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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平从事中医临床与研究工作40余载，她深研中医经典，撷取诸家精华，验于临床实践，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辨证思维和临证风格，在中西医结合治疗肾病及风湿病方面提出了许多创新性的学术观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疾病是在病因作用和正虚邪凑的情况下，人体内出现的具有一定发展规律的正邪交争、阴阳失调的全部病变演化过程，具体表现为若干特定症状和各阶段相应的证候。辨病就是辨别疾病，辨病早于辨证。我国现存最早的医学理论巨著《黄帝内经》记载了300余种病名和治疗疾病的13首处方。这些处方多为单验方，如生铁落饮、泽泻饮之类，有汤、丸、酒、散等不同剂型，多是一病一方一药。到了汉代，对疾病的研究更细致、更全面，分类也更明确。如《金匮要略》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研究杂病的专书，是治疗杂病的典范，被列为医方之祖。各篇以“某某病脉证并治”为标题，强调了辨病为第一的思想，而且每种疾病有专方专药进行治疗。继张仲景之后，明代医学巨著《万病回春》有“诸病主药”篇，即有专病专方记载；张介宾著有《景岳全书》，此书为后世中医内科学的样板。中医学重视辨病施治，长期以来积累了很多针对某种病的专属性有效方药，如治疗饮食积滞常用保和丸，治疗梅核气多用半夏厚朴汤，治疗胸痹用枳实薤白桂枝汤，治疗疟母用鳖甲煎丸，治疗肺痈用苇茎汤，治疗白喉用养阴清肺汤，治疗破伤风用玉真散等 ［1］ 。这些专病专方多来源于经方，是治疗相应病证的临床高效方、常用方。其他常用专病专药如治疗黄疸主用茵陈，治疗痢疾主用黄连、白头翁，治疗呕吐主用生姜、半夏，治疗血淋主用小蓟，治疗蛔虫症主用雷丸、乌梅，治疗疟疾主用常山、槟榔，治疗梅毒主用土茯苓等 ［1］ 。临证辨识病名，通识药性，因病选药，是组方的重要思路之一。
西医学传入中国后，极大地促进了中医学的发展和融合，为中医学的发展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挑战。它以现代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细菌学等为基础，运用现代科学知识和方法及科学仪器设备配合检查。西医辨病，实际上是对疾病进行诊断和鉴别诊断，辨病是在病因学、病理学、生理学、组织解剖学等基础上，充分地采集患者的病史、症状和体征以及实验室检查结果，做出相应的诊断及治疗，重于疾病病理变化全过程的认识，强调疾病固有的生理、病理变化规律。
证是对不同疾病或疾病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的病因病机所做的概括，相对于病而言，是疾病当前阶段的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当前阶段疾病本质的反映。与病的特异性不同，证往往具有共性，证是基础和主线。辨证是在中医学基本理论指导下，辨别各种疾病发展过程中不同阶段各种不同的证候。以研究疾病的发生、发展规律，认识疾病发生的病因病机及病变过程中的传变、转归以及脏腑气血之间的关系，立足整体观念，辩证地看待一切，强调个体的特异性，注重内在变化，对于疾病的整个变化过程做出辨证分析，从而得出论治的依据。辨证论治为中医理论的精髓，是中医诊治过程中很复杂的问题，它有一整套的理论体系。辨证论治综合考虑证候病机的病因、病位、病性、病势等诸要素，从整体上把握病证，有利于发挥方药的整体性。
因证组方是以疾病当时的综合反应状态为调节要点，综合考虑证候病机中的病因、病位、病性、病势等诸要素，在治法指导下，有主次地、有针对性地配伍用药 ［1］ 。例如，谈平治疗胸痹属心血瘀阻证，多用血府逐瘀汤加减以活血化瘀，通络止痛；属痰浊内阻证，多用瓜蒌薤白半夏汤加味以通阳泄浊，豁痰开结；属阴寒凝滞证，多以瓜蒌薤白白酒汤加味以辛温通阳，开痹散寒；属气阴两虚证，以生脉散合人参养荣汤以益气养阴，活血通络。另外，不少中药以治证为专长，如人参补脾肺之气而生津液，附子补火助阳而能温经逐寒，当归养肝血而能活血，熟地黄滋肾阴而能填精益髓，干姜温中暖脾而守中，牛膝活血而能逐瘀下行等，多为临证组方的常用辨证药味 ［1］ 。因证配伍强调把握疾病的阶段性矛盾，多环节和动态调节，是临床“异病同治”的基础，也是中医临证遣药组方中最常用、最有特色的一种模式。
