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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出海，正在进入百舸争流的状态。
东南亚自2018年以来，一直是中国企业对外投资金额最多的区域。这也造成了越南、泰国等工业用地价格的快速上涨。
欧洲市场迎来了中国电动汽车投资的高峰，中国在匈牙利的投资仅用两年时间就快速超过了德国和韩国，位居第一。
中东的新能源产业正在紧紧地拥抱中国。迪拜似乎毫无抵抗地在拥抱中国投资。光伏、数字科技、跨境电商成为新宠，抢走了基建的风头。
非洲人口最多的国家尼日利亚的中国自贸区，正在迎来络绎不绝的探访者。在非洲初级商贸形态之外，更多的制造工厂涌入。
当各个国家超市里的商品标签上越来越多地出现“Made in Vietnam”（越南制造）或者“Made in Turkey”（土耳其制造）的时候，商品生产的逻辑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从全球每个超市 的商品都跟中国有关，变成全球每个新工厂都跟中国有关。中国工 厂似乎突然出现在全球版图上，每个地理空间上都留下了中国企业 家的身影。
这是一次群体性出海。 中国制造业从未经历如此大密度的全球出征。行业包罗万象，从手机、电视到汽车、园林割草机等。供应链则覆盖彻底，上下游企业一起移动。一台电脑从电路板到电源，一台冰箱从箱体到蒸发器再到门封条，每个产品都牵动着数十家甚至上百家公司。
这是一次仓促性出海。 2018年美国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引发了大量代工厂的迁移。从2022年开始，中间零部件的工厂也开始加速移动。中国从“制造力为中心”到“设计力驱动”的切换周期还没有来得及完成，全球制造业的洪流已经进入新的大峡谷。大量企业没有做好足够的准备。企业并非因为有能力而出海，而是要在出海中形成能力。
这也是一次有很强目的性的出海。 出海的企业，看上去都带有坚定的信心。无论是被动的配套商还是主动的品牌商，都感受到了一种出海的拉力。
与此相伴的是，“逆全球化”的声音也从四处传来。全球供应链的脆弱和断裂被反复强调，让人觉得全球化似乎戛然而止。然而，这只是一种站在中国看中国的视角。如果站在月亮看地球，就会发现全球新增工厂在不断出现。 全球化没有减速，甚至在局部加 速。中国工厂，是各个国家“争抢”的对象。
百舸争流之中，这些企业到底在寻找什么？是躲避关税风险，还是降低成本？是获取价值，还是融入本地？大规模群体行为的背后，对于不确定性的“恐惧感”也在扩散。“不出海，就出局”的说法，则像是一种群体誓言。人们从不同角度，寻找对抗脆弱、修复断裂的方式。这使得“出海”成为一个全民话题。
对于多年关注全球制造业变迁的我而言，中国企业这次出海有一个最大的关键词就是“工厂”。一个工厂的迁移，带动了更多工厂移动的连锁反应。这些移动，引发了中国制造能力搬家的思考。 这不仅仅是企业面临的挑战，也跟每一个国民的生活和就业密切 相关。
