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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子》是西汉初期的道家著作，对老子的无为有更详细的解释，它认为：无为在于君主发挥团队的良性作用，不是君主一个人由着自己性子折腾。自以为自己招数很高，但下属不停地跟你拆招，结果一塌糊涂。
到了行动层面，《淮南子》又说：无为，就是息巧辩之说，除刻削之法，去烦苛之事这三条。
息巧辩之说，就是反对儒家、名家等借助言辩和浮夸的游说来搅乱为政之道——比如他们给出的一个好听的词儿（时髦的名词），但实际大而不当，似是而非，中看不中用。
除刻削之法，则是反对法家的极端化行为。以为用非常苛刻的刑罚处罚就能把事情搞好，但那没有管大树的根，只是去管理它的表面枝捎，用刑罚处理表面现象。
“去烦苛之事”，则是一些人为了务求名声和急于出头立功，而搞出的折腾人的花样，设计得抽象复杂，没有和传统习俗自然接轨。类似王莽搞得那一套。这都要去掉。
《淮南子》因为执行的是老子思想的落地技术，所以被称为黄老之术，即黄帝、老子之术。
曹参到了长安，接替萧何做丞相，他到了相国府里，开始办公。他的办公很简单，就是萧何从前定下的各种事例，无所变化，一概遵循萧何定的制度。在曹参看来，汉初制度本来简单，萧何斟酌秦制度而定的制度，已经够了，完全没有增加的必要。至于修改，改后也会有缺点，甚至越改越坏，那又何必。
官员士大夫以及曹参的门客，见新相国什么事也不干，什么举措也不搞，就找曹参来串门，趁机想劝曹参两句。曹参就摆出酒来对付他们，而且全是高度数的醇酒。这人喝两口，想说两句，曹参看出来了，立刻接着灌，直到酩酊大醉，最后一句这方面的话也没来得及说，就被曹参送了出去。这样的事，在曹参是常事。
为什么曹参不让他们提建议呢？因为他们提的，大致都是《淮南子》说的“苛烦之事”。
我们知道，网球比赛，首次发球老失误，不是因为球员技巧差，而是第一次要用冒险高难度球，赌一次。即便失误了，还可以再发一次。这是基于博弈论的分析。
所以新官上任，都要搞三把火，乱打一次，一旦赢了呢。
不过从组织角度，这是吃亏的，新官们的一百次里，只有极少数是有效的。所以曹参也就不让他们提“要搞什么项目”的提议。
曹参的相府后院有个游乐的园子，园子围墙外面就是吏的宿舍。这些吏，也不正经，整天在宿舍里喝酒还大呼小叫。曹参的副官觉得这样不合适，这一天就请曹参到后园的池亭来游玩。
刚溜达了不远，就听不远处的围墙外面，一帮官吏在醉歌狂呼。曹参问：“这是怎么回事啊？上班时间有人还在乱叫？”
副官连忙说：“对啦，就是这个问题啊，都是咱相府的吏们，不好好工作，在这里赌钱喝酒狂歌滥舞呢？您这就派人过去，都拘了来，按法处理吧。”
曹参说：“这个不用。你们给我也拿酒来。”
于是曹参在亭子里，也摆下酒宴，和自己的跟班们一起喝起来了，边喝边歌边叫唤，跟院子后面吏的宿舍里那帮人，相互应合。
吏确实违反了规定，但这其实也是小事。
曹参的相国府里的公务员和自家的家眷仆从们，如果有谁犯了规矩的，细小的过错曹参都掩匿盖藏起来，也不管。于是，合府上下，终究无事。
曹参真的是“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
为什么不管呢？一方面是因为，对下属出的小问题就大力整顿，时时进行苛察，虽然取得表面的部分优化，但把人也搞得精神扭曲，心存怨毒和对立，也许就培养出大奸大邪来。另一方面，这些官吏，按照当时的征辟制，都是丞相府自己听说谁好于是拉人来干的，并非国家编制的公务员——丞相府、三公府，都是征辟制，被辟来的掾吏和长官之间有一定的主仆关系，所谓“门生故吏”。所以，你可以说他们一半像是自己的女儿、女婿，一半是冷冰冰的公家的人。对于这样的团队，只拿王法往他们身上用，确实不太合常理常情。
就譬如大观园里的那些女主管，其实都是贾家的世代老奴的媳妇们，比如王善保家的之类。他们不是市场化的职员。你给他们定出繁琐的规章制度条例，则是不合适的。但是，如果是一个大酒店里的各级主管领班，则可以按酒店行政条例管。
这就又回到了秦汉时代的历史背景特色，传统血缘、宗族、家臣化的习俗遗存，使得人们的管理之道，也必然不同。
《淮南子》还举了这样一个例子。
从前，王良、造父都是知名的驭手，他们上车拉着驷马的两套辔头，马走得整齐而和谐，举足均调，如同画一。马心怡气和，身体轻盈，跑起来好像飞驰。朝左右举着鞭子，马就周旋画圈。世人都觉得他们巧。那是不知道还有更高的。
钳且、大丙这两个人的驾御，则是除掉辔衔，去掉鞭子，车不用管就自己动，马不用役使就自己走。
从现实中来讲，对马进行殴打、约束，肯定不是好的驾驭之道。好的驾驭是顺应。顺应到极致，就没有鞭子和缰绳了。
当然，以上曹参、西汉《淮南子》的政治实践与理论，无不体现了当时秦汉政治的家臣化模式。在贵族家臣体制下，贵族其实真的不管什么，一切都是家臣张罗，家臣的权力空间确实很大的——所以历史上也有譬如大贵族家的家臣阳虎鸠占鹊巢的事情，这随后激发了韩非子君臣斗争的学说和技术，但即便韩非子的办法，也并不是三省六部二十四司的体系，而不脱贵族、家臣斗心眼的粗线条博弈，尚未到行政系统化的地步。这是对《韩非子》也不能高估的地方。在那个时代，他也不可能说出超越时代，指导唐宋明清的模式。
而汉朝的君主，比如汉景帝，就也喜欢韩非子。这是因为，不论儒家、韩非子还是当时的黄老之术（发展自老子）思想，其实都是配套家臣政治的，因此它们是互补的，不是对立的，也是被皇帝兼收并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