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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7年，因斯布鲁克的植物学教授安东·克纳·冯·马里劳恩（Anton Kerner von Marilaun）在当地西北部的山区有了一项历史性发现。为了阐明这一发现的重大意义，克纳必须往前追溯三百年。那是16世纪中叶，荷兰正流行种植欧洲报春花（图3），英国等地纷纷效仿，于是报春花需求激增，热度仅逊于郁金香。据克纳所知，报春花是唯一“被当成园艺植物广为种植的”高山花 [1] 。维也纳市场中曾有大量报春花供出身显赫的贵妇们挑选，但没人知道这种花的地理源头，于是克纳开始寻找报春花的故乡。
克纳循着历史线索找到了卡罗卢斯·克卢修斯（Carolus Clusius，1526—1609）。克卢修斯可能是16世纪欧洲最知名的博物学家，他出生于佛兰德斯 [2] ，爱好收集自然界中一切稀有、美丽、实用的东西。1573年，这位佛兰德斯植物学家受马克西米连二世召见，来到了维也纳，受托建造皇家草药园。 [3] 克纳发现园丁们经常给克卢修斯送植物，其中很多都是地中海的品种，其余则来自土耳其和巴纳特 [4] ，而克卢修斯对高山花也有非同一般的热情，为了在维也纳种植这些高海拔地区的植物，他付出了很多心血。据克纳说，连克卢修斯的失败经历也颇具教益：很多品种的高山花似乎都无法适应维也纳的温暖气候，哪怕有些的确可以在花园的阴暗角落茁壮生长。最后，克卢修斯成功培育出两个品种，克纳根据林奈命名法，将其分别命名为 Primula auricula L. （耳叶报春）和 Primula × pubescens Jacq .（毛报春）。据克纳所说，毛报春乃由耳叶报春与另一品种杂交而成。毛报春这一杂交种后来被称为报春花，它繁殖力旺盛，变种之多令人眼花缭乱。 [5] 后来它从维也纳辗转来到安特卫普的商人手中，很快引发了新一轮植物学热潮。
但最早的报春花从何而来？克卢修斯第一次看到它是在医生约翰·艾希霍尔茨（Johann Aichholz）位于维也纳的植物园里，他也是在那儿第一次描述了这种花。 [6] 艾希霍尔茨只知道这花是一位贵妇人送的礼物，听说它在“因斯布鲁克附近的阿尔卑斯山区”很常见，克卢修斯于是动身前往，由于时人还认为阿尔卑斯山区是被上帝抛弃的荒野，克卢修斯此行堪称壮举。 [7] 然而，克卢修斯在“奥地利与施蒂利亚的阿尔卑斯山区的最高峰上（寻了个遍），却空手而归” [8] 。后来的几代植物学家都没能解开报春花地理起源之谜，很多人在阿尔卑斯山上寻觅，但在野外却找不见报春花的踪迹。直到1867年，克纳才在格施尼茨镇 [9] 依傍的陡峭山丘上发现了这种植物（毛报春），它生长在海拔1700米到1800米的高处，藏在石灰岩与板岩之间。克纳为此欣喜若狂，甚至在这里建了一栋家庭夏季别墅以表纪念。1874年，皇帝弗兰茨·约瑟夫一世 [10] 授予克纳荣誉称号，表彰他在科学上为国家做出的贡献，报春花从此镶进了克纳家族的纹章。
图3报春花，克卢修斯绘，1601年
读者可能不解，为何报春花的起源一直是个谜团？克纳可能窥见了这个问题的答案，因为他已经着手挖掘阿尔卑斯东部山区的气候史，不过这些内容我们放到第十章再谈，目前本章关心的问题是：克纳，一位19世纪的科学家，为何执着于重建克卢修斯的事业？要知道这位植物收藏家已经过世三个世纪之久了。19世纪60年代，克纳任因斯布鲁克植物园园长，后来又担任维也纳大学植物园园长，他认为只有了解这些机构的历史脉络后才能改弦更张，要想规划未来的发展路线，必须厘清“植物园积攒下我们今日所见藏品的过程”。园长不仅要知道花园里有什么植物，还要知道它们被收藏到这里的原因。克纳必须在植物园里搜寻线索，才能了解“当时植物学发展的情况……时兴的科学观念就像时人呼吸的空气一样重要，它不仅振奋每个人的智性生活，也给所有机构都注入了新鲜活力” [11] 。在克纳看来，植物园就是研究自然志与自然知识史的档案馆。
这意味着克纳想写一部帝国史。帝国史或国家史这门学科最早成形于19世纪早期，当时哈布斯堡法律学者们想借此厘清王朝对王土享有“历史性权利”的法律依据。 [12] 到了19世纪60年代，帝国史研究已经不局限于法学领域，用担任皇帝顾问的历史学家约瑟夫·赫梅尔（Joseph Chmel）的话来说，历史学家现在要担负起一个“十分艰巨却极富意义的重任”，即将奥地利帝国的兴起解释为一个“非同凡响的自然现象，它现实性地解决了令人望而却步的自然难题”（也就是如何将“文化水平、族群归属迥异的民众团结在一个国家下”的问题） [13] 。新帝国史有望复兴1526年以来哈布斯堡境内的人文科学、艺术与科学成就，催生“奥地利知识共同体” [14] 。书写帝国史的核心要义在于一一记录各地区的自然环境：“一个地区的地貌如何成形？我们脚踩哪类地质结构？研究这些问题不就是在了解一个地方的历史吗？最古老的地方史是地质学家、物理学家与地理学家撰写的，他们一定能告诉我们奥地利帝国的成形过程。” [15] 因此，帝国史既是奥地利自然科学史，也是奥地利自然环境的变化发展史。 [16]
本章将考察19世纪时，帝国史项目如何催生奥地利的气候学及相关学科的知识。哈布斯堡王朝长期统治中欧地区，因此植物园、图书馆、矿石收藏馆、植物标本馆、天气日记、地图集等宝库都积淀了丰富的环境知识，19世纪的学者们在这些场馆、书卷中找到了材料，写出了他们的自然、科学与帝国史。
回首16世纪末，克纳看到了自然知识史的一个关键转折点。那时，富人们不仅趁着闲暇周游四方，收集珍奇，而且对“本国”的自然环境（我们也许会称之为“本地的自然环境”）产生了学术兴趣。 [17] 从此，皇室花苑不单种植草药，还开始收藏本国与异域“珍奇”。哈布斯堡的王公贵族一心扩张领土，于是富人们更热切地追逐起自然奇观。
1526年，哈布斯堡家族红运当头，但也就此踏入了长约四百年的政治泥沼。奥斯曼帝国在第一次摩哈赤之战（the Battle of Mohács） [18] 中击败了匈牙利，匈牙利国王战死沙场，哈布斯堡家族靠一系列复杂联姻吞下了匈牙利与波希米亚。就这样，哈布斯堡君主国成了一头奇异巨兽，“疆域内各个国家各有独特的历史政治脉络、民族构成与行政区划，却又彼此重叠” [19] 。王朝历来掌控着被称为奥地利世袭领地的土地（包括上奥地利、下奥地利、施蒂利亚公国、卡林西亚公国、卡尔尼奥拉公国、伊斯特里亚侯国、戈里齐亚侯国、的里雅斯特侯国，以及新纳入的蒂罗尔伯国），不过在神圣罗马帝国疆域内的其他土地上，哈布斯堡家族的权威要松散得多。从1438年开始，哈布斯堡家族就一直统治着神圣罗马帝国（只在18世纪时短暂失势了五年），直到它在1806年的拿破仑战争中解体。因此，哈布斯堡的国土就像几个部分有所重叠的维恩图，其中匈牙利与克罗地亚在神圣罗马帝国之外，而许多德意志侯国则在奥地利世袭领地之外。
