人仍作为中间商继续存在，但意大利和荷兰地区的商人开始逐渐越过中间商，越来越多地直接参与法兰克福集市。以意大利为例，米兰商人于1490年参与法兰克福集市，佛罗伦萨和罗马商人于1520年，热那亚商人于1521年，威尼斯和比萨的商人于1528年来到法兰克福，并建立永久贸易据点。
此外，大西洋贸易带来更多的大宗商品，法兰克福成为德意志地区的重要批发集市，其交易的产品不仅包括纺织品、农产品、奢侈品等成品，还包括羊毛、铜、锡等原材料以及多种多样的半成品。法兰克福发展出商品的跨境批发交易，这为法兰克福交易所的诞生以及金融中心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为什么跨境批发交易对于交易所的形成至关重要呢？大商人是跨境批发交易的主角。与大商人
相对应的是本地商人，后者将商品分类、包装、初步加工之后再卖给本地的消费者、手工业者或其他商人。大商人资本雄厚，但数量不多，交易对手相对固定，并且他们需要定期聚会、定期交易，否则生意无法继续。每个大商人都需要购买和出售相关产品，资金进出频繁。跨境批发交易也需要大额资金。中世纪时期，钱币携带不方便，再加上路上的匪患，汇票交易由此快速发展。在由集市发展而来的交易所中，汇票是早期的主要金融产品。此外，各国商人使用不同的钱币，他们需要兑换钱币，以完成商品交易，而钱币兑换也是早期交易所的主要业务之一。
这样，法兰克福集市逐渐从以手工艺品为主的小商品交易集市演变成资本推动的跨境批发交易集市，其交易的目的不再是满足消费需求，而是满足生产需求。一群商人定期在一个区域集中开展交易，采用各种钱币或汇票进行支付，交易所的雏形逐渐形成，并且以钱币兑换和汇票交易作为起点，逐渐发展出其他金融产品的交易。正是汇票交易和钱币兑换促使法兰克福集市逐渐演变成交易所。
欧洲范围内，香槟集市是较早获得全欧洲影响力的大型集市。中世纪的香槟地区是香槟伯爵的领地，地处意大利与低地国家、佛兰德之间，位于德意志与西班牙之间两条交通要道的交会点上。香槟伯爵尽力保证商人的安全，这使香槟集市逐渐发展为欧洲商业中心。香槟集市在13世纪下半叶达到全盛，在13世纪末开始衰落，到14世纪中期沦落为地方性的集市。至于衰落原因，则是法国国王腓力四世控制了香槟伯爵领地并征收重税，同时由于受到英法百年战争的影响，香槟集市进一步衰落。香槟集市衰落之后，欧洲商人转移到附近的布鲁日开展贸易，使得布鲁日成为重要的欧洲贸易中心。15世纪中后期，安特卫普成为欧洲首屈一指的金融和贸易中心。16世纪末安特卫普衰落之后，阿姆斯特丹和法兰克福同时受益。
金融交易都起源于集市，服务于商贸活动。16世纪下半叶，法兰克福集市逐渐获得地区影响力，金融活动逐渐在法兰克福聚集和发展，包括钱币兑换、汇票交易和集市贷款等。这些金融产品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交易所交易产品，不具备标准化特征，但是这个早期金融市场是法兰克福交易所演变过程中的重要环节，特别它是孕育了商人银行，并推动了早期私人银行的产生和发展。
在钱币收藏界，德国各时期的银币种类繁多，一直是收藏者的天堂，而且其种类之多只有中国清朝末期和民国时期的各式银币可以与其媲美。1871年德意志统一之前，德意志各王国铸造了形式多样的银币，也给中世纪时期德意志地区的商业贸易带来了麻烦。特别是法兰克福集市成为德意志地区的主要集市之后，各国商人纷纷来法兰克福开展贸易，带来各国钱币，更增加了钱币兑换的复杂度。
1346年，法兰克福获得铸造小型钱币的权力。1428年，法兰克福获得银币的铸造权。当时德意志地区一度存在约500家钱币铸造厂。德意志地区的各式钱币、外来钱币再加上金币和银币同时流通，给商业贸易带来挑战。钱币之间不存在固定的兑换价格，市场价格往往由钱币的含银量或含金量以及市场供求决定。此外，各领主或国王很早就认识到，铸造含银量较少的钱币，可以获得可观的铸币税。特别是战争期间，国王和领主往往将铸币税作为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而含银量较少的银币又带来通货膨胀和钱币市场的混乱。
法兰克福市政府为了维护商业的繁荣，一直铸造含银量充足的银币，在市场上拥有较好的声誉。为了防止法兰克福银币流出，并被其他领主熔化进而铸造成含银量较少的银币，法兰克福市政府一度禁止法兰克福铸造的银币流出，并禁止部分劣质银币在法兰克福流通。然而，这种禁令往往没有实质性效果。直到1515年之后，市政府才取消这种禁令而遵循市场规律。劣质银币和优质银币的博弈直到1871年德意志统一、推出统一的德国马克银币才结束。
14世纪中叶，为了给市场提供银币的基准价格，法兰克福与莱茵河流域的贸易城市，如科隆、美因茨和特里尔等签订钱币协议，共同规定钱币的铸造标准，确定兑换价格。各城市派出负责钱币铸造的官员，每年定期在法兰克福聚会并讨论钱币事宜，他们确定的莱茵古尔登在一段时期之内成为法兰克福地区贸易的基准货币。
1566年，神圣罗马帝国公布法令，将帝国塔勒
确定为基准货币，1帝国塔勒值74十字币
。当时法兰克福1古尔登银币的市场价格大约为64十字币。1585年，法兰克福商人引入虚拟的计价货币，用于集市期间的商品贸易，确定其与各主要钱币的兑换关系。现在，法兰克福将这一年作为法兰克福交易所成立的官方时间。实际上，当时各商人这样做仅仅是为了解决银币之间相互兑换产生的问题。
钱币兑换与商品贸易紧密相连，形成了法兰克福早期的主要金融交易活动。钱币兑换商特别是犹太商人也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演化成私人银行家。商人们即使采取汇票支付商品款项，也面临钱币兑换问题，因为汇票往往涉及两种钱币，确定了两种钱币的收付关系，自然也就确定了钱币的兑换关系。由汇票引申而来的钱币兑换关系还与利率、期限等有关。当时，商人们的集会地点是法兰克福市中心的罗马贝格广场开阔地，其在市政厅前面。现在，罗马贝格广场周边的建筑还保持着400多年之前的样貌。罗马贝格广场是当时商人聚会和进行钱币兑换的主要场所。
除了钱币兑换，汇票交易也出现在法兰克福。16世纪时，欧洲各地的商人纷纷参加法兰克福集市，不仅包括德意志各王国的商人，还包括低地国家、意大利北部地区、波兰、波希米亚和匈牙利等地的商人。安特卫普这一贸易中心的衰落进一步促进了法兰克福的发展，法兰克福集市逐渐从交换手工艺品的小型集市发展成重要商品的国际贸易和批发集市。随着欧洲各地大商人的聚集，15—16世纪中后期法兰克福逐步发展出配套的金融交易，其中最重要的产品包括汇票和集市贷款。
中世纪的汇票最先由意大利商人使用，并且刚开始主要作为长距离运输的钱币的替代品，后期发展成融资工具。1266年，法国一位贵族圣路易斯逗留于巴勒斯坦，遇到了财务困难。但他获得了法国国王的许可，向当地商人和其他十字军成员借款，并开具“信函”，出借人拿着信函回到法国就可以从法国国王处获得款项。这样，法国贵族可以快速在当地获得资金，而其他需要将资金运回欧洲的商人或贵族，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降低遥远路途中运输钱币的风险。
中世纪晚期，汇票成为欧洲商人进行国际贸易或者远距离运输钱币的重要工具。汇票给商人们带来的好处显而易见。首先，商人不再需要携带大量金银钱币到其他城市做生意。中世纪欧洲国家众多，特别是德意志地区遍布着300多个王国和领地。在远距离的国际贸易中携带金银穿越多个国家的风险很高，而汇票只是一张纸，携带方便并且安全。从中世纪晚期到近代，汇票的形式并没有发生显著变化。其次，钱币存在磨损问题。对于大额交易，商人需要查看钱币的成色和磨损程度，以便确定所需支付的钱币数量，汇票却不存在磨损问题。