在上一本书《供应链攻防战》中，我从企业之间相对隐蔽的供应链入手，探讨了中国制造业发展的底层驱动力，其中牵扯大国博弈的供应链攻防。在过去近30年工业信息领域的从业生涯中，我熟记了大量不同行业的企业品牌标识及其背后的故事。《供应链攻防战》这本书让我更加高度聚焦地接触了数百家企业，逐一倾听企业家对于中国制造的见解。我逐渐在理解一线工厂的行话俚语之中，感受到中国制造能力的心跳强度。在交流过程中，几乎每家领先企业都会谈到“出海”。这些企业所传递出来的强烈信号，促使我决定写一本反映中国制造出海新面貌的书。出海的话题，对中国企业而言其实并不陌生。很多企业已经早早出海，成为国际化力量的一部分。那么这一次规模广泛的出海会有什么不同？企业是沿着既有国际化进程向前延展，还是跳入了新的空间轨迹？跟MBA（工商管理硕士）教授、经济学家和其他作者的切入方式有所不同，我希望描述一个“工厂视角的出海”。制造视角的万花筒里面，充满了五彩斑斓的景象，而要获取那些碎片般的基础事实，只有靠接近工厂的现场研究才能逐一获取。
为了寻找答案，我开始大规模地寻找一切能够找到的中国海外的一线经营者，以及具备海外从业经验的人。在过去3年中，我调研过国内外100多家工厂，访谈了200余位海外亲历者，每天都沉浸在大量的对话与资料调研之中。与这些人的对话，覆盖了每天的各个时间段，既有时差晚14小时的墨西哥，也有早1小时的日本。在没有预设任何方向的情况下，我在访谈中努力寻找出海航线的各种可能性。为了真实地感受现场的氛围，我在写作过程中专程前往德国、匈牙利、泰国、越南、墨西哥等不同国家的中资企业工厂进行考察。四面环山的德国小镇上的工厂门前的小柏油路，与四处像螃蟹举着螯钳的曼谷工业园区的塔吊，呈现了完全不同的工业化场景。这些跟我过去工作中在美国、日本、法国等地的调研和考察老牌成熟企业的经验，有很大差异性，但是对当地的工业情况与社会气息的熟识也对这次写作有很大的帮助。我希望结合这些体验，为读者展现出一幅辽阔的全球制造业的图景。
地图也是一个好帮手，我购买了20多个国家的地图，在沙发上、书桌上、墙壁上四处摆放，用指尖去寻找那些奇怪的城市名字，借助网上的地理人文知识，想象着一个个工厂在这里拔地而起的样子。
当访谈调研完成之后，我才发现不知不觉中已经涉及企业和机构大约300个。当积累了超过300万字的调研笔记之后，一个五彩缤纷而且与现实感知有着众多差异性的海底世界，像水族馆一样在我眼前逐渐展现。
当国内很多企业因关税大棒而忧心忡忡的时候，一些同行已 经将其当成一次拓展全球业务的外部力量，反向形成一种驱动内 部组织变革的力量。 逆风而上的焦点，变成了“向上”，而不是“逆风”。
当国内媒体广泛讨论当地文化给中国企业带来挑战的各种轰动新闻时，真正的一线管理者实际上从容得多。那些从外部看来令人揪心的事件，对当地管理者而言尽管并非轻松，但也并不轰动。文化的鸿沟自然存在，但也都是外派管理者需要面对和处理的日常事务。
在田野调查的工厂现场的机器轰鸣中，在那些热心讲述海外经历的管理者的音容笑貌之中，我对中国企业这次出海的感受越来越强烈。中国制造正在全球出征的关口，寻求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突破。带雪拥马，流血闯关。美国尽管可以采用各种关税手段对中国制造进行压制，但这也无法实现制造业回流。 中国则在全球版 图上积聚新的能量，也在事实上成为促进当地工业化崛起的关键 力量。中美之间的双方博弈，变成一个涉及第三方国家的新三角平 衡。 美国制造难以回流，中国制造也不会更弱小，第三方制造能力则徐徐爬升。美国的目标并不是再次拥有制造能力，而是在这次全球制造大流动的过程中，掌控全局支配供应链的权力。中国企业在这次大出海的过程中，充满了丰富的多元化的可能性。
中国企业出海浪潮，最明显地受到了美国对中国产地施加高关税的影响。美国频繁使用的贸易关税，改变了全球商品流动的方向。某种意义而言，美国采用了一种“羽毛球吊球”的战术，使中国工厂不得不四处移动。当中国制造在一个国家的产能开始稳定的时候，美国就通过提高征税的方式，使得中国工厂再次移动。
