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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卷入政治，不要关心别人的事情。”玛利亚·特蕾莎从一开始就不断地对女儿重复着这句话。实际上这是一句多余的警告，因为对于年轻的玛丽·安托奈特来说，世界上没有什么比她的娱乐活动还重要。所有需要深思熟虑，或是进行系统化考虑的事情都会让这位年轻而又自恋的女人感到难以言表的无趣。实际上，事情的进展不遂人愿，她在最初的几年里就卷入了路易十五宫廷里无情的阴谋和内斗之中。那时，前任国王那些宽宏大量的国家政策已经被这些东西取代了。刚一抵达，她就发现凡尔赛宫分成了两个党派。王后早已去世，因此等级最高、最具权威的女性，当属国王的三个女儿。但这三位热爱阴谋诡计的夫人笨拙、无趣而又心胸狭隘，不知道如何利用自己的地位，只能在望弥散的时候坐在第一排，在接待会上走在最前排。这三个毫无生趣的老处女令人反感，对她们的父王无法产生任何影响，他只想耽于享乐，尽管在感官上显得粗俗，甚至采用最粗俗的形式，但既然她们没有权力，没有影响，不能授予官职，那么就连等级最低的宫廷侍臣也不会努力谋求她们的宠爱，而所有的光彩、所有的荣耀都落在了一位和荣耀没什么关系的人身上：国王的最后一位情妇，杜巴丽夫人。她出身于最底层的人民，曾经有着黑暗的生活，人们传言说她是从妓院来到了国王的卧室，她之前有过一位意志薄弱的情人，为了显得自己属于宫廷，给自己购买了一个贵族身份，也就是杜巴丽伯爵的名号，这是一位最受人欢迎的丈夫，在准备婚礼的时候永远消失了。但无论如何，他的名字让这位曾经的站街少女变得高贵了起来。这种可笑又耻辱的丑闻第二次在整个欧洲的注视之下发生，一位最为虔诚的基督教国王把他最宠爱的情妇当作一位陌生的贵族夫人正式介绍给大家，把她引荐到宫廷里。接待会使得这位情妇得到了合法化，住进了这座大宫殿，距离三位羞耻不已的公主只有三个房间之遥，还有一道专用的楼梯把她的房间和国王的房间连接起来。她凭借自己历经百战的肉体，还有自己身上未被耗尽的美丽夺目的少女的一面，将年老好色的路易十五完全掌握在自己的魔咒之下：如果要取悦于国王，就必须经过杜巴丽夫人的沙龙。因为她能够给人以权力，所以自然而然地，所有的宫廷人士都挤到了她的身边，各国使者都在她的会客室里毕恭毕敬地等候着，各个国王和侯王都送她礼物。她可以撤掉部长，给人官职，请人修建宫殿，使用国王的国库。沉重的钻石项链在她丰腴的颈部熠熠生辉，硕大的戒指在她的手上闪闪发光，所有的红衣主教、王侯将相和趋炎附势之徒都尊敬地亲吻她的双手，看不见的王冠在她浓密的棕发之上闪烁着。
国王的恩宠之光已经全部落到了这位没有合法性的床榻主人身上，所有的谄媚和敬畏都在努力争取这位放肆的妓女，她在凡尔赛宫比任何一位王后都厚颜无耻。但是国王三个易怒的女儿就坐在后室里，哭闹着责骂这个无耻的荡妇给整个宫廷带来了羞耻，让她们的父亲受人耻笑，使政府陷入无能，令每一个人都无法过上符合基督教道德的家庭生活。这三个女儿怀着被迫形成的美德——这种美德就是她们唯一的财产了，因为她们既不漂亮，也不聪明，更没有尊严——全心全意地憎恨这个巴比伦的娼妇，她占据了她们母亲的地位，享受到了王后的荣耀，她们从早到晚心里都没有别的念头，只是一心嘲讽她，对她表示轻蔑，给她造成损害。
