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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云人王芝芝拥有一头浓密的短发，眼睛细长，身材傲人，笑起来就止不住。可自从进了冬宫，她越来越臊眉耷眼。冬宫延时以后，她凌晨3点半就得起床。这个班是越上越不开心，她又非常能忍，内里的喜怒蒸腾到皮表，只得转为一张半是嘻嘻哈哈，半是淡漠无痕的脸，这导致她内分泌失调，脸上的痘越起越多。
我们相识于第一次冬宫的集体培训，饭后坐在石狮子身边聊天。时至今天，我都在想，我们的相遇就像那顿午饭里的西红柿炒鸡蛋那么自然，一如秋夜的雨和霓虹灯亮着的傍晚那样舒适。
她说她以前在检察院做文书工作，上班走路10分钟，只因为没编制，便陪朋友来考事业编。两人怕彼此落榜，一个报冬宫，一个报紫澜苑，互相鼓励。谁不想来冬宫呢？乾隆建了都说好，还给它写了好多诗。
结果，芝芝上了岸，朋友却落了榜。刚安慰朋友没两天，她就得凌晨4点半起床赶车了。芝芝觉得这回血坑，还不如考不上。每个早晨，芝芝都能被10号线加热成汉堡里流淌的芝士，粘在一堆“生菜”和“肉饼”中一动不动。到站后，滚滚的人流即刻夹起她的小饭兜子，火速将她救下地铁，双脚无须沾地，即可完成线路换乘。这小饭兜子无疑是她的通勤利器。她粘在电梯扶手上，勉强给我弹几个字：“我真服了！”
每当看见她甩着刘海，气喘吁吁地跑进教室时，我便故作惊奇地给她发微信：“来啦！”
“我今天很早吧！”她回复。
“挺牛的呀！”我对她能按时到表示惊讶。
“5点半我就出发了，我都敬佩自己。”
“怎么弄的？长城上飞过来的？”
“坐缆车，观夜景来的，我开心坏了。”
“一夜快车，硬座！”我笑嘻嘻地给她发，“当保洁你开心坏了。”
她回我一块砖头的表情包：“以德服人。”砖头上写着“德”字。
综合培训后不久，我和芝芝就被分到了不同的组。我和考古硕士小商、数学天才扈漠漠、刑事书记员小灿一组。芝芝和张望他们一组，他俩都当过辅导班的老师。虽然都在冬宫里，但一入宫门深似海，我们每见一面都得隔几个月。
第一站，芝芝和张望那组集体去了文物展陈的紫薇馆，而我们组像被击溃的台球，散落在帝后起居临政看戏的各个殿堂。漠漠在冬宫的正门冬瓜门，小灿和小越在仁政殿，小秦和小茄子在乐乐堂，小夏在德乐园，小商和小周在碧霄殿，而我独守在碧霄殿之上的香香阁——全冬宫最显眼的地方。
最神奇的是，漠漠的祖上是扈尔哈特
氏，汉姓黄，其先辈时为东陵守护人。孙殿英的军队盗清东陵之际，其先辈听见了动静，不得已苦挨一夜。待那些土匪退去，他立刻骑着小毛驴进京告知溥伒去了，并有呈报一份，详述阴历五月间，奉军退却之际，陵墓保护无人等事宜。
100多年后，命运再次光临。如今的漠漠坐拥一屋子宫廷服饰，默默地看着大门。下大雪的时候，我有时会看见她默默地站在红伞下，若有所思地查着健康码。
上大殿前，小夏传来消息：“听红叶山说，殿堂管理就是每天看门、拖地和擦桌子。”
起初大家都觉得天方夜谭，后来每天不拿鸡毛掸子都不舒服，仿佛一叉腰就能变成什么总管。一般来说，干部不太喜欢干工勤岗，觉得掉价儿。好在这活儿不用动脑子，经过社会压榨的我们，反倒开心坏了。
进了冬瓜门就是仁政殿，百日维新的序幕在此拉开。如今殿里光线不足，案前的12盏鹤灯，头顶的6盏意大利五色玻璃插蜡吊灯从没亮过，3600个工匠手工雕龙、比利时进口的穿衣镜阴阴地立在两侧，左右各有100只血红蝙蝠捧着两个巨大的“寿”字，精致的紫檀木龙椅上铺着20世纪80年代出产的皇家坐垫。小灿和小越一边掸灰一边想，也许只有帝王才能驾驭此座吧！
后来他俩才得知，只有慈禧才能坐这儿，光绪每次都是临时排座，小灿不由得感叹：“慈禧太后是大拿。”
而在慈禧的寝宫乐乐堂，小秦和小茄子她俩在一屋子奇珍异宝中走来走去，比利时的玻璃屏风，两个盛水果的青花番莲纹大瓷盘，四个铜制九桃大香炉，各种珊瑚象牙瓷器摆件，内心泛不起任何涟漪。整日面对老佛爷的凤榻，即使站得累了，她俩也不会往上坐。这不是规矩的原因，而是她们嫌那床上灰太多，怎么扫也扫不干净。乐乐堂是唯一坐北朝南的殿堂，室内能见到阳光，还有点儿热乎气，我们很羡慕。
小商第一天去碧霄殿上班，经过乐乐堂，看见小茄子站在门口，刚兴奋地挥了一下手，就被乐乐堂的掌门训了：“上班期间不许串岗！”
小商一声都不敢吱，缩起脖子灰溜溜地走了。
德乐园拥有现存清代三大戏楼中最完整的一座大戏楼，花费了北洋水师造一座铁甲舰的费用。慈禧最爱来这儿听戏，一共来过262天次，有一年来听了40天次。每次光绪都坐在临时座位上，和皇亲国戚、文武百官一起，无可奈何地陪着。《冬宫志》里有13年，整面整面都写着同一句话：慈禧在德乐园听戏。