虽然哈布斯堡家族在1526年到1527年间意外得到了一块领土，但打一开始这就是件喜忧参半的事情。奥斯曼帝国此时仍然控制着匈牙利部分地区，并准备进一步向北、向西扩张势力。与此同时，在新教改革的冲击下，神圣罗马帝国即将出现裂痕。斐迪南一世（1526年起兼波希米亚、匈牙利与克罗地亚国王，1556年至1564年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连二世（1564—1576年在位）与鲁道夫二世（1576—1612年在位）都以基督教世界的捍卫者自居，誓与奥斯曼帝国抗衡，但他们也都不愿天主教与新教爆发正面冲突。直到17世纪初，哈布斯堡家族才放弃和平主义政策，开始镇压新教。 [20] 16世纪时，哈布斯堡家族的统治者自诩普世遗产的继承者，该遗产传承自古罗马帝国和查理曼在公元800年建立的“神圣罗马帝国”。
在克纳生活的年代，民族主义运动方兴未艾，哈布斯堡家族也开始重新看待那些古老的观念与符号，文艺复兴图像学在哈布斯堡王权主题中焕发新生。例如，建筑师们在无数建筑上绘制了女性形象，以此代表奥地利，这种寓言式的艺术创作可以追溯到16世纪末鲁道夫二世掌权时。再如19世纪的雕塑家模仿前人为鲁道夫之父马克西米连二世建造的著名喷泉景观，参与修建了新喷泉，以此象征君主国四条主要河流的交汇（见图4）。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甚至出现了“活人静画”（tableaux vivants）的复兴，演员们像16世纪哈布斯堡宫廷里的王子公主们一样，演起帝国统一的寓言故事。 [21] 后文将会说到，这类隐喻与艺术品虽构成了现代的视觉文化与物质文化，但它们在宏观世界与微观世界之间建立了紧密联系，保留了前人看待自然与帝国关系的思维方式。
从16世纪开始，哈布斯堡的王公贵族在仔细观察、描绘大自然的同时，也看到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寰宇和谐。他们和当时欧洲大多数统治者一样，热衷于展示自己收藏的奇珍异宝，用这种方式炫耀权威。16世纪以后，在家中摆放珍奇柜在北欧与意大利的王公贵族中蔚然成风。稀有生物与罕见的自然物产、令人惊叹的艺术品与精巧的科学仪器都是“珍奇”。很多文艺复兴派的自然哲学家都相信自然物产隐含象征性意义。事物超越其自身，形构了一个彼此关联的网络，每一个物种与看似毫不相干的物件之间都存在联系，它们最终会同整个宇宙相连。因此，单个物件可以象征性地甚至魔法般地操控整个世界。炼金术士帕拉塞尔苏斯（Paracelsus）兼任马克西米连一世的御医，他曾施展工匠才华，模仿自然界的造物过程，借此展示人控制世界的力量之源。 [22] “珍奇柜”告诉我们，凌驾于自然的力量也摆布着人类世界。 [23]
图4《维也纳的奥地利弗莱永喷泉》，鲁道夫·冯·阿尔特（Rudolf von Alt）绘，1847年。冯·阿尔特的水彩画描绘了新建成的喷泉，它象征当时奥地利境内的四条主要河流：多瑙河、易北河、波河和维斯瓦河
克纳还发现，16世纪时兴起了一种获取自然知识的新方法，即经验主义方法。其实最近有历史学家提出，珍奇收集本质上鼓励人们密切观察自然标本。因此，科学“经验”开始具备现代性意义，逐渐背离亚里士多德式的理念知识，人们不再认为自然界存在统一进程，转而强调要积累与特定“事实”相关的知识。 [24] 这是一个全球性的转变，因为欧洲很多地方都有这类藏品，而它们又仰赖欧洲与非洲、亚洲、新大陆之间的交换网络。哈布斯堡宫廷的藏品在这一全球性历史转型中别有意义，历史学家布鲁斯·莫兰（Bruce Moran）评价道：“不得不说，哈布斯堡宫廷藏品规模之大前所未有。” [25]
哈布斯堡的藏品规模堪比实体百科全书，帝国的统治者想借此昭示“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尤其值得一提的藏库有三处：蒂罗尔的斐迪南二世（1529—1595）在安布拉斯城堡的珍奇柜，它地处因斯布鲁克郊外，因藏有丰富自然物产而闻名 [26] ；二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斐迪南二世的弟弟马克西米连二世的植物园与动物园，它因藏有珍稀动植物而享誉一时，美洲药草与土耳其郁金香在此茁壮成长，1552年抵达维也纳的一头大象也漫步其中 [27] ；比这两处更引人注目的当数马克西米连二世的长子鲁道夫二世的收藏，他干脆把宫廷迁到了布拉格。
鲁道夫二世的藏品有艺术品，也有制作精美的科学仪器，譬如地球仪与天文仪，还有矿物与动植物。 [28] 托马斯·考夫曼（Thomas Kaufmann）是解读鲁道夫二世藏品的专家，他认为皇帝十分珍视这些藏品，因为它们是他渴望统治的世界的缩影。鲁道夫二世在他位于布拉格的城堡里特地开辟了一间侧室，专门用来陈列藏品，侧室前厅绘有象征宇宙的图案，例如木星、四大元素与一年的十二个月份。 [29] 他的植物园也依据古典建筑理论设计而成，具有数学意义上的精确性。这样的植物园与博物馆是“理解、研究创造性宇宙和谐状态的关键” [30] 。其他王公贵族固然也有此雄心壮志，但只有鲁道夫二世将它当作一个系统性的事业。他招募了一整个博物学家团队来寻觅自然珍奇，学习自然的力量。更进一步，历史学家认为鲁道夫二世的藏品开研究型博物馆之先河，博物学家可以徜徉其中，亲自研究标本。与珍奇柜不同，鲁道夫二世的藏品不想惹得观众眼花缭乱，而是想让他们驻足凝视。 [31]
