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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暗夜里，我们可以从凡尔赛的山丘上清清楚楚地望见巴黎那灯火通明的冠冕隆起在夜空之中，城市与宫殿间隔如此之近。一辆带弹簧的轻便马车沿着大街两个小时就能驶到巴黎，走路的话只需要不到六个小时——所以新的王储妃在婚礼后的第二天、第三天或者第四天就想去探访未来属于自己的王国首都，难道不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吗？但礼仪的实际意义，或者说礼仪的荒谬之处就在于，把生活中自然而然的事情压制或者扭曲成各种形式。对玛丽·安托奈特来说，在凡尔赛宫和巴黎之间有一道不可见的阻碍：礼仪。因为只有在庄严发布特别宣告，得到了国王的许可以后，王位继承人才能带着妻子第一次前往首都。可那些亲爱的亲戚们就是想把玛丽·安托奈特那“欢乐的入城仪式”尽可能地推迟下去。他们所有人平时都互为死对头，伪善的老姑母们、杜巴丽夫人和国王两个野心勃勃的弟弟，也就是普罗旺斯伯爵和阿尔托瓦伯爵，在这件事情上却齐心协力，一起阻碍着玛丽·安托奈特通往巴黎的道路，因为她不应该彰显她未来的等级，就这么战胜他们。每个星期，每个月都会出现新的阻碍、新的借口，六个月就这样过去了，然后是十二个月，二十四个月，三十六个月，一年，两年，三年过去，玛丽·安托奈特还是被锁在凡尔赛宫的黄金栅栏后面。终于在1773年5月，玛丽·安托奈特失去了耐心，开始公开进攻。既然礼仪主管面对她的愿望总是若有所思地摇动着假发，她就直接去找了路易十五。他并不觉得这个请求很奇怪，而且他容易对所有漂亮的女性做出让步，所以就立刻对自己迷人的孙媳表示了同意和赞许，整个阴谋团体都感到愤怒。他甚至让她自行挑选这场隆重入城式的举办日期。
玛丽·安托奈特选定了6月8日。但是现在，国王终于下达了许可，她又憎恨将她与巴黎隔绝了长达三年的宫廷规范，所以暗地里开个玩笑就会让她感到加倍的乐趣。这就像有些时候，彼此相爱的新婚夫妇在家人的预料之外，在神父祝福之前就已经共度良宵，偷尝禁果，玛丽·安托奈特也这样说服了自己的丈夫和小叔子，在进入巴黎的公开仪式不久之前来一次迅速的探访。在“欢乐的入城仪式”前两三个星期，他们在深夜驾驶着国王的马车，乔装打扮去圣城麦加——也就是巴黎，参与歌剧舞会。第二天早晨，他们在早祷的时候表现得中规中矩，完全没有人发现这种被禁止的冒险行为。他们没有引起任何麻烦，玛丽·安托奈特幸运地对她所憎恶的礼节实施了第一次复仇。
在已经偷尝了巴黎这颗禁果之后，公开而庄重的入城式就显得更为庄严。在法国国王表示赞同之后，天国之王也表示赞同：6月8日是一个晴朗无云的夏日，被吸引前来观看仪式的人群一望无际。从凡尔赛到巴黎的整条街道都变成了一片喧嚣的人海，人们挥动着帽子、彩旗和花束。布里萨元帅在城门等待着节日的马车，他是这座城市的总督，要恭敬地把城门钥匙从银盘里献给这些和平的征服者。然后女人们穿过市政厅跑过来，都喜气洋洋地走上来（之后，她们对待玛丽·安托奈特的态度是多么的截然不同！），送上当年新鲜收获的水果和鲜花，宣读王朝的箴言。然后礼炮在荣军院、市政厅和巴士底狱齐鸣。宫廷马车缓缓穿行城市，沿着杜伊勒里码头走到巴黎圣母院，无论走到哪里，在教堂，在修道院，在大学，他们都会受到致辞欢迎，他们驾车穿过为了他们而建立起来的凯旋门，还有旗帜组成的密林，但对他们两个人最为真挚的欢迎来自于人民。有几万人、十几万人从这个巨型城市的大街小巷涌出来，来瞻仰这对年轻的夫妇，当人们看到这位迷人得超出想象的女性的时候，他们就掀起了一阵无以名状的激动。他们鼓掌、欢呼，挥舞手帕和帽子。孩子和女人们挤到前面，玛丽·安托奈特在杜伊勒里宫的阳台上看到了一望无际的激动人海，几乎受到了惊吓：“天啊，怎么有这么多人！”但这时，她身边的布里萨元帅鞠了一躬，以真正的法式殷勤回答道：“夫人，希望王储殿下不要不悦，因为您在这里看到的二十万人爱的都是您。”
