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出生地在哪里,李白的青少年时期都是在四川度过的,他本人在对外介绍时也说“近者逸人李白,自峨眉而来”。蜀国多仙山,峨眉天下秀,李白便用峨眉来代称蜀地。
实际上他家坐落在四川江油市青莲镇漫波渡。20世纪30年代,李长之曾亲自去漫波渡探访:远远看去就像云气蒸腾似的,一片淡淡的白雾,天和水是不大分的,岸上是一片淡黄花的树,夹着一些青竹,有些缥缈,有些空虚,也真仿佛李白的诗境。
相传李白的母亲曾在漫波渡口浣纱,一尾金色鲤鱼跳入篮中,李母带回家烹而食之,之后就怀上了李白。
李白就是在这样一个仿似仙境的地方长大的。青莲是个小镇,好在李家并未指望他走科举之路,这样也避免了他成为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小镇做题家”。
不过少年时的李白还是很勤奋的。相传他在山中读书时,有次下山去玩,路过一条小溪时遇见位老婆婆在磨铁杵,小李白好奇地问她在干什么,老婆婆回答说想把它磨成针,李白从中得到了启发,于是回去发愤苦读。
磨铁成针的故事可能是后人杜撰的,却也可以从中看到李白的勤学,年少时他曾经前后三拟《昭明文选》,觉得不满意的作品都烧掉重写,最后只留下了仿作的《恨赋》和《别赋》。
这种勤学苦练的精神,为他奠定了深厚的学问基础,他后来写诗不太爱用典,可一旦用起典来还是驾轻就熟的,正是得益于年少时的积累。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成长于巴山蜀水之间,李白自然深受巴蜀文化的浸润。巴蜀这个地方,向来有“天府之国”之称,地沃土丰,商业繁盛,蜀地的美酒和锦缎都闻名全国,李白父亲选择迁居此地是有道理的。
蜀地的风光,堪称奇秀,有白云缭绕的高山、奔流不息的江水、奇险的栈道、凄厉的猿鸣,以及杜鹃鸟忧伤的鸣叫声、生活在这样奇幻瑰丽的自然环境中,让李白从小就培养出了对雄奇山水的爱好,巴山蜀水的各种元素,日后也常常出现在他的诗里。
蜀地的文化,则可以用奇诡来形容。奇幻的仙道文化与诡异的巫祝文化共同构成了蜀地文化夸张、浪漫的色彩,巴蜀道教创始人张道陵就是在巴蜀创立五斗米教,并在蜀汉传道30余年。李白的家乡,四川绵阳江油西南40里的紫云山就是一个著名的道教胜地,他也在诗中提起过“家本紫云山”。
附近的匡山上至今还有李白的读书台,也就是杜甫诗中提及的“匡山读书处,头白好归来”,据说青少年时期的李白常居此处读书有十年之久。相传匡山夜里每每有光影摇曳, 当地老者便指点着说:“那是李白在秉烛读书呢!”
