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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与李鸿章的关系
本朝历史与李鸿章的关系
要评价李鸿章，必须了解他所生活的国家和所处的时代这两方面。
第一，李鸿章所生活的国家，是一个存在了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国家，他所处的时代又正好是专制政体进化到完美、达到顶峰的时代。
第二，李鸿章所生活的国家，是满族人统治的国家，他所处的时代又正好是统一已久、汉人的权利开始逐渐恢复的时代。
评论者常常说李鸿章是近代中国的权臣。我不知道评论者如何定义所谓的“权臣”。如果把李鸿章和汉朝的霍光、曹操，明朝的张居正，以及近代欧美和日本的所谓立宪君主国的大臣相比较，他的权力与他们的权力显然有很大不同。如果李鸿章真的是权臣，那么看看古代中国的权臣，他们专权擅断、控制君主，让天下人畏惧，从而危及国家；而李鸿章却忠诚正直，没有私心，也可以说他是纯粹的忠臣。如果李鸿章真的是权臣，那么看看近代各国的权臣，他们雷厉风行，改革政务，操纵自如，却不怕招致怨恨；而李鸿章却消极拖延，畏首畏尾，没有取得什么成就，也可以说他是平庸的臣子。尽管如此，李鸿章所处的环境，确实与其他权臣都不同。接下来，我们要如同点燃犀牛角做的火把一般，照亮历史，纵观古今，一起来讨论这个问题。
众所周知，中国是君主专制政体的国家。然而，这种专制政体也是遵循进化公理逐渐发展起来的，直到现在才达到完善。迄今为止，权臣的权力已经被削弱殆尽。回顾春秋战国时期，鲁国的三桓、晋国的六卿、齐国的陈氏和田氏，都是千古权臣中的巨头。当时完全是贵族政体，大臣对于国家，向来是国家有一万，而权臣从中拿走一千；国家有一千，而权臣从中拿走一百。树枝强了一定会伤及主干，这是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到了两汉时期，天下统一，中央集权政体逐渐形成，但基础尚未稳固，所以外戚的祸患特别严重，霍光、邓骘、窦融、梁冀之流，接连发展起来，权势熏天，王莽继之篡夺了汉朝的江山。这是带着贵族政治的余波，如果没有显赫的家世，是不敢觊觎国家大权的。范晔在《后汉书》中评论张奂、皇甫规等人，说天下有一半的功劳要归于他们，因为他们声名远播，有改变天下命运的能力。即使如此，他们还是俯首帖耳，没有反叛之心，这是儒家学说教化效果的体现。此外，也是因为贵族掌握大权的风气尚未衰败，所以不是贵族之人就不敢有非分之想。这是权臣的第一种类型。到了董卓之后，英雄豪杰纷纷崛起，曹操借机窃取了高位。曹操开启了以武功成为权臣的先河，此后司马懿、桓温、刘裕、萧衍、陈霸先、高欢、宇文泰等人，都遵循这个轨迹。这是权臣的第二种类型。再比如秦国的商鞅，汉代的霍光、诸葛亮，宋代的王安石，明代的张居正等都是平民出身，没有依靠，是凭借才学获得主上的赏识，被主上委以重任，由此得以实现他们的志向，让全国听从他们的命令。他们权倾一时，其地位几乎与近代立宪国大臣的地位相当。这是权臣的第三种类型。而那些下等的权臣则巧言令色，献媚君主，窃取国家权力，残害百姓，如秦国的赵高，汉代的十常侍，唐代的卢杞、李林甫，宋代的蔡京、秦桧、韩侂胄，明代的刘瑾、魏忠贤等。这些人都是小偷小摸之徒，不足挂齿。这是权臣的第四种类型。中国数千年的权臣，大致就是以上四种。