小夏刚去的时候，院里正摆着慈禧坐过的奔驰车，确实气派。老员工故意逗小夏，说晚上有人在大戏楼里唱歌，钢琴会叮咚叮咚地弹起来，一排宫女托着瓷器走过，小夏吓得嗷嗷叫。
香香阁的历史最为传奇，造价也最为高昂。然而和其他殿堂比，香香阁内部可以说得上是佛门净地，空空如也。第一层除了观世音菩萨、铜鹤、铜瓶和香炉外，几乎全是仿制品。鲜红的长案几上，几尊香炉法器上的铭文用金粉涂得歪歪扭扭，油彩绘制的缂丝图上还有余墨结块。我最初不知是仿制品，还在纳闷这字涂成这样，慈禧没砍掉他们的头简直是奇迹。
每个周一，我举着鸡毛掸子登上香香阁高层，俯瞰整片山川河流，千佛琉璃海离我如此之近，北风拈走香香阁的灰，撒向广阔的知春湖，小蜘蛛们也乘着风去远行了。
为了防火等问题，我们组所在的古建殿堂一律不许有空调暖气等设施，一切只能靠人体物理保暖，我们靠着单位发的大红棉袄、黑羽绒裤、厚底靴和小热水袋过活。有同事甚至同时穿两层齐膝羽绒服、两层毛裤，戴两层帽子和厚棉手套。寒潮过境那些天，我们站在窗口，睫毛都会结冰。为此，大家只能躲在窗后，来回走动，勉强挡挡风。
一年后，我才知道，在大殿下方的地板里有专门取暖的机关，可以让太监、宫女续上木炭供暖。大殿里铺上大清高科技地暖，加上龙抱柱中的藏香、铜龙铜凤和铜鼎炉里的檀香，再加上七宝烧里堆的苹果山，本应是又香又暖的。
当然，我们苏拉是不能跟太后比的。过去大清管内廷机构里的杂役叫苏拉，苏拉没有姓名，成堆出现，除非是逃跑、打架、砍人或是犯了事，史书上才会出现他们的名字。现在文明了，苏拉变成了职工。
我在山上大阁里转圈时，小商正在山下的碧霄殿里转圈。一个人在山上，一个人在山下，两人走出一个莫比乌斯环的量子缠绕。广阔的湖面结了冰，北风吹起冰上的白雾，直冲碧霄殿门。小商站在风口处，退无可退，还有大爷揪住她，要跟她探讨夏商周。
“这儿连个遮挡也没有，每天吹得我冻死，我只能疯狂绕着院子走大圈，根本停不下来。梨，你们山上应该更冷吧！”一起开会时，她薄薄的嘴唇嘟起来，机灵又体贴。
小商是学考古的，起初我总记错她的研究方向，每天故意笑嘻嘻地对她打招呼：“夏商周！青铜器！”
她立刻反驳：“梨！你又记错了！是新石器！”
之所以硕士会选择新石器时代，是因为小商觉得历史时期的文献很复杂，青铜器上的铭文也很复杂。但新石器时代没有文字，晚期才会有一些符号，构不成完整的体系，也许会简单一些。
不料读了研，她才发现新石器时代专门研究器物，要做各种类型学研究，依旧很费脑子，她后悔不已。毕业时赶上疫情不能拍毕业照，她把自己编辑在了大学校门照片上。“当然，脸也是美化过的。”
小商生得丰满可爱，一头黑发如盛夏的乌云，睫毛如西班牙小扇，黑眼珠活泼泼的，好似酒神的葡萄，在夜光杯中摇曳。哪怕金戈铁马，也与她的沉醉无关。平时她就算义正词严，也能把我们笑死，有些人天生就快乐。
作为考古人，小商怀揣着学习修复文物这一美好的心愿进来，然后逐渐发现自己离梦想越来越远——在碧霄殿门口吆喝着卖票，擦玻璃栏杆和板凳，穿着大红棉袄站在殿堂里，每个下雪天都会赶上扫雪铲冰，下了班推着小板车去拉年货，小商的生活意想不到地丰富多彩。
面对这些任务，小商从不偷懒，这可能与她多年来艰苦朴素的追星经历有关。
上学时为了赚追星的钱，她去路边发传单，一天80块。有次同学心血来潮，拉她去做“双十一”分拣员，说几个小时就能赚几百块。干了一天后，她俩落荒而逃，分拣实在太累，她们再也没去过。
我们的香香阁依山而建，而他们的紫薇馆远在平地，中间隔着半个湖，我们两组之间山高水远，道阻且长。芝芝在微信上假模假式地抒情：“想你的时候，我就看一眼香香阁。休息时间短，我根本过不去。”
我只有下班时才会路过紫薇馆，可每当我说下山去看她时，她都会一口回绝：“我不等你了，你过来时间太久，我走了。”
我很生气，她是个假朋友，即使我从山上紧赶慢赶下来，也是十五分钟后了，那时芝芝早就坐上地铁跑了。再加上芝芝和张望那组很爱张罗聚餐，经常下班就在紫薇馆集合，等人一凑齐立刻出去吃烧烤。他们几乎吃遍了冬宫周围所有的馆子，而我们组碍于距离和排班时间不同，两年内只聚过三次，大多数时间都在微信狂舞。
乾隆再怎么吹捧冬宫，我们也是一下班就跑，苏拉的生活真的太无聊了，甚至下班只要听见“冬宫”两个字，都会汗毛倒竖。时间久了，我终于明白，为什么100多年前，那么多太监哪怕冒着被抓回来，就会被送去给披甲人为奴的巨大风险，也要一次又一次地从冬宫逃跑了。有个姓柴的太监，竟然冒死逃过三次。虽然三次都被抓了回来，但他依旧是我的英雄。
那个冬天，寒潮来了好几回，我在香香阁差点儿抱柱而死，冬宫真是名副其实。
“我觉得这儿挺好，就是天天棉袄棉裤太土了。”我对芝芝说。
“在这儿就不要有啥美的想法了。”芝芝穿着西服衬衫，趴在休息室慵懒地回复。