汇票更大的优势与基督教关于放贷收取利息的禁令有关。利息禁令导致很多金融交易没法开展，但汇票不涉及利息，只涉及金钱在地理位置上和货币种类之间的转移。当然，汇票也可以间接实现贷款的功能，只需要开具汇票的金额小于兑现汇票的金额即可。实际上，后期的很多汇票交易服务于贷款目的，而不仅仅是支付款项的方式。
通过意大利商人的传播，14世纪，德意志地区也开始使用汇票这种新型的金融工具。1346年，法兰克福市政府获得德意志地区的国王允许，公布法令，授权部分商人提供钱币和汇票兑换的服务，并监督这些兑换过程。这些商人都在市政府宣誓将公正地承担这项经纪业务，他们也被称作宣誓经纪人，这也是法兰克福早期受监管的经纪人。有意思的是，市政府居然授予这些经纪人监督市场的职能，相当于让他们集运动员和裁判的身份于一身。
尽管15世纪时，汇票交易已经在法兰克福有所发展，但是其规模相对其他商品仍然非常有限。法兰克福市政府记录了当时各个主要行业的经纪人情况，其中在1406—1419年法兰克福集市的经纪人一栏中，布类交易存在140~169位经纪人，毛皮、香料交易各有5~12位经纪人，而汇票交易和其他金融交易的经纪人根本没有被提及。当时，经纪人这个角色被各个行业采用，也一直被政府记录在册。
汇票这一工具从意大利被引入德意志各王国，意大利商人也自然是当时欧洲大陆市场的主要参与者，以至于早期法兰克福的钱币兑换价格表采用意大利语书写，并且法兰克福市政府公布的汇票相关法令同时使用意大利语和德语。直到16世纪中期，随着地理大发现开启了从欧洲到印度的海路，以及东方商品通过这些海路源源不断地输入欧洲北部安特卫普和后来的阿姆斯特丹，欧洲北部的低地国家逐渐成为重要的贸易中转站，来自这些国家的商人也逐渐掌握了汇票交易的主导权。
历史记录表明，16世纪之后，汇票交易和经纪业务以及其他金融交易逐渐在法兰克福登上舞台。当时，法兰克福已经存在大额的汇票交易记录。如1519年查理五世通过雅各布·富格尔将3笔55 000古尔登以及1笔110 000古尔登汇到法兰克福，给附近的德意志领主；1554年纽伦堡商人为了支付纽伦堡市政府的账单，在法兰克福借了一笔贷款，利率为10%，金额为50 000古尔登，并通过汇票形式汇到纽伦堡；1584年，富格尔从威尼斯、奥格斯堡和纽伦堡汇了多笔价值250 000杜卡特
的汇票到法兰克福；当年的秋季集市上，富格尔使用汇票从法兰克福提取了77 000古尔登的款项。
此外，神圣罗马帝国众多的王国国王、公国公爵、领主和主教都通过法兰克福向其他地方汇款，也通过法兰克福集市把资金贷给商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也通过法兰克福集市收集各地的大额汇款以及向各地汇出款项。法兰克福处于德意志各王国中心的地理位置也发挥了一定的优势，实际上，德意志各王国的国王即使把钱汇往帝国之外，也经常到法兰克福中转，因为当地往往没有直接汇到阿姆斯特丹或者威尼斯的汇票服务。汇票还在集市和集市之间流转，商人把货物卖掉，收取汇票，之后可以拿该汇票到另一个集市使用并购买当地的商品。法兰克福附近的手工业者也使用汇票管理自己的账单。
除了汇票交易和钱币兑换，法兰克福金融市场最初的产品还包括集市贷款。
当时的基督徒不能从事“钱生钱”的生意。早期的集市贷款，德语叫Deposito，而与之相关的词Depot的原义是仓库。仓库存放各类物品，比如展览馆中没有展出而放在一起的物品，军队中各种堆在一起的物资，等等。为了规避贷款属性，当时的商人用Deposito这个词，指堆在一起的有价值的纸张（证券），而买卖这个有价值的纸张避免了“钱生钱”的嫌疑。
我们把这类业务翻译成集市贷款，还原其本义。早在法兰克福集市活跃之前，集市贷款就存在于荷兰地区的集市。集市贷款随着欧洲早期集市的产生而自然产生，安特卫普交易所就曾活跃着这类贷款凭证的交易。
16世纪初期，犹太商人主导着法兰克福的集市贷款，或许是因为天主教徒对这类业务或多或少还有些顾虑。大量安特卫普商人来到法兰克福之后，他们参照安特卫普交易所的经验，在很大程度上使集市贷款标准化。贷款的金额通常是100古尔登和2 000古尔登之间的整百数。诸多集市贷款的期限是半年，相当于法兰克福春季集市和秋季集市之间的这段时间。贷款涉及的钱币兑换价格和贷款利息可以参考交易所公布的价格表。
集市贷款不仅给商人提供了资金，也给富裕的普通人和领主等提供了投资渠道。放贷人可以在半年之后收回款项，也可以收取利息，并继续订立新的贷款合约从而将本金贷出去。利息可以参考交易所公布的价格表，它透明且可靠。风险取决于大商人的信用，也基本可控。很多集市贷款在一个集市和另一个集市之间流转，不断被展期。实际上，只要借贷双方的信用良好，双方都愿意继续延长贷款，这样既符合借贷双方的利益，经纪人也愿意延长贷款。
集市贷款是现代债券的早期形式。一方面，集市贷款在一定程度上是标准化的金融产品，其金额经常是100古尔登的整倍数；另一方面，集市贷款像汇票一样可以转让，即可以买卖。不同的集市贷款之间存在区别，这一点不同于债券。同一个发行人所发行的债券完全没有区别，具有可替代性。集市贷款通常采用贷款凭证的形式流转，也采用汇票形式。在当时条件下，该凭证就是一张手写的纸质凭证
，规定重要的条款如利率、期限和兑付等。早期，该凭证甚至不需要签字，双方完全凭借信用而开展交易。随着更多的与商品贸易无关的富裕个人参与市场交易，集市贷款逐渐演变成现代证券，类似于债券的先行者。部分商人更多地依赖集市贷款获得资金，这形成了早期的金融业务。19世纪下半叶，法兰克福的私人银行梅茨勒和贝特曼通过这类金融业务募集大额资金，并以更高的利息放贷出去以获得利润。贝特曼兄弟银行将债券发行技术从荷兰引入法兰克福，最终使集市贷款演变成债券。
集市贷款像债券一样，也可以自由交易，具有一定的流动性和较低的风险。因此，德意志地区的富人或贵族将集市贷款作为储蓄的形式，并在遗产继承方面要求将资金以集市贷款或者汇票形式放到安全可靠的商人处。1625—1630年的集市贷款利率大约为6%，1639年下降到4%，1687年为5%。与汇票类似，各个集市之间的贷款也是一种投机工具。大商人除了使用汇票，也将各个集市的贷款作为套利或者投机策略的组合之一。
德意志地区的国王和领主是集市贷款的主要使用者。富格尔家族借助哈布斯堡王朝的崛起而快速发展，同样，哈布斯堡王朝的没落也将富格尔家族拖入深渊，连带着奥格斯堡的大批商人。1556—1584年，70多个奥格斯堡商人破产，主要原因是西班牙国王和法国国王违约。他们资助国王招募军队，发动战争，一度以为这是一门非常诱人的生意。可国王战败之后面临重重困难，一旦宣布违约，所有的贷款将化为乌有。富格尔家族一度损失了800万古尔登的贷款本金。
法兰克福商人没有遭受类似的劫难，因为他们的业务范围更广、更分散。16世纪和17世纪初，法兰克福资金参与周边国王和领主的贷款，包括黑森领主、符腾堡大公爵、萨克森国王等。贷款利率通常为6%~8%，贷款金额一般不超过25万古尔登。三十年战争之后，这些德意志国王和领主都陷入财务困难，参与贷款的法兰克福商人自然也损失惨重。16世纪末期，哈布斯堡王朝违约和奥格斯堡商人大批破产之后，法兰克福的贷款规模超过奥格斯堡，法兰克福成为德意志地区最大的金融中心。
与贷款给国王和领主不一样，直接贷款给城市的稳定性更高。法兰克福早期知名银行家约翰·波德克为一些城市提供了贷款，这类贷款是未来公共债券的前身（见表1—1）。