这时幸运之星终于降临了，这个年幼的外国女大公来到了宫廷里，她就是十五岁的玛丽·安托奈特，现在，她的等级是未来的王后，按照法律，就是宫廷的第一夫人。把她作为一张应对杜巴丽夫人的王牌就成了这三个老处女的处心积虑的使命，她们从看到她第一眼的时候就开始了这项工作，想要把这位没有心机、毫无察觉的少女变得敏锐。她应该勇往直前，而她们自己留在暗地，她应该帮助她们杀死不洁的野兽。于是她们表面上在自己的交际圈里温柔地对待这位小公主。几个星期后，玛丽·安托奈特完全没有料到，自己已经置身于一场激战之中。
玛丽·安托奈特抵达的时候还不知道杜巴丽夫人的存在，更休提她奇特的地位问题：在玛利亚·特蕾莎严守道德的宫廷里，人们根本就不承认情妇这个概念。她只是在第一次曾参加宫廷贵妇的晚宴的时候发现有一位胸部高耸、服饰明丽、一身饰满珠宝的女人满怀好奇地望向她，听到人们叫她“伯爵夫人”，那就是杜巴丽伯爵夫人。但是姑母们很快就充满爱意地把这个毫无经验的少女叫过去，彻底而又小心地向她解释了情况，因为几个星期后，玛丽·安托奈特在给母亲的信里已经提到了“那个愚蠢无礼的女人”。她毫无顾忌地高声谈论所有恶毒和幸灾乐祸的评论，这些都是亲爱的姑母们放到她那不善于保守秘密的双唇上的，这样一来，百无聊赖又始终渴望轰动的宫廷就找到了很大的乐趣。因为玛丽·安托奈特已经在脑子里深深地记住了——不如说，姑母们让她深深记住了——要把这位在国王的宫廷里像孔雀开屏一样的厚颜无耻的闯入者彻底铲除掉。按照礼仪的铁律，凡尔赛宫廷里一位等级更低的夫人不得主动向等级更高的夫人攀谈，必须毕恭毕敬地等待等级更高的夫人来和她说话。在王后缺席的情况下，王储妃当然就是等级最高的夫人，于是要充分使用这一权力。她冷漠地微笑着，带有挑衅意味地让杜巴丽伯爵夫人不断地等下去，一连几个星期、几个月，她都让伯爵夫人焦躁地等着她的第一句话。喜欢传闲话的人们自然很快就注意到了这一点，对这场决斗感到兴致盎然，整个宫廷都享受着姑母们蓄意的煽风点火行为。所有人都满怀紧张地观察着杜巴丽夫人，她不得不强掩着怒火，和所有的宫廷女侍坐在一起，而这个十五岁的金发少女快活地、也许是假装快活地和其他贵妇聊来聊去，或者玛丽·安托奈特只是时不时地从她身边走过，抿紧微微翘起的哈布斯堡家族的嘴唇，一言不发地看着这位珠光宝气的伯爵夫人，就像透过一层玻璃看过去。
其实杜巴丽夫人也并非什么恶人。她是一个真正出身于民间的女子，有着下层阶级的所有优点，带有某种突然得到晋升之后的温和，对每一个善待她的人都报以战友般的愉悦态度。出于虚荣，她乐于帮助每一个谄媚她的人，愿意怀着高贵而漫不经心的态度满足所有对她有所企求的人，她完全不是一个邪恶的或者善妒的女人。但是，因为从底层平步青云，杜巴丽夫人对于权力还没有感受够，她想要虚荣而蛮不讲理地沐浴在权力的光辉中，首先想要享受不应该属于她的权力。她想要在宫廷女侍中坐在第一排，她想要最美丽的光华、最华丽的衣服、最精美的马车和最疾速的骏马。这一切她都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从那个意志薄弱、在性方面对她百依百顺的男人那里得到。但是——所有不合法的权力都是一场悲喜剧，即便在拿破仑身上也不例外！她最后的也是最重要的野心恰恰是得到合法的承认。因此，尽管所有王侯将相都围绕在杜巴丽伯爵夫人身边，所有宫廷人士都对她极尽娇纵，她还是有一个尚未实现的愿望：得到宫廷第一夫人的正式承认，得到这位来自哈布斯堡家族的女大公真挚和友善的欢迎。