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哈布斯堡君主国统治后期遭遇了意识形态危机。一直以来，王朝都自称其统治乃神的旨意，这片王土实现了中世纪大一统的梦想，是与“异教徒”奥斯曼土耳其人对抗的“基督教堡垒”，是沟通“东”“西”的枢纽。但进入18世纪，奥斯曼帝国式微，对欧洲的威胁减轻了，这些说法的说服力也随之下降。此后，哈布斯堡家族又将自己塑造为人文艺术与科学的赞助者，启蒙运动的孵化人，立下豪言壮语要保护它治下的各种文化。套用20世纪民族主义的框架回看，“多样中的统一”这种观念太过脆弱，根本不值得思想史学者关注。A. J. P. 泰勒（A. J. P. Taylor）在经典史学著作中写道：“弗兰茨·约瑟夫一世是个没有思想的皇帝，这恰是他生存下去的力量。但19世纪以后，只有思想观念才能成就一个国家，并推动它发展壮大……因此必须有一种奥地利理念。这个词组尽人皆知，却还没有人真的将其付诸实践。” [1]
吊诡之处在于，泰勒虽然拥护“小国”，却和19世纪德意志国家主义者立场相同。后者也认为哈布斯堡王朝失去了意识形态的合法性。普鲁士保守派的反犹主义者保罗·德·拉加德（Paul de Lagarde）希望普鲁士能统治整个欧洲，因此他在1853年写道：“当前，奥地利缺乏一种凝聚诸邦的理念。” [2] 他随后告诫道，没有统一的“理念”，奥地利势必陷入“唯物主义”。拉加德说，奥地利是一具庞大的动物躯体，等着普鲁士这个理性的头脑让它活动起来。
但也许泰勒和拉加德一样，也局限于构想这个“理念”是什么，可以到哪里去找寻。泰勒认为新理念应该蕴于高级政治（high politics）中，于是一直在基督教社会党或社会民主党等政党的跨国意识形态中寻找灵感。更宽泛地说，历史学家已经从四个方面回答了19世纪奥匈帝国的合法性问题，分别是军事防御、政治原因、文化原因与经济原因，下面就让我们依次考察一番。
对19世纪大部分西欧国家来说，奥地利仍然是一道军事防线，哪怕奥斯曼帝国已经衰落，它也可以抵御俄国。忠于哈布斯堡家族的匈牙利政治家安德拉希·久洛（Gyula Andrássy）伯爵在1897年说过，奥地利在18—19世纪的扩张，使得匈牙利对帝国的安全更加重要。他把加利西亚、波希米亚和蒂罗尔比作Vorwerke，也就是中世纪时城池外围的防御型城堡，同时把匈牙利比作Festungskern，也就是君主国国防的核心地带。“奥地利各邦在地图上伸入了他国的境内，彼此之间联系很少”，敌人“能轻易将它们之间的联系切断”，但有了匈牙利，“奥地利的防御工事就形成了一个封闭系统”。 [3] 不过奥匈帝国的军事力量难以组织起来，因此奥匈帝国存在的军事理由站不住脚。
1867年奥地利-匈牙利折中方案将帝国一分为二，奥地利与匈牙利彼此独立，只在财政、外交和军事政策方面保持一致。哈布斯堡联合军是同时效忠奥地利和匈牙利的唯一官方组织。当时军队实行的还是普遍征兵制，因此也是唯一对帝国大多数男性公民有潜在影响的官方机构。 [4] 不过，根据帝国官方语言形式平等的原则，应征入伍的士兵有权选择用母语受训，因此出现了十二个各不相同的哈布斯堡语言军团 [5] 。国内外批评不断：现在已经是拿破仑的将军安托万-亨利·若米尼（Antoine-Henri Jomini）所说的“国家战争”时期，还组建这种多语言军队实在太过落伍。这些批评者怀疑，像普鲁士与法国这样的国家，普遍征兵的效力其实取决于民族主义调动民心的潜力。
第二种为超国家帝国正名的理论将帝国视为实现政治目的的手段，也就是将它当作维护国民公民权的工具，不过更多情况下它维护的是特定阶层的权利。以奥地利-斯拉夫主义（Austro-Slavism）为例。最接近这一立场的当数历史学家弗朗齐歇克·帕拉茨基（František Palacký）。1848年法兰克福议会决议建立泛德国家，帕拉茨基拒绝参会，他给出了两个理由：第一，他是捷克人，不是德意志人；第二，奥地利保持独立具有政治必要性。他写道，哪怕没有“奥地利理念”，为了“欧洲与人类的利益”也要将它发明出来。 [6] 帕拉茨基在他1866年出版的《奥地利国家概念》（ The Idea of the Austrian State ）中说奥地利的现代目标是捍卫境内各族平等的政治地位。帕拉茨基认为君主国的目标从本质上说是政治性的，这使得他提出的奥地利合法性意识形态与后来的两种很不一样，后来的两种在奥地利都享有广泛的民众基础：第一种是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认为君主国是未来工人民主联盟的基础。与之相对，第二种意识形态——基督教社会主义认为哈布斯堡中央应肩负起击败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的使命，主张超国家帝国是天主教工匠与小商贩的庇护者。奥地利-斯拉夫主义、奥地利-马克思主义与基督教社会主义的共同点在于，三者都认为哈布斯堡治下的统一乃出于政治需要。
第三种观点是，奥匈帝国具有文化上的合法性。这一观点与帕拉茨基的奥地利-斯拉夫主义具有相通之处，它也肯定民族多样性的内在价值，并认定奥地利有能力保护这种多样性。19世纪80年代，皇储鲁道夫领导出版的二十四卷巨著《奥匈帝国图文集》提出了这一主张，该系列作品依次称颂了哈布斯堡境内每一种独特文化。有时，奥匈帝国文化合法性的论点也会强调奥地利的精神作用。例如，奥地利理念的根基是基督教价值观，这一点并没有随着奥斯曼帝国的战败而消亡。“一战”爆发后，受政府委托创作爱国散文的诗人胡戈·冯·霍夫曼斯塔尔（Hugo von Hofmannsthal）极富感召力地发扬了这一传统，他颠覆了拉加德笔下奥地利与普鲁士的关系，现在普鲁士象征着高效与服从等身体德性，奥地利则成了“普世主义精神”传统的捍卫者，守护着欧洲对和平的渴望。
最后一种观点认为奥匈帝国具有经济合法性，这种观点源于官房主义（cameralism） [7] 北欧传统。官房主义将自然理论应用于政治治理，认为自然界是满足人类需求的天赐仓房，只要正确取用自然界本身的“贮藏”（household），一切需求尽可得到满足。官房主义政府意欲实现有利于本国的贸易平衡，例如让外国作物适应本国土壤，或用本国产品代替进口产品（如用甜菜代替甘蔗）。像奥地利这样一个没有海外殖民地的国家，官房主义独具吸引力，后来激发了一系列详细研究本国自然资源，并进行专业管理的经济发展计划。 [8]
到了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出现了支持哈布斯堡治下统一的现代经济理由，这时英国商品已经占领了中欧市场。为保护中欧农业、工业免受英国打压，1834年，德意志关税同盟成立了，但奥地利没有参与其中。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主张扩大中欧自由贸易区，认为这是建立一个语言文化统一的德意志帝国的必经阶段。在这一点上可以说他响应了费希特的号召，因为费希特在1800年就说过，在一个“闭锁的商业国家”（给予国内贸易税费减免，对国际贸易增加关税）中，“很快便会发展出较强的民族荣誉感和鲜明的民族性格”。 [9] 也就是说，一个商业上统一的国家也会是一个民族同质化的国家。 [10]