表1—1 17世纪初约翰·波德克提供的城市贷款
➂布雷斯劳，现在位于波兰境内，是弗罗茨瓦夫的旧称。布雷斯劳是当时普鲁士的大城市之一。
这些贷款之中，波德克向莱比锡市政府提供的贷款金额最大，达到20万古尔登。当时，20位法兰克福商人向莱比锡市政府提供的贷款总额达到4 089 736古尔登，贷款目的是参与当地的曼斯菲尔德铜矿开采。这是当时法兰克福最引人关注的一个铜矿投资案例。
法兰克福集市逐渐发展出钱币兑换业务，而钱币兑换是早期法兰克福金融中心重要的金融交易活动。不过，当时的商人并没有把钱币兑换当成独立的金融交易，而是将其当作与商品交易连接在一起的支付手段。法兰克福只允许部分德意志地区的银币进入法兰克福集市流通，而外来商人必须兑换当地货币才可以开展商业贸易。早在1346年，法兰克福就公布法令，授权部分商人开展钱币兑换业务，成为钱币经纪人或者钱币兑换商。1368年，法兰克福有16个所谓的钱币兑换商，后来只剩下三四个。钱币兑换商使用市政府提供的公平秤，需要缴纳一定的费用。
钱币兑换商自然把市政府的税费转嫁给客户。他们从钱币的买卖价差之中获利。此外，钱币兑换商不仅发放贷款，也从市政府和私人手中吸收存款。当然，外来商人兑换德意志地区的法定钱币时往往需要支付溢价，这给钱币兑换商和法兰克福市政府带来了一定的收入。随着法兰克福集市不断发展，钱币兑换商获得了比较稳定的利润。
然后，法兰克福市政府拟把钱币兑换业务收归自己经营。1402年8月29日秋季集市之前，法兰克福市政府在尼古拉教堂旁边建了一个小木屋，以作为专门经营钱币兑换业务的银行。
这或许是全球第一个建立并运营的公共银行。
市政府投资900古尔登建立该银行，也允许其他商人共同投资
，然后其从当时有名望的法兰克福家族中选择了14个商人经营银行。兑换银行仅在集市期间开业，即经营3~4周。银行成立之后，市政府禁止其他钱币兑换商从事钱币兑换业务。这家银行可以从事几乎所有的金融交易，不仅包括汇票兑换、钱币兑换，也包括贷款。
当时这个小木屋旁边挤满了急着兑换汇票和钱币的各路商人。集市结束之后，兑换银行的多数职员离开了，只留下一位员工继续运营，直到1402年11月27日市政府解散兑换银行。短短三个月，兑换银行获得收入279古尔登，其中63古尔登来自钱币兑换，其余来自公平秤的使用费。除去运营成本189古尔登，兑换银行共盈利90古尔登。
第二年，市政府把该兑换银行分解成4家银行，或许是因为集市期间一家银行满足不了商人的钱币兑换需求。市政府运营其中一家银行，投入3 000古尔登的资本金。市政府还参股一家两合公司
形式的银行，无限责任股东由一位商人（约翰·帕尔姆施托夫）和其妻子担任，他们投入2 000古尔登，市政府也投入2 000古尔登。双方各自按照50%的比例分享两合公司的利润，但是对于亏损没有更明确的约定，只是约定那位商人需要承担两合公司与第三方纠纷所产生的负债。双方签订两合公司股东协议，以3年作为期限，并约定提前6个月通知对方终止协议。
另外两家银行是私人银行性质，其中一家由此前兑换银行的经理运营，另一家银行获得了市政府的投资。这两家银行自然也获得了市政府的批准，用现代术语来说即获得银行经营牌照。
与此前的兑换银行一样，这4家银行也都从事汇票交易、存贷款等其他金融业务。1403年，这4家银行为法兰克福市政府贡献了738古尔登的收入。最初的9年中，4家银行为法兰克福市政府贡献的收入介于100古尔登和991古尔登之间。但是，根据现代文献资料，我们不清楚这些银行总共经营或存在多长时间。16世纪，法兰克福的犹太商人几乎垄断了钱币兑换业务。后来，大名鼎鼎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很早就开始从事钱币兑换。
1402年成立的法兰克福兑换银行是最早的公共银行，甚至早于威尼斯和热那亚的公共银行。1403年，法兰克福出现一家两合公司形式的银行，这无疑是其参照当时德意志地区存在的企业组织形式而做出的创新。那一年，也诞生了法兰克福最早的两家私人银行。如果这些银行逐渐发展壮大，或许法兰克福金融市场发展的历史将重新书写。可惜我们不清楚为什么这些银行不能长久经营，是因为犹太人的竞争还是因为战争的破坏？这类问题或许永远消失在历史之中而无法得到解答了。
这段历史告诉我们，15世纪德意志地区就存在有限责任公司，甚至存在有限责任和无限责任混合的两合公司。荷兰和英国创新股份有限公司，是受到海外贸易大额融资需求的推动，并不是全新的制度创新。需求是创新之母，德意志地区不存在大额融资需求，因此产生股份有限公司的时间较晚。
法兰克福既不是政治中心，也不靠近大江大河，而是处于莱茵河的支流美因河畔。美因河固然可以让船只通行，但法兰克福相对于莱茵河上的各个港口无疑不具备优势。那么地处德意志地区内陆的法兰克福是怎么发展出该地区领先的集市，进而逆袭成为该地区乃至全球金融中心的呢？
法兰克福发展出欧洲知名的集市乃至后期的金融中心，既有政治层面的因素，也有地理条件的优势。现代的法兰克福不是政治中心，但在中世纪神圣罗马帝国时期，法兰克福是帝国皇帝的选举地，拥有超然的政治地位。皇帝实际由帝国境内七大选帝侯选举产生，他们是最古老同时也是最具权势的三大教会诸侯：美因茨大主教、科隆大主教、特里尔大主教；四大世俗诸侯：波希米亚国王、莱茵—普法尔茨伯爵、萨克森—维滕堡公爵和勃兰登堡藩侯。1140—1250年，六任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在法兰克福选举产生，其间其他8次选举分别在8个不同的城市举行。1356年，卢森堡家族的查理四世颁布《金玺诏书》，正式规定法兰克福为推选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法定城市。
法兰克福位于帝国中心地区。七大选帝侯难以同意将任何一个选帝侯的领土作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固定加冕地点，而法兰克福位于德意志地区的地理中心，因此，各个选帝侯更容易同意在法兰克福进行选举和加冕。如此，法兰克福逐渐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加冕地点，也是帝国名义上的政治中心。由于这个特殊地位，法兰克福持续获得帝国各项政治经济特权，比如法兰克福长期以来都是自由城市，不属于任何一个德意志王国或领地。超然的政治地位和地理优势孕育了法兰克福集市，其进而逐步发展成欧洲的金融中心。1562年起，法兰克福取代亚琛，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加冕地，直到19世纪初神圣罗马帝国覆灭。前后共有10位皇帝在法兰克福大教堂加冕称帝，因此法兰克福大教堂的德语直译为“皇帝大教堂”。
在地理位置上，法兰克福有一些特殊性，它是一个不靠海的全球知名金融中心，甚至不靠近主要的河流。流经法兰克福的美因河只是德国母亲河莱茵河的支流。在大航海时代，这或许不是优势，但是法兰克福位于德意志地区的地理中心，自然而然成了德意志各王国领主、贵族和商人参与集市的首选之地。特别是德意志直到1871年才统一，在此之前并没有一个帝国首都。因此，得益于地理优势并具备一定的政治影响力，法兰克福经过长期发展逐渐成为德意志地区的贸易中心。