像鲁道夫二世的自然藏品一样，哈布斯堡宫廷中陈列的艺术品往往也具有政治内涵。绘画与雕塑唤起了微观世界与宏观世界的微妙联系，从而彰显出王朝统治权的普遍性。例如，文策尔·雅姆尼策（Wenzel Jamnitzer）为马克西米连二世设计了一座喷泉，于1578年完工，它巧妙地蕴含了哈布斯堡家族统治广阔疆土的野心。雄鹰是帝国的化身，展翅翱翔，下方是不同图形代表的大千世界，有四大元素、四条主要河流（莱茵河、多瑙河、易北河、台伯河）与一年四季，一个天球覆盖在它们的顶部。 [32] 雄鹰集自然界的各个尺度、各个时空维度于一身，象征着联合统一。我们还可以回想一下那幅著名的鲁道夫二世肖像画，它是意大利艺术家阿尔钦博托（Arcimboldo）1590年的作品，以古罗马的四季之神——威耳廷努斯（Vertumnus）——为原型绘制而成。阿尔钦博托先后为三位哈布斯堡君主画过肖像，其中鲁道夫二世的脸由四季植物组成，春华秋实应有尽有。考夫曼解读这幅肖像画时说，它是一个“帝国统治宏大宇宙的寓言”。就像植物园和那些自然藏品馆，这幅画也是一个“微型世界”景观。“皇帝既统摄国家这个政治体，也坐拥藏品构成的微观世界，而他对微观世界的掌控反过来又象征他统率着宏观世界——这一点也反映在了阿尔钦博托的画作中。” [33] 最后举一例，这个例子极其生动地说明艺术品如何勾连起宏观世界与微观世界。1571年，为了庆祝卡尔大公（Archduke Karl）与巴伐利亚公爵的女儿玛丽亚成婚，帝国举办了一场“比武会”。这场大会由阿尔钦博托编排，马克西米连宫廷成员担任演员。皇帝扮演“冬天”，其他人则饰演“拟人化的欧洲河流、金属、行星、欧洲国家、大陆、四季、元素与人文艺术。简而言之，这场比武会以人的微观视角表现了宏观世界（或宏大世界）”。考夫曼总结说：“很明显，哈布斯堡家族治下全欧洲的凝聚力在比武会上尽显，这反过来象征着哈布斯堡统治世界的力量。” [34]
行文至此我们恐怕要稍做停留，以便强调这些例子的意义，它们表明时人对部分与整体关系的理解完全不同于当今科学界的流行观念。在上述例子中，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关系不具有统计学意义，部分既不代表整体，也不是整体的特例。这种关系也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因果关系，整体与部分之间没有因一连串的物理中介作用或反应而彼此联系。相反，这些矫饰主义（Mannerist，也译“风格主义”）艺术创作都假定有一股隐形力量协调着整体与部分。它认为人类个体的身体与灵魂直接映射天体运动或四季流转。这种宇宙观在当时的欧洲十分盛行，但似乎最为鲁道夫二世所推崇，它也为16世纪的人提供了一个思考天气与气候的框架。
马克西米连二世与鲁道夫二世在位时，有识之士提出各类宇宙观，众说纷纭。自然哲学家们质疑亚里士多德的天体学说，而同意哥白尼的异端理论。天气与气候的理论也处于流变之中。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传统主导着文艺复兴时代的学院，认为气象学就是研究“气象”的成因，探究风暴、洪水、地震和彗星等现象，而这些都是地球与大气的“排出物”（exhalations），排出效应能以不同方式作用于不同形式的物质。不过这种气象知识传统与现代观察关系不大，因为这些学者认为只有了解自然界的统一进程才能推出因果解释，特殊经验行之无效。中世纪气象知识的第二种传统源自天体气象学，它在文艺复兴时期盛极宫廷。天体气象学不同于亚里士多德的气象学，它注重观察与预测，试图根据天体的位置预测天气。为什么中世纪早期的年鉴与星历中，空白处偶尔会有天气观测记录？大概是因为人们想要检验预测的准确性，于是记录下预测与实际天气之间的差异。 [35]
哈布斯堡宫廷学者采取折中手段化解了两种气象学传统的矛盾。例如，鲁道夫二世在位时，宫廷天文学家第谷·布拉赫（Tycho Brahe）同时借鉴了斯多葛的宇宙论与帕拉塞尔苏斯的炼金术。亚里士多德宇宙论认为，高空中弥散的介质不同于地面大气，而斯多葛学派恰恰相反，他们认为天体物质具有流动性，与地球大气是一个连续的统一体，因此，行星影响地球天气就是这种宇宙流质在直接发挥作用。除此以外，布拉赫认为，这种流质也是生命体的生机物质 [36] ，因此天体气象学可以从根本上辅助医学实践。
布拉赫的继任者约翰内斯·开普勒（Johannes Kepler）于1594年至1600年担任格拉茨地方天文学家，那时他负责制作占星日历。这些日历规定了医生应该在哪一天给病人放血，甚至定下了具体的放血部位，连病人的洗澡时间也没省略。在开普勒看来，占星术根本就是医学，它们都需要根据隐蔽的因果关系做出预测。开普勒甚至提出医生研究的现象与占星家研究的现象在因果上具有相似性。人出生时，灵魂会被行星的光线照拂，这会决定他未来命运的走向。地球也是一样，其灵魂会被高空的光线照耀，这会影响地球之后的气象。开普勒与他的前辈布拉赫都认为占星学原理可以同时应用于微观世界与宏观世界，而这验证了人类尺度的知识足以解答宇宙尺度的问题。 [37]
毫无疑问，正是为了检验天体气象学预测的准确度，布拉赫与开普勒才开始了早期系统性的天气记录。 [38] 在欧洲，早在15世纪末，天文学家波伊巴赫（Georg von Peuerbach）与雷吉奥蒙塔努斯（Regiomantanus）就已经开始系统性地观测、记录天气情况，他们二人都效忠于哈布斯堡皇帝腓特烈三世。 [39] 据气候学历史研究者说，15世纪末，写天气日记的习惯从克拉科夫大学传到了中欧与北欧 [40] ，在腓特烈三世的儿子——马克西米连一世——周围的人文主义者中日渐风靡，它们往往涉及天体气象学。 [41]
当时人们也会出于其他一些实际需要去观测天气，比如出于医学、植物学与农业所需。例如16世纪40年代，医生约翰·艾希霍尔茨第一次在奥地利世袭领地上进行了长期系统的天气记录，克卢修斯就是在这位医生的植物园里第一次见到了报春花。 [42] 那时，艾希霍尔茨的事业才刚有起色。1558年鼠疫流行时，他被任命为“卫生官”，两年后，他被派往匈牙利照顾生病的纳道什迪伯爵（Count Nádasdy）。虽然艾希霍尔茨已经皈依新教，但皇帝还是允许他在维也纳大学医学院任教，他是当时医学院里最年轻的老师，曾五次当选院长，1574年还当选校长。1581年皇帝病倒时，艾希霍尔茨奉命到布拉格为他治疗。在他们那帮天气记录者当中，只有他对天体气象学不感兴趣，他记录天气不过是为了方便园艺活动。
艾希霍尔茨及与他同时代的人关心天气，可能也是因为气候多变。16世纪末是欧洲的降温期，庄稼歉收，粮食短缺，似乎还引发了17世纪上半叶的政治动荡。 [43] 总之，今人对1600年前后欧洲气候的了解，部分源于哈布斯堡宫廷资助的学者所撰写的天气日记。 [44]