芝芝他们所在的紫薇馆属于博物馆，虽然值班时间漫长，但里面有暖气，不用太挨冻。只不过各个空调冷热不均，有的地方像夏天，有的地方像秋天。芝芝站在馆里，负责看护诸多精妙的文物，各式珐琅器具、瓷器、珊瑚、仙船、仙树等有趣的玩意儿。
张望守着大雅斋，有游客经过，问这瓷器真的假的，值多少钱，好像自己要买下来一样。
然而，馆里的文物越精妙，其管理就越严格。除了抄写规则、背讲解词和好好站岗，日常还要注意言行举止。第一天上岗，芝芝他们站在光线暧昧的馆里，一前一后地聊着天。
紫薇馆的小掌门走过来：“知道自己是来干什么的吗？不许聊天！”
两人一旦凑得近了，则会被掌门说：“分开点儿！俩人不能站一起。”
再之后，他们又下达严苛的命令，不让任何工作人员看手机，一经发现，手机一律没收。同时还会有游客借宣冬宫圣名，变身锦衣卫偷拍上报。
我们不由得笑了：“不让拿书，也不让看手机。淡季又没人，那岗上只能数砖了。”
为此，芝芝掌握了正确的聊天地点和音量，她躲在柱子后看玻璃反射，或是隔着柱子，在某个角落偷偷看书，她想考回密云。
有的新员工上岗时认真观摩文物，记下每一头瑞兽的名字或是每一种花瓶的纹样。芝芝在一边劝人家上班别太积极，老员工听了露出神秘的微笑，说芝芝耽误人进步。
一次宫内的常识答题考试，紫薇馆提前模考好多次，反复强调不要给集体拖后腿。芝芝一贯抱着消极的态度，老员工说不动她，只得让她自求多福。最后，他们全员几乎以满分通过，紫薇馆自是傲视群雄。只有健身比赛芝芝最积极，她以为自己平板支撑4分钟已是人上人，结果只得了倒数第二。正数第一竟撑了16分钟，紫薇馆里所有人都“卷”得像大懒龙，冬宫真乃藏龙卧虎之地。
待芝芝终于能离开紫薇馆的那天，她给我发消息：“我只想告诉后来人，自求多福。”
我笑得翻来滚去。
她继续说：“反正我老贪心了，我不想晒太阳，我不想拖地，不想老站着，不想干机关，我觉得我没地儿去了。”
我说：“你要坚持你的梦想，然后就能回密云了。”
很快，芝芝的密云下了好大的雪，她拍给我看漫天雪舞：“密云下雪了，北京也下雪了吗？”其实我知道，她更想留在北京。你们北京，碗们
密云。无疑密云也属于北京，但老密云都爱这么叫北京，好多远郊区县的人都爱把自家和北京分开叫。每次一说来城里，他们脸上都洋溢着快乐，挥挥手，说：“碗上北京啦！”
但无论是在城里的辅导机构教地理，还是在城里的事业单位来回跑，通勤时间过长，买不起城里的房，也舍不得租房，仅凭这几项，芝芝都绝无可能留下来。
除非，芝芝能找一个北京城里的男朋友。
我们几个再次相见，是在卖年票的寒冬。
每年最冷的那一个月，是市里统一集中发售景点年票的日子，一些地方会临时设立年票先遣站。香香阁的风掌门为了照顾我不受冻，特派我去支援卖年票。卖票的小屋里确实不冷，只是空调呜呜吹，脸干得像牛皮纸。
卖票对我们这些“社恐”而言是个苦差事，每天直面大量人群，要解释的话实在太多。这一年多以来，我大概回复了两千遍同样的话。同时，我们还要学会算账、数钱和辨认假钞，亏了就得自己赔钱，即使多休息几天，也没多少人愿意去。因此每年都要老员工抓一批新人才能开张。我和小商办理100元充值业务，芝芝和张望办理200元新办卡业务，给人贴照片和压卡，像小作坊。
我从香香阁下山，拉上碧霄殿的小商，我们沿着湖走了很远，经过太上老君的镇水铜牛，终于来到了延旭宫门外的小院子里。到了现场，壮丁们都是两眼一抹黑。大家都是学文史哲的，数钱都得摊在桌子上数，就连做过书记员的小灿也不例外。
其实，卖年票最应该派漠漠来，她就是人形计算器，是我们各大购物节唯一的希望。可惜，这几年卖年票都与她无缘，她依旧守着祖训，决绝地守着冬瓜门。
我们像临时起意的黄牛团伙，站成一小圈接受培训，负责人站在中间说：“咱们延旭宫门是所有门区里条件最艰苦的啊！卖年票也是每年最重要的一个任务，拜托大家辛苦这一个月了啊！”
在那个由洗车场改造的小平房里，墙上的瓷砖白亮地龇着牙，颇像20世纪90年代的装修风格。三条拼在一起的白桌子摆成对联的形状，随着卖票的激烈程度，偶尔集体开火车歪向一边，像幼年过家家时，我们垒起的红砖头。
游客一掀帘进来，右手边是保安大福，正对面墙上有两块猪肝色的小方告示牌，上面有醒目的白字：100元充值。告示牌下，坐着穿工服的我、小商和大姐们。
保安大福坐在门边的小白桌子后，负责每天查游客的健康码、维持秩序、扛中午的饭、搬矿泉水或烧开水，以及跟我们隔空瞎聊。他真名很雅致，但执意让我们叫他大福。他高一米八几，胖胖的，寒潮来临时就戴起雷锋帽，两条帽绳飞着，敞口穿着棉军大衣。鼓鼓的脸蛋上总有红晕，眼睛眯起来，笑嘻嘻的。他才19岁，充满了少年人的乐观，也可能是家阔带来的底气。大福家在坝上草原，家里有300多头羊，可以说是地主家的儿子。
初中毕业后，大福不想学习，泡在网吧里打了三年游戏，砸了十几万块进去。
于是家人让他找活儿干，他不想放羊，只能跟着亲戚来到大城市当保安。
