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者贵有惭愧之心

孔老夫子讲究仁爱，他的嫡孙子思的再传弟子孟轲进而注重恻隐。在《孟子》一书中多次讲到“恻隐之心”。恻隐是对他人所受苦难表示同情。同情心是仁爱的发端。《孟子·公孙丑上》有“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的名言。唐代孙思邈在其名篇《大医精诚》内也曾说到“恻隐之心”：“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说先要产生“恻隐之心”，然后可“普救含灵之苦”，意思同《孟子》“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可谓斗隼合缝。

孙思邈并不止步于“恻隐”，更进一步道出“惭愧”一语。他是这样说的：“其有患疮痍、下痢，臭秽不可瞻视，人所恶见者，但发惭愧凄怜忧恤之意，不得起一念蒂芥之心，是吾之志也。”此“惭愧”二字，具有深切的意味。

深在哪里？

深在自古迄今，未见有文论及医者贵有惭愧之心。《希波克拉底誓言》，被称誉为古希腊职业道德的圣典；明代陈实功所撰《外科正宗》，内有《医家五戒》《医家十要》两篇，有被褒扬为世界上最早成文的医德法典；1991年国家教育委员会高等教育司颁布的《医学生誓言》，每常为医学院校学生宣誓；探讨医德的诸多文章、著作，归纳医德的范畴不外乎心地纯正、全力救人、普同一等、精勤不倦、举止端庄、谦和谨慎、淡于名利、慎言守密等：“惭愧”二字，始终未曾露面。

深在“惭愧”之心伴随着医学的出现而生发。有关医学起源的问题，纷纭众说，仁智互见。二十世纪初，意大利著名医学史家卡斯蒂廖尼《世界医学史》指出：“医学随着人类痛苦的最初表达和减轻这痛苦的最初愿望而诞生。”（北京医科大学医史教研室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认为医学的出现是为了减轻身体上的痛苦。这是对医学起源朴素而实在的解释，同时也对医者的职责提出了要求，就是要减轻患者身体上的痛苦。假如患者身体上的痛苦非但不能得到及时的救治而有所减轻，反而流变到“臭秽不可瞻视，人所恶见”的地步，不仅肉体上的痛苦加重，甚至失去为人的尊严，饱受精神上的煎熬。这难道不是医者的严重失责吗？愧疚的心意、惭怍的面色因此油然而起，正是良知未泯的反映。这是《大医精诚》给后人揭示的深刻道理。

顺便补说一意，孙思邈并非只是嘴上说说、书中写写而已，而是躬体力行、尽心亲为。举个例子来说：麻风是一种传染病，以往在世界上流传较广。对麻风患者的处置措施缺乏人性，轻则驱赶到渺无人烟的地方，任其自生自灭，重则火烧、水溺，立时毙命。而孙思邈对待麻风患者的态度，在《备急千金要方》卷二十三第五《恶疾大风》中有记录。所见麻风患者有“眉须已落”者，有“手足十指已有堕落”者，有“疮痍荼毒重叠而生，昼夜苦痛不已”者，“予尝手疗六百余人，差者十分有一，莫不一一亲自抚养，所以深细谙委之”。爱护体恤，详悉了解病情，并且亲手治愈六十多人。孙思邈表里若一，言行相合，由他这样的精诚大医来写《大医精诚》是恰如其分的。

（原载《上海中医药杂志》2019年第6期） 76ImLCeIisEOlZc2nch+Yc5nr3jwuKLQdJuqVbnwU/lCXa51N5Q24Qt+YO8BeEg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