中世纪时，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位于多条古老商路的交会点。河道上，美因河上游的纽伦堡、班贝格、施韦因富特和维尔茨堡可通过美因河到达法兰克福，再到达美因河下游的美因茨，在这里美因河汇入莱茵河。顺着莱茵河继续向南或向北可以到达德意志诸王国的城市，包括科隆和阿姆斯特丹等贸易城市。中世纪时，罗马人修建的军用道路仍然是远距离运输的重要商道，它从意大利经过圣哥达山口进入巴塞尔，然后经过德意志中部的黑森，通过海德堡、本斯海姆和达姆施塔特到达法兰克福，然后从法兰克福分三路再向北蜿蜒而行；德意志诸王国还有一条东西向的交通要道，经法兰克福，通过哈瑙、盖尔恩豪森、金齐希河谷、施吕希特尔恩，通往莱比锡，进而到达柏林。
如此，法兰克福连接着地中海贸易和大西洋贸易，其与周边的贸易中心的距离都差不多。西北方向可以到达科隆、安特卫普，北边是汉堡、不来梅、吕贝克，南边是德意志主要的贸易城市奥格斯堡、纽伦堡，翻过瑞士又与威尼斯、热那亚和米兰连接，东边连接莱比锡、柏林、维也纳等城市。不管是地中海贸易带来的东方货物，还是后期大西洋贸易带来的货物，都需要通过法兰克福向整个德意志地区辐射。威尼斯、布鲁日和安特卫普等其他贸易中心起起落落，但法兰克福依靠地理优势保持着长期而持续的发展。
中世纪时，人们的长途出行方式主要是骑马，距离长短直接影响着路上所耗费的时间。地处欧洲中部的法兰克福有独特的地理优势，从这里出发到达周边的贸易城市只需要两三天。中世纪时期，德意志这片土地名义上属于神圣罗马帝国，但实际上存在数百个各自为政的王国。位于德意志地区中心的法兰克福显然是各个王国的商人更喜欢的商贸地点。十字军东征带动了东西方贸易和交流，唤起了德意志地区对东方商品的兴趣。德意志地区的贵族、骑士跟随国王东征，他们坐上意大利商人的船只，到达巴勒斯坦。在那里，这些骑士享受着来自东方的香料和丝绸等商品，并把这些商品带回德意志地区，以促进该地区对东方商品的需求。同时，意大利商人认识了德意志地区的贵族和骑士，通过这些联系，意大利商人也逐渐把商品销往该地区。靠着独特的地理优势，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逐步发展为德意志诸王国的重要集市。
法兰克福还有一个重要优势，即商业友好的城市自治模式。法兰克福的城市治理与德意志地区其他城市不同，其逐渐演化出一种城市自治、贵族和市民按照城市宪法共同管理的治理模式。政治基因给予法兰克福强大的动力，使其得以发展贸易和金融相关业务，促进城市繁荣，这也是法兰克福集市持续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
中世纪早期，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指派一位总督
负责管理法兰克福的行政、执法、财政以及其他事务，同时保护参加法兰克福集市的各地商人。皇帝也指派其他皇室成员或者贵族参与法兰克福的城市管理。这群人逐渐形成法兰克福的贵族阶层
，他们是普通市民和皇帝的连接层，也是皇帝控制或影响法兰克福机构的基础。13世纪之后，法兰克福贵族阶层开始谋求更大的城市自治权。尽管他们由皇帝任命或者来自皇室，但是他们经过漫长的岁月，扎根于法兰克福之后，其利益与法兰克福这个城市的发展息息相关。获得更大的自主权，而不是沦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显然更符合他们的利益。
贵族阶层与皇帝讨价还价的重要工具是城市议会。历史记载表明，1266年法兰克福就已经存在城市议会。议会成员来自3个阶层：首先是贵族阶层，他们占据议会多数席位，是主要的统治阶层，也把持着城市行政管理的职能；其次是法官或律师阶层，神圣罗马帝国的最高法院当时就位于法兰克福；最后是手工业者。17世纪之前，这3个阶层统治着法兰克福。商人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还要等到18世纪证券交易逐渐发展之后。贵族阶层与法兰克福其他商人、手工业者一起实际统治着法兰克福。英国的历史是国王签署《大宪章》以及贵族联合起来限制皇权的历史，而法兰克福天然如此，“山高皇帝远”，其从成为自由城市的那一刻就由贵族阶层联合其他阶层一起统治。
14世纪初，皇帝拟把法兰克福总督职位抵押给附近的领主或公爵，以换取财务支持。得到该消息之后，法兰克福贵族统一行动起来，以阻止皇帝的行为，因为附近的领主或公爵把持法兰克福总督职位，将给法兰克福的发展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1311年，法兰克福城市议会选出两位市长，他们逐渐取代了总督。总督变成了名义上的城市首脑，以及皇家最高法院的主席，失去了管理城市的实权。在这个过程之中，法兰克福的贵族阶层应该与皇帝达成了某种协议，以换取总督的行政职能，但历史文献没有记载具体的谈判过程。1372年，法兰克福以8 800古尔登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手中购买了总督职位以及相应的权力，从此总督逐渐从法兰克福历史中消失，而市长取代了总督，市政府成为城市管理的行政机构。
法兰克福获得城市自治权对于集市乃至后期金融中心的发展至关重要。香槟集市、布鲁日集市、安特卫普集市等的没落都与政治和战争有关，这些集市所在的城市在政治角斗之中没有谈判能力，只能沦为周边政治势力的棋子。法兰克福将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从此避免成为周边领主和公爵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法兰克福基于自身强大的金融实力，有时也会参与政治博弈。法兰克福金融中心的形成在某种程度上也依赖法兰克福统治阶层的运筹帷幄能力和外交能力，特别是在新教运动和三十年战争之中，法兰克福统治阶层很好地推动了城市的发展。
法兰克福贵族阶层也从事商业贸易。商人的利益诉求很容易预测，而不像领主或公爵，其行为很大程度上受个人兴趣和偏好的影响。对外，法兰克福尽可能地远离周边的政治纷争，保持一种和平姿态；对内，法兰克福贵族阶层维护法治环境，明确法官判决程序，给予商人公平的竞争环境。
法兰克福贵族定期聚会，通过婚姻结成联盟，非正式讨论各项事务，维护他们的统治。14世纪中期，部分贵族开始在“林堡大院”聚会，组成“林堡会”。当然，这类聚会仅限贵族参加，贵族子女成年之后也可以获得参会资格。中世纪医疗条件差，部分家族面临后继无人的情况，因此，“林堡会”也吸收新的家族加入。1495—1806年法兰克福失去自由城市资格时期，95个家族从“林堡会”中消失，而71个新的家族加入。“林堡会”的政治影响力直到拿破仑战争之后才消失。法兰克福还存在另一个影响力较小的贵族组织——“法恩斯坦会”。1694年，“法恩斯坦会”买下布兰费斯庭院，将部分房间租给法兰克福交易所作为办公场所，这也是交易所第一次拥有正式的办公场所。
当然，法兰克福各阶层之间的政治博弈也一直在进行，推动着城市自治模式不断演化。12世纪后期，手工业者获得政治权力之后，他们一直谋求更大的权力，并与贵族阶层长期博弈。经济困难或者城市管理出现危机时期，两个阶层甚至爆发流血冲突。手工业者组成行业协会，主张限制外来手工业者，包括犹太人，确保他们的粮食安全。但贵族阶层欢迎外来人口，以促进集市繁荣。1355年和1612年，两个阶层之间爆发大规模冲突，贵族阶层都取得了胜利。尽管手工业者还是获得了更大的权力，但法兰克福开明的政治环境仍然没有变化，其一直欢迎外来移民，特别是犹太人和来自安特卫普的金融人才，这直接促进了法兰克福交易所的诞生和后期金融市场的发展。