100元年票是年票充值的主力军，我和小商不幸被分到了这组。届时，单个售票员每天要招待上千人，摸上千张冰冷的卡。碰上节假日，卖100元年票的队伍可以从桌前排到延旭宫门边。经过简单的培训，我们学会了用POS机、数钱和记账。后来猛增的客流量导致我去饭店一看见POS机就害怕。
卖的票多了，人总会出现幻觉。我会发现这世界的虚假，眼前的每个景象都能抽出线头。我们处在一个沙盘游戏中，每天随机出现在我们面前的这些人，都是可以被归类的相似数据。
比如，夏天穿着军绿马甲，冬天换上橄榄绿冲锋衣，皱着眉粗嗓门儿的大爷。“怎么这么多人！”
烫着波浪小卷，围着玫红色围巾，穿着各色羽绒服，拿着三脚架的墨镜大妈。“蜡梅开了吗？”
扎着中长马尾，戴着丝框眼镜，眼角长着鱼尾纹，口罩戴得很严实，一言不发的中年女子。
把车临时停在街口，脸色异常焦急，穿着冲锋衣和大黄靴的中年男子。“我专门为了充值来的，麻烦您快点儿，别到时候罚我啊！”
还有为数不多的几对学生情侣，戴着眼镜，大多是南方口音。大概受了文艺电影的蛊惑，想多来逛逛。“葱好了四吧（谐音，充好了是吧），谢谢。”
在我眼里，他们像游戏里那些会重复出现，有着既定需求的客人。在他们眼中，我是游戏里那个在杂货铺卖装备的NPC（非玩家角色），而背景音乐是不断循环的“请出示健康码，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以至于下班回家，我做梦都能听见“请出示健康码，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
“您好，微信、支付宝都可以，也收现金，收付款二维码，这儿，扣一下。您别着急，我说扣再扣。充好了，发票在那边。谢谢，再见。”人少时我们还能说完整的话，忙时只剩“您好”，接卡，指机器，点头，撕小票，消毒，招手，“谢谢，下一位”，宛如《摩登时代》里的卓别林。
其实我至今都想知道，大爷们为什么爱军绿，而大妈们为什么爱玫红，还有延旭宫门距离喜农轩两公里，我们怎么能知道那儿的花开没开。
卖年票期间，芝芝会时不时带点儿密云特产，坐两个多小时的车，给我带过来沉沉一兜。
芝芝的任务是贴年票，但她的手有特发性震颤，做精细动作的时候总是手抖。我送她一个模型，她半天也安不好一个零件，急得只能捶桌子。后来那个模型还是漠漠和我拼好，送给她做留念的。
有时候我满手都是东西，芝芝好心帮我插个充电宝，充电头半天也捅不到插口里。我总想起，神探夏洛克看到一个人的手机插孔边有很多痕迹，判定那人经常饮酒过度，以致总插不准充电头。
不知为何，这么多年来，那个手机插孔的分镜头一直盘旋在我的脑海里。我和芝芝经常处于分离状态，时间久了，记忆里就只剩下她那双手。那双手打过检察院的各种材料，而今那双手在贴年票，动作更加精细，比小时候我们拍年画还让人紧张。
芝芝弯下身，脸凑近桌子，光滑的短发落下来，她又不爱戴眼镜，只能眯着眼睛，给游客贴卡膜。有时贴得稍微歪一点儿，对方可能会不高兴。她便利用没人的时间，贴出更多卡来备用。每次给人贴照片，似乎都用尽了她毕生功力。
有次我刚好忙完一波，拿手机去给她拍小视频玩。我摁下录像键，看她贴完卡，潇洒地甩甩头发，给卡充值。我笑嘻嘻地解说：“由密云人为您带来年票充值表演。”
她把桌斗一推，头发甩甩，眼睛弯弯。“来自远郊区县的诚意。”
刚卖票没两天，由于配合失利，我和同事少收了游客3块钱，比我们更惨的是张望。
第一天上班排长队，张望的POS机显示一直在转圈，对方没有输支付密码，但骗张望付过钱了。张望怕排队的人等得着急，本着对大家负责的态度，就给对方充了值让他走了。
那天张望损失了203块，日工资也就100块。
大姐们说起以前充值，有俩人赔了几百块。新人的心在滴血，问如何才能弥补损失。
大姐答：“除非你收了人家钱，不给人充值。但那依旧是不可能的，认了吧。”
我跟小商发誓，一定把零头看准，绝对不赔一分钱。什么新石器考古的硕士，生态农学的硕士，留洋回来的英文硕士和文博硕士。学啥都没有不赔钱重要，数钱比给论文加注释还要认真。
第一天之后，张望又遇到过类似的事情。两位中年男子一起过来办理200元年票，付款环节需要对方输入支付密码后，张望再给他们充值。
在这个过程中，负责支付的游客A只重复一句话：“你先给我办。”游客B一直问张望各种各样的问题，一会儿问他多出来的3块钱是怎么回事，一会儿问他200元年票都能去哪里。
与此同时，张望发现对方一直未能支付成功。“没有充上，您再看一眼手机。”
游客B继续问他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冬宫的开关门时间，樱花潭能否滑冰，其他景点的年票办理是不是没有时间限制。
此时，拿着手机的游客A仍在重复一句话：“你先给我充上钱，先开卡再说。”