但这个“小红毛鬼”（她怀着无能为力的怒火如此称呼玛丽·安托奈特），这个十六岁的小姑娘连法语都说不好，连让自己的丈夫真正尽职这种可笑的小事都办不成，但这个被迫守贞的小处女总是高高地噘着嘴巴，在整个宫廷面前修理她——甚至如此放肆，公开而且不顾颜面地拿她开玩笑，拿她，这个宫廷里最有权势的女人，不，她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在这场有着荷马式的夸张的等级之争中，法律的权力无可置疑地属于玛丽·安托奈特。她的等级更高，她不需要和这位“夫人”说话，作为伯爵夫人，她的头衔远比王储妃要低，尽管她的胸前有价值七百万里弗尔的钻石在闪烁。但是杜巴丽夫人背后是真正的权力：她完全把国王掌控在了手里。国王的道德水平已经滑入了谷底，对国家事务完全不关心，对家庭、对臣民、对世界都表现出傲慢的玩世不恭——“在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路易十五只想要安宁和享乐。他对一切事情听之任之，毫不关心宫廷内部的修养和道德，他心里非常清楚，否则他就得从自己下手了。他执政的时间已经足够长了，他想在最后几年里好好生活，为了自己而活，哪怕他身边和身后的一切全部走向毁灭。因此这场突然爆发的女性之战扰乱了他的平静，令他愤怒！根据他伊壁鸠鲁式的原则，他根本不想参与进去。但杜巴丽夫人每天都在他的耳边念叨，她不愿对这么一个小东西卑躬屈膝，在整个宫廷面前沦为笑柄，他必须保护她，维护她的荣誉，这也是维护他自己的荣誉。最终国王对她的苦恼感到不胜其扰，叫来玛丽·安托奈特的宫廷女教师诺埃伊夫人，想要知道这阵风到底是从哪里刮来的。他首先只是表示了对这位孙媳的喜爱。但他逐渐开始加入评论：他觉得，王储妃对她看到的东西所说的话有一点太随意了，如果她能够注意一点就好了，因为这样的行为会在亲密的家庭圈子里产生恶劣的影响。宫廷女侍立刻将这一警告报告（国王就希望如此）给了玛丽·安托奈特，她又转告给了姑母们和韦尔蒙，韦尔蒙把它告诉了迈尔西，迈尔西当然大为震惊——联盟，联盟！整个事件通过加急特使送信给维也纳的女皇。
虔诚到迷信的玛利亚·特蕾莎陷入了尴尬的境地！她在维也纳会带领她著名的道德委员会，对这样的夫人进行毫不留情的鞭打，把她送进教化机构，难道她要自己的女儿对这样一个女人礼貌相待？但反过来，她还可以抱持国王的立场吗？母亲、要求严苛的天主教徒和政治家的多重身份使她陷入了最为痛苦的斗争中。最终，这位老练精干的外交家不得不从这件事中抽身，把整件事委托给了国家总理。不是她亲自给女儿写信，而是让国务部长考尼茨对迈尔西下达指示，任务是把一段政治说明交给玛丽·安托奈特。以这种方式，一方面可以保证道德地位，另一方面又确实告诉了这位年幼的王储妃，她应该如何行事，因为考尼茨是这样解释的：“不对国王交际圈里的人以礼相待就是在侮辱国王的社交圈，这个社交圈里的人将自己视为国王的亲信，国王也把他们当作心腹，没有人可以深究他们是否拥有合法的权力。王侯和君主的选择必须毋庸置疑地得到尊重。”
这很清楚，甚至有些过分清楚了。但玛丽·安托奈特不断受到姑母的挑唆。当人们把这封信念给她的时候，她用那种漫不经心的方式随意地对迈尔西说“是的，是的”和“已经知道了”，心里却想着就让这个老考尼茨爱说什么就说什么，但是这位总理可不能干涉她的私事。自从她注意到，这个“愚蠢的女人”笨得要命，已经被气得发狂了，这个高傲的少女就从中得到了双倍的乐趣。她假装什么也没有发生，保持着恶意的欢快和公开的沉默。每天她都会在舞会上、庆典上、牌桌上甚至是国王的宴席上遇到这位情妇，她等待着，当安托奈特向她走近的时候，她斜眼看着她，激动地颤抖着。但只能等到最后的审判：她总是轻蔑地噘着嘴唇，目光偶尔扫向这个方向，然后冷若冰霜地走过去，于是杜巴丽夫人、国王、考尼茨、迈尔西都希望说出的那句话，玛利亚·特蕾莎暗地里也希望说出的那句话还是没有说出来。