一个人自幼生长的地方,肯定对他有莫大的影响,我们后来熟悉的那个飘逸、浪漫、特立独行的李白在蜀地时,已经初具雏形。他在这里修仙访道,学剑练艺,周游名山,读书干谒,成长为一个矫矫不群的青年。
巴蜀自古多才俊,孙中山曾感言“惟蜀有才,奇瑰磊落”,将巴蜀才士的风貌概括得非常贴切。
巴蜀的才士们,风貌与中原文士大不一样,从汉时的司马相如、扬雄到唐时的陈子昂、李白,宋时的苏轼,他们的共同点都可以用“奇瑰磊落”来概括,他们其人雄奇磊落,其文奇幻瑰丽,是时人眼中所谓的“奇士”,而非传统儒士。
蜀地有两个非常明显的特点。一是封闭性,此处四面环山,交通不便,“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一是边陲性,此地虽然富饶繁盛,毕竟地处西南边陲,而自古以来的文化中心,都在黄河流域的中原一带。边缘地区往往是文化传统刚性最弱、最容易突破的地方,这就是“蛮夷”的优势,也是所谓文化边缘的优势。李白能够后来居上,超过中原地带出身的王维等人,和他成长于边缘地区不无关系。
“蜀之人无闻则已,闻则杰出”(魏颢语),巴蜀这个地方要么不出人才,要么一出就是杰出人才。因为要从这个地方走出去实在太不容易了,而能够真正走出去的人,肯定具有非比寻常的才华。光有才华还不够,要想和中原文士们一较高下,他们还得出奇制胜。
大多数的人成长都是从模仿偶像开始的,李白也不例外,他所追慕的蜀地先贤,远有司马相如,近有陈子昂。
初唐的陈子昂,正是蜀人出奇制胜的一个典型例子。陈子昂也是西蜀人士,出身于四川射洪县经营井盐的巨富之家,年轻时驰侠使气,不学无术,直到有次格斗时快闹出人命了,才幡然醒悟,折节读书。
陈子昂能够在初唐的诗坛脱颖而出,靠的不仅是非常之才华,更是非常之手段。他到长安闯荡时籍籍无名,有次在街头游荡时遇见有人在卖胡琴,一把貌似很普通的胡琴,居然要价高达百万。
陈子昂脑子里灵光一闪,拨开人群高价买下了这把胡琴,并宣布明天将在自己的住所奏琴娱客。
第二天,人们闻风而至,想一聆雅奏,出人意料的是陈子昂却高高拿起那把胡琴,当着众人的面摔得粉碎,更出人意料的是他还道出了下面一番话:“我陈子昂,从四川来到长安,随身带着诗文百卷,却不为人知,这把琴只不过是乐工演奏的乐器,哪里值得大家这么关注呢?”
这一摔,摔出了关注,摔出了名气,陈子昂这个名字,很快就伴随着摔琴的故事,哄动了当时的文坛。
现在看来,哪有这么巧的事,这根本就是一出好戏,导演和主演都是陈子昂,从千金买琴到当众摔琴,都是他在自导自演。
陈子昂在初唐诗坛上地位很高,一首《登幽州台歌》足以让他不朽:
前不见古人,
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悠悠,
独怆然而涕下。
后人在论及陈子昂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时,评价说“论功若准平吴例,合著黄金铸子昂”。
陈子昂卒于702年,正好是李白出生的后一年。对这位西蜀前辈,他自然也是熟悉而敬仰的。
创作上,他接过了陈子昂高举的“复古”大旗,提倡要复兴建安风骨,他创作的《古风》系列,正是对陈子昂同题诗作的继承和学习;行为上,他也追随这位自蜀入京的前辈,试图以非常之手段,谋取非常之功名。
李白和司马相如、陈子昂这些蜀地才士有共同点,也有不同的地方。司马相如和陈子昂他们都是土生土长的蜀地人,而李白一家则是迁居于此的外来客、新移民。
尽管李家财力雄厚,但作为蜀地的新移民,李家的社会地位还是不如那些雄霸一方的本地土著们,李白的父亲终其一生都被称之为“客”,这也是李家没有彻底融入到当地的一个有力佐证。
据《彰明逸事》记载:
李白少时曾在剑南道绵州府昌隆县县衙当一名小吏。
一次,李白驱牛经过县令堂下,县令夫人欲加诘责。
李白便吟诗致歉,诗曰:“素面倚栏钩,娇声出外头。若非是织女,何必问牵牛。”
