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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恒也。】
译文：天下人都认为美的东西是美的，可结果却得到了丑。都知道好的东西是好的，结果却可能得到不好。所以，有和无，长和短，高和低，音和声，前和后，都是相依而存在。
善，在《老子》中多数不是指善良，而是指好。天下人都知道好的是好的，于是就不好了。这话怎么理解呢？
我们需要先给好下个定义。好，就是指带来的结果是好的，对我有利的。
如果接受这个定义，那么，在A时A地A条件下，能带来好的结果的，换成B条件下，就不一定是好的结果。这就是好的非绝对性。
比如说，我打广告，能带来销售额增加，那么打广告是好的。但是如果竞争对手们都打广告，最终我的销售份额没有增加，反倒因为广告费而成本增加了。于是，打广告对我就是坏了。
站着看戏，能把戏台看得清，看得全。所以站着看戏是好的。大家都明白了这一点，于是都站着看，于是我还是看不到——因为被前面人挡着，反倒累得还得站着。
这就是说，在博弈的情况下，好的东西（或策略）是不是好，跟博弈对方的策略有关。比如勇通常是好的策略，但如果博弈对方设埋伏，我的这个“好策略”恰恰葬送我，勇又带来了坏的结果，勇又是坏的了。
这就是“天下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这句话，从“天下人”博弈的角度来理解，它的含义。
既然好不是绝对的，那么，当君主用好的话教化，把好的政策推出，也未必就得到好的结果。因为，政策也是双方博弈，它存在着被博弈方破解、利用从而变成不好的可能。
比如道家著作《淮南子》就指出：“上多故则下多诈（上面多套路，下面就多诈伪），上多事则下多态（媚态），上烦扰则下不定，上多求则下交争。”
你看，君主（上）搞的这些东西，都是好的，但结果都没落好。这是因为上下是博弈方，上面推出“多事”，即搞很多“兴利除弊的事”，这是好的。但下面的策略是假装支持，呈现“媚态”，而暗中利用你搞的这“多事”只给他自己捞好处，最终这事情推出，搞得的一地鸡毛。
既然上面的好策略，往往因博弈对方的策略而变成坏的，那老子就主张上面无策略，也就是接下来说的无为。这类似于《孙子兵法》说的“无形”。
【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
译文：所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
西汉初期的曹参，他的做事方法，体现了这种无为。
曹参先是在齐国做相国，后被提拔，去都城做丞相。临走的时候，曹参对自己的接班齐相国说：“我给你嘱咐一下，监狱和农贸市场，就是寄放坏人的地方，你千万不要过去乱扰动。”意思是不要进去抓坏人。
“因为，监狱和农贸市场（市），就是容存奸人们的地方，你如果去扰动，奸人还有哪儿可去容身呢？”
农贸市场（市），是黑社会的渊薮。如果对这里的黑帮苛察严打，他们就跑出去，到了闾巷街道，满城就闹得更凶。本来是沉在水底的渣子，就要泛起混浊了整个池塘。
曹参这里，也是按博弈思维来想的。我去农贸市场抓人，这是我作为博弈方的策略，而博弈对方——那些坏人，自然有他们的应对策略，使得我去抓人，变成了更坏乱的局面。那么，曹参也就不选择这个策略了。而如果曹参作为司法一方，想出的诸多策略，都有类似的问题，那曹参干脆就“无策略”好了。
无为，就是指不要在不知晓或不考虑博弈对方的应对策略的情况下，就一厢情愿地按照自己认定或选择的好策略出招。
又比如说，打麻雀、水稻上山是好的，因为打掉麻雀，麻雀不吃粮食了，于是我们的粮食就多了。但，山和麻雀相关的生物，也会有应对策略。在它们的策略的应对下，我们的粮食增加，这个好，可能就没了。如果不考虑，就是一厢情愿地“有为”“多事”。
无为，反对按照自认为好的经验性认识来做事，因为上文说了，从博弈理论来说，不考虑博弈对方的策略的好策略，是可疑的。
无为之所以在战国乃至西汉有很大市场，也跟中国社会的进化史有关。即便汉朝的时候，是有了三公九卿，但他们都一定程度上仿佛皇帝的家臣，管的也主要是皇帝所在地区的事。外地的郡守县令下面的官员，也是自己辟来的，犹如家臣。这还带有古代贵族家的家臣政治的历史惯性。虽然号称郡县制，但君主只是的通过人选的改换和一定周期的考核来管理这些三公九卿和外地长官。
到隋唐开始有的三省六部二十四司制，则不但粗线条地管这种大员的人选任用废退，还对再往下的官吏的任命紧紧握住，对行政体系从上到下直到末梢每个环节流程都直接管控，这才是真正的郡县制（“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纤介之迹，皆属考功”《通典》）。
所以，老子的无为的政治思想，基于西周、春秋的家臣政治，也是符合汉朝的实际政务实践的，并非纸上谈兵的玄谈，也不是不可思议的空穴来风。
而到唐宋以后，老子（黄老之术）才似乎式微，而所谓国家主义的现代化模式才成型。
不过，政体史总是发展变化的，当今的政府功能外包模式，又给了老子、孔子思想新的作用空间。
通观《老子》，可以总结出来，老子说的无为，主要包含三个层面。
第一，用简化的系统，损之又损，不要用复杂的系统。因为复杂的系统，操作起来容易出问题。
第二，因循，不要做剧烈的全面改变。因循，不仅仅是因循旧的，也包括利用各种条件，趁着它的力量，去顺势而为。
第三，做事先从小事做起，而不是做大事。小事做正确的，这些事情会自我演化，从而成为大功。
第四，君主无为，让臣子有为，君主少为，让下面的人多为。如果君主抢着干，或者乱指挥，烦苛，反倒不好。
这第四点，以打仗为例，一般大的战役，主将出征前，都要和君主就总体策略进行沟通，达成一致，并且战况也会及时沟通。到了一线指挥的时候，君主干预，就会导致战败。这也是无为胜过有为。
我们意识到，即便秦以后的中国王朝，其实也有家臣制的弱管和现代行政式的强管，这样两个不同历史阶段，这样才便于理解老子。不但老子，在先秦发展起来的儒家，核心思想强调“领导模范示范”、德治，其属性也是只抓大头的弱管思维。它和老子的潜台词是一样。孔子说：“子为政，焉用杀。子为正，则无不正。”这意味着做君主也是很简单了，只要正就行了。其它什么赏罚条例等等行政体系都不需要。
而到了后代的行政式强管，儒家的这种大头表率观念，也就式微了，这其实也是儒家式微的根本原因之一。在隋唐以后三省六部二十四司的精细化流程管理中，领导模范示范，已经不是唯一的重点，而被体系化取代。
从这个角度来讲，把明清时代与儒家或儒家士大夫这样的词汇不假思索地挂钩，这只是如今某些人的想当然尔，而不符合实际情况。你甚至可以说，明清也不算什么儒家社会。
西方的政体史，其实在拿破仑之前与之后，也是存在着弱管和国家机器化后细管两个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