现在她已经公开宣战。所有的宫廷人士就像观看斗鸡一样聚在这两个女人身边，她们决定保持沉默，一个眼里含着无力而恼怒的泪水，另一个唇边挂着轻蔑而略带优越感的微笑。人们想要观看、知道结果、进行打赌，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法国女主人会贯彻她的意志。凡尔赛宫已经有几年没有过这么有趣的表演了。
但现在国王生气了。他习惯了在这座宫殿里，所有人都像拜占庭的奴仆一样顺从，只要他动一动睫毛，还没来得及表明意志，每个人就要按照他意志的方向跑过去，法国所有基督徒的国王察觉到他第一次遇到了阻力：一个半大的少女竟敢公然蔑视他的命令。最简单的做法当然是把这个胆大包天的倔强女孩叫过来，使劲给她洗脑。但即便是在这个道德沦丧、愤世嫉俗的人心里，也有着最后一丝胆怯，他觉得要对自己已经成人的孙媳下命令，要她和祖父的情妇交谈是一件难堪的事情。因此路易十五就尴尬地做出了和玛利亚·特蕾莎相同的选择，他把这件私人事务当成了一件国家事务。奥地利公使迈尔西惊讶地发现，法国外交部请他去杜巴丽伯爵夫人的房间，而不是在大厅里交谈。这个奇特的地点选择让他立刻开始预感到发生了什么，他期待的事情也确实发生了：他几乎还没有和部长说几句话，杜巴丽伯爵夫人就走了进来，亲切地问候他，详细地讲述她受到的不公待遇，人们怎么说她对王储妃怀有敌意，与之相反，她才是受到污蔑的、受到了可怕污蔑的人。正直的迈尔西大使觉得很难堪，因为他突然从女皇的亲信变成了杜巴丽夫人的亲信，只好不断地说着外交辞令。但这时，有一扇藏在挂毯后面的暗门悄悄打开了，路易十五本人开始干涉这段棘手的交谈。“您之前是女皇的使者，”他对迈尔西说，“您现在就暂时担任我的使者吧。”然后他非常坦率地发表了对玛丽·安托奈特的看法。他觉得她很迷人，但年纪太轻，过于活泼，她的丈夫又不知道该怎么控制住她，于是她就陷入了地下的阴谋，听取了其他人（他指的是姑母们、他自己的女儿们）的谗言。他请求迈尔西施加自己的全部影响，让王储妃改变态度。迈尔西立刻明白这件事已经成了政治事务，这是一项公开明确的任务，必须得到执行，国王要求对方投降。迈尔西自然立刻就把事态进展汇报给了维也纳，为了缓解这个任务的尴尬之处，他对杜巴丽夫人的形象进行了一些友好的粉饰，说她根本没有那么坏，她的全部渴望不过是王储妃能公开对她说一句话而已。与此同时，他拜访玛丽·安托奈特，不惜用最强硬的手段逼迫她。他恐吓她，嘟哝说可能会有人给她下毒，法国宫廷里已经有许多身居高位的人死于毒药了，他尤其着重描述哈布斯堡家族和波旁家族可能会产生的冲突。这是他最强的一张王牌：他告诉玛丽·安托奈特，如果联盟破裂，那么她母亲一生事业破灭的罪责就全部归咎于她的行为。
实际上，这门重炮起到了作用：玛丽·安托奈特被吓到了。她眼里含着愤怒的泪水，答应大使会找一天在玩牌的时候和杜巴丽夫人讲话。迈尔西松了一口气。感谢上帝！联盟得救了。