法兰克福的商人阶层最初来源于贵族。13世纪，贵族借助他们的关系网参与跨境贸易，并积累财富。15世纪之后，贵族参与贸易的规模逐渐变小，而随着集市的发展，法兰克福周边的手工业者及其他人群迁入法兰克福，开始参与区域贸易，进而参与跨境贸易，形成新的商人群体。
交易所作为最高形态的市场组织，最明显的特点是一群特定的交易者定期聚会。这类聚会具有四个特点：第一，固定的交易场所；第二，定期的交易时间；第三，特定的参与人群；第四，标准化的或者可替换的金融产品。
16世纪末，德意志地区的汉堡、科隆、纽伦堡、法兰克福等城市的集市已经基本满足交易所的前三个特点，即特定商人定期在固定地点聚会。法兰克福如何完成从集市到交易所的跳跃？诞生之初的交易所在多大程度上与现代交易所类似？
在现代，我们需要从历史中寻找一个时间点或事件，以作为某个交易所诞生的标志。布鲁日交易所以15世纪初交易所大楼的建设时间作为成立时间。法国图卢兹交易所将得到国王批准的时间作为诞生的日期。1549年7月，图卢兹交易所由法国国王批准设立。1553年2月，科隆市政府允许商人在市政厅前聚会并开展商品和金融交易，因此这一年也被确定为科隆交易所成立的年份。汉堡与布鲁日一样，也以最早的交易所大楼建设日期作为交易所成立日期，这一年是1558年。英国第一家交易所——皇家交易所——于1565年获得英国女王支持而建成，因此1565年可以作为交易所成立时间。但皇家交易所并不是现代伦敦证券交易所的起源，后者可以追溯到17世纪晚期的乔纳森咖啡馆。
那么，法兰克福交易所诞生的标志是什么呢？在现代文献中，法兰克福交易所存在多个诞生时间点，毕竟从集市到交易所的演变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在现代，人们可以依据不同的理由选择不同的事件作为交易所诞生的标志。德意志交易所集团官方认可的时间是1585年。这一年，法兰克福形成了最初的交易所组织形式，即大商人自发组成的“大商人团体”，并且这个团体受到了市政府的认可。这一年，法兰克福大商人向市政府提议，编制并公布官方的钱币兑换价格表。他们并不是为了谋利，而是为了“推动法兰克福商贸活动和提高居民福祉”。大商人团体公布的钱币兑换价格表也受到市政府的认可，成为官方价格表。商人自发组织、市政府认可和钱币兑换价格表公布成为法兰克福交易所诞生的标志。
早在1567年，法兰克福就存在关于商人在集市期间定期聚会的记录。但是，将法兰克福证券交易所的建立年份定在1585年，是因为那一年84位大商人向法兰克福市政府提交了确定各主要钱币之间兑换价格的申请。随后，法兰克福市政府颁布法令，批准大商人的申请。
84位大商人联名上书的请求内容如下。
如大家所知，多年以来法兰克福集市一直存在钱币价格混乱从而影响支付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问题越来越严重。尽管市政府采取了诸多措施，但市场还是随处可见欺诈现象，部分商人强迫买家接受一个比通常情况下更高的钱币兑换价格。相对而言，那些诚实的商人却在贸易过程中蒙受损失。这种类似钱币高利贷的行为严重损害了诚实经商的商业美德，各行业都难以容忍。为了重塑正常的交易行为，商人们需要团结一致对抗钱币高利贷，特别要对抗那些不开展贸易而纯粹投机钱币的商业行为。像不久之前纽伦堡和奥格斯堡的商人那样，我们全面比较了各类主要钱币的价值。我们请求市政府确认商人们经过比较和协商之后编制的钱币兑换价格表。对于那些没有纳入价格表的其他钱币，希望市政府谨慎确认钱币价格的升贴水。参照目前市场信息，我们协商确定的钱币兑换价格如下：
匈牙利和西班牙1杜卡特兑换28.5巴岑
萨尔茨堡和普法尔茨1杜卡特兑换28巴岑
葡萄牙1十字杜卡特兑换26.5巴岑
1瑞士地区的1太阳克朗兑换25.5巴岑
1皮斯特克朗兑换24.5巴岑
莱茵地区的1皮斯特兑换24巴岑
1莱茵古尔登金币、1金里亚尔和1菲律宾塔勒分别可以兑换20.5巴岑
1帝国塔勒兑换18.5巴岑
1荷兰盾金币兑换16巴岑
任何商人都应该在进行汇票交易、商品交易以及其他支付时采取上述钱币的固定兑换价格。
故此，我们请求市政府确认上述钱币的兑换价格，并支持我们的行动，阻止其他商人要求比此表更高的价格，惩罚那些拒绝履行或延迟履行合约的商人，让商贸支付都参考此钱币兑换价格。这样，市政府将解决商人们的主要焦虑和难题，也将推动法兰克福商贸活动和提高居民福祉。
1585年9月9日，法兰克福市政府颁布法令，“支持商人们比较钱币兑换价格的行为，并惩罚那些试图扰乱钱币兑换关系的商人”。市政府将大商人团体协商确定的钱币兑换价格作为集市的官方兑换价格，并授权大商人团体监督兑换价格的执行。对于不执行该兑换价格的集市参与者，市政府将强制执行。这个法令是有据可查的关于法兰克福证券交易所的较早记录
，因此，法令颁布的年份也就成为法兰克福证券交易所成立
的年份。
为什么1585年9月法兰克福市政府颁布的法令成为法兰克福交易所成立的证明
？因为该法令不仅是有据可查的第一个涉及法兰克福交易所的法令，还规定了交易所结算价格、交易所管理机构以及监管机构。市政府授权大商人团体监督钱币兑换价格的执行，即赋予大商人团体市场组织者的身份及交易所的管理权限。大商人团体成为法兰克福交易所最初的管理组织。另外，集市或者说早期的交易所存在明确的监管机构，即法兰克福市政府。1585年，法兰克福最初的交易所管理机构和最初的监管机构之间的一次互动成为现代法兰克福证券交易所运作的起源。这次互动的特点是市场发起提议，监管机构确认并颁布法令，然后形成交易所的第一个公共产品，即官方钱币兑换价格表。
市政府认可商人们协商确定的钱币兑换关系，使得钱币兑换价格表由官方背书，并强制市场参与者使用。从此之后，每次法兰克福商人聚会时，商人们都会比较、协商和讨论钱币兑换关系，然后制定、公布钱币兑换价格表。通过确定钱币兑换关系，法兰克福成为世界上很早就公布钱币兑换关系（外汇汇率）的城市之一。每年，在春季和秋季集市期间，法兰克福都会制定和公布官方价格表。因此，官方价格表的公布成为法兰克福交易所诞生的标志。不过，当时法兰克福还没有建立正式的交易所机构，甚至没有交易所这个名称。但是，官方价格表属于法兰克福为市场提供的一个公共产品，为市场提供透明的价格信息也是现代交易所的重要职能。也是基于这个原因，现代的德意志交易所将1585年作为法兰克福证券交易所成立的年份。
那么，哪些大商人参加交易所聚会呢？早期的交易所聚会，估计只有二十几位大商人经常参加，他们大部分来自安特卫普。
16世纪末，大约150位大商人参加交易所聚会，
只有十几位商人来自法兰克福。1620年，参加交易所聚会的大商人数量减少到60多位。一般而言，小商人没有机会参加交易所聚会，因此他们要一直努力争取参加。另一个群体是犹太商人，他们不仅做些小额贸易活动，还经常作为经纪人参与汇票交易。随着犹太商人的汇票业务规模越来越大，他们越来越关注交易所聚会，但他们没法参加。大商人的聚会地点位于法兰克福市中心罗马贝格广场狮子石院子前。
天气不好时，商人们就聚集在狮子石院子的屋檐下。犹太商人不能参加这个聚会，而只能聚集在罗马贝格广场对面的商姆斯塔格广场。
既然法兰克福证券交易所诞生的标志是钱币兑换价格表的公布，我们自然也要了解一下德意志各王国当时的钱币情况。法兰克福当时属于神圣罗马帝国，该帝国在大部分时间里是一个“徒有国家之名”，实际由数百个更小的王国、公国、郡县、帝国自由城市、主教国、教会领地组成的多国集团，相当于一个成员松散的政治联盟。钱币的铸造与主权相连。尽管帝国皇帝拥有更大的权力，但帝国的钱币铸造权分散在各个王国内。