总的来说，越往古代，权臣越多，越接近近代，权臣越少。这是什么原因呢？大概权臣的消减，与专制政体的进化是成比例的。中国专制政治的发达，其推动力主要有：一是专制主义的逐渐渗透，二是具有雄才大略的君主的布局规划。孔子目睹了周朝末年贵族统治的严重弊端，想确立一个权威以安定天下，所以他非常痛恨权贵之门，多次著书立说进行教化。汉朝兴起后，叔孙通、公孙弘等人利用儒术树立君主的威权，汉武帝推崇六艺而罢黜其他学派，大力弘扬儒术以教化天下，越来越强调君臣之间的名分差别，世人这才渐渐知道权臣是要被唾骂的。此后两千年来，人们都把儒家思想作为国民教育的中心点，宋朝的理学家大力宣扬，使这个基础更加稳固。凡是官员中的上流人士，以及洁身自好的人，全都严格奉行。道义、理性既然已经深入人心，枭雄霸道之气自然得以尽消，使人们束缚于名教、礼法。像汉朝的诸葛亮、唐朝的郭子仪，以及近代的曾国藩、左宗棠以至李鸿章，都受到了这种影响。另外，历代君主都吸取了朝代兴亡的教训，研究补救的方法，所以法律日益严密，以至于贵族掌权的情况到汉朝末年几乎绝迹了。汉光武帝、宋太祖对待功臣，给予优厚的俸禄，解除他们的军权；而汉高祖、明太祖对待功臣，却寻找各种借口，诛杀他们的家族。虽然用法有宽有严，但削弱权臣的权力、巩固皇权的目的是一样的。到了近代，全国统一实行郡县制，贵族的封地不再世袭，朝廷内外官员互相牵制，而皇帝则像挥动长鞭驱赶牲口一样统治他们。即使再侍奉皇帝十年，即使在外开府千里，只要皇帝一道诏书下来，他们就要连夜交出印信，乖乖地去当老百姓。因此，身居要职的人没有什么侥幸心理，只以保持自己的地位和名声来互相劝勉。难道是他们的品性比古人好吗？不过是形势造成的罢了。因为这两个原因，所以桀骜不驯的人有所收敛，不敢肆意妄为，天下也得以稍微安定。而洁身自爱的人，大多都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戒备心理，不愿意使自己处在受怀疑的位置上；即使国家有大事，明知只要自己出面就能对国家有利，他们也不敢力排众议，违抗圣旨，让自己冲在前面。俗话说“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当时满朝的官员都遵守这种明哲保身主义。这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有其渐变的过程的。
到了清朝，又有一个特别重大的原因。清朝从东北部落崛起，入主中原，靠几十万的满人统治着几亿的汉人，满人与汉人之间不可能没有分歧，这是形势使然。自从云南、福建、两广的三藩由投降的将领在当地开府设衙以来，就形成了尾大不掉的局面，朝廷大费周折才将其平定。此后，朝廷的威严和权力才统一集中起来。所以两百年来，满族官员中有专权的人，汉族官员中则没有专权的人。像鳌拜、和坤、肃顺、端华之类，其专权程度几乎可以与前代相提并论，他们都是满人。统计起来，历次军事行动，除了开国之初的不算，像平定三藩，平定准噶尔部，平定青海，平定回部，平定哈萨克、布鲁特、敖罕、巴达克山、爱乌罕，平定西藏、廓尔喀，平定大小金川，平定苗疆，平定白莲教、天理教，平定喀什噶尔等十几次出征，都使用八旗兵，由亲王、贝勒或满族大臣督军。至于平时，朝廷内部机构及地方上的封疆大吏，汉人只不过充数而已，对于政事没有什么发言权。如顺治、康熙年间的洪承畴，雍正、乾隆年间的张廷玉，虽然地位尊贵、名望重，实际上只是弄臣罢了。其余百官，更不值一提。咸丰以前，汉人从来没有担任过将相等重要职位（有一两个将帅也是汉军旗人——梁注）。到了洪秀全、杨秀清发难，赛尚阿、琦善都以大学士的身份担任钦差大臣，率领八旗精兵远征，拖延了时间，耽误了战机，使得太平军势力日益强大。直到这时，朝廷才知道八旗兵靠不住，开始委任汉人以大权。所以金田一役，实在是满汉权力消长最初的关头。