宫廷内部期待着这场一流的表演。人们口口相传神秘的消息：王储妃今晚终于要对杜巴丽夫人说第一句话了！布景已经被认真布置好了，暗号也已经商定。傍晚在俱乐部里，大使和玛丽·安托奈特达成约定，牌局结束以后，迈尔西要走向杜巴丽公爵夫人，和她开始一场小小的交谈。然后王储妃就也要像是路过一样，走向大使，向他致意，顺便也和国王的这位宠姬说几句话。一切都提前计划好了。但很可惜，傍晚的这场戏没有完成，因为三位姑母不想让她们痛恨的对手取得公开的成功：她们互相约定，在两人达成和解之前就先拉下铁幕。傍晚，玛丽·安托奈特怀着最为良好的意愿前去社交，场景已经布置好，迈尔西已经按照程序先走了过去。他就像偶然路过一样接近了杜巴丽夫人，开始了交谈。在这一刻，就像约定好的那样，玛丽·安托奈特开始四处转悠。她时而和一位夫人交谈，时而又和另一位夫人交谈，也许是出于恐惧、激动或者是气恼，她在进行最后几句交谈的时候拖延了一点，现在她和杜巴丽夫人中间就只剩下最后一位夫人了——还有两分钟、一分钟，她就不得不走向迈尔西和国王的宠姬了。但是就在这关键性的时刻，三位姑母中间的领头者阿德莱德夫人使出了她的“绝招”。她飞速地走向玛丽·安托奈特，然后用命令式的口吻说道：“是我们离开的时间了。来吧！我们得去我妹妹维克托丽夫人那里等候国王的到来了。”玛丽·安托奈特大吃一惊，被吓坏了，失去了勇气，她吓得不敢说不，却又没有足够的镇定，赶快对等待已久的杜巴丽夫人匆匆地随便说上一句什么话。她面色泛红，陷入了迷惑，走的时候好像是在逃避说出那句安排好的、备受期待的、经过了一番外交斗争才得到了约定的话，但这句话还是没有说出来。所有人都惊呆了。整个场景的布置都变成了徒劳的，不但没有和解，还招来了新的嘲讽。宫中心怀恶意的人们摩拳擦掌，就连佣人的房间里也有人在窃笑，讲述杜巴丽夫人是怎样白白地等了一场。但比使得杜巴丽夫人蒙羞更令人担心的是，路易十五大光其火。“我看到了，迈尔西先生，”他阴沉地对大使说道，“可惜您的建议没有什么影响力。我有必要亲自干预了。”
法国国王感到气愤，开始变得咄咄逼人，与杜巴丽夫人在自己的房间里爆发了争吵，整个法奥联盟摇摇欲坠，欧洲的和平也命悬一线。使者立刻把坏消息报告给了维也纳。现在女皇那“七倍炽烈的光芒”必须亲自出马了。因为在所有人中间，只有她能够控制这个固执而又毫无顾忌的孩子。玛利亚·特蕾莎对事情的进展感到震惊。当她把女儿送到法国的时候，她真心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免于卷入政治那肮脏的罗网，她从一开始就给大使写信说：“我坦率地承认，我不希望我的女儿对公开的事务产生任何决定性的影响。我自己经历过，知道领导一个庞大的国家意味着多么沉重的负担，除此之外，我也了解我女儿，她年轻而又轻率，对任何严肃的追求都缺乏兴趣（她的知识也不够充分），因此我对法国这样日渐衰落的国家政府不抱太高希望。如果我的女儿不能改善这种状况，或者甚至导致状况恶化，我宁可让人们去责备某位部长，而不是我的孩子。我无法下定决心和她谈论政治与国家事务。”
但这一次是个灾祸！这位可悲的老妇人只能背叛自己的决定，因为一段时间以来，玛利亚·特蕾莎一直怀有着严肃的政治忧虑，维也纳正在发生某种阴暗和污秽的事情。几个月前，腓特烈大帝（她把他当作卢西弗送到世间的化身来憎恨）和俄国的叶卡捷琳娜女皇（她同样非常不信任她）带着一份令人难堪的瓜分波兰的计划到来，这个主意在考尼茨和与女皇共同摄政的约瑟夫二世那里都得到了热烈的反响，她却从那以后都觉得良心不安。