16世纪的多元宇宙论不是一夜间便失势了，实际上，17世纪牛顿科学的兴起也好，18世纪启蒙运动的反“迷信”斗争也罢，都未宣告多元宇宙论死亡。直到19世纪，人们还在热议个人的心智与身体如何应地球天气而变（如何应更遥远的天体振动而变）。
例如，开普勒被19世纪哈布斯堡科学家奉为自由探索真知的典范。尽管开普勒是新教徒，他的雕像还是被摆在了克雷姆斯明斯特修道院天文台的楼梯口，汉恩曾经在这里的文理中学就读高中 [45] 。不管是维也纳的物理学家安德烈亚斯·冯·鲍姆加特纳（Andreas von Baumgartner），还是布拉格的美学家约瑟夫·杜尔吉克（Josef Durdík），这些不同领域的思想家都承认，开普勒的神秘主义宇宙论在解释行星轨道时发挥了核心作用。 [46] 对开普勒做出最具洞见的评论的或许是摩拉维亚的天体学家诺伯特·赫兹（Norbert Herz），他也是维也纳一个私人天文台的负责人。赫兹提醒我们注意，开普勒天文气象学的因果模型乃基于地球有灵论，或称“智性地球”（sensitive earth）。赫兹问道，如果将这看作开普勒的错误，是否有失公允？接着他回答道，现代科学也渗透着无知。在他那个时代，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还在他伯格斯街19号的私人诊所里用催眠术治疗精神病患者。赫兹发现，“在时间的长河中，我们相信自己已经可以充分解释某些影响人类存在、启发人类心智的力量”，但仍有一些现象超出了当前知识范畴，只能归入“尚难解释”的“奇妙”“神秘”“虚构”类别 [47] 。当时精神病学流行探索人类内心的“神秘”情感，赫兹反其道而行之，跟随开普勒的脚步朝向外部世界，探索“自然无机环境对有机体的影响” [48] 。开普勒的占星学就萌生于自然环境的“神秘力量”，也就是他所说的“天地之间的亲和性”，至于开普勒的占星术究竟是不是迷信，并不该交由现代科学家判断。赫兹补充道，在他所处的时代，气象学同样“假定地表现象与宇宙现象之间存在某种联系”，赫兹这里指的是气候与太阳黑子的相关性。“观念！迷信！划分二者的那条界线究竟在哪里？”
赫兹不是唯一敦促学界研究人类心理如何感知地球物理条件变化的学者 [49] 。罗穆亚尔德·朗（Romuald Lang）是最早使用现代意义上“无意识”（das Unbewußte）概念的学者之一，他用“无意识”表达“潜藏于意识之下”的含义（而非将其用作“天真”“无知”的同义词）。朗是克雷姆斯明斯特修道院文理中学的地理与历史教师，他曾教过汉恩。朗在《人的无意识》（1858）一文中坚称，“气候、大气、营养对人体构造与健康有很大影响”。朗想从另一种宇宙论观点理解这种影响，这种宇宙论承认人类与非人类相互依存，“人类的微观世界只是宏观世界的有机组成部分……人只有在宇宙中才有立足之地，也只有联系整体宇宙才能勾勒出个人的生命”。在第十一章中我们会看到，年轻的汉恩在修习朗开设的课程不久之后就开始自行探索、感知自然环境。
时兴的天气年鉴中也有天体气象学的影子，这些年鉴根据月球与行星的位置来预测一年乃至一整个世纪的气候。19世纪时，这些年鉴在哈布斯堡领土上持续热销，在欧洲其他地方和北美的很多地区也大受欢迎。 [50] 实际上，哈布斯堡非德语气象学文献大多是这些后期问世的天体气象学作品。从19世纪初开始，每年大约有8本捷克语天气年鉴出版，到19世纪50年代则增至12到15本。除此以外，捷克语读者还可以在一系列的百年历中尽情挑选。 [51] 博胡斯拉夫·赫鲁迪奇卡（Bohuslav Hrudička）是20世纪早期布尔诺的气象学家，他发现这些19世纪的出版物与最早一批捷克语年鉴（15世纪）极其相似，有一些助记词重复出现。另外，19世纪焕发新生的天体气象学也自诩具备科学权威，例如施蒂利亚前神学家鲁道夫·法尔布（Rudolf Falb）基于月相对潮汐的影响预言了灾难。 [52]
现代天体气象学则更加科学。19世纪中期，人们发现太阳黑子周期性出现，这掀起了研究太阳周期与陆地气候波动相关性的浪潮。历史学家认为，英国的科学家对此尤其感兴趣，因为在19世纪最后的25年里，印度发生了饥荒，经此一事，英国科学家都想找到预测长期气候的方法。 [53] 还有一些理论也声称可以解释、预测地球气候的长期变化。例如，英国的詹姆斯·克罗尔（James Croll）提出了一个解释冰期出现原因的天文理论，他认为地球围绕太阳运转的轨道会发生变化，这可能导致地球的气候出现重大转变。克罗尔的用语使人联想到天体气象学，因为他表示“必须在地球与太阳的关系当中寻找”引起气候变化的“真正宇宙性缘由”，而且“地质现象与宇宙现象具有物理上的因果联系” [54] 。到了20世纪初，克罗尔的理论启发了米卢廷·米兰科维奇（Milutin Milanković），后者是克罗地亚人，毕业于维也纳技术大学。米兰科维奇计算了地球轨道变动对太阳辐射的影响，最终让“宇宙因果关系”成为一个严肃的，甚至带有激进色彩的气候学假设，从此以后，这个假设就成了长期气候模型的标准要素之一。 [55]
现代气候理论中包含着文艺复兴时期的宇宙论，这告诉我们应该将尺度理解为一种历史进程。事实证明，19世纪末、20世纪初兴起的全球标准化测量并没有完全取代其他测度、想象时空的思路。早期那些邻近性、共时性、相关性等概念仍然存在，尽管它们与工业效率毫不相干。例如，瓦妮莎·奥格尔（Vanessa Ogle）已经指出，1884年后强行推行的格林尼治标准时间曾遭到抵制，反而短暂地强化了其他计时与时间管理传统。 [56] 可见，尺度缩放并不一定意味着新测量框架会取代旧框架，融合并不总是一个同质化的过程。
哈布斯堡宫廷在近代早期四处搜罗的自然奥秘也是记录生态变化的重要资料。埃万斯（R. J. W. Evans）在撰写近代早期哈布斯堡帝国创立史时指出，16世纪艺术所特有的“对生命体与非生命体忠实、精准的描绘”也延伸到帝国各地区的区域研究当中。 [57] 备受历史学家重视的是马克西米连二世与鲁道夫二世，他们不仅热衷于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的“异域风情”，对近在咫尺的“奇观”也颇有兴趣。