玛丽·安托奈特对与人民的第一次见面留下了令人震惊的印象。她的天性不爱加以深思，但能够迅速领会，她永远只能靠直接的个人印象、靠自己的感官和引人注目的现象来领会事件的进程。只有在这几分钟里，当一望无尽的旗帜生气勃勃地摇摆着，四处传来呼喊声，到处的人们都在晃着帽子，无名的群众那温暖的浪涛涌向了她的时候，她才第一次意识到命运赋予自己的这个地位有多么光荣与伟大。之前人们在凡尔赛宫里称她为“王储夫人”，但这只是上千个其他头衔中的一个头衔，是无穷无尽的贵族等级中更上面的一个僵化的等级，一个空洞的字眼，一个冰冷的概念。现在玛丽·安托奈特第一次从感官上领略到“法国王储妃”这个词的火热意义与骄傲预兆。她怀着震撼给母亲写信：“上星期四我经历了一次节庆活动，我这一生都不会忘记它：那就是我们进入巴黎的入城式。我们都受到了可以想象出来的所有荣誉接待，但这并不是令我感触最深的，令我感触最深的是穷苦人民的柔情与热情，他们尽管受到税赋的压力，见到我们的时候还是洋溢着快乐之情。在杜伊勒里宫的花园里有庞大的人群，我们有整整三刻钟进退不得，在这次散步回来以后还不得不在开放的阳台上待了半个小时。我亲爱的母亲，我没有办法向你描述这一刻人们向我们迸发出来的热爱和欢乐。在我们撤退之前，我们又向人民挥手致意，他们感到很高兴。处于我们的地位真是幸福，如此轻松就能够赢得友谊。而且再也没有比这种友谊更珍贵的东西了，我感受到了这一点，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一点。”
这都是玛丽·安托奈特在写给母亲的信中发出的最为真切的个人感受。强烈的印象很容易影响她那飘忽不定的本性，这次美妙的震撼在于她什么也没有做，就得到了来自人民狂风骤雨般的热爱，这在她心里激起了某种充满感激与宽容的情感。但玛丽·安托奈特领会得快，忘记得也快。又来过几次巴黎以后，她就把欢呼声当作了自然而然的崇敬，当作了她的等级与地位所应得的东西，对此感到高兴，幼稚地拒绝深思，就像接受生命给她的一切馈赠。她觉得被群众那温暖的喧哗声所包围是一件奇妙的事情，被陌生人爱也是一件奇妙的事情：她继续享受着两千万人民的爱，把它当作她的权利，没有意识到权利也意味着义务，而如果感觉没有回报，即便最纯洁的爱在最后也会感到疲倦。
玛丽·安托奈特在第一次旅行时就征服了巴黎。但与此同时，巴黎也征服了玛丽·安托奈特。从这天起，她就迷上了这座城市。她经常驱车前往这座迷人而且永远不缺少享乐的城市，很快，她去得就有一点太频繁了。她有时在白天带着她所有的宫廷女侍穿着王侯的服装出去，有时在夜晚带一小批随从悄悄过去，去剧院、去舞会，以个人的身份，以令人难堪或者不太令人难堪的方式取乐。现在这个野蛮的少女摆脱了一成不变的宫廷时间表的规定，才意识到这座有几百扇窗户的大理石和石头制成的凡尔赛宫和它的宫廷屈膝礼、阴谋诡计和僵化的庆典是多么的无趣，三位爱讽刺、爱抱怨的姑母是多么的无聊，她却不得不早晨和她们一起做早祷，晚上坐在一起织袜子。整个宫廷流程在她看来刻意得就像僵尸一样，没有快乐，也没有自由，只是摆出丑陋的骄傲态度，永远和同一批人跳着同一首小步舞曲，做出同样精确的动作，对最小的失误表现出同样的惊讶，相比之下，巴黎却流淌着饱满而又自由的生命力。她觉得她好像是从温室逃到了新鲜空气中。在这里，在这座巨型城市的旋涡里，你可以消失然后再浮现出来，可以逃过日程安排那无情的指针，任由偶然摆布，在这里，你可以过自己的生活，可以享乐，在这里，你可以仅仅活在镜子里。于是现在，每星期固定有两三次，一辆豪华马车里坐着欢声笑语、浓妆艳抹的女人，在夜晚驶向巴黎，直到次日清早才返回。