很多奥地利的工业家、托运人与商人都支持加入关税同盟，但他们既想要建立欧洲经济统一体，又坚守民族多样性原则。1849年，帝国新任贸易大臣卡尔·路德维希·冯·布鲁克（Carl Ludwig von Bruck）计划建立一个受帝国中央政府管辖的中欧商业区，但他也说奥地利仍然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并申斥东南欧的德意志化战略。 [11] 他还是奥地利劳埃德航运公司的里雅斯特分公司的前董事长，在航运上他倡议打破国内贸易壁垒，改善运输网络。照他所说，中欧经济联盟既可以刺激农业和工业发展，也能巩固帝国的政治统一。
历史学者不是没有注意到这四种奥地利理念，但“一战”后地缘政治已经发生变化，这四种理论只显得幼稚，有时甚至会成为德意志-奥地利人与匈牙利人携手压迫帝国内少数民族的辩护词。
这可能就是观念史能带给我们的全部启发了。但如果我们提出一个跟拉加德、泰勒略微不同的问题呢？不问奥地利的合法性理念为何，而问哈布斯堡的臣民坐拥哪些资源，可以用以思考奥地利合法性这一问题，即他们可以利用哪些概念与实践、表征符号与物质手段将自己，还有他们关心的事情与整个帝国联系起来。 [12] 当我们以这种方式提问时，我们就超越了观念史而进入了尺度史。
图6描绘了1803年哈布斯堡王朝的疆域，在那之前，波兰被瓜分，奥地利参与的第二次反法同盟在战败后解体。这是哈布斯堡治下最早出版的描绘其现代疆域的地图之一，因此具有特殊意义。德语标题强调这是一幅“概览”图。哈布斯堡虽有悠久的制图传统，但一直到18世纪最后20年，绘制的都是地方地图与区域地图。哈布斯堡家族先后靠荷兰、法国的制图师来了解全国领土情况。精确完整的军事图可以上溯到18世纪中叶，但这些都是国家机密，只以手稿的形式保存，一直到19世纪中叶才广泛传开。
紧跟着制图热潮，新式教科书、地图集乃至游戏都教育年轻人将哈布斯堡君主国的疆域当作一个统一的地理单位。例如，施蒂弗特描述过一节地理课，课上所用地图与实际成比例。他确信“一种标量关系就这样永远铭刻在了孩子们活跃的想象力中” [13] 。老师们可以购置一款游戏装置用于教授哈布斯堡疆域的地理，它包含一幅拼图和一个经纬测量棒。游戏说明规定，孩子们只有在接受三个月的教育后，才能开始玩游戏，这时他们已经可以在哈布斯堡王朝疆域内规划旅行，设计路线并计算距离。 [14] 这类地图是重新构思奥地利理念的新工具，人们可以借助它思索奥地利与哈布斯堡其他王国的关系，认清奥地利在世界的位置。
图6奥地利君主国疆域概览图。此图展示了最新的国界与国内分界，包括君主国在邻近的德意志的疆土，K. J.吉普林绘，1803年
19世纪有关奥匈帝国合法性的各种观点都认同帝国是一个空间单位。其中，贸易大臣冯·布鲁克代表的经济论点最关注地理。冯·布鲁克强调，哈布斯堡各王国之间的“地理联系”能够激活贸易：“奥地利世袭领地与伦巴第-威尼斯王国在地理上相连，因此除了极少数例外情况，在君主国一地进口并缴纳了关税的产品都可以在另一王国售卖。” [15] 19世纪50年代开始，有关哈布斯堡大一统的军事必要性的观点也开始采纳更广泛的地理视角，纳入了关于旅行对医疗的影响的新证据，后文将会详述。除此以外，多民族国家的文化论观点也日渐表现为地图或调查的形式，相关人士纷纷开始描绘语言或建筑艺术品等文化要素的空间分布。 [16]
可见，逐渐发展起来的奥地利理念不是一个静态“观念”，而是一个动态项目，是对君主国资源与“地理关系”的实证调查。为此，冯·布鲁克迅速将维也纳的行政统计局并入他所领导的贸易部，招募了物理学家安德烈亚斯·冯·鲍姆加特纳与统计学家卡尔·冯·佐尔尼格（Karl von Czoernig）等科学家开展研究。在后续章节中我们会看到，ZAMG自1851年成立起便和帝国地质研究所等新绝对主义时代的科学机构一起承担发明“奥地利”的任务。19世纪下半叶，地质科学在奥地利帝国发展起来。如何在多样化（环境）中建立统一（经济体）？地质研究在探索具体条件的过程中丰富了奥地利理念的内涵。
“发明奥地利”项目极大地影响了科学发展。例如，格雷戈尔·孟德尔——默默无名的生物遗传数学定律第一人——对世界的观察绝不限于修道院花园。桑德·格利博夫（Sander Glibof）指出，孟德尔是在测绘整个帝国的动植物自然条件的过程中，萌生了量化有机世界的决心，换言之，他想要整理奥地利享誉全球的生物多样性。 [17] 奥地利著名地理学家阿尔布雷希特·彭克（Albrecht Penck）在1906年写道：“奥地利的地理环境远比大多数欧洲国家的复杂，它首先应该研究自己。各种反差对比让奥地利成为地理学家的观测天堂，欧洲其他国家望尘莫及。” [18] 维也纳的大学也是地理研究的绝佳宝地，因为它们坐落在丘陵与平原的交会处，又邻近阿尔卑斯山。各类新现象推动地理学在19世纪末的自然科学转向。“毫无疑问，奥地利的魅力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其土地与民族的多样性，”维也纳地理学家诺伯特·克雷布斯（Norbert Krebs）写道，“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丰富多彩的互动方式深深吸引着有识之士。” [19]
维也纳的野外科学家（field scientists）不断强调奥地利自然与文化的多样性，把帝国当成了实验室。奥匈帝国的二元君主制也是一场“实验”，帝国公民、帝国历史学者、帝国的追随者与批评者都这么认为。例如，1897年，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领军人物维克托·阿德勒（Viktor Adler）称帝国是“世界历史的实验室”，持异见的匈牙利历史学家亚西·奥斯卡（Oszkár Jászi）在回顾苟延残喘的帝国时也使用了“实验”的概念。反自由主义的讽刺作家卡尔·克劳斯（Karl Kraus）把哈布斯堡的首都维也纳比作“世界末日的实验室”。捷克领导人托马什·马萨里克（Tomáš Masaryk）甚至把帝国覆灭后出现的事物称为“墓地上的实验室”。 [20] 奥地利帝国的野外科学史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实验室”的比喻。这个民主化的多民族帝国不仅是个政治实验室，还是个探究自然与社会关系的实验室，可以在此探究帝国这个推定现象本身，即帝国何以成为建基于人类族群和环境多样性的统一体。
当然，人文科学也与自然科学同步发展。语言学、民族志、建筑学与艺术史的学者们也在记录君主国的文化多样性。 [21] 这些调查项目同属一个机构，又是由同一拨研究者进行调查，方法论上还会相互影响，因此有很多共同点。例如，维也纳行政统计局局长冯·佐尔尼格掌管民族志、艺术史与气候学项目。冯·布鲁克领导负责保护奥地利艺术历史遗迹的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后来还负责保护“自然遗迹”。所有调查都坚持从“实证”（positive）的角度研究自然志。例如，艺术史学家都是直接观察艺术作品的原作而非复制品。他们不仅把这些作品当作美的结晶，还将它们视为进化的线索 [22] 。