张望忽然觉得有些不对劲，他停下手中的动作，一字一句地说：“请您先支付，我这里才能给您充卡。”
他与游客A四目相对，游客A不敢看他。那二人倒是很有默契，再不说一句，掉头就走。
他们不知道的是，张望在第一天已经亏了203块钱。他永远记得，一定要先收钱。
卖票多了，我头都抬不起来，脑中一片空白。
这时，一位大爷过来充值，顺口问了很多事。待他的声音消失于大厅，抽屉里的钱红成一片，我才发现我不知道收没收他钱。于是，按照规则和程序，我摆出“暂停服务”的小牌子，立刻追出去，可门外哪儿还有那位大爷的影子？
我垂头丧气地回到小桌子旁，对面前的另一位大爷说：“不好意思，我这儿需要点一下账，您先去我旁边充值吧，我同事空出来了。”
小商就在我旁边坐着，她面前已经没有游客了。大爷瞬间如原子弹爆炸，头顶腾起冲天的蘑菇云，氤氲多年的烟嗓成了绝佳的共鸣腔：“他×的排这么半天，你告诉我不收了！那你他×早说啊！”我只好连连道歉，之后他继续骂，我保持沉默。在很多时刻，钱都比尊严重要，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一线工作能够维持下去。
好在做过加减乘除后，我发现刚好能对上POS机和抽屉里一堆零钱的账。这才长舒一口气，立刻支起卖票的小摊。
小商把愤怒的大爷招了过去，冲我摆摆手让我别难过。
那天，一位大爷问小商：“第一年开卡已经收过3块钱工本费，为什么第二年还要再收3块钱？”
“因为您这张卡是新办的，政策规定新办的年卡有6块钱工本费，分两年收，每年收3块。收够两年，第三年就不收了。年票背面也有关于6块钱工本费分两年收的说明。”小商按要求详细解释了一遍。
人们大多不看说明和告示牌，这就需要我们一遍又一遍地解释，大多数人都是理解和支持的。
可无论小商怎么解释，大爷都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扶着桌子对她疯狂输出了10多分钟。“你们凭什么这么收，哪条规定？跟谁说了？”
小商一边手里的活儿不停，一边对他解释。旁边的大妈实在看不下去了，帮她说了几句话。然而大爷依旧不依不饶，最后主管过来解释他才罢休。
还有一次，小商照常向游客解释关于电子支付的问题。队伍里一位拿着现金的大爷着急了：“你们不收现金可是犯法的啊！”
她赶紧大声澄清：“谁说我们不收现金？我们收现金！不收现金是违法的，您别误会！”
节假日的一天，有位文博专业的同事连续解释了20遍“为啥要再收3块钱”以后，突然情绪崩溃，抹起了眼泪。有人来替了她，她出去散了散心。
隔天，一位大爷看排队人数过多，不想排队，便大发脾气，挥起孔武有力的胳膊，大步流星地走来走去。“你们这儿到底有没有人来维持秩序！”据我多年观察，一线岗位的女性更容易被人欺负，男女之间有着力量的悬殊和内在攻击性的差异。有的男性气不过会反抗，但年轻的女性怕被投诉，大多有一颗恒久的忍耐之心。
出于害怕和自保的心理，小商想出了一条妙计。“我不管，只要他一碰我，我就倒地。”
我和大福笑倒在地。“你倒地上还不行，还得拉住人家。要不对方跑了，你上哪儿找人家去？”
我们一直提心吊胆，好在到最后，我和小商也没有挨过打。
卖票时唯一的喘息时间便是吃饭之时，那时我们铁青的脸才能回点儿暖。
上午10点多，大福骑着板车穿过马路去食堂拉饭，从大桶里打出汤，一碗碗分好。有时，汤的淀粉浓度过高，女孩们怕胖不喝，他知道了就不盛。如果汤里没有淀粉，他便像得了宝似的，快乐地拉回来，嘱咐我们多喝几碗。
每天的午饭都会附赠一兜馒头，大家可以按顺序轮流拎一兜馒头回家。有时我不在，大福会特意帮我把馒头留好。看我不开心，他便把馒头扔到我桌上。“哼！你的馒头！”
之后他昂着头走开，拿眼睛瞥瞥我，艰难地抱着穿棉军大衣的胳膊，装作生气地哼几声。
下了班，我们数完钱，如果没问题，便长吁一口气，立刻挎包飞奔出去。
关了门，大福就把桌子拼起来，盖上大衣，睡在几张桌子上，刷着抖音入睡。
我很震惊：“真的吗？真的吗？难道不硌得慌吗？”
他说：“当然啦，我不愿去宿舍，就是这么睡的！”有时，大福扬扬得意地跟我们炫耀：“过了年我就不干了，我要回家放羊去。”
见我去卖年票，最高兴的是我爸妈，因为我能带馒头回家。当我在北风中奋力地蹬着共享单车，车筐里放着一兜圆滚滚的馒头时，我感觉我回到了20世纪80年代，一人带着全家的口粮。
“可算带了干粮回来了。”我爸眼边笑出两朵菊花，“我们咪噶猫同志终于有点儿出息了，知道带馒头回来了！”
我的确没想到，上班这几年，最让他们开心的竟然是我能拎着一兜馒头回家。好歹也是高知，在他们眼里，碎银几两竟不如一兜馒头实在。过去在公司上班，过节啥也没有，我妈质问我怎么连月饼也不发，就好像我是老板。
吃饭时，父母又抹豆腐乳，又蘸辣酱，连声夸冬宫的馒头好吃。我咬了几口，确实蓬松软糯，回味有甘，可能是因为没刷饭卡吧。