1566年，马克西米利安二世颁布钱币法令，规定按照萨克森的钱币标准铸造塔勒并在德意志地区中部使用。为了区别此后形形色色的塔勒，这个时期的塔勒也被称为帝国塔勒。
钱币兑换价格需要一个计量标准，商人们选择巴岑作为记账货币。巴岑原本是瑞士伯尔尼地区使用的货币。据称，伯尔尼人使用钱币背面的熊命名他们的货币。1巴岑的价值相当于4十字币，也相当于16芬尼。后期德国的1马克等于240芬尼，而1塔勒等于360芬尼，相当于1马克等于60巴岑，而1塔勒等于90巴岑。商人之所以选择巴岑作为各地钱币的度量基础，据称是因为巴岑是钱币磨损贬值之后常用的称呼，而商人们协商确定钱币兑换价格就是为了解决钱币磨损带来的交易困难问题。
巴岑作为一种真实货币已经不在市场中流通，而成为一种虚拟的记账货币。法兰克福使用巴岑作为基准货币，对其他真实货币进行定价，这样能够避免真实货币两两兑换所带来的繁多的兑换价格。当时，记账货币被多个金融中心采用，用于解决真实货币磨损所带来的问题。阿姆斯特丹和汉堡不仅将记账货币用于计量，还将其用于存贷款计价。其作为银行的记账货币，优点是各类真实货币都可以与其方便地兑换，并且相对于真实货币两两兑换，与记账货币兑换可以降低兑换成本。法国金融历史文献也记录了诸多实际流通货币与虚拟的记账货币截然分开的例子。
官方发布钱币兑换价格表成为法兰克福证券交易所诞生的标志。大商人们之所以自发组织起来，并制定统一的钱币兑换价格，主要是为了解决各类货币兑换产生的问题。为了获得市政府认可，大商人团体不仅自发公布统一的兑换价格，还进一步寻求法兰克福市政府的确认，使这个兑换价格带有公法性质，从而强制法兰克福集市的其他商人执行。这样，大商人团体自发组织和市政府确认成为法兰克福证券交易所诞生的标志，也是德意志金融之路的特点。
纵观16世纪法兰克福的人口结构，大约一半的法兰克福居民并不拥有完整的市民权。这些没有政治权利的居民大部分是来自低地国家的政治难民和犹太人。正是这些人推动法兰克福集市从买卖手工艺品的小型贸易集市向交易大宗商品的国际贸易和批发集市转变，进而吸引欧洲各路资本，最后形成交易所。法兰克福证券交易所的建立也与从安特卫普移民过来的商人有关，这些商人把他们在安特卫普的业务带到法兰克福，最终促使法兰克福从贸易中心向金融中心转变。
16世纪末，法兰克福有1.8万名左右的居民，其中约3 000人为来自安特卫普的政治难民和犹太人。安特卫普陷落之前有24万名居民，而17世纪初的阿姆斯特丹居住着约10万人。
法兰克福仍然是一个较小的城市。16世纪末，低地国家爆发独立战争，并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这场战争间接促成了法兰克福证券交易所的诞生。
1555—1598年，哈布斯堡家族菲利普二世统治着西班牙、西西里、米兰、弗兰德和卢森堡等地。1555年，德意志各领主在奥格斯堡签订条约，规定领主可以决定封地内人民的信仰，从而使基督教分裂成天主教和新教。低地国家人民选择新教的加尔文宗，因反抗信仰天主教的国王菲利普二世而遭到国王的打压。1568年，低地国家贵族奥兰治的威廉多次到访法兰克福，得到法兰克福商人和市民的支持，包括精神层面和金钱的支持。他们支持荷兰的政治领袖为了自由而反抗西班牙的统治。
1581年，荷兰地区宣布独立，成立尼德兰联省共和国。荷兰独立战争给当时欧洲主要贸易中心和金融中心安特卫普带来沉重打击。经过多次封锁和洗劫之后，安特卫普丧失了欧洲贸易中心和金融中心的地位，商人们纷纷逃离这个城市。大多数商人前往阿姆斯特丹，促使阿姆斯特丹继承了安特卫普的地位，成为欧洲贸易中心和金融中心。也有一部分安特卫普商人前往德意志地区的商业城市，包括科隆和法兰克福。科隆不像法兰克福一样欢迎外来商人。法兰克福给予这类商人政治难民身份，并且允许他们在法兰克福居住和经商。这些商人不仅带来了资本，也带来了商业经验和遍布欧洲的贸易网络。这些来自安特卫普的商人直接促使法兰克福发展出交易所和金融市场。
法兰克福市政府的宽容态度本身也是贸易和经济发展的产物。14世纪之后，那些从集市中获得财富的商人逐渐在法兰克福市政府获得主导权。这些商人了解贸易对法兰克福发展的重要性，不断推动种种旨在促进贸易的举措，包括为法兰克福的外来商人提供保护以及减免税收，从而促进市政府、商人和集市之间的良性循环。
早期金融交易，包括汇票交易、钱币兑换和贷款必须符合当地的商业习惯，而不存在国家层面的金融监管。争议通过集市法庭处理，法庭也经常请商人出具报告或说明来支持判决。
开放和包容的法兰克福市政府带给这个城市的最大的财富是各类外来人才，其中犹太人和来自安特卫普的政治难民最为引人注目，这两类人对法兰克福证券市场的发展至关重要。12世纪，犹太人开始在法兰克福定居。1241年，法兰克福有200多个犹太人。17世纪初期，法兰克福的犹太人约有2 700人，并形成犹太人社区，与基督徒社区相对。中世纪的犹太人是皇帝的仆人，1348年之前一直受到皇帝的保护，只是犹太人必须向皇帝交一种特殊的税。此后，皇帝把这种保护权转移给法兰克福市政府。1363年之后，犹太人和基督徒的共同生活受城市一项特别法律规定的约束。犹太人不能参与基督徒的各类手工业协会。由于宗教的原因，基督徒没法从事贷款等收取利息的商业活动，客观上给犹太人创造了商业机会。当然犹太人当时也没有太多其他选择。罗斯柴尔德家族早期就是钱币兑换商。犹太人逐渐熟练掌握了钱币兑换和贷款等金融业务，这对于法兰克福成为金融中心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犹太人的聚集区也逐渐成为各种商业贸易活动的聚集地。
当然，这些发展也并非一帆风顺。法兰克福的商业氛围和包容心态多次调和了不同阶层市民的矛盾。1612—1616年，法兰克福爆发了针对犹太人的社会动乱和迫害，甚至不少犹太人被谋杀，因为犹太人独特的宗教信仰，更火上浇油的是犹太人的财富。法兰克福市政府镇压了这些攻击犹太人的激进行业协会和个人。法兰克福市政府经过激烈讨论后达成共识，决定给予犹太人居住权和经营权，但是规定犹太人不能拥有普通市民的政治权利。直到19世纪中叶罗斯柴尔德兄弟等犹太银行家成为欧洲银行业领导者，犹太人才通过艰难的博弈获得这项权利。
德意志地区之中，最早的交易所性质的聚会发生在1540年的奥格斯堡和纽伦堡。
德意志其他城市中，科隆于1553年、汉堡于1558年分别建立了交易所。波罗的海旁边的吕贝克，也是汉萨同盟的中心城市，于1605年建立了交易所。柯尼斯堡于1613年、不来梅于1614年、莱比锡于1635年也分别建立了交易所。柏林和维也纳直到18世纪才建立交易所。德意志地区的各交易所具备相同的特性。
纽伦堡和奥格斯堡都位于德意志地区南部，最早从意大利城市如威尼斯和热那亚获得贸易和金融知识，并且两者都位于东方商品从意大利越过阿尔卑斯山到达德意志地区的主要商路之上。纽伦堡和奥格斯堡都是意大利城市和德意志其他地区开展贸易的中转站，并从中获得商业利益。1540年，两个城市各自形成定期举办的交易市场或者交易所，开展商品、汇票和钱币的交易，如中世纪晚期纽伦堡的赫恒市场和交易所。富格尔家族在奥格斯堡像明星一样，其光芒甚至使交易所相形见绌。这里主要介绍纽伦堡交易所的产生、发展和衰落情况。
得益于优越的地理位置，纽伦堡于14世纪与意大利城市建立商贸联系，学习将汇票作为支付手段的技术。15世纪末，纽伦堡市政府在赫恒市场