更重要的是，所有调查项目都享有一致的政治理念。首先，他们认为再微小的文化或语言传统都值得学术界关注。如皇储鲁道夫所说，“奥匈帝国每一寸王土都值得人们饱含深情地详述” [23] 。捷克政治家马萨里克也说，在哈布斯堡的土地上，“细致平凡的小型研究”既是科学实践的原则，也是民族主义政治哲学的信条。 [24]
除此以外，所有帝国调查都重视混合与交流的现象。例如，民族志研究中，卡尔·冯·佐尔尼格三卷本的调查报告回顾了哈布斯堡君主国的移民史，发现君主国治下的民族已经细分到无法依据民族划分领土的地步。 [25] 同样，维也纳艺术史学院也挑战了浪漫主义-民族主义对民间艺术庆典活动的浅显描述，揭示出民间传统的历史复杂性。 [26] 阿洛伊斯·里格尔（Alois Riegl）与呼唤民间艺术回归“正统”的民族主义者针锋相对，他坚持认为民间艺术倾向于模仿更广泛的世界主义。19世纪中期，维也纳艺术史学院的保护主义倾向主要体现为挖掘“奥地利”艺术的世界主义特征，最受关注的是文艺复兴时期与巴洛克时代的作品。结论兼具规范性与描述性，如鲁道夫·冯·艾特尔贝格尔（Rudolf von Eitelberger）1870年时所说，“当代文明的进步恰源于迥异民族之间的思想交流” [27] 。后来，里格尔也强调：“当陌生事物之间持续发生密切联系时，发展与进步便开始了。” [28] 就这样，这个时代的民族主义者开始重新审视历史研究，把它看作对真实性与本土性的追求，与此同时，一个几乎被人遗忘的项目重回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视野——学者们重新关注起文化流动的复杂性。 [29]
一开始，研究遗迹是为了尽快教育民众。其实，艺术史学家艾特尔贝格尔在19世纪50年代就已经明确指出，这些研究是为了教给公众一种观察世界的新方式，培养超越阶级与民族界限的意识。就这样，人文科学的“整体国家”研究孕育了丰硕文化成果，从地图集到展览，再到纪念碑，所有这些塑造了一种新的观景法。里格尔称之为“远观”。“远观”将环境视作审美要素，而非日常苦苦谋生的背景板。里格尔将“远观”的主观效果描述为一种“情绪”或“氛围”，类似于宗教虔诚，不过他还是把它引到了因果关联的现代科学观念那儿。在里格尔看来，这个时代的公众最渴望的就是氛围体验，它“再次肯定了因果律的不可动摇” [30] 。它在人文艺术与自然界中为人寻找救赎。
帝国遗迹保护委员会后来的主任，里格尔的继任者马克斯·德沃夏克（Max Dvorak）说，这种对科学进行综合概述的努力也反映了人与自然关系的转变。现代人已经学会了在自然中获得审美乐趣，他们将目光投向“丰富的自然现象……微小如路边野花，短暂如空气与光线的瞬息变化，都是大千世界的一部分，都能激发人的艺术灵感”。 [31] 后文我们会看到，哈布斯堡科学家与制图师十分懂得在多重尺度上欣赏自然多样之美的道理。
在19世纪90年代，“自然遗迹”（具有特殊的科学、审美或文化价值的自然景观）也被纳入遗迹保护的范围。 [32] 从1903年到1906年，帝国教育部与土地管理部门共同监督奥地利“自然遗迹”清单的汇编工作。尽管议会没有通过保护自然遗迹的法案，但动植物学会仍继续修订、扩充哈布斯堡境内的风景名胜名录，这项工作一直持续到“一战”结束。 [33] 奥地利的自然保护运动值得进一步研究，因为其他地方的自然保护运动采用的是民族主义框架，但奥地利却坚守民族多样性原则。哈布斯堡逆时代潮流而行，敦促公民保护不属于自己国家的遗迹。
借助里格尔的氛围的概念，我们可以理解某些自然景观的价值何以溢出当地。19世纪90年代，时任帝国遗迹保护委员会主任的里格尔写道，公众纷纷前来欣赏建筑遗迹，因为它们具有“年代价值”。年代价值与氛围一样，都与“远处的景色”（“远观”）有关，现在时间与空间上的“远距离”意义都有了：氛围效应产生于对空间因果关系的认识，年代价值则涉及对普遍存在的诞生与衰亡循环的理解，两者都指主观认识到某一特定物体与更普遍的地理、历史脉络存在因果关系。这两个概念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里格尔认为帝国遗迹保护委员会应该首先考虑“年代价值”，因为它高于民族差异。“不管是奥地利人，还是波希米亚人、施蒂利亚人、卡林西亚人、德意志人、捷克人、波兰人，对国内或民族遗迹的自豪感总是建立在与外国人、外族人区隔的基础上，总是相对于外国人、其他王国臣民或其他民族的成员而言，但年代价值却来自对同一个世界的归属感。” [34] 遗迹不需要与观众的个人史或其民族史对话就可以触动他们。任何人都能被时代价值牵引从而获得审美享受，只需要承受“来自远方的凝视”，里格尔说这就像周游帝国。因此，“波希米亚人能被达尔马提亚的大教堂等景观深深抚慰，施蒂利亚人能在蒂罗尔的壁画中找到深刻的情感共鸣，西里西亚人能感受到萨尔茨堡的意大利建筑与自己的连接” [35] 。
艺术保护主义项目与环境保护主义项目这对双胞胎共同面临的问题是如何评估遗迹的重要性。德沃夏克认为艺术史学家的评估框架过于笼统，他们经常夸大某些物件的历史价值，又对其他东西视而不见。他建议可以诉诸大自然自身的价值尺度来纠正这种不平衡。“自然爱好者”的眼光适于判断一处地点是否值得保护，他们“能够从整体上欣赏遗迹，把它看成景观的一部分，看成自然之美的要素之一”。判断遗迹是否具有历史价值应该源于“对自然的热爱，一旦人类在自然创造的万物面前俯首称臣，这种热爱就会迸发” [36] 。为了制衡普遍主义规范，艺术史学家会基于当地环境，将遗迹视为环境（milieu）的一部分来评估其美学价值，他会听任自然的指引，对特定的自然文化景观做出适切的审美反应。 [37] 因此，皇室艺术史学家的权威也就建立在他根据自然尺度判断遗迹重要性的能力上。
简而言之，帝国-王国科学正在培养一种理解环境的新思维。里格尔的氛围概念与年代价值概念都是看待环境的新方式的理论化，这种看待方式是1848年革命之后，在哈布斯堡家族的赞助下，由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共同孕育的。它既看向空间、时间上“遥远”的文化景观，也看向当地的细节。
本章余下部分，就让我们思考这种看待方式如何建构了哈布斯堡帝国的自然多样性。我们将看到，在19世纪50年代新绝对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哈布斯堡政权选择诉诸物理环境的多样性，将超国家现象自然化，从而确立起自身的合法性。可以说，自然世界理论解释了跨国依存现象。