谈平在多年的临证过程中，始终坚持中西医结合路线，认为“辨病”与“辨证”必须相结合才能让患者达到最好的预后。她认为辨病既包括中医的“辨病”，也包括西医的“辨病”，即“诊断”，不同的疾病有其自身发展、变化的规律，因其不同的病因及发病机制，可表现出不同的临床特征和演变规律。临床诊治患者，首先需明确辨病，才能发现贯穿全过程的病因病机。例如，慢性肾炎是由多种原因引起的病理表现不同的原发于肾小球的一组疾病，病程长，临床以蛋白尿、血尿、水肿和高血压为主要特征，并常伴有肾功能损害，病情缓慢进展，可进入终末期肾衰竭。中医认为肾藏精气，是人体生命活动的根本。肾精充足，精气发挥正常功能活动，脏腑各司其职，则人体健康，保持正常生理状态。当肾的精气不足，则导致气化、封藏等功能失调，并产生水湿、湿热、瘀血等病理因素导致的相应病证，如慢性肾炎的水肿、蛋白尿、血尿、肾功能损害等。致病因素包括先天不足、房劳过度、饮食不节、情志失调等内在因素，也包括风邪外袭、湿毒浸淫、湿邪侵袭、药毒伤肾等外在因素。谈平认为慢性肾炎的本质在于气虚，先天肾气不足，或脾虚气血生化乏源，久病及肾，导致肾气亏虚，气虚卫外不固，外邪趁机入侵而发病。故临床上慢性肾炎患者，尤其以蛋白尿为主要表现者，谈平常给予大剂量黄芪为主药，再结合不同兼症及舌脉表现进行辨证论治。本虚需辨明偏于肺虚、脾虚还是肾虚，是气虚、阴虚还是阳虚；然后再辨是否邪实兼夹，如瘀血、湿邪、浊毒、热邪等，分别给予相应方药治疗。
再如慢性肾衰竭是多种原发或继发性肾脏疾病晚期的共同归宿，是一组以进行性肾单位毁损而使肾脏的排泄功能、内环境稳定功能和内分泌功能等障碍为特征的临床综合证候。久患肾病，肾元虚衰，湿浊内蕴是其根本病机，感受外邪、饮食不当、劳倦过度、药毒伤肾等常常是其诱发及加重因素。病位主要在肾，涉及肺、脾（胃）、肝、心等脏腑，基本病机为肾元虚衰，浊毒内蕴。其病理性质乃本虚标实，本虚以肾元亏虚为主，标实以水气、湿浊、湿热、血瘀、肝风为多。基于此病因病机理论，临床辨证论治时先明辨虚实，分清脾肾气虚、阳虚、气阴两虚还是肝肾两虚、阴阳两虚，再辨是否存在实邪，如湿浊、湿热、水气、瘀血、风动等。谈平认为本病在辨病明确的前提下，根据肾脏具有排泄功能、稳定内环境功能和内分泌功能等生理机制，就能推断出在疾病的不同阶段可能出现的临床表现，判断病情，推断预后。本病肾气亏虚贯穿始终，再结合患者临床表现分别进行辨证论治，就能更贴合病机本质，取得更好的疗效。
又如论治膜性肾病，它是肾病中比较有特征性，治疗又相对棘手的一种病理类型。膜性肾病是组织学诊断名称，是成人肾病综合征常见的病理类型之一，是最为典型的免疫复合物型肾小球肾炎，临床以水肿、大量蛋白尿为主要临床表现。其病因病理主要是由抗原物质（自身或外来）刺激机体产生相应的抗体，抗原-抗体结合形成的免疫复合物沉积在肾小球上皮细胞下或基底膜外侧，激活补体，引发复杂的免疫反应，形成膜攻击复合物。激活的细胞因子使肾小球基底膜细胞外基质成分改变，引起基底膜弥漫性增厚、破坏、负电荷丢失，肾小球基底膜通透性增加，导致大量蛋白漏出，而大量蛋白尿又进一步加重了肾小球损害。西医学研究发现，膜性肾病易出现血栓、栓塞等并发症，如肾静脉血栓、下肢静脉血栓及肺栓塞，发生率为10％～60％。另外，长期免疫治疗造成的免疫耐受以及高血脂、感染、营养不良等多种并发症的存在，是该病成为难治性肾病的主要原因。膜性肾病当属中医“水肿”“尿浊”范畴。谈平认为膜性肾病患者病性也属本虚标实，以脾肾气虚为本，标实以瘀血为主，伴有湿邪为患。故谈平在治疗膜性肾病过程中非常注重活血化瘀的治疗，常选用红花、水蛭、地龙等药。另外，谈平认为膜性肾病患者在接受激素治疗前后以及激素减量后，中医证型会出现较大的变化，主要表现为激素使用过程中有明显的热邪内蕴表现，如痤疮、发热、舌红等，伴易饥、睡眠差等阳气亢盛之象，考虑与激素属于纯阳温燥之品有必然的关系。
综上，谈平认为在疾病诊疗过程中，坚持辨病与辨证相结合，能更客观、更准确立足病机，精准用药，从而收到较好的临床疗效。
［1］谢鸣，周然.方剂学［M］.2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2：36.
（董金莉，吴东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