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国有企业改革在很长一段时间中，被定义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这个提法非常有道理。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般认为，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是资源配置方式的转变，从政府通过国家计划配置资源转到通过市场机制进行资源配置，因而属于宏观层面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

但是，计划经济是有实体的，计划经济的实体就是按照计划经济的模型或要求建成的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总和。这些国有和集体企业数量众多、职工人数众多，构成了计划经济的微观基础。把如此多的企业和职工由计划经济的轨道转到市场经济的轨道，工作量巨大、难度巨大、社会风险巨大，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中最为艰难的一项工作，搞不好会“堵”在这里拖累整体的改革。因此，经济体制改革中心环节的判断和位置是恰如其分的。

我国长期是一个计划经济国家。新中国成立后，依靠政府集中资源投资建立国有企业，我们进行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经过二十多年的不懈努力，中国建成了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奠定了国家工业化的基础，也培育了数以千万计的具有较高素质的一代工业人才。在这个历史阶段上，国有企业的功绩无可置疑；但同时，也给日后市场导向的国有企业改革留下了一系列难度很大的课题。

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难度主要在于两个方面。第一，庞大的规模。在改革初期，中国的国有企业加上城镇集体企业超过百万家，职工总数将近1亿人，是我国除农民之外最大的一个社会群体。第二，计划经济的初始定位。中国的国有企业大部分是计划经济时期建设的，或是按照计划经济的模式建设的，性质上属于计划经济的实体部分。因而这些企业的初始定位具有非常鲜明的计划经济属性，与市场经济、市场竞争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体系。

这种初始定位的计划经济属性是全方位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具体方面。

其一，体制定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是计划经济中的生产单元，是国家计划在生产环节中的延伸。企业按照国家指令性产品计划组织生产，生产条件由计划保证，产品由国家收购或调拨；在财务上也不是一个独立主体，盈利全部上交、亏损由政府补贴。这样的体制定位使国有企业完全是政府经济管理部门的附属物和下级生产单位，没有生产和发展的自主权，在经济上也没有发展的动力。

其二，结构定位。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长期处于市场短缺的状态，对国际市场和外部资源是封闭的，建设国有企业主要是解决国内供给短缺的问题和完成国家计划。由于企业的亏损由政府负责补贴，企业的具体产业定位有没有比较优势、生产成本高低都不重要，而且有些国有企业的建立并非完全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

其三，社会定位。在计划经济时期，国有企业是一级社会组织，因而承担了大量的社会职能。社会上有人需要就业，国有企业就要招工；政府要发展教育事业，国有企业就要办学校；政府要发展卫生事业，国有企业就要办医院。尤其是独立工矿区的大型国有企业，不但“办社会”职能是完整的，甚至地方政府也由企业承办。

其四，职工定位。计划经济时期一直强调职工是企业的主人，这是一个政治的概念；从管理的角度，企业真正的主人是政府，而职工的确是不承担风险的。只要进了国有企业，不犯错误就不可能被解雇，这家企业不需要了政府还要重新为职工安排工作。职工的社会保障也由企业承担，包括退休金、公费医疗、住房分配等。

这几个方面的初始定位表明，中国国有企业历史形成的计划经济属性非常完整，是一种配套的、系统性的制度安排。因此，要转到市场经济的轨道、参与市场竞争，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不仅仅是企业的改制，还需要进行全方位的彻底转型，包括结构的调整、企业定位的改造、职工身份的转变，还涉及国有企业与政府关系的重构。这种全方位的转型，不但会触动一个庞大社会群体多方面的利益格局，而且会波及政府自身的观念和现实权力；既是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也涉及政府自身的调整。

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中，人们关注较多、研究较多的是新体制的构造和建设，原有经济系统的处置和改造不是重点。这种情况当然可以理解。但是，原有经济系统涉及上百万家企业和上亿职工，如果改造不了、处置不好，会酿成巨大的经济和社会问题，造成极严重的后果。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尤其是国有企业改革最大的挑战可能就在于此。推进这个庞大系统的处置和改造是一项极艰难的任务，其过程必然会非常复杂、非常困难、非常痛苦。如果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最终成功了，历史将会证明，这是一场史诗级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