为商人提供公共基础设施和服务，一是公平秤，二是钱币兑换服务。市政府为了防止商人之间相互欺诈，提供公平秤。商人确定货物价格后，可以使用公平秤确定重量，而不必担心这杆秤被其他商人做了手脚。1520年之后，市政府除了提供钱币兑换服务，还提供钱币真假辨别服务。
至于纽伦堡交易所产生的时间，现代学术界一般认为是1540年。这一年开始，纽伦堡商人定期聚会并开展交易。1560年，市政府批准将摇铃作为纽伦堡交易所乃至市场开始和结束的标志。4月16日，开市铃声第一次在纽伦堡响起，此后成为纽伦堡交易所的传统。
同一年，61位商人向市政府请愿，建议纽伦堡颁布市场交易规则，改善市场交易秩序。随后，市政府制定纽伦堡交易所的第一份市场交易规则，并在赫恒市场公布，让每个商人都知道交易规则。1562年，纽伦堡市政府从贵族之中选择并任命两位市场管理人员——马丁·风兹和汉斯·韦尔泽，他们也是交易所的负责人。
市场交易规则规定，每天11点至17点，商人可以在赫恒市场开展各类商品和汇票等的交易，以市场管理人员摇铃为交易开始标志。
商人如果在这个时段之外交易，则需要支付额外的费用。市场交易规则颁布之后，商人们租下赫恒市场附近房子
的几个房间。交易所主席在这里为商人们提供咨询服务。
1583年之后，应纽伦堡商人的要求，市政府记录和公布了纽伦堡与其他重要贸易城市之间的汇票价格，商人可以据此价格与市政府钱币兑换处开展交易。不过，奥格斯堡商人认为这种官方价格限制了竞争，并向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鲁道夫二世抱怨，建议取消纽伦堡的官方价格。奥格斯堡商人的诉求没有实现。纽伦堡商人把他们的经验带到了法兰克福，并在两年之后促成法兰克福官方价格表的出现，现在这一事件成为法兰克福交易所诞生的标志。不过，法兰克福也存在基于官方价格表的博弈，并且持续了上百年。纽伦堡市场中交易的产品除了商品、汇票之外，还包括贷款、中世纪库克票
等。
1618年开始的三十年战争期间，德意志地区的银币普遍贬值。商人无法确定各银币的含银量和价值，这增加了商业贸易的难度。在纽伦堡交易所主席巴塞洛缪·维阿梯斯的推动之下，纽伦堡市政府参考阿姆斯特丹、汉堡和威尼斯的经验，于1621年建立纽伦堡公共银行，为商人提供无现金的支付方式。所有金额超过200古尔登的交易都必须通过纽伦堡公共银行完成支付。这是一家早期中央银行，成立时间甚至比瑞典中央银行（1668年）和英格兰银行（1694年）还要早。
1632年，瑞典国王阿道夫率领军队占领纽伦堡，强行要求纽伦堡提供特别战争贷款。3年之后，当瑞典军队离开时，纽伦堡和纽伦堡公共银行几乎破产了。但是，纽伦堡市政府还是承诺每个月向公共银行支付款项，以偿还贷款。为了防止类似的事件发生，市政府从商人团体之中选择12位商人组成银行监督委员会，以维护公共银行和全体商人的利益。
1654年，纽伦堡参考意大利的经验，颁布汇票交易规则。法兰克福于1666年颁布了汇票交易规则，不过法兰克福参考的是安特卫普的经验，汇票交易规则与纽伦堡存在区别，特别是关于是否允许多次背书的汇票在市场中流通的部分。
19世纪，纽伦堡逐渐失去德意志地区商业贸易中心的地位，而法兰克福与此相反，崛起为德意志地区的贸易和金融中心之一。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三十年战争确实给纽伦堡带来严重的影响，而大西洋贸易取代地中海贸易之后，德意志地区中部的法兰克福的影响力进一步增强。纽伦堡在与附近的奥格斯堡以及维也纳的竞争之中也落于下风，逐渐失去德意志地区南部重要金融中心的地位。1806年，纽伦堡失去帝国自由城市地位，归属巴伐利亚王国。1827年，巴伐利亚王国政府解散了纽伦堡公共银行。1858年之后，纽伦堡不再编制和公布汇票价格表，而是参考法兰克福的价格表，从此彻底失去了影响力。在现代，纽伦堡留下的或许仅剩法兰克福证券交易所举办IPO仪式时的摇铃传统。
汉堡是德意志地区北部的重要港口城市，中世纪时期与法兰克福一样是神圣罗马帝国的自由城市。1365年，皇帝查理四世允许汉堡在圣灵降临节前后的3个星期里开展集市，但是当地的商人并没有很大兴趣，以至于1383年帝国又收回这个决定。对比法兰克福，可见在中世纪也不是每个德意志城市都有能力持续发展集市贸易。
作为港口城市，汉堡与安特卫普、阿姆斯特丹、伦敦等当时的世界贸易和金融中心都有紧密的商业往来。1423年，汉堡出现了宣誓的汇票经纪人，表明当时汉堡已经有一定规模的汇票交易。
16世纪，贸易重心开始从地中海转移到大西洋，汉堡与葡萄牙和西班牙开展香料贸易，逐渐超过德意志地区的其他北方港口城市，包括吕贝克、罗斯托克和但泽等，成为德意志地区最大的港口城市。与法兰克福一样，汉堡也从安特卫普的衰落之中获益颇多，引入了很多来自荷兰地区的金融人才和资本，直接促进了汇票交易的发展，其中包括仍然独立运营德意志地区知名私人银行贝伦贝格的贝伦贝格家族。
早在1558年，汉堡就模仿安特卫普建立了第一座交易所大楼，这也是德意志地区最早建造的交易所建筑。汉堡商人获得汉堡议会许可，选举产生汉堡商人团体管理组织，负责交易所的运营，也代表汉堡全体商人的利益。这个管理组织的成员由3部分组成，分别是荷兰商人、英格兰商人和汉萨同盟商人。汉堡议会允许商人团体在市政府对面，即特宏斯特桥附近的400平方米的区域建造交易所大楼，也就是汉堡商人平常聚会并完成交易的地点。1577—1583年，汉堡商人又进一步扩建了交易所大楼。
早期的汉堡交易所主要交易商品，包括英国的布匹、东方的香料等大宗商品。当然汇票、钱币和海事保险也是当时交易的对象。1603年，汉堡制定了汇票法律。1654年，汉堡推出经纪人规则。
1619年，汉堡还模仿阿姆斯特丹建立了德意志地区第一家中央银行，为商人们提供无现金的支付方式。这个建议由从荷兰地区移民过来的商人提出。背景是当时市场上钱币种类繁多，并且难以估计钱币含银量，进而造成支付困难。汉堡成立中央银行后，商人们都可以在中央银行开设账户，以便于支付或转账，从而解决支付难题。为此，汉堡建立汉堡银行，创造了虚拟货币——银行马克，将其作为银行账簿的计价货币。只有含银量足够的塔勒银币才能存放在银行，换取银行马克。商人们使用银行马克支付，避免了真实货币带来的磨损、清点、兑换以及估价困难等问题。
汉堡银行刚开始的定位是向商人提供公共金融服务，而不从事汇票或钱币兑换等私人银行业务。荷兰、英国和葡萄牙等地的商人将大量资金带到汉堡，他们一直想办法解决钱币兑换带来的损失问题，而采用统一的计价货币进行大额贸易支付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当时，汉堡银行的办公地点在汉堡市政府大楼内，即汉堡交易所对面。并且，汉堡规定超过400银行马克的商品或金融交易都需要通过汉堡银行完成支付结算。
汉堡银行持续了400多年。19世纪，汉堡银行在拿破仑战争期间遭到抢劫，损失巨大。1871年德意志帝国成立，统一了德意志各王国的货币，汉堡银行失去了存在的基础。1876年，汉堡银行解散，转变成新成立的中央银行——德意志帝国银行的汉堡分行。
柏林交易所的诞生相较纽伦堡、汉堡和法兰克福更晚。直到三十年战争结束，柏林的弗里德里希·威廉运河开通，柏林经济逐步发展之后，才奠定了交易所诞生的基础。弗里德里希·威廉运河建成于1669年左右，将柏林与奥得河
