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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造产能在全球版图上的迁移，成为当下的焦点。广阔的地理疆土上，大量新兴的工厂开始出现。它们大部分与中国工厂建立了一种映射关系。 中国企业以何种形态、何种速度去填充这样的 膨胀空间，将是未来5～10年的关键话题。
六月的早晨八点，越南胡志明广场的十字路口，挤满了密密麻麻、清一色的日本本田牌摩托车。拥挤的头盔洪流中是匆忙的打工族，他们奔往数十公里之外的工业园区。马路旁边的手机连锁店、摩托车租赁店、家用电器店已经开门，连口腔医生也准时营业。机车的汽油味、下水道的刺鼻味、卤肉的沉香，连同坐在路边小板凳上的老太太杯子里咖啡的香气，一并涌了过来。胡志明市大约有1 200万人口，约占整个越南总人口的15%，是超级拥挤的大都市。一种充满原始感的活力四下溢出，塞满了这个城市的每一个缝隙。
一个年轻人的摩托车后座上，斜绑着一台“AQUA”字样的洗衣机。路旁的手机连锁店门口，已经竖起红米、OPPO、苹果等品牌手机的海报，门店屋檐下挂着三星Galaxy的横幅。不远处是一家面积10平方米左右的蜜雪冰城奶茶店，极具魔性的曲调“你爱我，我爱你，蜜雪冰城甜蜜蜜……”，用越南语演绎出来并被循环播放。旁边紧挨着的是一家宽敞明亮的名创优品连锁店。在路的尽头，VietJet大厦的外墙上，一幅巨大的红色字母“BYD”的海报上写着“WE ARE NO.1”（“我们销量第一”）。在大厦前方一根大立柱上，横着摆放着大型蓝色轮胎SAILUN（赛轮）的广告。如果再往前多走一段距离，就可以来到西贡河畔。这里有着胡志明市最大的广告屏，TCL、三星、现代的广告依次滚动。
胡志明市就像是一个巨大的旋涡，各个国家的品牌在这里汇聚和翻卷。中国品牌的身影变得越发显著。
2018年蜜雪冰城在越南首都河内市成立第一家茶饮店，2023年已经有1 300多家。每年有4亿元的收入，利润达到6 000万元。销售额虽然低于越南著名的咖啡连锁店第一品牌高地咖啡，但利润却高出不少。
AQUA是海尔旗下的子品牌，占据当地洗衣机市场的第一份额。2012年，海尔收购日本三洋之后，接管了这里的工厂。2017年开始正式启动，短时间内，AQUA品牌强势崛起。而TCL电视机在越南深耕多年后，已经成为南部第二大规模企业，仅次于三星。美的旗下小家电，则在原有的工厂快速扩充产能，形成一个巨大的出口基地。
小米、OPPO手机正在蚕食韩国三星的手机市场。三星电子将越南作为海外第一生产基地，已经累计投入220亿美元。越南产能占据三星手机全球产量的一半，但这里的手机市场份额却在不断下滑。
能代表越南生活方式的有咖啡、啤酒和摩托车。摩托车是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之一，每年销量300万辆左右，仅本田一家就占据80%以上的市场份额。但是，日系品牌摩托车在越南的市场地位正在受到中国雅迪、新日电动两轮车的侵蚀。雅迪已经建立了两个工厂，正在逐渐加大市场的存在感。
中国制造在这里发起的挑战是全方位的，汽车也在其列。相比1亿的人口，越南50多万辆汽车的销量显得比较低。能让市场形成兴奋点的，是来自越南本土的电动车品牌VinFast，这个主要依赖中国零部件的汽车新势力，正在挑战日韩老牌车企在这里的统治地位。而比亚迪电动车则以大规模的海报宣传和渠道布局，加入了这场挑战赛。越南本土的三大银行也为此提供了购车贷款计划。
越南的街头，由于中国品牌的加入而空前热闹起来。更多工厂正围绕在北方河内市和南方胡志明市周边，大片大片地拔地而起。摩托车大军在早晨形成了人群洪流，分流到各个车间。这些工厂的名字大多不为人所知，然而，这些正是前来越南投资的主力军。这里一度是日本和韩国的投资重镇，但从2018年以来，大量中国制造商成为主角。中国企业的大规模投资，正在让细水长流的日本企业和韩国企业相形见绌。
这些工厂生产的产品，其最终的归宿大部分指向了美国市场。在那里，“越南制造”越来越多，而“中国制造”正在减少。
