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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世上只有平庸者才能做到既没有过错，也没有赞誉。如果全天下的人都厌恶他，那他就可以被称为超乎寻常的奸雄了；如果全天下的人都赞誉他，那他就可以被称为超乎寻常的豪杰了！虽然如此，但当我说“天下人”时，普通人占了绝大多数，而不一般的人则凤毛麟角。用普通人来评论不一般的人，如何看出合理之处呢？赞誉满天下，未必不是言行不一的伪君子；诽谤满天下，未必不是伟人。常言说“盖棺论定”。我见过有的人盖上棺盖后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对他的评价还未能确定。每个人都坚持他们赞同的，否定他们否定的，那么后人怎能从中判断呢？有这样一个人，赞誉他的人成千上万，毁谤他的人也成千上万；赞誉他的人把他夸到了极点，毁谤他的人把他贬到了极点；他现在受到的毁谤恰好能与他之前受到的赞誉相抵消，而其他人对他的赞誉也能够与他现在受到的毁谤相抵消。像这样的人是怎样的人呢？答案是：这可是个非同一般的人。他是否是非常之奸雄或非常之豪杰暂且不讨论，但总的来说，他的地位和行事，绝对不是常人的眼光和舌头能够看清和品评的。只有明白这个道理的人，才可以读我的《李鸿章》。
我敬佩李鸿章的才能，我惋惜李鸿章的见识，我同情李鸿章的遭遇。李鸿章遍访欧洲，到了德国，拜见前宰相俾斯麦，向他请教：“作为大臣，想为国家竭尽全力，但满朝的意见都与自己不合，众人都阻挠自己。在这种情况下，想要实现志向，有什么办法呢？”俾斯麦回答：“首先要得到君王的信任。得到了君王的专宠，还有什么事做不到呢？”李鸿章说：“假如他的君王无论谁的话都听，君王身边身居要职的人常常借威势而行事，掌控大局，面对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俾斯麦沉默良久说：“如果作为大臣，用至诚之心为国忧虑，我认为一定能感动君心。倘若和妇人女子共事，那就无能为力了。”（这句话是根据西方的报纸翻译出来的，寻常的中文报纸上所登载的《星轺日记》的内容，因为有所忌讳，所以没有翻译收录——梁注。）李鸿章默然无言。唉！我看到这里，知道李鸿章心中的苦闷、牢骚和抑郁是旁观者无法理解的。我之所以责备李鸿章，就在于此；我之所以宽恕李鸿章，也在于此。
自从李鸿章这个名字出现在世界上以来，世界各地的人都只认识李鸿章，而不认识中国。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李鸿章成了中国的唯一代表。显然，一个国家的人评价另一个国家的事情，是无法得到真相的。但是，总的来说，李鸿章是中国近四十年来第一流的重要人物。读中国近代史，势必不可不谈李鸿章；而读李鸿章传记，也势必不得不涉及中国近代史。这是有见识的人都会认同的。所以我这本书，就是起名《同光以来大事记》也是可以的。
不仅如此，一个国家现在的现象，一定和它以前的历史有关系，所以历史是现象的原因，现象是历史的结果。既然李鸿章和现在中国的关系这么深，那么想要评论李鸿章，就必须用锐利的眼光观察中国几千年来政权更迭的大趋势、民族兴衰的暗流，以及现在中外交涉的隐情，从而找到李鸿章在中国历史上的位置。孟子说：知人论世。时代本来就不容易研究，一个人难道就容易了解吗？
当今中国的评论家，常常将平定太平天国和捻军的叛乱当作李鸿章的功绩，而把多次和谈当作他的罪行。我认为这种看法既没有正确评价他的功绩，也没有正确判断他的过失。昔日德国的俾斯麦曾经对李鸿章说：“我们欧洲人认为，能够对抗异族的人才是有功的，而不看重那些残杀同类来保护某个姓氏的人。”平定太平天国和捻军叛乱，就像兄弟在家里争吵，哥哥把弟弟的脑袋打破，这样的功绩，让兄弟之间都感到害怕。至于我们对于国家耻辱的愤怒、对于和谈的痛恨，把所有的怨恨都集中在李鸿章身上，固然不是没有原因。但是，换个角度思考，在乙未年二三月份和庚子年八九月份，如果让那些评论家处在李鸿章的位置上，他们能够处理得比李鸿章更好吗？以此为罪名，恐怕也只是让那些冷嘲热讽的旁观者发泄口舌之快罢了。所以我对李鸿章在中国历史上功过的评价，是另有标准的。
李鸿章已经去世了，外国的评论家们都认为李鸿章是中国最有影响力的人。他们还说，李鸿章的死，对中国未来的整体形势一定会产生巨大影响。关于李鸿章是否真的足以被称为“中国第一人”，我不敢妄加评论；在如今50岁以上的人，以及三四品以上的官员中，没有一个比得上李鸿章，则是我敢断定的。李鸿章的死，是否真的对中国全局产生影响，我也不敢妄加评论；但现在政府失去了李鸿章，就像老虎失去了伥鬼，盲人失去了向导，前途危险，麻烦事会变得更多，这却是我敢断言的。我希望外国人的评论不是真的。如果是真的，那么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却只能依赖一个李鸿章，中国还有救吗？
西方哲学家曾经说过：时势造英雄，英雄也能造就时势。像李鸿章这样的人，我不能说他不算是英雄。但他虽然是被时势造就的英雄，却不是能造就时势的英雄。被时势造就的英雄，只是普通的英雄。天下这么大，历史这么长，哪个时代没有时势呢？所以读二十四史，像李鸿章这样的英雄多如牛毛。至于能造就时势的英雄，则是千载难逢。这就是中国历史之所以总是沿袭旧例而不做新意，最终不能闪耀出震撼世界的光芒的原因。我写这本书时，心中充满了感慨。
历史学家评论霍光，惋惜他“不学无术”。我认为李鸿章不能成为非同寻常的英雄，原因也在这四个字。李鸿章不懂国民的原理，不通世界的大势，不知政治的根本。在19世纪这个竞争激烈的时代里，他只顾修补漏洞，追求一时的安宁，不致力于增强国民实力，使国家的威势和德政达到繁荣的顶峰；他只是肤浅地学习西方的表面知识，不顾水流之源，就自满自足了。他还凭借小聪明和小手段，想要与世界上著名的大政治家抗衡，放弃重要的，争夺次要的，虽然竭尽全力，又能有什么帮助呢？孟子说：“放饭流歠，而问无齿决，此之谓不知务。”（大口吃饭，大口喝汤，却问有没有牙齿可以咀嚼，这叫作不懂怎样做事。）大概就是这种情况。李鸿章晚年显而易见的失败，都是这个原因。尽管如此，这又怎么能怪他呢？李鸿章本来就不是能造就时势的人。一个人生活在社会中，常常被社会数千年来的思想、习俗、道德所困扰，无法自拔。李鸿章没有出生在欧洲，而是出生在中国；没有出生在今天，而是出生在几十年前。在他之前和与他同时代的人之中，没有一个能造就时势的英雄引导他、帮助他，那么他所处的时间和地点所孕育的人物，只能是这样的，这本来就不能怪李鸿章。更何况他所遇到的困难，让他连自己的志向都不能完全实现！因此，我说：敬重李鸿章的才能，惋惜他的见识，也为他的遭遇感到悲哀。以后还会不会有像李鸿章这样的人物崛起呢？时势已经发生了变化，成为英雄的方式也会发生变化，所以他们不能再用我宽恕李鸿章的那些标准宽恕自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