但玛丽·安托奈特看到了什么呢？最初几天，她出于好奇心，还在参观各种名胜古迹、博物馆和大型商店，她参与了一场民间的节庆活动，甚至看了一场画展。但接下来的二十年里，她在巴黎的教育需求也就到此为止了。此后她就一头扎进了娱乐场所，她定期去听歌剧，看法国喜剧和意大利喜剧，去舞会，去化装舞会，去赌场，也就是属于今天富有的美国女人的“夜巴黎，欢愉之城巴黎”。大多数时候，最吸引她的是歌剧院举办的舞会，因为化装舞会是唯一一个她这个地位的囚徒所能拥有一些自由的场合了。一个眼睛上戴着面具的女人可以找点乐趣，而一位王储夫人平时可不能这么做。可以找一位陌生骑士——无聊且无能的丈夫在家里睡觉——欢畅地交谈几分钟，戴着面具，可以和迷人的年轻瑞典伯爵费尔森无所顾忌地聊聊天，直到宫廷女侍又把另一个人带进包厢里。可以跳舞，可以让灼热、灵巧的身体因为疲倦而放松下来：人们可以在这里无忧无虑地大叫，唉，人们可以在巴黎尽情地生活！但所有的这些年里，她从未走进过一位市民的家，从未出席过一次议会或者是学院的会议，从未造访过一家医院、一处市场，她一次也没有走进过她那些人民的日常生活。玛丽·安托奈特在探访巴黎的时候，始终停留在那个充满平庸娱乐的金碧辉煌的狭小圈子里，觉得对善良的人民微笑、漫不经心地回应他们的问候就足够了。看啊，在她们晚上去剧院，走到舞台前沿的护栏前的时候，总有一群人心醉神迷地夹道欢迎，就连年轻的贵族和富有的资产阶级也发出欢呼。这位年轻的女人到任何地方都感到一种愉快的倦怠，认为人们在对她吵闹地寻欢作乐的行为表示赞同，但傍晚，她进城的时候“人们”刚刚疲倦地下班回家，早晨六点她离开的时候，“人们”又得去上班了。难道这样寻欢作乐，这样放纵地过着个人生活也是一种错误吗？玛丽·安托奈特怀揣着年轻的愚蠢和狂热，认为整个世界都在无忧无虑地享乐，就因为她自己无忧无虑、非常幸福。但就在她带着寻欢作乐的随从，毫无预感地以为自己离开了宫廷，以人民的方式来到了巴黎的时候，她实际上坐在镶了玻璃、装了弹簧的奢华马车上飞驰，整整二十年都与真正的人民，与真正的巴黎擦肩而过。
巴黎人民欢迎她的强烈印象改变了玛丽·安托奈特心里的某些东西。外界的称赞总是会增强内心的自信：一位年轻女子，如果有成千上万的人来证实她容貌美丽，立刻就会因为知道自己的美丽而变得更美。这个羞涩的少女也是这样，她迄今为止在凡尔赛宫里都觉得自己是个多余的外来者。但现在，她心里有一种新生的、她自己也觉得意外的骄傲冲散了所有的羞怯与不安全感。那个被使者和忏悔神父、被姑母和亲戚管束，蹑手蹑脚地穿过房间，在每一个宫廷女侍面前低垂着头的十五岁少女不见了。现在，玛丽·安托奈特一下就学会了人们期待已久的高贵姿态，她从内心变得挺拔起来，迈着优雅的步子从所有宫廷贵妇的身边走过，把她们都当作自己的臣民。她的女性因素和人格特点开始萌芽，甚至她的字迹都一下子产生了变化：之前歪歪斜斜、非常幼稚的巨大字体现在突然具有了女人的纤细，写在精致的明信片上。虽然她心里的焦躁、粗心、疏忽和不假思索并没有完全从她的字迹里消失，但这些字迹已经开始表达出某种确切的独立性。可以说，现在这个少女身上，那种熊熊燃烧的、受到感情怂恿的青春已经完全成熟，想要过自己的生活，想要爱上某个人。但政治将她和这个还不能算是一个男人的愚蠢丈夫捆绑起来，而玛丽·安托奈特心里并不知道还可以爱上别的什么人，她就爱上了自己。甜美的谄媚之毒在她的血管里热烈沸腾。她越是受到赞美，就越想要得到赞美，她还没有在法律上成为王后，就想要让整个宫廷、整个城市和整个王国都因为她女性的优雅而对她称臣。一旦她自觉地认识到了自己的力量，她就感觉到了想要自我证明的渴望。