中国制造商扎堆前来越南，已经形成了一股工厂洪流。它们奔涌而来，引发了全球贸易数据榜的巨大波动。中国对美国出口所占的比例在减少，而这些下降的份额则主要被越南吸收。从2017年到2022年，中国对美国出口份额下降了5.3%，而越南独自就“吃掉”了其中的1.9%。越南制造的崛起，对中国工厂的出口目的地，出现了定向替代效应。加拿大、墨西哥等地也加入其中。
就中美贸易份额的替代关系而言，墨西哥与中国的角色受人瞩目。从2023年开始，墨西哥取代中国成为美国的第一大进口国。而2023年，墨西哥吸收外国直接投资360亿美元，50%的投资流向制造业，按投资来源地看，38%来自美国。相比而言，美国在越南的投资占比只有微乎其微的1%。 美国政策的指挥棒形成了一 种奇特的分层效应：中国制造商大量去越南，而美国企业重点去墨 西哥。
然而墨西哥对中国同样变得越来越重要，大量中国投资开始涌入其中。前往墨西哥的中国面孔在机场变得密集起来。从2024年开始，墨西哥迎来了首次直飞的两条中国航线。大量商务人士在两个国家之间穿梭。他们去往墨西哥的经济和商业中心——首都墨西哥城和工业重镇瓜达拉哈拉，还有很多人前往墨西哥北部临近边境的城市，如奇瓦瓦州的华雷斯市及新莱昂州的蒙特雷市。一些中国工程师飞往美国洛杉矶，然后转机去得克萨斯州的埃尔帕索市。从这里出发，开车只需要10分钟就可以穿过墨西哥和美国的边境，进入华雷斯市。
沙漠里迎接这些陌生面孔的并不是仙人掌，而是一种像带刺绣球一样的“风滚草”。它有着极强的生命力，可以随风滚动，随时扎根，再次发出新芽。风滚草所在地的新伙伴，则是刚刚“流浪”到这里的电脑组装工厂。这些工厂生产的电脑，本来不属于这里。它们以前是在中国制造的，然后直接送往美国。
然而，这个简单的两点一线模式，已经变成了一个四边形。一台电脑在到达目的地之前，要走过很长的路。中国的电路板和电容、电阻等要运到越南，在越南被组装成电脑主板。这些电脑主板再次经过长途运输后，在风滚草的注视下进入车间的生产线。而来自中国的工程师，正在这里帮助当地工人完成机器调试。下班时间一到，工人们便迅速脱下工作服，换上五颜六色的衣服。门口的通勤大巴车，正在等待着将工人送回城里去。也有很多人涌向停车场，驾驶着来自美国市场的二手车，通用、丰田或者现代起亚，一辆辆呼啸而去。那些留在工厂里的工程师，在宿舍楼里远望出去可以隐约看到美墨边境高竖起来的隔离墙。穿越那道墙的，既有大量不同肤色的普通人，也有浩荡的载重卡车队。
墨西哥和越南是紧挨着世界两大经济体的近邻，它们都被一个巨大的洪流所推动，而这个洪流的出发之地，正是迁移中的中国工厂。
在欧美的商场和超市里，人们在精心挑选着商品。消费者对品牌的偏好并没有太大的变化，但这些空调、牛仔裤、五金等商品的制造产地，正在悄悄地换成“泰国制造”“孟加拉国制造”“土耳其制造”等。相对于价格而言，消费者并不太在意产地，只有少数敏感的人会意识到“中国制造”的标签好像正在减少。
然而，几乎没有消费者知道，绝大部分商品依然是中国制造商完成的。 中国制造正在以一种更加隐形的方式，嵌入人们的日常生 活中。
中国在2010年超过德国，成为世界上第一大出口国。而在2017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第一大贸易进出口国。这些成绩基本都是基于中国作为超级工厂，通过贸易进出口实现的。然而，这种超级工厂的模式正在分解，供应链正在向全球扩散。
对中国制造商而言，采用第三国家的生产属地声明，其实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企业在全球各地建立工厂，重新使用了复杂的生产结构，才换回一个简单的原产地证明。也只有这样，当它进入美国市场的时候，才能以最小的代价通行海关。“泰国制造”这样不起眼的标签，所代表的并非制造能力，而是低关税进入市场的通行证。
要获得这样一个“原产地证明”，企业需要在当地工厂的制造环节中带来足够的增加值。在越南生产割草机，如果要满足美国出口低关税的要求，就必须在本地创造30%以上的增加值。 每家企 业都需要成为一个成本精算大师。一种零部件是由当地工厂提供还 是从中国采购，都要经过一套精密的计算。
由于割草机原产地证书要求产品有一定比例的本地制造增值，因此它的很多上游零部件也必须在越南完成采购。割草机代工制造商往往选择在越南生产机架、电机、逆变器、面板等。像重庆三力达电子这样的电子面板制造工厂，很容易被下游企业牵引到越南。至于线缆、起动马达、消声器等附件，代工厂则选择从中国制造后运往工厂组装。这之间的比例关系，就像调频广播一样，会在某一点上形成平衡。