到曾国藩、胡林翼等人在湖南、湖北崛起，成为平定江南的中坚力量，然而还要命令官文以大学士身份兼钦差大臣。当时朝廷虽然不得不倚重汉人，却又怎么能对汉人推心置腹呢？曾国藩、胡林翼竭尽全力与官文交好，每当有军事奏议，一定把官文的名字署在前面，有了功劳全归给官文，报捷的文书必须等官文签署了才发出。他们如此谦让，固然可敬，但他们的一番苦心，也实在可怜。读一读《曾文正公文集》就可看到，自从攻克金陵之后，曾国藩就战战兢兢，如芒在背。像曾国藩那样学养深厚的人尚且如此，更何况李鸿章的自信心还不及曾国藩呢！所以说，李鸿章的地位，和汉代的霍光、曹操，明代的张居正，以及近代欧洲、日本那些所谓立宪君主国的大臣相比，有很大不同，这是形势使然。
要论述李鸿章的地位，就不能不明确中国的官制。李鸿章历任官职有大学士、北洋大臣、总理衙门大臣、商务大臣，以及江苏巡抚、湖广总督、两江总督、两广总督、直隶总督等。从表面上看，他的地位已经极高了。然而，自从雍正以来，政府的实际权力掌握在军机大臣手中（自同治以后，总督巡抚的权力虽然日益增加，但也因人而异，不能一概而论——梁注）。因此，一国政治的功过，军机大臣应承担大半责任。尽管李鸿章作为总督巡抚，与普通的总督巡抚不同，但如果把将近四十年来政治上的失误都归咎于李鸿章，那么他肯定是无法承受的。试列举同治中兴以来有实力的军机大臣如下：
第一阶段，文祥、沈桂芬时代，在同治初年。
第二阶段，李鸿藻、翁同龢时代，跨越同治末年至光绪初年。
第三阶段，孙毓汶、徐用仪时代，从光绪十年（1884年）至光绪二十一年。
第四阶段，李鸿藻、翁同龢再次掌权的时代，从光绪二十一年至光绪二十四年。
第五阶段，刚毅、荣禄时代，从光绪二十四年至今。
按：从这个列表，也可以看出一些满汉权力消长的情况。在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之前，汉族人没有真正执政的。文祥提携沈桂芬，实际上是汉族人掌握政权的开端。之后，李鸿藻、翁同龢以及孙毓汶、徐用仪两位尚书相继掌权。他们个人的品德和能力不必评价，重要的是，同治以后，汉族人不仅在边疆大吏中占了一半以上，即使在政府中枢，汉族人的势力也急剧上升。然而，自戊戌八月以后，形势又发生了变化。这其中的原因说来话长，因与本书主旨无关，故不详述。
由此可以看出，几十年来与李鸿章共事的人是什么样的。虽然他们的品德和能力各不相同，不便细说，但总的来说，他们都不是与李鸿章同心、同力、同见识、同主张的人。李鸿章向俾斯麦诉说的话，就是这个意思啊！更何况军机大臣们还要仰承其他人（暗指慈禧太后——译者注）的旨意。这就是我为李鸿章感到悲哀的原因。我的这个观点，并不是有意偏袒李鸿章，为他开脱。我知道，即使李鸿章真的有实权，能够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他所取得的成就也绝对不会远远超过今天。为什么呢？因为李鸿章本就是一个“无学识”之人。如果李鸿章真的是英雄豪杰，那么凭借他原有的地位，又怎么不能继续发展，扩大势力，以期在全球推行他的政策呢？像格兰斯顿、俾斯麦那样的人，难道他们面前就没有阻力吗？因此这不是为李鸿章辩护的理由。然而，如果把中国的政治失误全部归咎于李鸿章，虽然李鸿章的牺牲固不足惜，但是那些执政误国的军机大臣却反而可以借此推卸责任，而我们四万万放弃国民责任的人也不会知道自己的罪过。这就是我为什么在李鸿章的地位问题上，不得不进行详细争辩。至于对他的功过和本人的评价，我会在文章最后进行总体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