还有一天，夕阳都快落了，天特别冷。漠漠从香香阁下了班，穿着挂了几个毛球的羊羔毛外套，背着沉重的包，从香香阁拿了我的东西，走了快两公里，送到延旭宫门的年票站。小格格平时只要能坐车绝对不走路，我感动得不行，小商也羡慕坏了。
和小商一起分配到碧霄殿的小周，只有在职工联谊活动的时候才能想到小商，他故意在群里逗她：“商，帮你报名了，不用谢！”
当时，我还在准备考试，一边卖年票，一边在平板电脑上看复习资料。有的游客会惊讶地窃窃私语：“嚯！这售票员还会背英语单词！”大姐们问了新人学历以后都笑：“无论什么学历，现在咱们都一起卖票，殊途同归。为什么想来这儿？这儿有什么好？”
我们的统一口径是：“企业太累，只想养老。”
大姐们面面相觑。“这儿也不养老啊！”
而小商对人生没有什么大的规划，一切凭兴趣使然。人生走向有点儿像《火影忍者》里的奈良鹿丸，自由、懒散、怕麻烦，只向往平静的生活。
从小，小商就喜欢看科教频道的考古、盗墓之类的纪录片。高考报志愿，家里人觉得学考古出来不好找工作，就让她选了除了文博和考古之外的其他专业。谁知分数出来，小商阴差阳错地被分到了文物与博物馆学专业，她妈妈心都凉了。上大学后，小商发现自己的生日和世界博物馆日恰好在同一天，她觉得这是冥冥中自有天意。
大三暑假，她跟着领队老师在南方某个城市的周边发掘文物，主要发掘的是汉代的瓦片、陶范、玉器装饰品和人体骨骼等。一日，两位作家要来工地考察，他们想为自己的新书寻找灵感。而领队老师以为他们是来免费宣传历史文化的，十分热情地接待了对方，并拉上了学生们一起吃饭。
在那个远离都市的小县城里，两位作家开着一辆炫酷拉风的经典款跑车驶进了他们的工地。
学生们看呆了。
席间，两位作家很客气，以茶代酒，频频举杯，他们聊了聊彼此的工作。
老师问学生们认不认识他们，他们笑笑：“可能不是一个时代的，不太认识。”小商她们上网搜了搜，发现对方写的小说是宇宙风流邪神系列，还很有名，只是她们都不好意思念出来。
待在卖年票的屋子里，接触大量的人以后，人会抑郁。我经常拉着小商一起买星星咖啡，凑满减，每天一杯。咖啡因促进多巴胺分泌，我们能快乐一些。
小商有时候会拒绝：“一天就挣这么点儿钱还都买咖啡了，你是拉我犯罪。”我一点冷萃，她又对天发誓：“星星咖啡的冷萃，我这辈子不会喝第二次。”
硕士时，她在余姚的田螺山遗址干了半年。田螺山遗址属于河姆渡文化，小商是她导师带的最后一个研究生，因此村里的工地上只有她一个学生。小商、导师和技工师傅们都住在遗址边一个拆了一半的废弃厂房里，小商独享一间小屋。
每天早晨，专门给工地做饭的奶奶会站在楼下，用中气十足的余姚话喊她：“小姑娘，起床吃早饭了！”这让她一次懒觉也没睡过。
田螺山遗址发掘了十几年，奶奶就在工地做了十几年的饭。小商听不懂奶奶的南方口音，每天只能对奶奶尴尬地微笑。奶奶爱喝白酒，每天都要从塑料大桶里舀白酒喝。
吃完饭小商就去工地，抄起锄头、铁锹是为了发掘到文化层，一层层地揭开地层。拿起小铲、小刷是为了清理出土文物周边的泥土，相对比较精细。遇到遗迹现象，小商就圈出遗迹范围，判断好叠压打破关系后，进行二分之一发掘。之后，她清理相关文物，进行拍照或测绘工作。她发掘的基本都是破碎的陶片，也有部分相对完整的小型石器。
工地老师给她买了一顶向日葵图案的小花布帽子，她戴在头顶上，防雨透气。有时挖水塘能看见很多小蛤蟆，她就拿玉米棒把小蛤蟆赶到挖出来的探方里。有时还能挖出好多小龙虾，当地的村民便带回家烧了吃。
下大雨的天气不能挖土，小商便独自在库房整理文物。一次，她刚拿起一个陶罐，陶罐底就突然掉了，她气血上涌，几乎吓晕过去。
她导师当时正在市里开会，她做了很久的思想斗争，还是决定给他打电话。
她导师在电话那头很稳：“不要慌，那个陶罐底本来就是掉的。下午我来教你怎么进行修复。”
为了将器物修得平滑完整，需要好多步骤。有些首先要去污，再用化学试剂粘到一起，缺少的部分还要制作石膏补配。修复的工序相当复杂，她只学会了比较粗糙的文物修复。但就在那天下午，小商对文物修复产生了兴趣。
村里没有什么特别的娱乐，小商只能吃过晚饭后去村里走一走，看看田螺山和田野间盛开的油菜花。春天的绵热慢慢下去，清风带着奇妙的甜味拂过脸颊。她经常去村头的小卖部转转，买点儿零食吃。小卖部是每个乡村孩子的美好心愿，也是驻扎在工地的小商最常光顾的场所。
五一到了，她导师给她放了假。她立刻收拾东西，搭上了去往高铁站的公交。两个多小时后，她终于从余姚的小村庄来到了梦寐以求的大城市——杭州。
高铁到站后，小商走进星星咖啡想品尝一下久违的城市滋味，恰好看见店里新出了一款石榴冷萃。她兴奋地买下来，拍完照一尝，立刻放下杯子，推门就走了。小商就是如此拿得起放得下。
