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诗合一

2023年，一部名为《长安三万里》的动画电影风靡了整个中国，有人说，这部电影之所以成功，是因为选取了李白作为主角，而李白，正好是古往今来第一大文化IP。

为什么是李白？

因为中国孩子对于诗歌的启蒙，是从唐诗开始的，或者说得更明确些，是从“床前明月光”开始的。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中国的孩子自牙牙学语，就会跟着父母念诗。

唐朝以前的中国人，对诗的认识大多缘自《诗经》。

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不学《诗经》的话，连话也说不好。但唐以后，尤其自《全唐诗》问世以来，中国孩子最先读的，就不再是“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而是“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和“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之类。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文、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都是每个朝代特有的文学，独领风骚，后世再也无法超越。

这些文体有些虽然盛极一时，却早已被束之高阁，比如汉赋，现在除了专业的研究者，几乎没有人对司马相如、扬雄那些堂皇富丽的大赋感兴趣，有些尽管地位崇高，对于今人来说却也有些隔膜，比如《楚辞》《诗经》。这其中只有唐诗历久弥新，至今仍鲜活如才脱笔砚，由诗歌构筑的国度如果抽掉了唐诗，将会轰然坍塌。

唐诗是文学中的巅峰，而盛唐诗，则是巅峰中的巅峰。

诗至盛唐，至矣。

宋代严羽论诗首推盛唐，并明确提出“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

明代胡应麟盛赞盛唐绝句“兴象玲珑，句意深婉，无工可见，无迹可寻”。

以李梦阳为首的明代前七子也提出“诗必盛唐”。

素来目高于顶的鲁迅也感叹说：

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此后倘非能翻出如来掌心之“齐天大圣”，大可不必动手。

诗歌到了盛唐才真正走向了成熟，在此之前，从《诗经》《楚辞》到汉乐府、魏晋南北朝诗，其实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摸索期。

别看李白那么推崇建安风骨，但我们读汉魏时期的诗，会觉得质胜于文，还是太过于质朴了，后面的“齐梁体”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那就是“绮丽不足珍”，内容和文采不能很好地兼顾。其实哪怕是曹植，都存在着这个问题，就像他的名篇《洛神赋》一样，未免华丽有余，内容空洞。

直到盛唐，才达到了前人所追求的“文质相炳焕”，实现了体裁和内容的完美结合。

盛唐人殷璠甚至给出了一个具体节点，即“开元十五年后，声律风骨始备矣”，开元十五年，差不多正好是李白出川的时期，他处在盛极千古的时代——既是国家民族的黄金时代，又处在诗的黄金时代的交叉点上。

唐朝的建立，宣告着自汉末以来长达400年的混乱局面告终，中华大地上迎来了繁盛、统一的新局面。

国力强盛，经济富足，百姓安居乐业，士人意气风发，这是唐诗繁荣的肥沃土壤，也是唐诗超越前代诗歌的有利条件。

由于实现了大一统，唐代的诗人自然源出多个地域、多个民族，如李白、白居易之先世皆出于西域，元结、元稹、独孤及等源出于鲜卑，刘禹锡先世出于匈奴，都是其中的典型例子。

盛唐诗的魅力，有概括为“盛唐气象”的，也有说是“盛唐之音”的，林庚先生说唐诗的好处是：

它易懂而印象深。易懂也还不算难得，难得的是能给人留下那么深的印象；更难得的是小时候就背熟了的诗，今天再读时还觉得那么新鲜。……唐诗的可贵处就在于它以最新鲜的感受从生活的各个方面启发着人们。它的充沛的精神状态，深入浅出的语言造诣，乃是中国古典诗歌史上最完美的成就。

盛唐诗最显著的好处，正在于以最简洁易懂的语言，给人以最新鲜的感受。这不正好是李白给我们的感受吗？

李白大概是盛唐诗人中最富有口语气象的诗人，他的大部分诗都简洁、明快，洋溢着一种昂扬向上的情思，其中蕴含的诗意无需翻译也无法翻译，恰好是最适合给孩子用来启蒙的诗，比如我们最耳熟能详的那几首：

两人对酌山花开，

一杯一杯复一杯。

我醉欲眠卿且去，

明朝有意抱琴来。

日照香炉生紫烟，

遥看瀑布挂前川。

飞流直下三千尺，

疑是银河落九天。

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

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天下伤心处，劳劳送客亭。

春风知别苦，不遣柳条青。

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

不知明镜里，何处得秋霜。

翻看一部李白诗集，这样的例子俯拾即来。这样的诗，就算是不识字的人，也知道是天生好言语。

当然，不单单是李白，像王维、孟浩然、王昌龄、岑参等也写下了大量明白如话却又韵味悠长的诗，那么，为什么偏偏是李白，被看作是盛唐气象最突出的代表呢？

简单来说，再没有比李白更纯粹的诗人了。“谈话是诗，举动是诗，毕生行径都是诗”，这是蔡元培评价徐志摩的一句话，移之来形容李白也很贴切，他的人生，就是一首流动的诗。

中国人只要一提到诗人这两个字，首先想到的就是李白，只有李白，唯有李白，在他身上，才真正实现了生命即诗、“人诗合一”。在中国，李白这个名字代表的已经不仅仅是一个诗人，还是一个符号，一种精神，一类浪漫美学，一个指向，一条通往自由之“道”。

