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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小企业改革属于典型的被倒逼出来的改革。国有小企业是国有企业中最先陷入困境的群体，在20世纪90年代初，国有小型企业盈亏相抵已处于净亏损的状态。
当时多种所有制经济尤其是乡镇企业开始大发展。这些新企业完全没有历史负担，由于产业层次十分接近而体制效率和生产成本的差异巨大，这些企业的兴起对国有小型企业造成了非常直接的冲击。虽然推行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在一段时间内缓解了部分国有小企业的困境，但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国有小企业整体的经营状况仍在持续恶化，越来越多的困难企业、困难职工引发了大量社会问题。
这种严峻的局面给地方政府，尤其是市县级政府造成了极大的经济和社会压力，困难企业的职工围住政府机关要求发工资和退休金的情况越来越多。虽然当时国有银行还没有进行改革，但县级政府的级别不够高，对银行的影响力有限，向银行施压给困难企业贷款发工资这件事力所不能及。在很多市和县，国有小企业一直是地方财政的支柱；财政的支柱变成了政府的包袱和社会的麻烦，迫使地方政府不得不急切地在承包制之外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
这类改革的探索在很多地方以多种形式自发地进行，例如，福建省泉州市政府在1992年上半年把37户国有小企业一揽子出售给外资，曾经引发了很大争议。其中在全国知名度最高、影响最大的当数山东诸城的改革模式。
诸城的国有小企业改革从1992年开始。诸城市的经济基础并不很差，但企业的状态不好，当年全市150户国有工商企业亏损面为68.7%，净亏损1.47亿元，已经到了维持不下去、不采取措施不行的状态。1992年9月，诸城市政府做出了进行股份制改革试点的决定。
诸城的国有小企业改革是多种形式的。最主要的形式是由职工全部买断本企业的经营性国有净资产，改制成为内部员工持股的股份制公司。改制时为降低改制成本，土地未计入企业净资产，转为改制企业通过缴纳土地使用费有偿使用；改制企业承担原企业的全部债权债务，基本保障了银行债权的安全；改制企业建立了新的领导体制，由全体职工股东选出董事会和监事会，使一批善经营、懂管理的人走上了领导岗位；改制企业要做到全部接收职工，但实行全员合同制，工资制度实行岗位职能工资制和计件工资制。
由于政府的全力推动，诸城市的企业改革力度空前，不到两年时间改制面达到了85%。股份制改革极大地激发了企业的活力，调动了经营者和职工的积极性，改变了企业的管理体制和内部机制，因而取得了明显的成效。1992年到1996年改革的4年间，诸城市工业产值年均递增31.7%，销售收入年均递增46.9%，实现利税年均递增48.8%；企业亏损面下降到1%，改制企业上交税金年均递增36%，职工的工资收入不计股权分红增长了近1倍。
诸城国有小企业的股份制改革在国内产生了很大影响，也引发了很大争议。批评意见主要指向两个方面：一是“姓社姓资”的问题，认为诸城的做法是走了资本主义道路；二是国有资产流失。
面对巨大的社会争议，1996年2月国务院派出了联合调查组赴诸城调研。经过8天深入调研后，调查组认为，诸城的改革方向正确、措施有力、效果显著、群众满意，给予了高度肯定。联合调查组回京后向中央政治局进行了汇报。同年3月，朱镕基副总理带队到诸城进行了为期3天的考察，调研了企业、召开了座谈会，对诸城多种形式搞活国有小企业的做法给予了肯定。朱镕基副总理的诸城之行在全国产生了极大震动，为受困于承包制而难以深化的国企改革打开了一片全新的空间。之后，全国各地纷纷到诸城考察学习，诸城改革的经验和做法传遍了全国。
诸城国有小企业改革的实践，在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历史进程中也具有标志性的意义。当然，从企业改制的具体层面看，诸城的股份制改革，尤其是开始阶段的第一次改制，不是没有值得商榷的地方。职工持股过于平均、分散，对企业的关切程度会逐渐弱化；经营者所持的股份太少，缺乏足够的责任感和压力；职工花钱购买了股份后，企业分红的压力很大，高分红使企业可用于发展的资金不足；股权相对封闭，外部投资者难以进入；等等。
这种局限性很大程度上源于改革起动的现实需要。平均持股、人人有份，能够得到大部分职工的拥护和支持，这对于一项涉及许多职工切身利益的改革来说至关重要。从1997年起，针对第一次改制中存在的问题，诸城市又推动企业进行了“二次改制”，主要内容是拉大公司内部员工持股比例的差距，鼓励经营者和骨干员工持大股，以解决对这些核心人员的激励和约束问题。
诸城的模式对于国有企业改革的标志性意义主要在于：它为国有企业打开了产权制度改革之路。产权问题在之前的国有企业改革中比较敏感，一直没有触及。把一家国有企业改制成为非国有企业，在政治上会涉及私有化问题，在经济上会有国有资产流失的嫌疑，由此产生的后果在当时非同小可。因此，之前的国企改革只能在国有体制下不断调整政府对国有企业的管理办法，在收与放、调动积极性与加强约束之间反复循环。在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把这条路走到了极致之后，国有企业改革，尤其是国有小企业改革实际上已经束手无策、无路可走了。在面临全面净亏损、企业和职工已极度困难的形势下，诸城的改革办法，尤其是国务院对诸城实践的肯定，为处于困境中的改革开拓了一条新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