然而贸易关税并不会让美国变得强大。40年前美国对日本的关税政策，并未让美国制造从双方竞争中胜出。在美国政策的推动下，日本制造离开本土并且在全球越战越勇，美国制造却未曾见强。10多年前美国致力于推动制造业回流，但收效甚微。2012年GE家电因为政府补贴而从墨西哥搬迁部分产能到美国路易斯维尔。这在当时是美国制造业回流的大事件，但至今那里的成本依然不堪重负。
中国制造的关注点，并非美国的回岸制造，而是需要在海外 重建供应链能力的优势。具有全球快速复制和移动工厂的能力，对 企业至关重要。 由于每个地点都会出现关税的扰动，类似“流浪工厂”的形态也会出现。中国工厂将在漂移的状态中，建立自己的优势。
为了避开美国的关税，中国光伏采用“曲线出口”的方式。将电池片和零部件运输到越南和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工厂，在这里组装光伏组件再次出口到美国。美国进行了跟踪式的二次挤压，对上游的六类辅材的产地也进行管制。只要有两种以上辅材来自中国大陆，就同样加以惩罚性关税。这种供应链上的压迫，使得铝箔、支架等供应商也不得不迁移到东南亚。迁移的速度，比想象中要快。仅仅一年时间，六类辅材已经完全可以当地化生产，而这些生产企业基本依然来自中国制造商。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中国依次经历了成品出口到美国、中间品出口到越南、上游品出口到越南的梯次型转移。在关税指挥棒下，龙头企业在全球地理空间游荡，而背后的供应链厂家也依稀可见。然而，当美国在2024年5月和11月再次对东南亚出口的光伏提高关税的时候，这些工厂就立刻失去了运行的动力。这几年投资巨大的制造基地，有时候因为某项政策变化就可能快速失去原有的战略价值。这些工厂需要再次移动，找到新的落脚点。在移动过程中，第三方的制造能力也在跟着成长。
这些能形成产能替代的国家所形成的平行供应链，其成长速度对中国至关重要。这也与中国制造能力的释放度有关。 对中国技术 的扩散，并非只有悲观的一面。中国既要防止无序竞争，避免全球 工厂的机器因为中国速度而加速过了头，也要积极释放技术活力， 大胆收割处于技术周期末端的最后利润。 而中国企业只有积极参与其中，才能更好地掌控海外工厂的替代效应。
企业如此广泛地出海，各种挑战也接踵而来。最重要的挑战是来自认知的差异性。
中国制造几十年的发展，造就了国内各类产业的繁茂。它们相互支撑，交织在一起构成了形态丰富的生态雨林，拥有各种供应商资源和劳动力组织。这正是海外工厂所缺少的，它们面对的往往是支离破碎的供应链。这意味着，每一个新落地的工厂都需要一种组织修复能力。 大出海，是中国制造对于整体竞争力在海外的一种 复原。
然而与这些明面上的挑战相比，来自文化和法规的隐性冲突具 有更大的杀伤力。 欧洲有着层出不穷的法规限制，强势的工会让中国企业感到十分棘手。在东南亚，常有海关税务的稽查官司。每个国家的情况完全不同。这些看似无穷无尽的经营陷阱，给初次出海的企业带来了巨大的困惑。即使是多年跟海外打交道的企业，当将工厂建设到不同的国家时，也会面临高度的不适应。
当地的反应也并不都是友好的，投资并没有迎来赞歌。中国光伏龙头企业隆基在美国的合资工厂，坐落于俄亥俄州的哥伦布。这是对美国政府迫切希望将光伏制造业引入当地的一种呼应，也让当地居民获得了非常有竞争力的时薪。工厂旁边的水塘，一群加拿大鹅以此为家，流连忘返。然而这里并非只有田园生活和绿色能源，总有一些当地居民前来拉标语，甚至组织小型游行以抵抗建厂。宁德时代在德国图灵根市的动力电池工厂，一度遭到德国联邦政府的200多名警员的包围——为了检查企业是否有违法用工的问题。