许多企业到海外建立工厂只是为了获得另外一个国家的消费者毫不在意的一张标签。这张标签反映了三个国家的三角关系。它既是制造能力的连接，也是制造国与消费国之间关系的写照。
标签的能量超乎想象，它改变了全球的生产节点。不同的行业 在全球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工厂大挪移就在所难免。
中国是电视机生产第一大国，而美国是电视机消费第一大国。2019年以前，从中国进口的电视机占美国进口总量的61%。然而从2019年开始，中国出口到美国的电视机，其关税提高到11%，从越南出口为4%，从墨西哥出口则为零。
对成本高度敏感的电视机厂商，立刻感知到这种变化，并形成戏剧性的效果。在5年时间里，美国从中国进口电视机数量的占比，在2023年底下降到大约20%。从墨西哥进口的电视机数量的比例，则从33%上升到59%。越南紧随其后，从此前近乎零出口上升到16%。
超级消费国的进口关税像供应链的杠杆，可以撬动产能在全球重新分配。到了2024年，越南胡志明市及周围形成了以电视机为主的家电产业集群，产能达到4 000万台。韩国三星工厂的年产量约为1 100万台，中国企业也在这里扎堆。多年扎根越南的TCL工厂，开始将产能迅速放大到每年650万台。许多代工厂也纷纷加大产能。京东方作为全球重要的电视机代工制造商，则在这里追加投资，提高电视机产量达到年产量300万台量级。
尽管越南已经成为全球第三大电视机制造基地，但本地电视机市场只有250万台左右的容量。这意味着大约95%的产能都从这里流向了全球市场，而欧美则是重点。
光伏行业也在四处移动。对于中国光伏头部企业而言，这是一个高度外向型的产业。一些企业有60%以上的销售额来自海外，同样以欧美市场为主。这些光伏企业产能的分布，除在中国本土之外，主要是在东南亚地区。
马来西亚的工厂，初期大多是成立光伏组件厂。很多硅片和电池片从中国进口，在当地完成组装，再出口到美国市场。随着美国对更多零部件有原产地的要求，中国的电池片生产也不得不向这里迁移。同时大量铝箔、支架等附件的供应商也陆续向这里转移。
越南本地的光伏市场规模比较小，当地工厂产能的10%就足够使用，然而这里使用的光伏产品却是来自中国工厂。而本地生产的光伏，因为产地身份却要输送到美国市场。 这种错位的生产与销 售方式，是企业用地理空间换取关税差价的一种常见做法。
企业对各个国家的关税政策有着很强的适应能力，它们会四处寻找不同政策中的缝隙。而工厂就像水流过田野一样，能够适应不同的地形，填满坑坑洼洼。印度对中国组件征收高额税，但对电池片的征税比较低，对马来西亚等地的税收也普遍较低。于是很多企业将光伏组件从马来西亚工厂出口到印度，电池片则直接从中国出口。
每个行业都有长着腿的工厂，为了一张标签而四处奔跑。
全球制造产业在发展的各个阶段，都会受到贸易关税的困扰。来自进口国的反补贴、反倾销等各种调查，使得中国企业疲于应付。它们不得不在不同的国家寻找更低关税的落脚地。
从1995年WTO成立到2024年，针对政府补贴的反补贴案例共700多起，而针对企业低价格的反倾销案例为6 000多起，二者数量几乎相差8倍。但从涉案金额来看，反补贴对当事国带来的损害远大于反倾销措施。就贸易保护的强度而言，这是一个以少胜多的国际贸易反制措施，它将矛头对准了国家的行为。
反补贴措施从何而来？这是全球自由贸易和贸易保护双重作用 下的产物。
就利益而言，每个国家都有一种冲动，希望对自己国家进行贸易保护，而对其他国家实行自由贸易政策。但在多边贸易体系下，每个国家必须对此冲动表现出明面上的克制。越是相对优势明显的产业，国家越容易显示出对自由贸易的大度。反之，则对贸易保护有更多的偏爱。而政府对本国产业进行补贴，会有助于改变国家之间的相对优势。产业补贴具有一定的隐蔽性，因此成为许多国家争先使用的重要贸易工具。有升级的盾，就有更锋利的矛，这也使得补贴与反补贴成为二战后国际贸易体系最为重要的课题之一，并持续至今。
实际上，全球贸易关税的关键问题，就是工业领先者干扰后发 者的追赶。