“所有的瓜分行为本质上都不合理，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耻辱。我对这一提议抱有无尽的遗憾，也必须承认我就这样让自己接受了羞辱。”她很快就认识到了这个政治想法其实是一种道德上的犯罪，是对手无寸铁、清白无辜的人民的掠夺。“我们有什么权利对无辜者进行劫掠？”她怀着纯洁的愤怒拒绝了这一提案，不顾人们说她道德上的顾虑就是软弱。“我们宁可软弱，也不要不道德。”她怀着高贵的态度机智地说道。但玛利亚·特蕾莎早就不是帝国唯一的主人了。她的儿子约瑟夫二世与她共同执政，一心只想着战争、扩大国土面积和改革的事情，而她明智地意识到，奥地利那动荡而刻意的国家形式只能维持和固守。为了摆脱她的影响，约瑟夫二世愤怒地跑向那位军人，也就是她母亲最为憎恨的敌人，腓特烈大帝，而这位衰老的女人看到她一手提拔起来、对她忠心耿耿的考尼茨也转向她儿子这颗冉冉升起的新星，感到极为深刻的震惊。她宁可卸下国家大权，因为她已经过于操劳，精疲力竭，作为母亲和女皇的期待都已经落空。但责任感阻止着她，她怀着先知式的确信预感到了。这次，女皇的处境和弗兰茨·约瑟夫的处境非常类似。他同样感到疲惫，但却没有放松权力。这位鲁莽的改革家那草率而又躁动的灵魂很快就会让整个勉强维持着统治的帝国陷入混乱。于是这个虔诚而又忠于内心的女人直到最后一刻都在为她最为珍视的东西而战斗，为了荣誉：“我承认，”她写道，“我一生从来没有这样恐惧过。一旦涉及我的国家，我都奋不顾身地争取我应得的权力和上帝的保佑。但这一次不仅仅是权力不在我这边，而且是责任、权力和公平性都在反对我，我就无法得到平静，更确切地说，我的心里只余下了不安与责备，没有人可以这样自欺欺人，把口是心非当作坦率的习惯。忠诚和信仰永远地流失了，而这些是一位君主能够拥有的最为珍贵的珠宝和最为真实的力量。”
腓特烈大帝有着强大的良心，他在柏林对此嘲笑道：“叶卡捷琳娜大帝和我，我们是两个老强盗，但这个虔信者该怎么对她的忏悔神父说这件事情呢？”他敦促约瑟夫二世，威胁他说，如果奥地利不加入，就难免要对奥地利开战。最终，玛利亚·特蕾莎含泪屈服，她的良心受到了伤害，灵魂感到痛苦：“我不够强大，无法独自领导这些事务，只能听之任之，但我走上这条路的时候依然非常痛苦。”签字的时候，她得到了许多支持，“因为所有机智而经验丰富的男人都劝我签字。”但是在内心深处，她知道自己也有罪，害怕这一秘密协定和后果被公之于世的那一天。法国会怎么说？它会无动于衷地容忍这个像强盗一样突袭波兰的联盟，还是会要求开战，因为这个联盟自己也找不到这样做的合法性（玛丽塔·特蕾莎的确是亲手把“合法”这个词从占领令上划掉了）？一切都取决于路易十五是热心还是冷淡。
就在女皇心怀忧虑，自己的良心战打得热火朝天的时候，迈尔西的急信送到了。国王对玛丽·安托奈特非常生气，他对大使公开表达了他的不满，而在维也纳，人们还在用完美的方式哄骗来自法国的大使罗罕亲王，让他沉湎在娱乐聚会和狩猎活动之中，完全没有察觉到波兰的事情。因为玛丽·安托奈特不想和杜巴丽夫人讲话，瓜分波兰就有可能演变成一件国家事务，最后甚至会有一场战争——玛利亚·特蕾莎感到惊恐。不，她自己在五十五岁的时候都可以为了国家利益做出如此痛苦的良心层面的牺牲，那么她自己的孩子，这个无知的十六岁少女也不能像教皇一样苛求别人，比她的母亲还讲道德。于是，她写了一封信，比以往更激烈，想要一举击破她女儿的所有固执。