为什么被投资的国家会有敌意？舆论与媒体环境的恶化是一个 重要的原因。如何将中国思维与全球思维融合，值得仔细思考。
中国企业大多是典型的效率驱动导向。然而，高效率驱动往往导致公平的失衡。曾经，中国为印度电厂提供的发电装备，考虑到现场安装效率低下，采用了“空降”的方式。中国企业将所有装备的安装工作都在国内完成，最后只到当地进行密集施工。这种“效率至上”的方式，也带来一种“吃干榨尽”的效果。“独享盛宴”的模式，容易将当地关联企业挡在利益链条之外，从而带来商业本身之外的巨大反弹。税务、海关的稽查风险大幅度增加，而在这样压力陡增的情况下又缺乏本地盟友的支持，其处境可见一斑。高效驱动、吃干榨尽，都会影响当地就业的公平。
如果中国企业一味抱着“效率优先”的理念在全球发展，那就会在很多地方碰到认知障碍墙。在德国小镇，很多隐形冠军的兴起伴随着整个城镇的发展历史。这些企业往往有一种强烈的家族荣誉感，格外关注当地居民的稳定和信赖度，而不是财务指标意义的快速增长。这类企业的“本地优先”发展思维，跟“效率优先”有非常大的不同。“破坏性加速”现象，容易破坏当地社区的平衡。
同样，对于任何一家企业而言，合规需要都是第一准则。 只打高抛球，不打擦边球，所有的行动都需要亮在明处。
伴随着或积极或谨慎的群体行动，中国制造大出海也带来一种广泛的集体情绪。这种情绪不仅在企业中回荡，也推动社会舆论的不断发酵。
海外企业的一举一动，往往会受到国内舆论的广泛关注。当人们为这些征战的勇士叫好的时候，大量的不理性声音也在广泛传播。“别去墨西哥投资，挡也挡不住”，“第一批出海墨西哥的企业，已经被割麻了”等内容，曾经在朋友圈里喧嚣一时。这些内容充满了情绪张力，却言无章法。虽然看上去有一些事实和数据，但是它们之间却无法构成逻辑链。
在任何一个国家投资都有成功者和失败者，在墨西哥也自然如此。只选择一个失败的群体进行画像，自然会得出失败的结论。然而，只需看投资的热潮就能识别当地的风向。墨西哥北部城市蒙特雷的工业园区的地价，仅2023年一年就从每平方米55美元涨到120美元。先到的企业，购买的土地已经大幅度升值。由于墨西哥土地私有，企业很容易将其转手卖掉。然而这并非击鼓传花的游戏，越来越多的实业家赶到这里投资工厂。许多先行拓荒者已经收获颇丰，在新的商业疆土上避开了国内过于激烈的竞争。某种意义而言，这些先行者未必希望后来者加入，从而稀释既有的红利。墨西哥是美国企业的重要投资地，来自美国企业的投资几乎占到一半。这些美国企业的选择，往往是经过仔细考量的。由于很多中国企业是美国供应链上的一环，区位空间的跟随往往也很难绕开。
墨西哥给人留下的印象往往是贫穷，到处是沙漠仙人掌且毒品泛滥。实际上墨西哥是一个跟中国人均GDP接近的国家，而且有着良好的劳动力资源。近两年外商投资大幅度提升，毒品则被挤压在少数边缘地带。
那些流传广远的内容迎合了人们的想象。当这些国家被当成一个简单标签组合的存在时，人们更容易传播符合自己想象的内容。尤瓦尔·赫拉利在《智人之上》一书中提出，信息起到了人际的联络作用，创造了一个相互共鸣的空间。在新的社交茧房，持有相同观点的人相互验证。事实的真相则被丢在一边。这种因自我认知验证而引发的民众情绪，不利于我们认识世界，反而会影响出海企业在海外的开拓行动。企业不得不更加小心，以躲避来自过于发酵的舆论所形成的伤害。