日本在二战后到20世纪80年代的崛起，得益于主动将更多补贴与税收优惠倾斜到拉动力大、知识外溢的行业。在承接了美国纺织服装的产业转移之后，日本主动在家电、钢铁、船舶、半导体、机床等行业向美国发起了进攻，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相对于日本对美国咄咄逼人的挑战，德国的选择则另辟蹊径。德国并非全面出击，而是在化工、机械、汽车、电气电子等领域选择重点突破。由于推行双元制教育，德国拥有格外优秀的技术人员，这也使德国中小企业在全球占据独特位置，并以“隐形冠军”而知名。德国政府似乎对培育中小企业情有独钟，在一段时间内，甚至一度放弃了对大企业的拯救。德国政府曾眼睁睁地看着昔日的工业巨头如电气巨头AEG（安亦嘉）、钢铁与电信商曼内斯曼等逐渐瓦解。
二战后日本和德国崛起背后的不同策略，触发了美国不同的反应。德国安全地崛起，日本则遭受了美国的直接打压。日本丰田汽车和东芝收音机曾经被当众砸烂，两张充满愤怒和喧闹情绪的黑白照片，呈现出贸易保护主义极具冲击性的画面。
美国针对日本工业化对本土的侵蚀，做出了激烈反应。但是，即使是在美国奋力反击的芯片领域，也并未正面压垮日本半导体产业。美国只是转向了更有价值的逻辑计算芯片CPU（中央处理器）。日本企业曾经最有优势的存储芯片，输给了后来居上的韩国三星和海力士。美国对于日本的贸易措施，并未能保护好本土的产业。它甚至也没有延缓日本的发展，而只是将日本制造推进新的地理空间。
美国自有经济领先的方式。它通过孕育创新技术，创造全新的赛道，而放大了新的贸易空间。在这个“战略性贸易”空间中，获取超级利润是关键命题。美国利用先发优势享尽利润的财富，并在这里为追赶者设置了足够多的围栏。而对于普通商品，美国则继续打开传统的贸易工具箱，一边修补，一边敲打离得太近的竞争对手。
虽然美国与日本的贸易冲突持续了很长时间，但为美国带来的收益比看上去的损害更大。这一悖论依然是源自“自由贸易理论”。从理论上讲，进口国利用出口国的政府补贴，为本国企业带来了物美价廉的产品，而进口国则可以利用节省下来的资源，从事利润更高的战略性贸易。尽管本国生产这类产品的同行利益受损，但被转让到消费者手中的价值往往会更大。因此，进口国应该给有产业补贴的出口国发一封“产业补贴感谢信”。在加入WTO之后，中国的高效率制造成为全球贸易体系中奔腾的生产机器。那些外交官的“感谢信”能够发出来的话，来自美国的应该最多。
美国对中国正在发起的一系列贸易保护措施，跟它当年对日本发起的策略如出一辙。贸易、补贴都不是关键，要防止追赶者的产业升级才是头等大事。这些贸易关税政策，如同在车后方抛撒下来的钉子，它不会让自己跑得更快，但可以大幅延缓竞争对手的步伐。
这种“撒钉子”的方式可以看成先行者消耗追赶者资源的一种策略，追赶者只能四处在全球建立新的生产基地。这对于未能完全进行全球化布局的企业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消耗。如果追赶者无法形成足够多的利润，就很难完成产业升级所需要的投入。先行者和追赶者如果一直存在巨大的产业落差，那么贸易保护就只是一种平衡的工具。而当产业差距变小的时候，经济威胁就变得真实起来，先发者的贸易保护就会变成锋利的武器。
新的工具箱正在接连打开。无论是美国还是欧盟，都已经制造了很多新的工具。欧洲的补贴法案、数字服务法案、数字市场法案，以及国际采购文书（IPI）等，都对进入欧洲的中国企业露出了獠牙。
贸易措施已经不再是一种新武器，而是一种新的世界观。旧有 的规则依然在发威，而更严厉的框架也正在形成之中。
中国企业开始进入四五十年前日本曾经进入的跨栏赛道，到处都是栏杆。然而，美国心态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美国华盛顿的经济战略研究所所长克莱德·普雷斯托维茨说过，美国从未试图切断对日本的技术流动。美国只是试图阻止以低于生产成本的价格进行倾销，但从未将日本视为对美国地缘政治的威胁。
很显然，中国产业面临的美国打压，跟当年日本的遭遇相比，只具有表面的相似性。二者不相似的地方才是关键。 只有充分理解 规则的运行逻辑，才能帮助中国企业更好地选择对策，将出海风险 降至最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