例如，冯·布鲁克主张哈布斯堡的统一能够增进经济效益时，就预设了一种有关这个国家的新型知识形式，其足以全面概述帝国的物质环境。1850年时，这还只是个提议，而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里，帝国则将其付诸实践，实地考察境内各国自然资源与人力资源。不过正因为未来有可能掌握这种知识，冯·布鲁克的观点才站得住脚。与奥地利人对德意志观念论的批评一致，冯·布鲁克将政治经济学视为一种唯物主义、经验主义的知识形式。冯·布鲁克引用了亲密战友恩斯特·冯·施瓦策尔（Ernst von Schwarzer）的话，这些话后来成了介于边际学派经济学与历史学派经济学之间的方法论：“绝对的‘自由’只存在于精神领域，至于物质，则必须占据一定空间才能成形。经济学就是一门实践的、实证的科学。” [38] 经济学与自然志同为实证科学，因此比天体力学更接近自然志。冯·布鲁克强调中欧经济关系的有机性：中欧经济关系并非机械，它基于“发展的自然律”。 [39] 中欧当时的经济分裂是“反常情况”，持续得越久就越难恢复正常。 [40] 因此，冯·布鲁克说，奥地利是个“有机体”，只有各个部分都建立起良性的依存关系，“海洋经济与陆地经济互补互促，奥地利才能强大起来”。 [41]
在冯·布鲁克的设想当中，中欧经济状况的异质性能够催化贸易，繁荣经济，进而促成政治统一。“因此，贸易流必须自由地从德意志北部港口涌向的里雅斯特，从地中海涌向丹麦海峡，从莱茵河涌向多瑙河下游，反过来也是一样。” [42] 贸易部在1850年的一份出版物中提到：“多亏这与三大海域相接的广袤国家保持了均衡统一的多样性，各地的经济差异才得以调和，丰饶物产才能物尽其用，地理位置才能发挥优势，最终发展出活跃的贸易，将一切资源转变为工业生产力。” [43] 贸易自由可以确保“海洋经济”与“陆地经济”互补互促。在冯·布鲁克的想象里，君主国的领土重新变成了一个流动的空间，商品、劳动力与资本在其中自由流通。
不过这种地理愿景不限于君主国疆域内部，冯·布鲁克无意追求绝对的自给自足，因此他提议取消约瑟夫二世时代的进口禁令，改设保护性关税。这将有助于扶持新生工农企业，使中欧地区在国际贸易中取得应有的地位，为其争取到相应的国际政治话语权。地理因素（既指当时奥斯曼帝国的土地，也指奥斯曼帝国历史上占有的土地）决定了奥地利与“土耳其”必然会有异常活跃的贸易往来。哈布斯堡铁路网和亚得里亚海港口使“欧洲贸易的大动脉直抵奥地利”。 [44]
当时的评论家认为这种说法既延续了旧观念——它们都将奥地利当作东西欧的调停者——也具有创新性，因为他们发现“唯物主义话语可以恰如其分地表述旧观念，唯物主义视角也可以给予其关键佐证”。可以说，经济地理学使得“奥地利担当东西方文化中介”的传统观念焕发新生。奥地利清楚自己是“欧洲的中心和支柱”，它“抗拒”某些流动而又“促成”另一些。“它成为中介是件自然而然的事情，因为它不仅以温暖的怀抱接纳欧洲所有国家，使它们彼此相连，而且还拥有多样的土地与水域。”帝国的水路通向北欧、亚得里亚海和地中海、波兰和俄国，它们全在奥地利“直接可达的经济领域”内。“就这样，奥地利这个原本就物产丰富、经济富裕的国家，成了连通欧洲各族各国的中心。” [45] 帝国物质的多样性，以及这里自然环境的强烈反差，都成了创造互补互足市场的有利条件，成了贸易的催化剂。商业关系变成了帝国有机体的新陈代谢系统。根据官房主义传统与林奈的理论——自然与国家是一体两面，人类政治被看成自然界自身经济规律的表现，于是帝国便有了合法性。
不过，回过头来看冯·布鲁克的理论，我们还能发现其中又一不同凡响之处，那便是他认为中欧的气候具有统一性。他论及奥地利地理多样性时，意在说明奥地利可以打通各地市场，连接各国交通，而非强调各国都有独特气候。相反，在气候方面，哈布斯堡无法与欧洲拥有海外殖民地的国家相提并论，因为后者兼具“温带”气候与“热带”气候。然而就在这时，其他人开始更细致地考察这片领土的气候条件与土壤条件。
他们在冯·布鲁克只看到统一性的地方窥见了异质性。19世纪50年代，波希米亚自由主义作家、政治家费迪南德·施塔姆（Ferdi nand Stamm）开始研究气候与地质对波希米亚工农业发展的影响。 [46] 在他1855年为维也纳自由派日报《新闻报》撰写的一篇文章中，施塔姆说奥地利的气候多样性是其将来实现经济自足的关键。奥地利九种谷物植物中，只有三种也在其他人类社会中充当“日常粮食”，而且每一种都对应地球一个特定的气候区，“炎热地区种植水稻，温带地区种植小麦，北方与山区种植黑麦”，“至于你，幸运的奥地利，在你辽阔的土地上，同时生长着水稻、小麦、黑麦和其他六种谷物！”。因此，不同地区便可在必要时互补。“奥地利不为旱年所动，也不畏惧涝年……因为它广袤的领土横跨两种截然不同的气候区。”奥地利需要的只是一个合适的交通网络。“只要河道、铁路网，以及更为纤细的公路网可以触达整个帝国……帝国的公民就不会再遭饥荒。”可以说，多样性给自然界的反复无常安上了一道保险。施塔姆呼吁人们注意帝国多样而又相互依存的环境，做到心里有数。例如，阿尔卑斯山是一道防风墙，它在汛期依然干燥，山顶融化的雪水又足以灌溉远方的农田。“奥地利从未被同一场风暴击垮，从未被同一阵强风摧毁，也从未在同一片炽热的天空下经受炙烤……奥地利气候与土壤条件的多样性确保它在遭受不幸时可以自救，而不需要其他国家施以援手。”总而言之，“奥地利之所以被称为大国，是因为它拥有超过12 000平方英里 [47] 的土地。不过有些国家即便拥有更多领土也称不上大国。但奥地利却是名副其实的大国，因为这只雄鹰的翅膀覆盖了中性的气候区，也伸向了温暖的地区。奥地利的伟大就在于多样” [48] 。这种观点在“一战”中得到悲惨的验证。那时，帝国内部的贸易网络已经崩溃，维也纳在饥荒中危在旦夕。 [49] 而在那之前，颂扬奥地利物质环境多样性的经济学观点强烈地刺激统治者展开地质学、植物学、医学与气候学调研。
用统计学家、自然学家卡尔·冯·佐尔尼格的话来说，1848年以后的十年，是“重新发明奥地利”的十年。 [50] 言下之意是奥地利新建的铁路网、公路、运河、石桥和电报线路让君主国各地区的联系更加紧密。那时，中央银行网络发展起来，帝国内关税与限制劳动力流动的条款都被取消。西部工业区与东部农业区之间的贸易往来活跃一时，推动了经济增长，地区间经济差距也缩小了 [51] 。经济史学家安德里亚·科姆罗西（Andrea Komlosy）近期提出，现代化理论家们说错了，奥匈帝国不是“世界经济体系”的边缘。恰恰相反，哈布斯堡王朝本身就是一个微缩的“世界体系”。 [52] 科姆罗西坚称，哈布斯堡君主国的异质性并非其致命缺陷，反倒是其经济活力的源泉，很多文献都证明了这一点。科姆罗西所言正是哈布斯堡臣民自身对君主国的看法。
可以说，君主国的臣民被明确灌输了这种思维方式，这一点可以在后来的学校课本中看到。以1910年为小学高年级学生编写的教材《奥匈帝国的自然禀赋》（ Österreichische Vaterlandskunde ）为例，标题即指明，奥匈帝国比其他大多数欧洲国家都更可能实现“经济上自给自足的理想”。奥匈帝国的自然多样性满足了国民对工农业产品的需求。“不同地区独特的地形、气候与土壤创造了多样化经济生产的最佳条件。有了贸易往来的天然通道，不同地区间便可以持续交换特色产品，由此形成了国内商业网络。在后来的十年中，这一网络强力向外拓展，成功打入国际贸易体系。” [53]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这样乐观。铁轨日渐延伸，为了满足轮船通行，多瑙河也开始受到调控，人们转而讨论起这些交通改善工程会对生产分配造成什么影响。它们是会激发整个帝国的经济活力，还是会加重地区之间的不平衡？地区间生态、经济相依存的新观念，是否只是延续当前社会不平等的新借口？许多奥地利西部国民担心的事情的确发生了，1851年帝国内部关税取消后，在那些种植粮食以便销售到君主国其他地区的地方，粮食价格上涨了。与此同时，很多匈牙利人担心匈牙利与奥地利正在结成一种殖民主义的依赖关系。