为了更好地理解中国出海的线索，可以从特定的地理空间开始。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回流，对中国供应链能力影响不大。那些可能替代中国部分能力的国家，正是当下最值得注意的焦点。 中国企 业的竞争力升降，与平行供应链的成长，二者紧密缠绕。
四个不同类型的国家，可以看成全球化2.0时代的导航地标。 对于中国而言，它们分别是神奇的国度印度、遥远的国家墨西哥、 小心的邻居越南和友好的亲戚匈牙利。
打开四个地标黑盒子，就能看到全球化2.0时间的节拍器，看透中国制造出海的全部故事。
从人口规模看，印度一直被看成中国制造的替代者。印度有着巨大的单一市场，也有着“制造兴国”的雄心。众多跨国公司都将其视为最具潜力的兴旺之地。在过去三年，印度手机制造已经快速崛起。汽车市场规模开始超过500万辆，也是继中国、美国之后唯一有望突破千万辆的市场。印度的工程机械制造，已经成为中德日之后第四个出口大国。然而印度的工业化进程无法离开中国，限制来自中国投资的政策正在腐蚀它的工业化雄心。离开中国制造，则经济跟不上；依赖中国制造，则政治上分歧太多。这种矛盾，使“印度制造”一直处于高度纠结的状态。对于中国制造企业而言，进入印度同样是痛苦的经历。这里的市场巨大得有多令人兴奋，这里的规则不透明就有多令人苦恼。印度的规则，只能用“不可思议”来描述。然而，两个人口大国，此刻需要找到一种经济相互嵌入的方式。中国制造企业可以在这里找到足够大的经济利益。
对于中国企业而言，“遥远的墨西哥”与其说是遥远，不如说是陌生。然而作为美国近岸制造的组成部分，墨西哥的诱惑力与日俱增。墨西哥在1994年就加入了北美贸易协定，这本来能将它带入高速工业化的时代，但是全球化的潮流随后转向了东方，中国取代墨西哥成为美国最重要的产品进口国。而在当下，墨西哥正在加速推动30年前被启动后放缓的机器，以适应美国工业对外重新连接的结构调整。墨西哥在2023年替代中国成为美国第一进口国。尽管供应链沙漠是墨西哥最大的软肋，但众多涌入进来的投资将缩小这个差距。中国的汽车、电子、家电行业已经开始出现明显的移动，先行者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2012年就来到墨西哥的海信，已经在市场排名第二，仅次于三星。即使如此，墨西哥看上去依然是一个被低估的价值洼地，中国企业容易因为距离感而下意识地放弃此地。然而对于中国企业而言，在全球化的版图中，这是不可或缺的拼块。这些从人们认知雷达里消失的盲区，还需要一一找回来。
越南是一个中国供应链抬脚就到的国家，这也让它成为中国出海看似最容易的目的地。而美国的关税，让越南成为承接中国工厂的最大受益者。越南最大的贸易逆差国是中国，最大的贸易顺差国则是美国。在北部河内市和南部胡志明市两个中心城市地带，外围建立了密密麻麻的中国工厂。 中国企业出海的终极命题，就是最大 制造能力的中国与最大消费能力的美国以何种方式相遇。越南就是 这样一个连接器。 越南被中国企业看成一个躲避关税袭击的安全避雷针，美国政策则感受到这是打压中国的漏洞减压阀。这让越南也用非常谨慎的态度，来迎合两种不同的需要。这也让中国的投资，在这里暂时看上去是安全的。
然而，越南商业也呈现了不受地缘政治约束的一面。茶饮蜜雪冰城、百货店名创优品，还有海尔家电，都在这里展示了不俗的一面。海尔在越南使用了一个全新的AQUA品牌。这个7年前启动的品牌，在强大的韩国三星和日系品牌的包围圈中脱颖而出。AQUA洗衣机占据市场排名第一，冰箱排名第二。AQUA以快速的新品迭代、时尚的品牌表达和科技感的功能，建立了一个新兴品牌的势力范围。