要达到这个境界是很难的，中国绝大部分诗人都存在两个问题，不是人大于诗，就是诗大于人，我们都喜欢阮籍、嵇康的魏晋风度，但对他们的作品却知之甚少。人们提起嵇康来，顶多知道一句“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他们的诗歌，和他们人格的光辉相比显得黯然失色，就算是陶渊明，所写的诗还是远不如盛唐诗歌那样脍炙人口。还有一类诗人，名作佳句多不胜数，偏偏人淡得像个可有可无的影子，让人只记住了他的诗，记不清他的人，没错，我说的就是王维，王昌龄、岑参也有这个问题。

要论人诗合一，只有苏轼可堪和李白匹敌，苏轼的特长是更全面，光论气质之纯粹和个性之鲜明，还是要输李白一筹。

王维写起诗来，恨不能完全隐身。他笔下的山，是一座空山：“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

李白呢，写起诗来，首首都是“有我之境”，在他之前以及之后，都没有一个诗人像他这样乐此不疲地书写自我，他的诗不管是干谒也好，酬和也好，中心始终突出的是一个大写的“我”。

清人余成教在《石园诗话》卷一中曾论及李白诗的起势说：

太白诗起句缥缈, 其以“我”字起者, 亦突兀而来。如“我随秋风来”“我携一樽酒”“我家敬亭下”“我觉秋兴逸”“我昔钓白龙”“我有万古宅”“我行至商洛”“我有紫霞想”“我今寻阳去”“我昔东海上”“我本楚狂人”“我来竟何事”“我宿五松下”“我浮黄河去京阙”“我吟谢朓诗上语”之类是也。

这还只是冰山一角，不用专门查阅李太白集，也可随便略举几例：

我从此去钓东海, 得鱼笑寄情相亲。（《猛虎行》）

我来竟何事，高卧沙丘城。（《沙丘城下寄杜甫》）

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古风·其一》）

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

……

他还总是喜欢在诗中自称“李白”或其字号，就像唐太宗总是喜欢自称为“世民”一样，显得特别可爱，比如“李白乘舟将欲行”“夜台无李白，沽酒与何人”“虽为李白妇，何异太常妻”“青莲居士谪仙人，酒肆藏名三十春”“四明有狂客，风流贺季真。长安一相见，呼我谪仙人”……

李白诗中的我，是我行我素，“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我辈不作乐，但为后代悲”；也是唯我独尊，“我觉秋兴逸，谁言秋兴悲”；更是自我中心，“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

他的人生理想，有说是功名利禄，有说是兼济天下，其实都可以换成一个现代人常说的词，也就是自我实现。他的诗，是由一个个孤傲的自我连缀而成的，李白最喜欢也最擅长的题材就是李白本人，塑造李白传奇的第一人，正是李白自己。

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也敏锐地感受到了这一点，他指出：

除了诗歌方面的卓越成就，李白还留给后代诗人一份重要的遗产：对于个人和诗歌特性的兴趣。仅仅杰出已不再令人满足，诗人必须既杰出又独特。因此，后代批评家总是劝告有抱负的诗人仿效杜甫，而不是李白……李白不可仿效的真正原因，却在于李白的诗歌主要与李白相关，其目标是通过诗中的人物和隐蔽于诗歌后面的创造者，表现出一种独一无二的个性。

我们常说盛唐气象，但如果没有李白，盛唐气象也许将是一团混沌，显得面目模糊，直到李白闯入诗坛，才以一己之力提升了盛唐气象的内涵和格局，让盛唐气象变得如此鲜明独特。

多么神奇，李白对于当时的诗坛本来是个外来客、游离者，最后，却成了那个时代最重要的代言人。真正的时代英雄，可能都具有这种超越并引领时代的作用，关于李白对时代的超越性，早有人说过“超出唐人而不离唐人者，李也”。

如今，李白和盛唐早已密不可分，我们会觉得，杜甫可以属于任何朝代，而李白只能属于盛唐。

只有盛唐，才能孕育和包容李白，如果生在其他朝代，他可能真的会发疯。

想想徐渭吧，年轻时何尝不是才盖一世、气雄天下，后来竟因忧惧而落到杀妻自戕的地步，或者会横死。比如那位方孝孺，专门写过《李太白赞》的明代大儒，却因为支持建文帝，落得被明成祖朱棣诛十族的惨烈下场。

文人们都爱借李白之酒杯，浇自己不遇之块垒，殊不知，李白已经算生逢其时，他和他的时代互相成就、互相辉映。

如果没有李白，盛唐也将失去至少一半的光彩，属于那个朝代的风流早已被雨打风吹去，我们已经见识不到吴道子的壁画，听不到李龟年和三千梨园子弟的歌声，也无法切身感受到公孙大娘的剑舞有多么精彩，连万国来朝的威仪、杨玉环的天生丽质都已湮灭。幸好还有李白的诗，让我们能够想象得到关于盛唐的万千气象、山河澎湃、浪漫自由。

他绣口一吐，就是半个盛唐。 THlKbpMROt/Audjg0tGO9qCJubyNCnb7+ESlQnJ+q8Gx646FKOp9BqRaGFLJWvm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