县令奇之,便令李白侍奉砚席。
有一次,县内发生大火。火灭后,县令作诗云:“野火烧山后,人归火不归。”一时想不出下句。
李白接口道:“焰随红日远,烟逐暮云飞。”
县令听了就停止作诗。
还有一次,李白陪同县令在江边观看涨水。
有一女子淹死江中,县令见状,作诗吟道:“二八谁家女,飘来倚岸芦。鸟窥眉上翠,鱼弄口旁朱。”
李白随口应道:“绿发随波散,红颜逐浪无。何因逢伍相,应是怨秋胡。”
县令听到李白诗含讽意,很不高兴。
李白感到很惶恐,便隐于大匡山读书。
这些传闻荒诞不经,杜撰者可能是为了突出李白的才华和傲岸,结果反而凸显了他的狼狈和卑微。如果李白真的曾有做小吏的经历,那么可以看出,当时还籍籍无名的他,实在太微不足道了。
也许是在老家寻找不到发展机会,二十出头时,李白有过游历巴蜀之举,并曾来到成都。
成都当时还叫益州,唐时号称扬一益二,成都的繁盛仅次于扬州。西蜀小镇青年李白头一次来到如此繁华的大都市。
在这里,李白平生第一次干谒,他以初生牛犊不畏虎的劲头在路上拦住了益州刺史苏颋。后者对他评价甚高,也曾上书向朝廷推荐他,最后不知怎么的却没有下文了。
另一次干谒就更不顺利了,当时的渝州刺史李邕可能看不惯李白的年少轻狂,对他不大客气,刺激得李白狂性大发,特意写诗予以回击。
既然本地的路走不通,那么只有学陈子昂那样出蜀去了。
自二十五岁离蜀之后,李白再也没有回到过四川。他在诗中也常常表达对蜀地的思念,但他思念的是相如台、扬雄宅,是峨眉的月亮和宣城的杜鹃花,而不是那里的人。
极有可能,他在蜀地的经历并不太愉快,作为一个新移民之子,他和父亲一样都受到过微妙的排斥和轻视,而李白又是一个何等敏感自负的人,心里暗暗憋了一口气,立誓要闯荡出个名堂来,让那些曾经排斥和疏远他们的土著们另眼相看。
离开蜀地之后,李白很少提及蜀地的双亲。
孝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随侍在旁,承欢膝下;一种是光宗耀祖,振大家声。魏晋时的王祥说过“扬名显亲,孝之至也”,李白辞亲远游,正是为了扬名显亲。
对他来说,人生中最重要的两件事就是报国和荣亲。“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然后与陶朱留侯,浮五湖,戏沧州”“一生欲报主,百代思荣亲”,心心念念着要光大门楣。
可事与愿违,他一直没达到心中的目标。“李白《蜀道难》,羞为无成归”,既然无法像他仰慕的司马相如、陈子昂那样衣锦还乡,他宁愿不还乡。
这种客居的身份,也造成了李白的客寓意识。对于蜀人来说,他是个外来客,对于长安人来说,他还是个外来客。终其一生,他在哪里都找不到归属感。辞别蜀地之后,只有永无止境地漂泊下去了。
衣锦还乡的目标,李白生前失之交臂,死后倒是成功实现了。
今天的四川人,个个都以拥有李白这样的老乡为荣,“李白故里”成了江油响当当的一张金字招牌。
江油人提起这位大诗人来,都尊重地称他为“太白先生”。因为李白的缘故,清廉乡改名为青莲镇,当地重修了他住过的陇西院,还有一座李白胞妹月圆的坟墓,据说是李白离开之后,月圆留在父母身边替他尽孝,不管真假如何,出发点都是很美好的。
关于李白的出生地之争,明代的思想家李贽说过一段很风趣的话:
蜀人则以白为蜀产,陇西人则以白为陇西产,山东人又借此以为山东产,而修入《一统志》,盖自唐至今然矣……呜呼!一个李白,生时无所容入,死而千百余年,慕而争者无时而已。余谓李白无时不是其生之年,无处不是其生之地。亦是天上星,亦是地上英,亦是巴西人,亦是陇西人,亦是山东人,亦是会稽人,亦是浔阳人,亦是夜郎人。死之处亦荣,生之处亦荣,流之处亦荣,囚之处亦荣,不游不囚不流不到之处,读其书,见其人,亦荣亦荣,莫争莫争。
华夏何幸,曾生李白!大唐何幸,曾有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