“我在工地上待了几个月，好不容易坐车进城喝一口咖啡，居然这么难喝！”星星咖啡的冷萃从此上了她的黑名单，过几年想起来，小商还是心有余悸。
她在杭州待了几天，约朋友吃饭，过了生日，去西湖玩，逛博物馆，还去了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之后她坐车去了绍兴，住进古琴主题酒店，吃了黄酒棒冰。饭馆里，有一只小狸花猫坐在她对面，陪她一起吃排骨饭，这才稍稍平息了她的冷萃之痛。
6月初，小商继续去海宁达泽庙遗址挖掘，她满怀期待地拍了一张厂房照发到朋友圈：“新的工地，新的开始。”然而，自7月开始，小商就需要凌晨4点多起床，5点上工，中午12点下工，只能上半天班。因为一旦到了中午，田野气温高达40多摄氏度，人体难以承受。向日葵帽子已经不管用了，小商戴着面罩、帽子，穿着防晒衣。衣服反复被汗水打透，防晒霜涂了好几层，一出汗马上就干，她一下工地就去洗衣服。
很快，她在朋友圈更新了一张热到崩溃的悲伤蛙表情包。“夏天的考古工地，非人类所能承受之热。”施工结束后，她晒黑了好几度，鼓鼓的脸蛋黑里透着红，如熟透的西瓜。她独自站在地里，挥舞着铲子，驱赶跳进地里的蛙。
研究生毕业后，小商去深圳应聘中学教师岗位，但那些中学都收了师范院校的毕业生，拒绝了她。之后，小商又去了苏州、杭州、郑州、广州和厦门，有的是笔试没过，有的是疫情期间在家网上交简历，面试了好几轮还是失败。她去南方几个城市都玩了一圈，只当旅游。
小商回到北方，又考了几个单位，都是能引进优秀人才落户的。冬宫首先给小商打了电话，小商便放弃了家乡的公务员面试，来了冬宫。
小商说完这些，又哈哈笑起来。她说自己短时间内不想重新考试，主要还是因为懒。
当然，小商卖票也很卖力，碰上高峰期，她自己一个人就能收七八万块钱。有天下班对账，小商有一笔钱对不上，机器出了故障，她一边哭，一边趴在桌子上，算了20多分钟。
我和小商一边收钱一边讨论学术问题，我说看文献上的魏晋风骨和啥子现代性分析，小商说她的心很累，再也不想学习，只想回家刷剧或出门逛街。
看到我们卖票这么较真儿，每天玩游戏的大福也有了新想法。“我想回老家学门技术或手艺，以后好找个工作。你们说学计算机怎么样？我去报个程序班。”我们举双手赞成。“好啊好啊，你还这么年轻，干什么不行！”
我问小商：“去过那么多考古工地，你现在有什么想法吗？”
“挺好的，工作以后都用不上。”小商一本正经。
我笑得不行。“感觉起伏大吗？”
她拍拍我胳膊。“能有啥起伏。咱服务行业就这样，想开了就好。”
我又问：“那你还有什么梦想吗？”
她愣了愣，歪歪头，说：“我还梦想有天能去学文物修复。”
西伯利亚来的大风快撕掉大门的那一天，我从停车场走到延旭宫门，1公里的距离，风刀刮着我的面皮，差点儿把我腮帮子给削掉。职工们泼水到井边，一秒成冰，麻雀们扑过来啄冰饮水。我想起庄子说：“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与？”
我捏了中午剩下的米饭，撒给铁门内的小麻雀。等我再次经过，发现米饭被寒潮冻成了冰粒，麻雀们奋力地啄着那些冰粒，不时聊着天。我回去取了热水，给地面泼过去。米饭软了，麻雀们惊散开。但就在麻雀们重新聚拢的一刹那，米饭又迅速地冻成冰粒。
我守在门缝下，一遍一遍地泼水，麻雀们一遍一遍还复来。
张望说，每天中午都会有个穿着破棉袄的老太太来收集剩饭，她细心分装好，去喂家周围的流浪狗。她不拿辣的饭菜，因为小狗吃不了辣。
经历了那么多冲他嚷嚷的老头老太太，张望总觉得，希望是在孩子们身上的。孩子们永远戴着口罩，给他递卡时都双手递上，说话非常有礼貌。有的还会主动问他：“您方便找零钱吗？不方便的话我可以给您微信支付。”
我们一起蹲在地上看麻雀，做点儿泼水的小事，是为数不多的快乐了。
年票季结束后，我们又像台球一样四散而去。
春天终于到了，宫里开始举办高级讲解培训班，每个新人小组都必须派出三个人参加。小夏和小周嚷嚷着，把报导游的三个人推了出去。于是这次的人选变成了小灿、漠漠和我。那一夜，我们三个人彻夜无眠。
检票和站殿虽然辛苦，但心情自由，更不累脑子。但讲解培训需要背词和上台表演，要求极为严格，更是没有老员工愿意去，只能从新职工里拉壮丁。曾经，香香阁的一个姐姐去参加比赛，同事故意在台下逗她，那个姐姐讲解时忽然笑场，一下台大家都认识了她。
小灿作为组长，一直不停给我俩道歉：“梨姐，漠漠，真对不住了！让你俩去参加这个，我是真不好意思……”
不幸的是，芝芝和张望也来了，这冬宫里的选秀，一场都没放过他们。唯一庆幸的是，好歹我们还能聚在一块，下课时聊聊天。有时我没饭吃，芝芝还负责在地铁口帮我带早餐，啪地冲进门，把三明治拍在我桌子上，很像校园剧。
经历了几天枯燥的课程之后，我们终于迎来了一位传奇老师，人称石狮桥之王。