名创优品在越南的成功，也有同样的情绪共鸣。名创优品在越南的店铺，都选择了明亮宽大的场所。百货店的暖色灯光，照在那些结伴而行的年轻人身上。他们一边挑选货物一边跟同伴品评，并且用手机快速地将照片发到朋友圈。一种快乐的情绪溢出了店铺，四处传递。中国制造与当地情绪共振所引发的中国品牌崛起的现象，在印尼、非洲都很容易看得到。河北华通电缆在坦桑尼亚的工厂生产的电缆，几乎占据了当地的电力市场，也给当地培养了技能娴熟的技工。中国品牌在世界版图，迎来了融入全球的全新机会。
如同墨西哥成为北美的后院，匈牙利则是中国进入欧洲的门户之地。欧洲市场可以分为以挪威、芬兰为代表的富饶北欧，以英国、法国、德国为代表的强大西欧，以及以希腊与捷克等为代表的疲弱南欧和东欧。在过去20年，东欧一直是重要的制造基地。德国曾有效地利用自己在欧洲中心的位置，将东欧作为工业腹地进行了大规模投资。德国工业出口产品价格从1999年到2012年上升了19%，而同期法国上升了27%。
这让德国出口的竞争力大大高于法国。在10年左右的时间里，以东欧加入欧盟为分界线，德国确立了对法国压倒性的出口优势。1995年德国出口仅占德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4%，2012年出口占比达到了52%。法国对应的数字则是从23%上升到27%。通过地理空间的切换，德国建立了以制造为根基的出口竞争力。波兰、捷克、匈牙利都是重要的受益者。这为匈牙利培养了技术人才，奠定了重要的工业基础，也使中国制造从中受益。
从2010年开始，特立独行的匈牙利启动了“向东看”的策略，这使韩国超过德国成为其第一大投资国，直到最近两年再次被中国投资反超。匈牙利地理位置在欧洲，但有着跟欧洲不同的意识，一向被看成“欧洲孤儿”。匈牙利虽然是欧盟成员，但不使用欧元。人们容易将匈牙利当成通向欧洲大陆的温暖门户。然而，中国快速增长的投资，在这个1 000万人口的国家，却引发了巨大的不适应。在一些只有几万人口的小城市，当地居民担心陆续落地的中国工厂会争抢用水用电。微妙的情绪正在浮现。在欧盟看来，总是“不听话”的匈牙利需要受到更多的惩罚。在当下，东西方对于供应链有着不同看法，匈牙利事实上成为激烈对抗的中间缓冲带。中国技术、匈牙利制造与欧盟市场的金三角模式，逐渐形成一种新的地理组合模式。然而匈牙利成为中国制造的欧洲乐土还能持续多久，还取决于执政党的政治周期。中国制造企业在寻找盟友的同时，也要提防陷入意外的政治缝隙。
神奇、遥远、小心、友好这四个关键词，也大致勾勒了中国制造企业出海目的国所具有的属性。
本书一共有七章。
第一章探讨了中国企业出海的现状，概述了出海企业的“真出海”与“假出海”的差异性。即使海外业务占比很高，企业仍然可能处于一种“产品出口”的状态。出口强调的是贸易能力，它可能只需通过本地代理商就可以避开所有的文化差异问题；而出海强调的是海外工厂运营能力，它需要直接面对当地的法规和文化。只有深度跟当地文化产生交融的企业，才能谈得上“真出海”。在这方面，日本企业40年前的规模性出海，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借鉴意义。本书将出海的挑战，总结为“三个空间”“两种能力”，分别在第二章到第六章展开论述。
第二章的“地理空间”，凸显了地理战略的重要性。前面所述的四个“出海地标”表明，地理位置的选择会极大影响企业发展的方向。围绕不同国家和地区，需要配置不同的资源。