在帝国灭亡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经济史学家都无法判断这些说法正确与否。人们都同意，1851年以后奥地利与匈牙利之间的经济关系对双方都有利。匈牙利的情况并不比美国南方地区在南北战争之后的情况更糟。 [54] 1851年前后，自由主义者回击批评者说，只要农业与交通进一步改善，这个贸易体系就能服务于所有人。只要市场进一步扩大，就有可能“平衡（ausgleichen）不同利益”，届时便能兼顾君主国更具农业特征的东部地区，以及工业特征更显著的西部地区。两地的差别源于它们迥异的自然环境：匈牙利的“天然土壤”适于农耕，奥地利西部的“恶劣气候”则遏制农业发展。因此，需要发展一种“适宜型”农业，根据各地的“土壤气候条件”，种植适宜的作物，发展合适的制造业。这位匿名作者提议在匈牙利生产烟草、羊毛、葡萄酒和丝绸等出口品，而让奥地利成为德意志的巴伐利亚（今拜恩）、萨克森和西里西亚等州的“天然粮仓” [55] ，这个建议不大实际。也有其他人担心，奥地利若是一味追求自给自足，可能会步俄国后尘，按地区分配专门的生产任务。他们也强调，纵观奥地利历史，这个国家倾向于经济多样化发展，这对应着奥地利自然环境的异质性特征。那些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拥有“最丰富的产业……就像播撒了各种种子的田地往往收获最多” [56] 。即使在1848年的春天，也有意大利民族主义领导者支持冯·布鲁克的观点，认为所谓中欧，就是一个由人类与自然多样性结合而成的空间。1848年春天，劳埃德意大利分公司宣称，的里雅斯特的“自然条件”决定了“它面前的大海与身后的大陆必然会有贸易往来” [57] 。人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按照国界划分这片领土，便是违背自然。
19世纪，经济似乎正在摆脱自然的控制。一系列技术革新——比如新的施肥、运输、冷藏、发电和输电手段——都力图解决生产的地理环境限制问题，使其不再受制于自然资源的分布。马克思就此预见到，资本（而不是土地或劳动力）将是未来决定性的空间因素。随着边际经济学的兴起，价值成为一个主观范畴，明显独立于客观条件。历史学家玛格丽特·沙巴斯（Margaret Schabas）认为，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把人从自然中剥离。经济成了理性能动性的产物，从此不再受自然力量直接支配” [58] 。
一般认为，奥地利学派开启了经济学主观主义的转向。的确，在卡尔·门格尔（Carl Menger）1871年开创性的《国民经济学原理》一书中，我们读到“土地不是特殊的商品”。农民在一段时间内租借一块土地，无须关心这块土地的历史，也无须在意它为何如此肥沃。“一块土地的买主想计算的是这块土地的‘未来’，而不是它的‘过去’。” [59] 不过，门格尔本人确实考虑了过去。在为《奥匈帝国图文集》撰写的章节中，他叙述了波希米亚的环境史，将此地的干燥气候归因于人口增长，以及沼泽排水与森林砍伐。 [60] 可见，在某些情况下，门格尔确实考虑到了自然的极限。 [61]
更需注意，门格尔的主观主义从来不是哈布斯堡经济思想的主流。门格尔及其两位主要追随者身上的“奥地利学派”标签具有误导性，这是他的竞争者古斯塔夫·施穆勒（Gustav Schmoller）一手贴上的。在施穆勒眼里，“奥地利”是一个类似于“外地人”的讽刺用语。事实上，直到19世纪90年代，在由历史学派经济学家组成的社会政策协会（Verein für Sozialpolitik）中，只有四分之一的成员是奥地利人。 [62] 更能代表奥地利19世纪末经济思想的或许是《政治经济学基础》这本教科书，从1893年到1922年，这本书一共再版了13次。该书作者是欧根·冯·菲利波维奇（Eugen von Philippovich），从1893年到1917年，他一直担任维也纳大学的政治经济学教授。菲利波维奇虽然曾跟随门格尔学习，但他坚持认为，即使在工业资本主义阶段，经济仍然受到自然条件的约束。他继续采用生产的“自然位置”（natürlicher Standort）这一官房主义概念，并强调欧洲大陆的环境多样性具有经济学意义：
只是，农业生产基于自然特征，也就是说农业生产需要利用土地中的可再生资源，即农业生产依赖自然力量。由于土地在空间上是固定的，所以这种依赖无法被资本与劳动力的投资补足，人也无法预测农产品的数量与质量。在被自然照拂的土地上，如果资本投资不够，或劳动力不足，产量便会下降，相反，慷慨地投入资本，坚持不懈地劳作，收益便会增加，但它们不能抵消自然差异，也不能完全消除自然的影响。 [63]
奥地利帝国悠久的自然历史论证传统至少有三个来源：一是对英国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明确抵制；二是官房主义挥之不去的影响力，它将政治经济学与农业科学、林业结合起来；三是非达尔文主义进化论的盛行，这些理论将可遗传的变异归因为气候条件 [64] 。正如卢布尔雅那的地理学家弗朗茨·海德里希（Franz Heiderich）在1910年所说：“气候是最强大的因素之一，实际上在许多方面，气候都是影响一般有机生命体命运的决定性因素，在人类经济上尤其如此。” [65]
同年，海德里希在第四届国际经济学研讨会上做了开幕演讲。国际经济学研讨会是一个继续教育项目，企业家和经济学家在当地学习异国语言与知识。1910年的讲习班设在维也纳，海德里希以题为“奥匈帝国经济生活的自然条件”的演讲作为开场白，他在演讲中坚称，“经济生活”植根于“地理环境”。紧随其后的是维也纳大学商业地理学专家约瑟夫·斯托伊泽（Josef Stoiser）。他根据君主国的各个自然区域开设了一系列讲座。 [66] 海德里希与斯托伊泽等学者厌恶严格意义上的主观价值理论，不过他们也执意证明古典经济学家假定生产方式与气候相配合不言自明是错误的。相反，现在气候学家、地理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的工作是描述每个地区的气候特征，并推断其在正在兴起的“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