例如19世纪为艾希霍尔茨作传的作者写道，艾希霍尔茨在他维也纳的花园中“种下了很多当地（einheimische）植物”。 [58] 人文学者马丁·米利乌斯（Martin Mylius）与神学家卡斯帕·施文克费尔德（Caspar Schwenckfeld）都为他们家乡西里西亚特有的植物写了专著。走遍欧洲的画家格奥尔格·赫夫纳格尔（Georg Hoefnagel）为鲁道夫二世绘制了很多动植物的精美图画，其中既有域外生物，也有本国生物，他还草绘了城镇图与当地服饰画。景观艺术家罗兰特·萨弗里（Roelant Savery）见鲁道夫二世十分喜爱蒂罗尔，便开始研究蒂罗尔的野生动物，将蒂罗尔的很多鸟类与其他动物融入画作之中。 [59] 阿尔钦博托也画过一些常见的动物，比如绵羊、猫、鹿、野兔和麻雀等。历史学家保拉·菲希特纳（Paula Fichtner）对克卢修斯的评价适用于活跃在16世纪哈布斯堡宫廷的众多人文主义者：读着他“笔下帝国各地的植物与石头，不免感恩他对欧洲中东部自然环境知识的付出”。 [60]
这些艺术家与人文学者也想为德意志风光正名，因为在古典文学作品里德意志的形象一贯不佳 [61] ，在塔西陀等古典权威的笔下，德意志是一片蛮荒之地。16世纪的中欧人文主义者强调家乡土地肥沃，物产丰饶，这才引得19世纪的地方史学家格外关注他们的作品。
在马克西米连二世与鲁道夫二世的资助下，人文主义者在山脉与河流，甚至在地下探寻自然的奥秘。为了寻觅高山植物的踪迹，克卢修斯与天文学家约翰内斯·法布里丘斯（Johannes Fabricius）登上了下奥地利与上奥地利交界处的海拔1893米的奥特谢尔山。莱昂哈德·图尔奈森（Leonhard Thurneysser）则研究了多瑙河及其支流，在他的《矿物水与金属水十书》（ Ten Books on Mineral and Metallic Waters ）中讨论了这些河流的特性，他的《伟大的炼金术》（ Magna Alchemia ）则论述了波希米亚与匈牙利的矿藏。希蒙·塔德阿斯·布德克（Šimon Tadeáš Budek）自诩“为皇帝陛下勘探宝藏、金属、宝石与自然界一切密藏的专家”，他在波希米亚西北部搜集地理信息与民间传说。 [62] 鲁道夫二世的御医安塞尔姆·伯蒂乌斯·德·博特（Anselm Boethius de Boodt）走遍波希米亚与摩拉维亚，搜集信息写出了一篇有关宝石的论文，于1609年发表，旅途中他还采集植物寄给了克卢修斯。 [63] 这些学者记录下来的信息为19世纪哈布斯堡的自然志打下了基础。
在哈布斯堡收藏家的眼中，从奥斯曼手中夺来的新土地极富“异国风情”。从16世纪初开始，出自奥斯曼帝国的文物战利品就成了哈布斯堡的重要藏品，奥斯曼帝国的自然物产也是一样。 [64] 1562年，博物学家奥吉耶·盖斯林·德·比斯贝克（Ogier Ghiselin de Busbecq）从伊斯坦布尔回到维也纳，“捎回了郁金香，还有其他从未在欧洲国家种植过的植物” [65] 。克卢修斯也造访过匈牙利，在那儿看到了“珍稀”植物，例如很多品种的蘑菇，克卢修斯对蘑菇非常痴迷。最值得一提的是，克卢修斯用拉丁语和匈牙利语记录了364种植物的名称，写成第一本植物的匈牙利语名称汇编 [66] ，其中很多都被收入他1601年出版的《珍稀植物史》（ History of Rare Plants ）一书，这本书罗列了他在西班牙、奥地利与匈牙利发现的植物。
总之，珍稀动植物远近皆有。克纳意识到，在16世纪的维也纳人眼中，报春花跟郁金香同为罕见的异国风物，哪怕它们一个长在国内而另一个生在他乡。“本地”与“异域”间的这条界线一开始就不清晰，这也影响了后来的中欧科学史 [67] 。
19世纪以后，哈布斯堡的自然知识收藏又有什么新进展呢？拿破仑战争落幕后，地方博物馆开始兴建，其中很多都向公众开放。19世纪上半叶，爱国主义博物馆在哈布斯堡君主国的各个城镇中拔地而起：佩斯、利沃夫、格拉茨、布尔诺、奥帕瓦、布拉格、卢布尔雅那、因斯布鲁克、萨尔茨堡和圣安东等地无一例外。鲁道夫二世及同时代的人的收藏仅向少数精英开放，但后拿破仑时代兴建的地方博物馆则以教育公众为目标。它们既会邀请专家研究藏品，也欢迎公众前来欣赏本地区丰富的自然宝藏。 [68] 这些博物馆力图保存多样化的知识形式，在同时期的欧洲博物馆中独树一帜。凡是本地特产都值得关注，无论它涉及人类、非人类生物，还是物理环境。当维也纳的帝国-王国自然历史博物馆醉心于遥远国度的珍奇时，地方博物馆容纳了那些更平凡的标本。这些博物馆集珍奇柜、图书馆、档案馆于一体。可想而知，如果帝国真的对档案收藏进行集中管理，很多地方性的环境信息就会被销毁，或就此遗失。 [69]
格拉茨的约翰博物馆堪称最早的地方博物馆典范。 [70] 它建于1811年，得名于奥地利地质科学史上的关键人物约翰大公。约翰十分好奇于阿尔卑斯山东部的风土人情，他还托人给自己画了一幅穿着猎装的肖像，背景是他心爱的施蒂利亚的山坡（见图5），画面整体颇为和谐。欣赏当地风光不仅仅是约翰的个人爱好，他还想为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确立一种更现代化的新型意识形态，也就是把爱国主义感情的投射对象从王朝本身挪移到王朝疆土上。约翰畅想哈布斯堡实现权力领土化，但不鼓吹18世纪启蒙的绝对主义精神，他希望地方独有风光能激发奥地利的爱国主义精神。在约翰建立的博物馆中，矿物学与动物学标本（比如有鸟蛋与鸟巢的鸟类标本）被放在最显眼的地方，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约翰博物馆一直是哈布斯堡治下其他地方博物馆效仿的对象。
图5约翰大公（1782—1859）
这些博物馆开办的展览和发行的出版物会固化地方身份，而非国家身份。在波希米亚与摩拉维亚，地方博物馆同时用德语与捷克语出版研究报告。这既满足了捷克民族主义者的要求，又保持了博物馆的地方身份（非国家身份）。与此同时，这些地方身份也融入更广大的整体之中。比如，Joanneum（约翰博物馆）这个名称就强调了哈布斯堡中央政府的恩惠。维尔纳·特莱斯科（Werner Telesko）曾说：“从地方博物馆的藏品中就能看出，博物馆无意提出一个地方自主的自我概念，而只想传达一个超国家的空间与身份。”地方博物馆既强调“爱国主义”，也重视“跨地区的相互连接”，这种二元性在地区对超国家帝国与王朝的认同中得到了调解。 [71]