第三章的“认知空间”，探讨了企业如何真正能够融入本地，而非点燃狼烟四起的文化冲突。大出海对于企业家而言，也将经历一个认知三部曲的磨砺。从“不知道自己不知道”到“知道自己不知道”，最后才能达到“知道自己知道”的境界。企业之间比拼的是“全球版图认知力”，是对全球发展态势和各国文化的理解。在这种全球化思维洗礼的过程中，企业家和管理者都将重新构建完整的认知空间，并从中真正受益。
第四章的“价值链空间”，展示了企业在移动中获得的新能力。这里明显能够感到企业的变异性。在国内并不知名的企业，在海外却是一条“龙”。广州森大在国内跟宝洁从未有过一兵一卒的过招，却在非洲市场展开了激烈的对决。这正是企业价值链迁移的结果。在大出海时代，中国工厂已经挺进当地，与当地的社会风情有了大面积的接触，正面的文化交流与碰撞已经不可避免。同样，只有更多地进入本地的分销和零售渠道，才有机会成为商权的主导者。商权出海，也是中国制造企业大出海的一个关键特征。
第五章深入讨论了全球化过程中企业组织形态的变化。 中国 企业全球化，是要在每一个当地都建立充满生命力的公司，而不是 特别像总部的子公司。对于一个公司而言，在不同国家的每个子公 司，往往就是一个不同的公司。 一个全球化公司可以分解成100个本土化配方。比如在德国、墨西哥、巴西，一个企业的形态和员工管理方式大为不同。总部公司的文化，自然也难以照搬到各个海外基地。每个企业只有有意识地注入全球基因，推动全球人才的融合，才能适应新的版图扩展。瑞士鸟巢的全球管理委员会共有11人，其中没有一个瑞士人。西门子曾声称自己并不是德国公司，而是一个总部在德国的全球化公司。
第六章探讨了中国企业出海所面临的供应链困境。在印尼、泰国，尽管员工的成本听上去很有竞争力，但上游配套的产业基础十分薄弱，中国不得不在当地重新建立新的供应链连接。中国企业大出海，会整体提升各个国家制造能力的平均水平。然而当地本土企业的自身能力并不是关注的焦点，中国供应链在当地的成熟速度才是关键。只要有链主企业的哺育，配套企业就能够茁壮成长，并会引发次生繁荣。产业的配套体系，很快就会从贫瘠到丰饶。 中国制 造能力的溢出效应都是全面的。中国工厂在全球的分散性，会让众 多国家受益。这形成一种新的平均工业化浪潮。 这里自然也有反噬的效果，例如东南亚的崛起，会对中国产能形成一定的抑制，也会部分地减少中国的就业机会。
第七章探讨了中国制造如何在全球版图下实现整体实力的崛起。这需要靠各种机构的集体性合作，而无法靠企业单独完成。 中 国企业此次出海，对企业、对国民的影响与意义，远比想象中深入 得多。 工厂四处落地、品牌行销全球、新商社的兴旺、商会类社会组织的崛起，都呈现了同频共振的现象。 在全球化2.0的时代， 中国制造将面临三重使命：“中国为当地，中国为全球，中国为中 国。”这也是“国家竞争力的全球化”过程。建立一个全球化的国 家能力系统，比个体组织的能力建设具有更深远的意义。这也是一个漫长的成长过程，现在才刚刚开始。
在中国企业大出海的全球出征画卷中，一个最重要的群体被显著地忽视了。一个企业要想完成全球化挑战，海外管理者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一线管理者的音容笑貌，往往比公司的文化更加有力地主导着企业成败。然而管理者的身份，却是一个被广泛遗漏的话题，海外奋斗者的真实生活形态和细节，被全球化的宏大叙事方式所遮掩。