当然，她没有提波兰的事，没有提国家利益，而是（这对这位老女皇来说应该很艰难）对整件事情淡化处理：“唉，和国王说话不应该有恐惧和障碍，他是全世界最好的父亲！和那些别人建议你交谈的人说一句话又有什么困难的呢！说一句’早晨好’又有什么好怕的呢！只需要谈论一下衣服，谈论一件小事，你就要做这么多的鬼脸，难道事情还不止如此？你已经处于某种被奴役的状态了，看来理性甚至是你的义务都不再有力量说服你了。我不能继续保持沉默了。在和迈尔西关于国王希望你怎么做，你的职责是什么进行了交谈之后，你竟敢不听从国王！你能给我说出什么理智的动机？根本就没有。你必须用看待宫廷里所有属于国王交际圈的人们的方式看待杜巴丽夫人。首先，你是国王最亲近的臣民，你必须向整个宫廷证明，你主人的愿望必须得到贯彻。当然，如果人们鼓励你做卑鄙之事，要求你参与阴谋诡计，那么我和别人都不建议你这么做，但这只是无关紧要的一句话，也不是这位女士自己需要，而是你的祖父需要，是你的主人和恩人需要！”
这阵炮轰（论据并不完全诚实）摧毁了玛丽·安托奈特的精力，她的确多变、专断又固执，但从来都不敢违抗母亲的权威。哈布斯堡的家规在这次像在所有时候一样取得了胜利。玛丽·安托奈特只是在形式上忸怩了一下。“我没有说‘不’，也没说我永远不和她说话。我只是没法在某天某刻和她说话，让她可以提前宣布这件事，为此得意扬扬。”但实际上，她内心的反抗力已经被摧毁了，这些话只是最后的撤退招式：她早就投降了。
1772年的元旦终于使这场好笑而又有些英雄主义气概的女人之战得以告终，杜巴丽夫人获胜，玛丽·安托奈特落败。人们又安排了一次戏剧性的场景，整个宫廷再次庄严地齐聚一堂，作为证人和观众。盛大的觐见祝福仪式开始了，贵妇们按照等级，一个接一个地从王储妃面前走过，其中有部长夫人奥吉隆公爵夫人和杜巴丽夫人。王储妃对奥吉隆公爵夫人说了几句话，然后把头转向几乎是正对着杜巴丽夫人的方向，几乎不确定是不是在对她说话，但是出于好意，人们可以认为是在对她说话——所有人都屏住呼吸，不想听漏一个音节，——她对她说的这句盼望已久、为之苦苦斗争、闻所未闻、决定命运的话是：“今天宫里人真多。”七个字，玛丽·安托奈特苦苦说出了这勉勉强强七个字，但这也是宫中的一个重大事件，比赢得一个省份更重要，比开始一项早就有必要进行的改革更激动人心——王储妃终于、终于对国王的宠姬说话了！玛丽·安托奈特投降了，杜巴丽夫人获胜了。现在一切重归于好，凡尔赛的空中又充满了提琴声。国王张开双臂迎接王储妃，像拥抱失而复得的孩子一样拥抱她，迈尔西感动地对她表示感谢，杜巴丽夫人像一只孔雀一样穿过大厅，愤怒的姑母们吵吵闹闹，整个宫廷激动不安，从屋顶到地下室都充满了叽叽喳喳的声音，这一切都只是因为玛丽·安托奈特对杜巴丽夫人说了一句：“今天宫里人真多。”
但这七个字却有更深刻的含义。这七个字封缄了一桩政治罪行，交换来的就是法国对瓜分波兰行为表示默许。不仅仅是杜巴丽夫人的意志，腓特烈大帝和叶卡捷琳娜大帝的意志也通过这七个字得到了贯彻。不仅仅是玛丽·安托奈特受到了羞辱，这整个国家也受到了羞辱。