多亏地方博物馆保存了当地自然志的记录，19世纪的研究者才有了研究资源。拿破仑战争后，哈布斯堡学者们动手挖掘这些资料，想把爱国性质的历史与地方自然资源名录综合起来。例如，位于布拉格的波希米亚国家博物馆的创建者卡斯帕·冯·施特恩贝格（Kaspar von Sternberg）就对地方档案进行了全面研究，在此基础上撰写了《波希米亚矿场历史概要》（ Outline of a History of Bohemian Mines ，1836），并绘制了相应地图。与克纳在植物学方面的观点一致，施特恩贝格认为要想有效管理矿业，就必须具备历史知识。矿业历史知识不仅能帮助“个人寻找研究方向，而且有助于管理者了解采矿业衰落的原因，进而及时发现问题并规避”。施特恩贝格还把采矿史视作波希米亚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的历史研究极其依赖这些档案资料，施特恩贝格自责无法编织出一个完整的叙事，因为档案资料太过晦涩深奥。“的确，不会有很多研究者愿意接手这份艰苦工作，迈进乏人问津的古老档案馆，劳心费力地在灰尘里翻找这些年代久远的证明与报告。” [72]
施特恩贝格等19世纪的学者构建了地方自然志，也重新发现了16世纪作品中的自然世界，并再度诠释了这个世界。例如，1877年的《下奥地利地形图》（ Topographie von Niederösterreich ）提出，法布里丘斯是最早尝试使用数学手段绘制奥地利精确地图的人。作者在书中追溯，1574年，法布里丘斯与克卢修斯、艾希霍尔茨一起登上奥特谢尔山，利用天文仪器确定了山峰的位置与高度。 [73] 爱德华·修斯在下奥地利地方档案馆里发现了对1590年地震的记载，从而在地震学历史研究领域做出了开创性贡献。在捷克语学术圈，科学家将16世纪的天气年鉴看作天文学与气象学的滥觞。 [74] 有时，16世纪的资料对19世纪的科学研究的确有用；有时，现代科学家引用16世纪先驱的文献是为了表明自己的研究延续了哈布斯堡的百年传统。
从19世纪回看，布拉赫、开普勒和克卢修斯似乎是爱国主义区域地理学（Landeskunde）的先驱。所谓的区域地理学，就是从自然、社会、文化等多重角度研究区域地理的学术传统。例如，克卢修斯虽然是一名世界主义者，但这不妨碍他对区域地理学做出贡献。同样，布拉赫与开普勒也发展了捷克语的知识传统。在捷克语出版物当中，两人都被视为波希米亚气象学与天文学的先驱而被一再引用。法布里丘斯与约翰·阿莫斯·夸美纽斯（Jan Amos Komenský）在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绘制的地图奠定了摩拉维亚区域地理的基础，并被不断重印。 [75] 就这样，即便有的自然珍奇记述几乎不谈物产的空间分布，却也在后世的重新解读中被并入爱国主义区域地理研究传统。
例如，正是基于区域地理学的研究传统，一位波希米亚的档案员才在19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出版了大量文艺复兴时期的天气日记。温策尔·卡策尔罗夫斯基（Wenzel Katzerowsky）是文理中学的一名老师，也是波希米亚利托梅日采市的档案员。童年时，一颗小流星击中了他父母的房子，直接撞穿了屋顶，从此以后他就迷上了广义的亚里士多德气象学。担任档案员期间，他一直努力搜集早期资料，又利用仪器自行观测天气，想要重构利托梅日采一带的气候史。他翻阅当地档案，甚至检索私人藏品，从中寻觅天气日记，还极具创造性地将这些日记与各类市政记录结合起来一并考察。既然天气观测信息来源多样，卡策尔罗夫斯基便将极端天气事件、丰收日期、谷物价格等相关信息全部搜集起来，从而整理并发表了利托梅日采1458年到1892年大致连续的天气观测记录。 [76] 后来的气候学历史研究者不断引用这份材料，时至今日，利托梅日采当地博物馆馆长还在继续拓展这一记录。 [77]
在19世纪新帝国史文本中，16世纪的博物学家也占据了重要地位，不过他们的“奥地利”博物学家身份被赋予整体国家的新意义。比如，克卢修斯被帝国-王国标本馆馆长赞为“奥地利”植物学家与植物命名专家。他是“首个研究奥地利植物区系的学者”，也是首次在研究中记录“‘我们的帝国’生长有百余种蘑菇”的人，无怪乎后来每一位研究奥地利植物区系的学者都“反复”阅读他的著作。 [78] 同样，地质学家弗朗茨·冯·豪尔（Franz von Hauer），也就是后来的帝国自然历史博物馆馆长曾下定论说，像格奥尔格·阿格里科拉（Georg Agricola）与鲁道夫二世的御医（安塞尔姆·德·博特）这样的文艺复兴学者是“奥地利地质知识的首批奠基人”。 [79]
1861年，冯·豪尔在维也纳科学院某次典礼上发表讲话，他追溯了地质学兴起的历史，表示这门科学自阿格里科拉时代以来就具有爱国主义色彩。那时距奥地利在索尔费里诺战役中落败已经过去两年，冯·豪尔向观众席当中的军官致意，说历史上的帝国科学家就像他们一样尽着保家卫国的职责。“智识进步”是“新的纽带，可以再度连接起松散的帝国”，它也能为“伟大帝国打造一个更加坚实可靠的地基” [80] 。可见，19世纪的科学家会强调他们继承了16世纪的王朝机构与研究传统。例如，19世纪的地方博物馆里陈列着16世纪王公贵族的藏品，保存着16世纪丰富的自然物产与历史资料。除此以外，博物学家还为哈布斯堡家族发明了可视化技术，以便精细地描绘帝国概貌。16世纪时，帝国人心涣散，为应对这一挑战，矫饰主义的绘画与雕塑、动植物书籍、植物园设计、珍奇柜，以及展现帝国各地与宇宙和谐统一的表演兴起。1848年以后，现代民族主义成为哈布斯堡王朝统一性的新威胁，在新一轮的紧迫形势下，16世纪的传统重焕生机，诞生了表现“多样中的统一”这一主题的新形式。
[1] Anton Kerner,“Die Geschichte der Aurikel,” Z. d. ö. AV 6 (1875): 39–65, on 58.
[2] 泛指位于西欧低地西南部、北海沿岸的古代尼德兰南部地区，1477年归哈布斯堡王朝统治。
[3] 关于马克西米连二世，参见Paula Sutter Fichtner, Emperor Maximilian II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1)。
[4] Anton Kerner von Marilaun,“Die Geschichte der Aurikel,”4.
[5] 今天人们普遍认为，花园里种植的报春花是第二种，即毛报春，它是 Primula auricula 与 Primula hirsuta 杂交产生的品种，显然这一杂交过程发生在克卢修斯的时代。
[6] Kerner,“Die Geschichte der Aurikel,”46.