我们这套理论（姑且将其称为哈布斯堡统一的生态学合法性理论），不仅有对哈布斯堡治下各地物理环境研究的支持，还能在有关人体与周遭环境关系的新认知那儿找到根据。19世纪末，细菌理论成为解释疾病的主流理论，但医学从未完全放弃对“空气、水和地方”的关注。在整个19世纪，人们认为殖民化成功与否要视定居者对新环境的“适应”程度而定。虽然此时细菌理论已颇有进展，但殖民地医生还是更仔细地考察了决定健康或疾病的环境因素。 [67] 这也发生在奥地利帝国。19世纪70年代（细菌理论兴起）以前，军事和医学专家经常将帝国军队士兵抱恙归咎于不健康的地理环境，他们认为奥地利在1859年和1866年的军事失败也是环境作怪。 [68] 例如，他们曾警告克罗地亚，当地士兵身处恶劣环境，被安排在透气却过度拥挤、通风不良的居所中，无法抵御各种恶劣天气，包括猛烈的布拉风。他们还建议治理萨瓦河和德拉瓦河，疏通导致疟疾的积水。 [69] 更概括地说，他们把“气候的多变性”（Klimawechsel）视作对哈布斯堡士兵健康的威胁。这种说法在古代医学知识中能找到对应，即认为“多变”的气候比稳定的气候更不利于身体健康。 [70] 即便在细菌学兴起之后，环境健康仍然是一个军事问题，尽管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军队允许士兵驻扎在他们的故乡。事实上，十四卷《奥匈帝国大型驻军所在地的卫生条件》中的第一卷就出版于1888年。
与此同时，医生们也开始重新思考“气候变化”的影响。1856年，帝国-王国医学会成立了一个浴疗学委员会，以便对君主国的疗养胜地（Kurorte）进行全面调查。该委员会倡议为“每一位国民，每一位自然科学之友，每一位体弱多病者”提供帮助。他们号召各地公民详尽描述局地气候与医学特性，哪怕是那些治疗属性“站不住脚甚至完全不重要”的地方——这一点尤其值得注意。 [71] 也是在这时，新成立的ZAMG开始为全帝国的疗养院提供仪器监测当地气候条件。“气候疗法”最终被定义为“研究多变气候的影响，以行治疗之事”，重点在于“气候的多变性”。 [72] 气候疗法大大刺激了奥地利的旅游业，成为艾莉森·弗兰克·约翰逊（Alison Frank Johnson）所说的空气商品化发展的一部分。 [73] 对奥地利来说，这意味着推销各个旅游目的地，从波希米亚和匈牙利西部的传统温泉，到奥地利阿尔卑斯山的湖边度假地。截至19世纪末，这个医疗市场还纳入了位于伊斯特里亚和达尔马提亚的所谓的奥地利里维埃拉（即奥地利海滨度假区），以及塔特拉山和喀尔巴阡山脉其他地区的高海拔度假地。哈布斯堡的经济越来越依赖温泉和度假胜地，城市居民和体弱者被吸引到那里，享受阳光、白雪，呼吸干燥空气，感受海风。因此，气候差异鼓励了人员与货物的流通，这对经济发展非常重要。
事实上，正是在这一时期，穿越帝国的旅行者开始欣赏那些此前被描述为荒地的风景，其中有峭壁，也有干旱的喀斯特地貌，还有匈牙利大草原。施蒂弗特在《两姐妹》中描绘了这种转变，故事围绕在蒂罗尔南部过着艰苦高原生活的人物展开。“我”习惯了故乡波希米亚的肥沃土地，“不知道还有什么美丽的风景……然而，当我站在这片空无一物的荒地上……却体会到了一种宁静的美，似乎大自然在我面前吟诵了一首简洁而崇高的诗”。 [74]
1848年以后，与其说出现了一种新奥地利理念，不如说兴起了一种看待和感受奥地利领土的新方式。1850年，贸易大臣冯·布鲁克仍然可以说中欧的气候相对统一，但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科学界与议会都开始赞扬奥匈帝国气候的多样性。人们看到了多样性的现实价值，随后也就看到了多样性本身。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研究揭示了气候、土壤、语言与文化的微妙变异，以及由此产生的流动与交流模式。于是，人们开始以一种新的方式思考奥地利。它不再是一个崇高的抽象概念，也不是一个同质的民族共同体，而成为一个流通的物理空间。
[1] A. J. P. Taylor, The Habsburg Monarchy, 1809–1918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6), 175. 还可参见：Claudio Magris, Der habsburgische Mythos in der modernen österreichischen Literatur , trans. Madeleine von Pásztory (Vienna: Zsolnay, 2000); Mark Cornwall, The Undermining of Austria-Hungary: The Battle for Hearts and Minds (Basingstoke: Macmillan,2000); Daniel Unowsky, The Pomp and Politics of Patriotism: Imperial Celebrations in Habsburg Austria, 1848–1916 (West Lafayette, IN: Purdue University Press, 2005)。
[2] Paul de Lagarde,“Über die gegenwärtigen Aufgaben der deutschen Politik,”in Deutsche Schriften , 22–46 (Göttingen: Dieterich, 1886), 45.
[3] Julius Andrássy, Ungarns Ausgleich mit Österreich vom Jahre 1867 (Leipzig:Duncker & Humblot, 1897), 41; cf. Alfons Danzer, Unter den Fahnen: Die Völker Österreich-Ungarns in Waffen (Vienna: Tempsky, 1889), 4.
[4] Tamara Scheer,“Habsburg Languages at War,”in Languages and the First World War: Communicating in a Transnational War , ed. Julian Walker and Christophe Declercq, 62–78 (London: Macmillan, 2016),62; Christa Hämmerle,“Allgemeine Wehrpflicht in der multinationalen Habsburgmonarchie,”in Der Burger als Soldat: Die Militarisierung europäischer Gesellschaften im langen 19 . Jahrhundert: Ein internationaler Vergleich , ed. Christian Jansen, 175–213 (Essen: Klartext, 2004). István Deák, Beyond Nationalism: A Social and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Habsburg Officer Corps, 1848–1918 (New York: Oxford, 1990).