这位年轻女性的第一次尝试，有关她到底能不能改变现状，有关她到底能不能将自己的意志强加在整个宫廷与意志之上，有幸她成功了。几乎可以说，这真是一个例外，一个绝妙的奇迹。大师格鲁克完成了歌剧《伊菲盖妮》，想要在巴黎进行首演。对音乐氛围极好的维也纳宫廷来说，他的成功是一桩艺术上的荣耀，玛利亚·特蕾莎、考尼茨和约瑟夫二世都期待王储妃可以为这场演出扫平道路。玛丽·安托奈特的艺术鉴赏力绝不突出，无论是在音乐领域，还是在绘画和文学领域。她有一种自然的品位，但是没有经过独立地检验，而只是保持着漫不经心的好奇，顺从于每种新鲜的潮流，对社会上所有得到认可的事物都表现出三分钟热度。玛丽·安托奈特缺乏深刻的理解力，从来没有完整地读过一本书，只懂得回避所有深入的谈话，她的性格并不具有做出真正判断的前提条件：严肃、敬畏，勤奋苦干和深思熟虑。她只熟悉毫不费力的享乐，绝不了解真正的艺术享乐。在音乐方面，她也像在所有其他方面那样，只是漫不经心地付出了一点努力，在大师格鲁克的钢琴课上没有取得什么成绩，业余弹奏一点羽管键琴，有时候在舞台上演演戏，在私密的小圈子里唱唱歌。她根本无法注意到她的同胞莫扎特就在巴黎，因此自然也完全无法在事先就领会《伊菲盖妮》的创新和光耀之处。但是玛利亚·特蕾莎叫她把格鲁克的事情放在心上，她也的确对这个外表阴沉、肩膀宽阔、和蔼可亲的人有一种奇妙的好感，此外，因为巴黎的意大利歌剧院和法国歌剧院正在密谋对抗这位“野蛮人”，她就想利用这个机会展示自己的力量。她立刻强迫那些宣称“无法上演”的宫廷乐师接受任务，马上开始排练。显然，她对这位身材粗壮、脾气暴躁、拥有伟大艺术家的狂热不屈特质的人的庇护过程没有那么轻松。他在排练时愤怒地斥责那些娇生惯养的女歌手，她们去找自己的亲王情人哭诉，他无情训斥那些不习惯精准性的乐师，在歌剧院里像暴君一样发出咆哮，人们在紧闭的门外只能听到雷鸣般的咆哮声，他有几十次威胁要把一切扔下，返回维也纳，只是因为他的恩主是王储妃，这场丑闻才没有发生。最终，首演定在1774年4月13日，宫廷已经预定了座位和豪华马车。这时，一个歌手突然病了，必须马上用另一个替补。不，格鲁克下令，首演必须延期。人们绝望地恳求他，他到底是怎么了，宫廷都已经做好安排了，一位作曲家，更何况是一位外国市民阶层的作曲家，怎么敢因为一位歌手的缺席就违逆崇高宫廷的命令，违背至高主人的安排呢。这一切他都不在乎，这个顽固的乡下人喊着，他宁可把歌剧总谱扔进火里，也不能让歌剧在不完美的条件下上演，他怒气冲冲地跑向了自己的恩主玛丽·安托奈特，而她觉得这位富有野性的人很有意思。她立刻站在了“好格鲁克”的这一边，因为王储妃的不满，马车被退掉，首演被推迟到了19日。此外，玛丽·安托奈特还让警察局长采取措施，阻止身居高位的人们对这位出身卑微的作曲家吹口哨，发泄不满：她给人留下的所有公开印象都是，这个同胞的事情就是她的事情。
《伊菲盖妮》的首演的确是一次凯旋，但与其说是格鲁克的凯旋，不如说是玛丽·安托奈特的凯旋。报纸和公众表现得冷若冰霜，他们发现，这部歌剧“有一些部分很精彩，有一些很平淡”，因为在艺术领域，伟大而英勇的尝试总是很难在一开始就被顽固的公众所理解。但是玛丽·安托奈特把整个宫廷都拉来观看首演，甚至她的丈夫这次也必须参加。他在平时可不会为了音乐而牺牲狩猎，对他来说，一头鹿比九位缪斯加在一起都重要。既然合适的氛围没有立刻出现，玛丽·安托奈特就在每一曲之后，在自己的包厢里带头鼓掌，小叔子和他们的妻子就不得不出于礼貌鼓掌，于是整个宫廷也就跟着使劲鼓掌，这样，即便有许多阴谋活动，这天傍晚还是被载入了音乐史。格鲁克征服了巴黎，玛丽·安托奈特第一次公开贯彻了她对整座城市和整个宫廷的意志：这是她人格的第一次胜利，是这个年轻女人在整个法国面前第一次公然展示她的力量。再过几个星期，王后的头衔将正式赋予她这种已凭自己的力量独断地实施了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