[7] Marjorie Hope Nicolson, Mountain Gloom and Mountain Glory: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esthetics of the Infinite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59).
[8] 引自Kerner,“Die Geschichte der Aurikel,”55。
[9] 因斯布鲁克的一个市镇。
[10] 弗兰茨·约瑟夫一世（1830—1916），奥地利皇帝（1848—1916年在位），奥匈帝国皇帝（1867—1916年在位）。
[11] Kerner, Die Botanischen Gärten, ihre Aufgabe in der Vergangenheit, Gegenwart und Zukunft ( Innsbruck : Verlagder Wagnerschen Universitätsbuchhandlung, 1874), 3–4.
[12] Werner Telesko, Geschichtsraum Österreich: Die Habsburger und ihre Geschichte in der bildenden Kunst des 19. Jahrhunderts (Vienna: Böhlau,2006); Christine Ottner,“Historical Research and Cultural History in Nineteenth-Century Austria: The Archivist Joseph Chmel (1798–1858),” Austrian History Yearbook 45 (2014): 115–33; Natasha Wheatley,“Law,Time, and Sovereignty in Central Europe: Imperial Constitutions, Historical Rights, and the Afterlives of Empire”(PhD diss., Columbia University, 2015).
[13] Chmel,“Über die Pflege der Geschichtswissenschaft in Oesterreich,” Wiener Berichte Phil-Hist. Kl. 1 (1850): 29–42, on 29.
[14] Chmel, Die Aufgabe einer Geschichte des österreichischen Kaiserstaates (Vienna: Hof-und Staatsdrückerei, 1857), 13.
[15] Joseph Chmel,“Ueber die Pflege der Geschichtswissenschaft in Oesterreich(Fortsetzung),” Wiener Berichte Phil-Hist. Kl. 1 (1850): 122–43, on 127–28.
[16] Ottner,“Historical Research,”119, 126, 129.
[17] Kerner, Die Botanischen Gärten ; Alix Cooper, Inventing the Indigenous: Local Knowledge and Natural History in Early Modern Europe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18] 亦称莫哈奇之战，奥斯曼帝国第一次入侵匈牙利的战役。对战双方是匈牙利国王路易二世率领的联军与苏莱曼一世率领的奥斯曼军队，前者落败，路易二世逃离战场后落马溺死于河中。路易二世的姐夫——哈布斯堡家族斐迪南一世成为匈牙利国王。
[19] Robert Kann, The Habsburg Empire: A Study in Integration and Disintegration (New York: Praeger, 1957), 4.
[20] Fichtner, Maximilian II ; Howard Louthan, The Quest for Compromise: Peacemakers in Counter-Reformation Vien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21] Selma Krasa-Florian, Die Allegorie der Austria: Die Entstehung des Gesamtstaatsgedankens in der österreichisch-ungarische Monarchie und die bildende Kunst (Vienna: Böhlau, 2007).
[22] Pamela H. Smith, The Body of the Artisan: Art and Experience in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4).
[23] Thomas DaCosta Kaufmann, The Mastery of Nature: Aspects of Art, Science, and Humanism in the Renaissanc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3), 181; Paula Findlen, Possessing Nature: Museums, Collecting, and Scientific Culture in Early Modern Ital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24] Lorraine Daston and Katharine Park, Wonders and the Order of Nature, 1150–1750 (Cambridge, MA: Zone Books, 1998).
[25] Bruce Moran,“Patronage and Institutions: Courts, Universities, and Academies in Germany; An Overview, 1550–1750,”in Patronage and Institutions: Science, Technology and Medicine at the European Court, 1500– 1750 , ed. Bruce Moran, 169–83 (Rochester, NY: Boydell Press, 1991), 174.
[26] Marlies Raffler, Museum — Spiegel der Nation? Zugänge zur Historischen Museologie am Beispiel der Genese von Landes-und Nationalmuseen in der Habsburgermonarchie (Vienna: Böhlau, 2008), 165; Findlen,“Courting Nature,”in Cultures of Natural History, ed. N. Jardine,J. A. Secord, and E. C.Spary, 57–7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27] Fichtner, Maximilian II , 96.
[28] Eliška Fučiková,“Cabinet of Curiosities or Scientific Museum?,”in The Origins of Museums: The Cabinet of Curiosities in Sixteenth-and Seventeenth Century Europe , ed. O. Impey and A. MacGregor (Oxford: Clarendon Press,1985).
[29] Thomas DaCosta Kaufmann,“Remarks on the Collections of Rudolf II: The Kunstkammer as a Form of Representatio ,” Art Journal 38 (1978): 22–28;Thomas DaCosta Kaufmann, Court, Cloister, and City: The Art and Culture of Central Europe, 1450–1800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179.
[30] Erik A. De Jong,“A Garden Book Made for Emperor Rudolf II in 1593: Hans Puechfeldner’s ‘Nützliches Khünstbüech der Gartnereij,’”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Art 69 (2008): 186–203, on 200.
[31] Rita Krueger, Czech, German, and Noble: Status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Habsburg Bohemi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chapter 4.
[32] 参见Kaufmann,“Remarks on the Collections,”25–26, and Smith,“Body of the Artisan,”77。
[33] Thomas DaCosta Kaufmann, Arcimboldo: Visual Jokes, Natural History, and Stil Painting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9), 163.
[34] Ibid., 115, 66.
[35] Peter Marshall, The Magic Circle of Rudolf II: Alchemy and Astrology in Renaissance Prague (New York: Walker, 2006), 156.
[36] Peter Barker,“Stoic Alternatives to Aristotelian Cosmology: Pena, Rothmann and Brahe,” Revue d’histoire des sciences 61 (2008): 265–86.
[37] Liba Taub, Ancient Meteorology (London: Routledge, 2003); Craig Martin, Renaissance Meteorology: Pomponazzi to Descarte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Press, 2011).
[38] Patrick J. Boner, Kepler’s Cosmological Synthesis: Astrology, Mechanism and the Soul (Boston: Brill, 2013).
[39] Katharine Park,“Observation in the Margins, 500–1500,”in Daston and Lunbeck, Histories of Scientific Observation , 15–44.
[40] Christian Pfister et al.,“Daily Weather Observations in Sixteenth-Century Europe,”in Climatic Variability in Sixteenth-Century Europe and Its Social Dimension , ed. Pfister et al., 111–50 (Dordrecht: Springer, 1999).
[41] Fritz Klemm,“Die Entwicklung der meteorologischen Beobachtungen inÖsterreich einschließlich Böhmen und Mähren bis zum Jahr 1700,” Annalen der Meteorologie 21 (Offenbach am Main: Deutscher Wetterdienst, 1983),14–16.
[42] Ibid., 21.
[43] Geoffrey Parker, Global Crisis: War, Climate Change and Catastrophe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3).