玛丽·安托奈特被战胜了，她知道，她那年轻的、还非常幼稚的、难以掩饰的骄傲心态受到了致命一击。她第一次低下了头，但直到上断头台，她都没有第二次低过头。在这件事情上，我们突然可以清楚地发现，这个心软而又轻率的少女，这个“善良温柔的安托奈特”只要事关她的荣誉，心里就藏着一个骄傲而不可动摇的灵魂。她苦涩地对迈尔西说：“我曾经对你保证过，但我决定只做这么一次。这个女人将再也听不到我的声音。”她也向母亲明确地表示，在这次暂时的屈服后，别想着还有进一步的牺牲：“您可以相信，我永远可以放弃我的判断和抵抗，但一定不能要求我做出针对我荣誉的引人注目的事情。”母亲对这只雏鸟第一次独立的反抗表现得非常愤怒，报以激烈的责备，但没有用：“你让我发笑，你竟然设想，我或者我的大使想要建议你损坏自己的荣誉，或者是让你违背最起码的道德良知。当我看到你为了这么几个字就这么激动的时候，我真是担心你。当你说，你再也不会做这种事的时候，我真是为你颤抖。”玛利亚·特蕾莎徒劳无功地继续写着信：“你必须就像对待国王宫廷里的任何一位贵妇一样对她说话，你亏欠国王，也亏欠我。”迈尔西和其他人也徒劳无功地不停劝说她，说她应该友好对待杜巴丽夫人，这样就能确保国王的恩宠：但一切都在这种新出现的自我意识上摔得粉碎。玛丽·安托奈特那薄薄的哈布斯堡家族的嘴唇始终像铁门紧闭，再也没有在不情愿的情况下开启，任何威胁、任何诱骗都无法让她开口。她对杜巴丽夫人说了七个字，这位受她憎恨的女人就再也没有听到过第八个字。
这一次，在1772年1月1日，杜巴丽夫人战胜了奥地利女大公，战胜了法国的王储妃，这个宫廷娼妓很有可能凭着国王路易和女皇玛利亚·特蕾莎的强大联盟与未来的王后继续作战。但在开战之后，胜利者认识到了对手的力量，开始被自己的胜利吓倒了，她犹豫是不是最好还是主动撤离战场，缔结和平。杜巴丽夫人在这场胜利中感受不到快乐。这个和善的小女人从一开始，心里就对玛丽·安托奈特没有什么敌意，她只是觉得自己的尊严受到了伤害，只想要得到这个小小的补偿。现在她满意了，不仅如此：她对这次公开的胜利感到羞耻和焦虑。因为她还是很聪明的，深知她的全部权力都没有稳固的根基，不过是建立在一个飞速衰老的男人那痛风的双腿上的。只要六十二岁的国王得一次中风，这个“小红毛鬼”明天就是法国的王后，一道“监禁令”，一道致命的发配巴士底狱的命令就会迅速得到签署。因此杜巴丽夫人刚战胜玛丽·安托奈特，就采用最激烈、最诚恳、最正直的态度想要与她和解。她吞下怒火，压制傲气，不断地出席她的晚宴，尽管没有再从她嘴里听到一句话，却绝不显得气恼，而是让通风报信的人和偶尔派出的使者不断地传达她对王储妃的真心实意。她尝试过无数种方法，想要为她的对手在自己的情人，也就是在国王那里求得恩宠，最终她甚至采用最为大胆的手段：既然亲切的态度无法赢得玛丽·安托奈特，她就尝试收买她的芳心。宫廷里都知道——可惜，他们知道得太清楚了，就像后来臭名昭著的项链事件所显示的那样——玛丽·安托奈特对珍贵首饰表现出一往无前的痴迷。因此，杜巴丽夫人心想也许有可能用礼物收买她。事实上，十年后的红衣主教罗罕遵循的也是同样的思路。有一个大珠宝商，就是项链事件中的同一个珠宝商，他拥有一副价值70万里弗尔的钻石耳坠，也许玛丽·安托奈特已经在私下或者是公开表达过对这件首饰的赞美，而杜巴丽夫人明白了她的欲望。因为有一天，她让一位宫廷女侍传话，说如果安托奈特真的想要这副耳坠，那么她很愿意去和路易十五讲一讲，让他把耳坠送给安托奈特。但玛丽·安托奈特没有回应这个无耻的提议，而是轻蔑地转过身去，继续冷漠地在她的敌人面前走过。不，即使拥有全世界的宝石，曾经公开羞辱过她一次的杜巴丽夫人也无法从她的唇上听到第八个字了。一种新的骄傲，一种新的自信在这个十七岁少女的心里萌芽了：她不需要来自陌生人恩惠的珠宝，因为她已经觉察到了额头之上的王后的冠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