[5] Croat, Czech, German, Hungarian, Italian, Polish, Romanian, Ruthenian/Ukrainian, Slovak, Slovene, and Serbian; Bosnian was an unofficial twelfth(Scheer,“Languages at War,”65).
[6] Franz/František Palacký,“Eine Stimme über Österreichs Anschluß an Deutschland,”in Oesterreichs Staatsidee , 79–86 (Prague: J. L. Kober, 1866),83.
[7] 重商主义的一种形式，强调促进国家福利状况，认为增加国家的贵金属储备能增强国家的经济力量。
[8] David Luft, ed., Hugo Von Hofmannsthal and the Austrian Idea: Selected Essays and Addresses,1906–1927 (West Lafayette, IN: Purdue University Press, 2007).
[9] David F. Lindenfeld, The Practical Imagination: The German Sciences of Stat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7),Lisbet Koerner, Linnaeus: Nature and Na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10] 转引并翻译自Isaac Nachimovsky, The Closed Commercial State: Perpetual Peace and Commercial Society from Rousseau to Fichte (Princeton, 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 83.
[11] Werner Drobesch,“Die ökonomis chen A sp ekte der B ruck Schwarzenbergschen ‘Mitteleuropa,’”in Mitteleuropa—Idee, Wissenschaft und Kultur im 19. und 20. Jahrhundert , 19–42 (Vienna: Austrian Academy of Sciences, 1997), 24.
[12]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曾经也在《想象的共同体》当中提出了这个问题，不过他没有考虑多民族社群的问题。
[13] Stifter, Nachsommer , 118.
[14] Karl Winternitz, Länderspiel vom Kaiserstaate Oesterreich. In 21 Stücken sammt der Karte (Vienna: Rudolf Lechner, 1861); Johannes Dörflinger, Descriptio Austriae: Österreich und seine Nachbarn im Kartenbild von der Spätantike bis ins 19. Jahrhundert (Vienna: Edition Tusch, 1977), 146.
[15] 引自Drobesch,“Die ökonomischen Aspekte,”25。
[16] Wolfgang Göderle, Zensus und Ethnizität: Zur Herstellung von Wissen über soziale Wirklichkeiten im Habsburgrreich, 1848–1910 (Göttingen: Wallstein,2016).戈德尔（Göderle）研究了哈布斯堡的人口普查技术，据此钩沉了哈布斯堡“生产多样性”的重要历史，但他的研究没有考虑哈布斯堡对非人类世界的统计调查。
[17] Sander Gliboff,“Gregor Mendel and the Laws of Evolution,” History of Science 6 (1999): 217–35.
[18] Albrecht Penck, foreword to Geographischer Jahresbericht aus österreich 4 (1906): 1–8, on 4.
[19] Norbert Krebs, Länderkunde der österreichischen Alpen (Stuttgart: Engelhorn,1913), 3.
[20] Adler cited in Michael Steinberg, Austria as Theater and Ideology: The Meaning of the Salzburg Festival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0), 120; Kraus cited in Edward Timms, Karl Kraus: Apocalyptic Satirist ,vol. 1, Culture and Catastrophe in Habsburg Vienna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6), 10; Jászi and Masaryk cited in Mark Mazower, Dark Continent: Europe’s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Knopf, 1998), ix, 45.
[21] Tatjana Buklijas,“Surgery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Late Nineteenth-Century Vienna,” Studies in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Biological and Biomedical Sciences 38 (2007), 756–74; Lafferton,“The Magyar Moustache: The Faces of Hungarian State Formation, 1867–1918,”Studies in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Biological and Biomedical Sciences 38 (2007): 706–32; Bojan Baskar,“Small National Ethnologies and Supranational Empires: The Case of the Habsburg Monarchy,”in Everyday Culture in Europe , ed. Ullrich Kockel(Aldershot: Ashgate, 2008). 说捷克语的医生埃马努埃尔·拉德尔（Emanuel Rádl）认为，小国家对世界科学的贡献在于其独特的历史与语言（这一立场被贾恩·苏尔曼称为“小国的科学政治”）。Jan Surman,“Imperial Knowledge? Die Wissenschaften in der späten Habsburg-Monarchie zwischen Kolonialismus, Nationalismus und Imperialismus,” Wiener Zeitschrift zur Geschichte der Neuzeit 9 (2009): 119–33.
[22] 戴安娜·雷诺兹·科尔迪里昂（Diana Reynolds Cordileone）提出了自然科学对维也纳艺术史学院的影响。我在这里借鉴了她的分析，不过我也呈现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另一个更为基本的共同点，也就是从超国家结构中发展出来的空间研究的条件。见Diana Reynolds Cordileone, Alois Riegl in Vienna, 1875– 1905: An Institutional Biography (Burlington, VT: Ashgate,2014)。
[23] Matthew Rampley, The Vienna School of Art History: Empire and the Politics of Scholarship, 1847–1918 (University Park: Penn State Press, 2013), 84.
[24] T. G. Masaryk, Otázka Sociální (Prague: Leichter, 1898), 647. See chapter 3,below.
[25] Peter Stachel,“Die Harmonisierung national-politischer Gegensätze und die Anfänge der Ethnographie in Österreich,”in Geschichte der österreichischen Humanwissenschaften , vol. 4, Geschichte und fremde Kulturen , ed. Karl Acham (Vienna: Passagen Verlag, 2002), 323–67; Brigitte Fuchs, “Rasse,”“Volk,”Geschlecht: Anthropologische Diskurse in Österreich, 1850–1960 (Frankfurt: Campus, 2003), chapter 10.
[26] Matthew Rampley,“Peasants in Vienna: Ethnographic Display and the 1873 World’s Fair,” Austrian History Yearbook 42 (2011): 110–32.
[27] Rudolf von Eitelberger, Gesammelte kunsthistorische Schriften , vol. 2 (Vienna:Braumüller, 1879), 333.
[28] Cited in Cordileone, Alois Riegl , 99.
[29] Rampley,“World’s Fair,”132.
[30] Riegl quoted in Bernd Euler-Rolle,“Der ‘Stimmungswert’ im spätmodernen Denkmalkultus: Alois Riegl und die Folgen,” Österreichische Zeitschrift für Kunst und Denkmalpflege 59 (2005): 27–34, on 30.
[31] Max Dvorak,“Einleitung,”in Die Denkmale des Politischen Bezirkes Krems ,ed. Hans Tietze (Vienna: Anton Schroll, 1907), xvii.
[32] E.g., Thomas M. Lekan, Imagining the Nation in Nature: Landscape Preservation and German Identity, 1885–1945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33] Johannes Straubinger, Sehnsucht Natur: Geburt einer Landschaft (Norderstedt:Books on Demand, 2009), 239, 264–67.
[34] 转引并翻译自Rampley, Vienna School , 203。
[35] 转引并翻译自Cordileone, Alois Riegl , 276。
[36] Ibid., xviii, my emphasis.
[37] Rampley, Vienna School of Art History , chapter 9.