[44] 现在人们肯定布拉赫的观察具有价值，因为他“记录了风向等气象要素，同时记录了一天内的几次观察，并且没有使用严格的术语”（Pfister et al.,“Weather Observations,”130）。在19世纪，他的记录被用以调查厄勒海峡地区气候的稳定性，布拉赫在那里的赫文岛上安了家。1876年，拉库尔（Poul La Cour）发现布拉赫时代比他所处的时代下雪频率更高，而且风向也有差异。但他强调两个时代的云、雨模式没有发生明显变化。不过，瑞典气象学家尼尔斯·埃克霍尔姆（Nils Ekholm）依据19世纪80年代乌拉尼亚堡（Uraniborg）天文台的观测数据计算得出，3个世纪以来气候明显变暖，2月的平均气温上升了1.4摄氏度。Nils Ekholm,“On the Variations of the Climate of the Geological and Historical Past and Their Causes,” Quarterly Journal of the Meteorological Society 27 (1901): 1–61, on 52–55.
[45] Sigmund Fellöcker, Geschichte der Sternwarte der Benediktiner-Abtei Kremsmünster (Linz: Verlag des Stiftes, 1864), 95.
[46] Andreas von Baumgartner,“Der Zufall in den Naturwissenschaften,” Almanach der kaiserli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5 (1855): 55–76, on 64; Josef Durdík,“Kopernik a Kepler,” Osvěta 3 (1873): 123–34.
[47] Norbert Herz, Keplers Astrologie (Vienna: Gerold’s Sohn, 1895), 61.
[48] Ibid., 80.
[49] Romuald Lang,“Das unbewußte im Menschen,”Programm des k.k.Gymnasiums zu Kremsmünster für das Schuljahr 1859: 3–22, on 17.在20世纪初，德国医生、政治家威利·赫尔帕赫（Willy Hellpach）对其所谓的“地理心理学”（Geopsyche）的研究引发了大众关注。
[50] Anderson, Predicting the Weather , chapter 2; Jamie Pietruska,“Propheteering:A Cultural History of Prediction in the Gilded Age”(PhD diss., MIT, 2009),chapter 4.
[51] Bohuslav Hrudička,“Meteorologie v české populární literature prvé polovice XIX. století,” Říše hvězd 14 (1931): 109–14.
[52] Coen, Earthquake Observers , 53–55.
[53] Anderson, Predicting the Weather , 267; Mike Davis, Late Victorian Holocausts: El Nino Famines and the Making of the Third World (London:Verso, 2001).
[54] Fleming,“James Croll in Context: The Encounter between Climate Dynamics and Geology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History of Meteorology 3 (2006): 43–54, on 43.
[55] Aleksandar Petrovic and Slobodan B. Markovic,“ Annus mirabilis and the End of the Geocentric Causality: Why Celebrate the 130th Anniversary of Milutin Milanković?,” Quaternary International 214 (2010): 114–18.
[56] Vanessa Ogle, The Global Transformation of Time , 1870–1950 (Cambridge,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57] R. J. W. Evans, Rudolf II and His World: A Study in Intellectual History, 1576–1612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3), 243.
[58] H. W. Reichardt,“Ueber das Haus, in welchem Carl Clusius während seines Aufenthaltes in Wien (1573–1588) wohnte,” Blätter des Vereines für Landeskunde von Niederösterreich 2 (1868): 72–73, on 72.
[59] Evans, Rudolf II , 244, 172–73.
[60] Fichtner, Maximilian II , 104.
[61] Pamela Smith, Body of the Artisan , 64.
[62] Evans, Rudolf II , 217–18.
[63] Franz von Hauer,“Die Geologie und ihre Pflege in Österreich,” Almanach der Kaiserli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11 (1861): 199–230, on 209.
[64] Carina L. Johnson, Cultural Hierarchy in Sixteenth-Century Europe: The Ottomans and Mexican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chapter 6.
[65] Kaufmann, Arcimboldo , 120.
[66] Dóra Bobory, The Sword and the Crucible: Count Boldizsár Batthyány and Natural Philosophy (Newcastle upon Tyne: Cambridge Scholars, 2009), 90.
[67] 与19世纪的博物学家不同，16世纪的博物学家并不纠结他们的自然标本来自何处。王公们的藏品往往成体系（如果它们被成体系地组织起来的话），但也不会考虑地理要素。
[68] Krueger, Czech, German, and Noble , 164–65; Monika Sommer,“Zwischen flüssig und fest: Metamorphosen eines steirischen Gedächtnisortes,”in Das Gewebe der Kultur: Kulturwissenschaftliche Analysen zur Geschichte und Identität Österreichs in der Moderne (Innsbruck: Studien-Verlag, 2001), 105–26, on 111.
[69] Christa Riedl-Dorn, Das Haus der Wunder: Zur Geschichte des Naturhistorischen Museums in Wien (Vienna: Holzhausen, 1998); Michael Hochedlinger, Österreichische Archivgeschichte vom Spätmittelalter bis zum Ende des Papierzeitalters (Vienna: Böhlau, 2013), 109.
[70] Hochedlinger, Österreichische Archivgeschichte , 88–90; Raffler, Museum ,181–89; Telesko, Kulturraum , chapter 14.
[71] Telesko, Kulturraum , 380.
[72] Kaspar von Sternberg, Umrisse einer Geschichte der böhmischen Bergwerke (Prague: Gottlieb Haase Söhne, 1836), xiii, i, v–vi. 有关施特恩贝格对波希米亚国家博物馆的研究，参见：Rita Krueger, Czech, German, and Noble ,chapter 5。
[73] Verein für Landeskunde von Niederösterreich, Topographie von Niederösterreich ,vol. 1 (Vienna: Verein für Landeskunde von Niederösterreich, 1877), 559.
[74] Eduard Suess, Die erdbeben Nieder-Österreich’s (Vienna: k.k. Hof-und Staatsdruckerei, 1873); M. Porkorný,“Astronomie a meteorologie,” Památník druhého sjezdu českých lékařův a přírodozpytcův (Prague: Komitét sjezdučeských lékařův a přírodozpytcův, 1882), 38–41, on 38.
[75] Josef Schwerdfeger, Die historischen Vereine Wiens, 1848–1908 (Vienna:Braumüller, 1908), 75; F. A. Slavík, ed., Vlastivěda Moravská , vol. 1 (Brno:Moravské akciové knihtiskárny, 1897), 8; Jindřich Metelka,“J. A. Komenského mapa Moravy,” Časopis Matice Moravské , vol. 16 (1892), 144–51.
[76] Ad. Horčička,“Dr. Wenzel Katzerowsky,” Mitteilungen des Vereins für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in den Sudetenländern 40 (1901): 303–4.
[77] Klemm,“Entwicklung,”11–13.
[78] Reichardt,“Ueber das Haus,”72; H. W. Reichardt, Carl Clusius ’ Naturgeschichte der Schwämme Pannoniens (Vienna: k.k. Zoologisch Botanische Gesellschaft, 1876), 3, my emphasis.
[79] Hauer,“Die Geologie,”209.
[80] Ibid., 2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