与数百个管理者的交流，让我能够真实感受到这些海外人员孤军奋战的气息。在越南胡志明市附近同奈省的庄稼地里，夜色初上，一座灯光明亮的餐馆就像海洋里的灯塔一望可见。屋里面热热闹闹的喝酒喧哗声，压住了窗外夜虫长鸣不息的叫声。这其实就是一户人家。近年来，周边突然涌来了很多中国工厂，这让老板娘的餐桌应接不暇。大窑饮料、青岛啤酒、哈尔滨香肠，一应俱全。带我前来就餐的小家电厂厂长，一边不停地抽烟，一边大口喝酒。“哪有什么难处？领导让干就去干。要干，那就干好。”他在空中挥舞着筷子，就像挥动一把宝剑。他3年前来到这里，当时连个螺丝钉都找不到，却也率先在这里见证了吸尘器工厂群的快速崛起。对他而言，那些总是无法齐套的零部件、无法进行语言交流的越南工人等困难，跟纱窗外的飞虫一样不足介怀。“喝！”
在德国东北部的一个小城市里，一位中国管理者邀请我在当地德式香肠店的后花园里喝黑啤酒。清凉夏天傍晚那最后的光线停在他的脸上，迟迟不肯移去。他不紧不慢地讲述了过去18年的生活，让我一下子想起电影《敌营十八年》。中国企业在20年前收购了这家公司，他作为唯一的中国员工在这里常驻并负责联络双方。现在，这家德国企业几乎是中国总部集团最赚钱的子公司。他在异国他乡连接了不同空间的不同人群，他的青春则慢慢融入镇上百年老树的年轮中。“我们慢慢变老，这个公司还在长青。Cheers（干杯）！”啤酒苦涩的酒意让我似乎瞬间听见了轻微的叹息。
中国企业全球化也正在迎来新的活力元素。许多传统企业开始积极起用新的面孔。一群活跃的年轻面孔在全球行走——无论是在中东迪拜的机场、越南海防的港口，还是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的凯旋门下。 这些有着良好的全球格局的年青一代，是中国企业 融入全球的新生力量。 向海而生，天然成长。
这些派驻海外的管理者，其实都担负着企业生死的使命，然而他们真实的人生却无人知晓，在中国企业出海的航海地图上，他们隐身于涛声之中。本书试图架起一个小型望远镜，让更多国内读者能够看见这些人的神色和表情。他们很多人牺牲了家庭，离开了熟悉的环境，在陌生的丛林中打拼。这些与国内有着显著性不同的经历，换取了中国企业在海外版图的扩张。这是一个值得企业珍惜的群体。在未来，企业高管的升迁，有海外从业经验会是一个越来越重要的考核因素。
中国企业大出海，其实是一个改变性质的过程：从一个本土化公司，成为一个足迹遍布全球、适应当地文化的全球化企业。这种变化已经开始。美的集团的海外收入占比达42%，而生产基地数量正在超过国内。泡泡玛特的海外业务收入2024年占比达45%。盛屯矿业用了7年时间将海外收入占比提升到60%。而联想集团的海外收入占比约75%。经营在线PDF（便携文件格式）阅读的深圳万兴海外收入占比超过90%。中国企业进入了从全球化获取能力的新周期。而当一个企业的海外收入超过50%的时候，整个组织的意识就进入自发全球化的状态。在印尼、泰国的中国初创企业，组织禀赋已经进入了“生而全球化”。这样的组织具有高度的本地化适应性，换一个国家，就如同换一个省份；换一种语言，就像换一件衣服。一方水土养一方子公司。企业可以在更大的地理空间变得成熟，而不是在新的地点去复刻自身。
地缘政治正在引发冲天的海啸，中国制造正在浪尖上颠簸。然而，这种压力对企业而言并不都是全新的体验，只是当下更为猛烈而已。 中国企业大出海，并不只是简单地寻求生存，而是寻找更大 的版图机遇。 企业就像向日植物一样，调整转向，向光成长。诸多的困境，依然只是企业自我成长的调整过程。中国企业将不仅是拥有中国总部的跨国公司，也是一个放眼世界的全球公司。
让我们打开这本书，进入一片惊涛骇浪的海洋吧！坚毅的船长们，就在其中。
林雪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