[38] Richard Charmatz, Minister Freiherr von Bruck, der Vorkämpfer Mitteleuropas: Sein Lebensgang und seine Denkschriften (Leipzig: S. Hirzel, 1916), 24.
[39] Richard Charmatz, Minister Freiherr von Bruck, der Vorkämpfer Mitteleuropas: Sein Lebensgang und seine Denkschriften (Leipzig: S. Hirzel, 1916), 24.
[40] 引自ibid., 188。
[41] 林恩·奈哈特（Lynn Nyhart）在她即将出版的著作《政治有机体》中分析了国家的有机体隐喻对低等生物体生物学研究的影响。我想指出的是这类比喻可以推动将国家视为一个具有新陈代谢能力的有机体单位加以研究。参见：Ibid., 189. Lynn Nyhart,“The Political Organism: Carl Vogt on Animals and States in the 1840s and’50s,” Historical Studies in the Natural Sciences 47, no. 5 (Fall 2018)。
[42] Die Denkschriften des österreichischen Handelsministers über die österrei Zoll-und Handelseinigung (Vienna: Carl Gerold, 1850), 94.
[43] Denkschriften des österreichischen Handelsministers , 257.
[44] Charmatz, Minister von Bruck , 227.
[45] “Ueber die Weltstellung Oesterreichs,” Innsbrucker Zeitung , 15 January 1850,52.
[46] Ferdinand Stamm, Verhältnisse der Volks, Land und Forstwirthchaft des Königreiches Böhmen (Prague: Rohliček, 1856).
[47] 1平方英里约合2.6平方千米。
[48] Ferdinand Stamm,“Landwirtschaftliche Briefe,” Die Presse , 14 December 1855. Even the Prussians acknowledged this climatic advantage: see, e.g.,Ernst Von Seydlitz, Handbuch der Geographie (Breslau: F. Hirt, 1914), 79.
[49] Maureen Healy, Vienna and the Fall of the Habsburg Empire: Total War and Everyday Life in World War 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50] 引自John Deak, Forging a Multinational State: State Making in Imperial Austria from the Enlightenment to the First World War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103。
[51] David Good, Economic Rise .麦克斯·斯蒂芬·舒尔茨（Max-Stephan Schulze）与尼古拉斯·沃尔夫（Nikolaus Wolf）反驳说，从19世纪80年代末开始，民族主义所产生的经济效果是“民族语言构成相似”的地区之间的联系会比其与帝国其他地区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Economic Nationalism and Economic Integration: The Austro-Hungarian Empire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65 (2011): 652–73.
[52] Andrea Komlosy,“State, Regions, and Borders: Single Market Formation and Labor Migration in the Habsburg Monarchy, 1750–1918,” Review (Fernand Braudel Center) 27 (2004): 135–77.
[53] A. Zeehe, F. Heiderich, and J. Grunzel, Österreichische Vaterlandskunde für die obserte Klasse der Mittelschulen , 3rd ed. (Ljubljana: Kleinmayr &Bamberg, 1910), 8.
[54] Good, Economic Rise , 246.
[55] “Volkswirtschaft,” Oesterreichische Neuigkeiten und Verhandlungen 53(1850): 417–19, on 418.
[56] Alexander von Bally, Das neue Österreich, seine Handels-und Geldlage (Vienna: Beck, 1850), 8.
[57] Dominique K. Reill, Nationalists Who Feared the Nation: Adriatic Multi Nationalism in Habsburg Dalmatia, Trieste, and Venice (Stanford, 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177.
[58] Margaret Schabas, The Natural Origins of Economic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5), 150.
[59] Carl Menger,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 trans. J. Dingwall and B. F. Hoselitz(Auburn, AL: Institute for Humane Studies, 1976), 167.
[60] Die österreichisch-ungarische Monarchie in Wort und Bild , vol. 15, Böhmen,vol. 2, (Vienna: k.k. Hof-und Staatsdruckerei 1896), 464.
[61] 弗雷迪克·琼森（Fredrik Jonsson）告诉我，门格尔的英国同事威廉·斯坦利·杰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同样犹豫不决，他认为人口增长是导致煤炭枯竭的因素之一，但他的政治经济理论却没有提到这点。
[62] Quinn Slobodian,“How to See the World Economy: Statistics, Maps, and Schumpeter’s Camera in the First Age of Globalization,” 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 10 (2015): 307–32, on 316.
[63] Eugen von Philippovich, Grundriss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 vol. 1(Freiburg i. B.: J. C. B. Mohr, 1893), 86.可以对比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在《伟大的变革》中对自由贸易的批判，他在书中抨击新古典经济学无视经济因诸多自然条件而起落的事实，这些自然条件不受市场影响。
[64] 可以参见卡尔·冯·罗基坦斯基（Karl von Rokitansky）在1870年2月维也纳人类学会开幕式上关于种族差异的环境起源的演讲。
[65] Franz Heiderich,“Die Wirtschaftsgeographie und ihre Grundlagen,”in Karl Andrees Geographie des Welthandels , vol. 1, ed. Franz Heiderich and Robert Sieger (Frankfurt am Main:H. Keller, 1910), 39.
[66] Beiträge zur Wirtschaftskunde Österreichs: Vorträge des 4. International Wirtschaftskurses (Vienna: A. Hölder, 1911), 1–39.
[67] 参见e.g., Jennings, Curing the Colonizers ; Michael A. Osborne and Richard S.Fogarty,“Medical Climatology in France: The Persistence of Neo-Hippocratic Ideas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Bulletin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86 (2012): 543–63。
[68] “Sterblichkeit,” Militär-Zeitung , 10 July 1863, 17–18, on 17; Hämmerle,“Allgemeine Wehrpflicht,”202; Teodora Daniela Sechel,“Contagion Theories in the Habsburg Monarchy,”in Medicine Within and Between the Habsburg and Ottoman Empires, 18th–19th Centuries , ed. Sechel, 55–77 (Bochum: D.Winkler, 2011), esp. 73.
[69] “Einfluss des Klimas, der Orts-und LandesVerhältnisse so wie der Lebensweise der Soldaten auf den Gesundheitszustand,” Allgemeine Militärärztliche Zeitung , 25 August 1867, 276–80.
[70] E.g., Alois Fessler, Klimatographie von Salzburg (Vienna: Gerold & Co.,1912), 17.
[71] August von Härdtl et al., Die Heilquellen und Kurorte des oestreichischen Kaiserstaates und Ober-Italien’s (Vienna: Braumüller, 1862), iv–v.
[72] Ench Kish, Klimalotherapie (Berlin: Urban and Schwarwenberg, 1898), 641.
[73] Alison Frank,“The Air Cure Town: Commodifying Mountain Air in Alpine Central Europe,” Central European History 44, no. 2 (June 2012), 185–207;Jill Steward,“Travel to the Spas: The Growth of Health Tourism in Central Europe, 1850–1914,”in Journeys into Madness: Mapping Mental Illness in the Austro-Hungarian Empire (New York: Berghahn, 2012), 72–89.
[74] Adalbert Stifter,“Zwei Schwestern,”in Studien , vol. 2, 6th ed. (Pest:Heckenast, 1864), 3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