连接在一起。此后，北海的船只可以通过奥得河、运河进入柏林的施普雷河。柏林逐渐成为汉堡和德意志地区东部之间的重要货物转运地。当时的勃兰登堡选帝侯弗里德里希·威廉想尽办法发展商业和贸易，措施之一就是成立交易所。1685年，他借鉴欧洲其他贸易和金融中心的经验，选择施普雷河旁边的一处房屋，将其作为商人集会的场所，宣布成立交易所，以促进柏林的商贸发展。这一年就是柏林交易所诞生的年份。只是，当时的柏林没有太多商贸往来，以至于这个交易所徒有其名，并没有太多业务，大楼甚至被租借给法国的丝绸商人作为仓库。
1696年，弗里德里希三世将官方磨坊院子
的一个大厅交给商人们，用于举办金融活动相关的聚会。这也是柏林历史文献中第一次提及交易所。
当然，与法兰克福一样，这个时期的交易所只是一个地理代称，即商人聚会的地点。当时柏林商人只是偶尔聚会，定期聚会还没有形成。这个大厅在1739年之前一直用于商人聚会。
1738年，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将柏林市中心施普雷河旁边的欢乐花园
交给商人们，以作为交易所聚会的地点。此后，商人们将聚会地点改到欢乐花园，进行汇票等交易。1739年2月25日，柏林颁布第一部《交易所规则》。交易所的管理运营属于私法性质，柏林贸易行会选举产生两位有威望的商人
，负责市场运营。据记载，商人聚会直到1761年才开始定期举行，每周二和周六上午11点至12点交易。这一年也被认为是柏林交易所正式开始运营的年份。
19世纪初，柏林交易所组成运营团体，同时建设了交易所大楼，交易所进入一个新时代。1800—1803年，柏林在欢乐花园建造了新的交易所大楼。为了建造这幢两层的交易所大楼，柏林交易所的参与者每年需支付3塔勒。此后，随着普鲁士成为欧洲强权，柏林交易所也稳步发展成欧洲最重要的交易所之一。不过，19世纪，法兰克福证券交易所一直是德意志地区重要的债券交易所。柏林的股票市场起步比法兰克福早，股票发行数量也一直比法兰克福多。1803年，柏林贸易行会组成交易所运营团体即交易所委员会，包括4位交易所主席。这样，柏林交易所的管理机构正式成立，交易所的运营机构也建立了。与法兰克福一样，柏林交易所也是一种公共设施，任何人都有权利进入交易所，并开展商业活动和金融业务。1805年7月15日，柏林出台新的交易所规则，规定经纪人的固定佣金，以及每周二和周五需要公布官方价格表。1820年3月2日，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颁布关于柏林商人团体的规定，赋予交易所管理层政府官员的性质，明确交易所管理层的形成方式和信息公告方式。普鲁士商务部还给予交易所管理层一个官方印章，用于交易所官方价格表的官方认证。交易时间也得到进一步修订，每周一到周六13点至14点进行，周日和节假日除外。
值得一提的是，柏林交易所这个时期也接纳犹太人作为交易所管理者，交易所委员会的23位委员之中，有10位犹太人，其中两位还是交易所主席。与法兰克福对待犹太人的宽容态度有所区别，柏林对待犹太人更宽容，这一点对于柏林交易所日后的发展非常重要，因为犹太人是钱币兑换、贷款和汇票交易的重要参与者。与柏林相比较，法兰克福很长时间以来都不允许犹太人进入交易所，犹太人的市民权也是经过长期斗争才获得的。
17世纪和18世纪，德意志地区存在13家交易所，而法兰克福交易所仅仅是其中之一。由于19世纪之前的资料较少，我们难以比较德意志地区的这些早期交易所。早期的交易所既不公布证券产品名单，也不公布交易规模。甚至很多城市的交易所还没有发展为一个机构，只是市场的代名词。值得欣慰的是，各个交易所的经纪人经常公布价格表，这些价格表是重要的数据来源。
表1—2显示德意志地区13个交易所于18世纪和19世纪挂牌的汇票产品数量。这些交易所所在的城市也是汇票频繁交易的地点。该表显示，18世纪，法兰克福并不是德意志地区重要的金融中心或交易中心。至少在汇票种类上，法兰克福明显少于汉堡、纽伦堡和奥格斯堡。汉堡作为汉萨同盟的中心城市，维持着与荷兰、葡萄牙、西班牙和英国等地区的跨境贸易；而奥格斯堡和纽伦堡位于德意志地区南部，是意大利商人进入德意志的必经之地，因此与意大利各商业城市之间的贸易繁忙。19世纪，纽伦堡作为商贸城市逐步衰落，法兰克福的重要性上升，与奥格斯堡持平，但仍然弱于汉堡和维也纳
。
表1—2 18世纪和19世纪德意志地区各交易所的汇票产品数量
德意志地区各交易所存在相似的基因。部分基因伴随着交易所演变的整个过程。
这些交易所都由集市演化而来，汇票是早期各交易所主要的产品。不过，依据价格表之中的汇票产品
数量推测交易所的重要性也不太准确。汇票产品数量仅仅显示该城市与多少其他城市存在经常性的汇兑往来以及大宗商品贸易，与该城市的汇票交易规模或频率并不一定相关。各地汇票种类与金融中心的地位之间似乎也不是等号关系。一方面，各市场之中汇票的交易量难以估计，汇票的种类只能作为评价指标。汇票种类与汇票交易额并不等同。另一方面，汇票种类与对应的大宗商品贸易情况也不能画等号。汇票种类多并不一定意味着跨境商品贸易规模大，只是说明该城市与更多的其他城市之间存在贸易。不管怎么样，我们只能利用现有的数据推测18世纪德意志地区各交易所的地位。
公共利益导向是德意志地区的交易所的共同特点。1585年，法兰克福商人制定钱币兑换价格表时，提出“市政府将解决商人们的主要焦虑和难题，也将推动法兰克福商贸活动和提高居民福祉”。法兰克福市政府支持商人的提议，也愿意为钱币兑换价格表背书，以促进法兰克福的商贸繁荣。在纽伦堡交易所诞生之前，纽伦堡市政府为商人提供公平秤和钱币兑换等金融设施和服务，而交易所诞生是这类公共服务的自然延伸。1558年，汉堡市模仿安特卫普建造交易所大楼，也是为了促进汉堡的商贸繁荣。
德意志地区的交易所的诞生是商人和议会合作的结果。这个特点与交易所的公共利益导向一致。市场与政府的良好互动一直贯穿德意志地区的交易所的整个演变过程。自诞生之初，德意志地区的交易所就不是市场自由博弈的结果，而是市场与监管互动的结果。与之相反，伦敦证券交易所的诞生却是由经纪人自发组织和推动的，缺少与英国政府的互动和交流，甚至经纪人尽量避免政府的早期介入。这是交易所的英美模式与德意志模式的显著区别，也让德意志地区走上另一条金融发展之路。
借助交易所的诞生，法兰克福市政府回答了长期以来的一个问题，即如何处理政府和贸易的关系。一方面，市政府不想直接干预贸易的正常运转；另一方面，市政府又想利用市场自发力量促进商贸发展。法兰克福交易所的诞生回答了这个对于公共利益非常重要的问题，即商人可以从交易实践中提出建议，再由市政府评估确认。这种市场与政府之间协调、反馈和监管的模式将在法兰克福成为欧洲金融中心的过程中持续发挥作用。
早期的法兰克福交易所与伦敦证券交易所存在一定的相似性，但区别也很明显。相似之处在于这两个早期交易所都是私人组织，商人和经纪人是早期交易所的主要参与者，交易所也维护经纪人的利益。伦敦证券交易所由经纪人设立，并由经纪人控制，代表经纪人的利益。但是，法兰克福交易所代表全体商人的利益，尽管经纪人也拥有较大的话语权，有时甚至影响交易所的规则。在经纪人的推动之下，早期的法兰克福交易所也限制其他成员进入交易所，这与伦敦证券交易所类似。不过，法兰克福交易所在与市政府的博弈之中一直处于下风，使得法兰克福交易所逐步朝着公法特性的交易所组织发展演变，其维护公共利益的职能不断加强。伦敦证券交易所却相反，不断强化私人利益导向，强化经纪人或会员对交易所的控制，强调自律监管，避免被政府等监管机构影响。法兰克福和伦敦的交易所模式都朝着各自的方向不断演变，直至环境发生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