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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汉服，荦荦大观，数千年积累的文化宝藏，博大精深，影响深远。无论是“金凤罗衣湿麝薰”，还是“俨冕旒兮垂衣裳”，都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彩瞬间，也是当今文化自信的历史根基。
唐代服饰在继承传统汉服体系的前提下，积极吸收与融合外来服饰文化，不断推陈出新。款式方面，在传统衣裳制、衣裤制和深衣制的基础上，结合西域服饰特征，出现并流行了一种新的“袍服制”，也可称为“通裁制”。如男装中的圆领缺胯袍（衫），它上下一体，腰间没有界线，两侧开衩，是唐代常见的长款外衣。其中的“圆领交襟”，也不同于西域的圆领对襟、圆领套头衫的服饰形制，而是经历了一个明显的“汉化”过程。这是汉服体系中一种重要的形制，并影响了后世的公服体系。色彩方面，唐代建立起了等级分明的服色制度，加深了华夏衣冠中政治秩序的色彩表达。如官袍中的“紫、绯、绿、青”等颜色对应不同品级的制度，就是在唐朝确立的。
相比男装形制的简单与色彩应用的严苛，这一时期的女子服饰则多姿多彩，可谓中国服饰史上最为华丽绚烂的时期。上襦（衫）下裙是女子服饰的主要搭配方式，属于上衣下裳形制。这时的裙腰被提至胸线处，并用带子系扎，现在称之为“齐胸襦（衫）裙”，也成了唐代的标志性服饰。襦（衫）裙的上襦较短，领形有直领、圆领等样式。这一时期，还出现了袒领，类似于现在的超低_领，展示了唐朝时人们思想的开放。
女子裙装的颜色丰富，普通妇女以穿红色的石榴裙为风尚，如武则天诗中云“看朱成碧思纷纷，憔悴支离为忆君。不信比来长下泪，开箱验取石榴裙”，用石榴裙来寄托对皇帝的思念。除此以外，还有用颜色对比鲜明的布料拼接的竖纹“间色裙”、搜集百鸟羽毛制作而成的“百鸟裙”和用撷染手法制成横纹的“鱼鳞裙”等，共同构成了五光十色的唐代女裙。
女着男装更是唐朝女子服装的一大特色，于秀美俏丽之中别具一番潇洒英俊的风度，这在中国历代王朝中实属罕见。《礼记·内则》中曾记载“男女不通衣裳”，以社会规则的形式对人们的衣着服饰做了规范，认为女子身穿男装是不守妇道、有违礼法的。但是在唐朝，女性身着男装却成了社会潮流。其中，太平公主更是代表人物，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唐朝开放自由的大国气度。
这一时期的衣冠，也成为华夏服饰体系欣欣向荣、影响深远的标志。如在日本飞鸟、奈良、平安三个时代中出现的男子圆领幞头、女子襦裙等服饰，便是在有意模仿唐装。在唐代文献中，屡屡可见用衣冠来代表其他族群对于中原政权的认同和向往。《唐律疏义》载：“中华者，中国也。亲被王教，自属中国，衣冠威仪，习俗孝悌，居身礼仪，故谓之中华。”就是其他族群通过对“衣冠”的认同，表示对中华文明的追随。往西，因为“丝绸之路”的开通，纺织品成为中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物品之一，各种丝绸面料流通到中亚和西亚等地，受到当地人的热烈欢迎。“尘中生幻景，此间舞霓裳”，敦煌壁画上记录的各类伎乐天形象、雕塑等呈现的各种神灵衣饰，共同成就了丝绸之路上的锦绣无边。
今天的中国，伴随着大国综合实力的提升，文化自信意识的觉醒，汉服文化受到年轻一代的喜爱，在城市的马路上、高楼中、地铁里，随处可见身穿汉服的年轻人。汉服已然成为一种寄托年轻人对文化传承的热忱的符号，作为一种新的现代流行文化为人们所热爱。在汉服体系中，唐朝服饰自然也是重要的一笔，如2023年在西安举办的中国—中亚峰会上，唐灯、唐装、唐妆等千年的盛唐风貌被一一还原。又如在西安的大唐不夜城、洛阳古城，随处可见穿着唐代大袖衫、高腰襦裙的女子与穿着圆领袍、短褐的男子，他们的脸上无不洋溢着追求文化自信的骄傲神情。
回望唐朝，在那个歌舞升平、酒肆遍地的时代，服饰文化不仅特色鲜明，还有着“女扮男装”“时世妆”等一系列追求大胆张扬的自信之美。对于外来文明的兼容并蓄、为我所用，更是与今天中华盛世共建“一带一路”的倡议不谋而合。李白曾写下了“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这样华丽的诗句。从这些对衣服的描绘之中，我们依稀能够看见昔日的大国气象：那是一个开放、包容、强盛、自信、繁荣的朝代，是所有中国人共同历史记忆中为之骄傲的盛世大唐。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杨娜
2024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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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梦玥著第一章到第五章；徐杰著第六章；徐向珍著第七章；杨娜著第八章；徐央统筹绘图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