石狮桥之王德高望重，职业生涯获得无数殊荣，培养出了几个优秀人才，经常受邀前来讲课。第一次给我们上课，他便因为早高峰迟到了半个多小时。
老先生被人搀两把上台，小眼睛在镜片后发射着精光，开口抱怨路远又逢早高峰，见满座无人理他，突然提高声调：“你们都是一帮文盲！凭什么让我起这么早来讲课？路上堵了半天车，你们就以这种精神状态来面对我吗？”
台下的壮丁们垂死病中惊坐起，全都精神了。
老先生随即开始痛陈他的革命家史，说自己早年间是北京知青，去陕北插队，后来靠着写材料杀回北京，走上了人生巅峰。若干年后，他地位提升，资历颇深，去过8次日本，4次卢浮宫。他说，如果他当年有我们的条件，一定是清华北大的栋梁之材。
老先生每次开口，必说自己认识路遥，说路遥当初不讲卫生，脸也不洗，牙也不刷。
当时从北京去延川县的北京知青有两千多人，也不知道路遥认不认识他。
到了回城的日子，这位老先生因为没背景、没关系，是那些北京娃娃里最后一个回京的。待他历尽风霜归来，看别人都觉得是关系户。在他眼里，北京人都是啃老族，爸给买房子，妈给买车，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让他们不知上进。
说白了，你能进来肯定不是靠自己，你奶奶肯定是动物园里喂大象的。
之后他大喊一声：“都给我站起来！挨个读一遍这段话！一个一个念！”
自然，我们刚念完就被他痛骂一顿，需要立刻去考普通话谢罪。
“为什么外地孩子都比你们强？因为北京孩子不知道上进！大浪淘沙啊同志们！没有志气！”老先生又说起他的光辉历史，“我凭什么要留在石狮桥啊？我们家在中瓜村啊！后来我为什么留下来了呢？”
“噢！因为当年，他们说如果我留下来，就给我分房子！”
老先生的念白，正宗西皮腔，抑扬顿挫，豪情万丈。
他介绍完自己意犹未尽，还挨个问每个新人家住何方，学历如何，是否重点，若住海淀，就详细问到高中，颇有点儿《送东阳马生序》的意思。
当他问到张望家住哪儿时，张望站起来，说：“我家在石狮桥。”
我们哄堂大笑。这是南城人最后的坚守。
老先生倒也面不改色。“哦，对对，你们拆迁的地方就是我们分房的地方。”
为了督促我们开口练声，石狮桥之王以南城人说话有口音为例，让所有人都练好普通话，每个人都去给他考普通话一级甲等证书。
大部分时间里，石狮桥之王都在进行自我演讲，将福柯的自我技术表现得炉火纯青。我们就像捉气泡似的，在那慷慨激昂的空气中，闪躲那些带刺的话语，抓住它们并哈哈大笑。
“你们可比我们级别低半级呢，我们正的，你们副的，你们单位就是大锅饭！”
“你们都招的什么人？一个个歪瓜裂枣的样子！”
“你凭什么敢在我面前打磕巴儿？”
“软咕唧唧的！”
“就你这样当什么讲解员？念的什么玩意儿？”
“昨天定稿，你不睡觉也得拿下！”
“太不满意了，根本不成，绝对不成。”
“没选上？好中有优啊！”
“反思！写日记！”
“什么？本科毕业？感谢冬宫吧，还能给你们一口饭吃。在我们那儿，你们都是社会化，没有编制的。我们那儿现在都是研究生起步。”
“什么？研究生毕业？你有什么唱歌跳舞的爱好吗？学播音主持最好，声音优美，气质优雅。我们去年获奖的第一名就是播音主持专业的。”不知道的，还以为大内又选秀女了。
石狮桥之王的威严不可小觑，第一节课上完，一个同事立刻把头发从绿色染回了黑色。
与此同时，重点大学毕业的漠漠紧张万分，好学生都不愿意丢人。漠漠脑瓜极灵，高考数学只错了一个步骤和一道选择题，离满分只差7分。跨方向考研那年，漠漠觉得现当代文学史太无聊，翻了两下书就合上了。考试那天，她在考场上睡了一觉，醒来后把所有题背了下来。
疫情一来，她所任职的旅行社倒闭了，只好入了宫。
每天早晨，漠漠都在地铁里夹着书包跟人左摇右撞，每天一进教室，把包往桌上一放，痛苦地抱住头。“我说，这个培训不是谁想来就来吗？为啥一定让我们来？我真的是不懂了。”小灿又赶紧赔罪：“把你们俩都拽过来，真是对不起……”
在石狮桥之王的鞭策下，漠漠不得不利用上下班地铁的通勤时间疯狂背诵。到家之后，进门背一遍，洗手背一遍，吃饭背一遍，饭后背一遍，洗澡还背一遍。
家里人以为她疯了，她爸还笑她：“你心理承受能力太差。”
到了舞台上，漠漠穿着白衬衫、黑裤子和小皮鞋，两臂夹着身子，略低着头，不断输出连贯的句子。
老先生评价：“你这不像讲解，像背诵。”
“原来背得太熟了也是一种罪过，我昨天睡觉前为什么还要再背那一遍！”漠漠走下台，对着我们噘嘴抱怨。
入宫前，我已经做自由职业两年了，不喜欢出去社交，更不喜欢站在舞台上被人观赏。况且那百年前宫里的规矩，我实在无法奉承。当我终于把词背下来，被迫登台后，我一边发抖，一边忍不住笑场，只能定在原地半佝着背，好不容易掐着腿念完了词。
老先生评价我们组，舞台表演太紧张，太不行了。
芝芝在微信里表扬我：“反正我觉得你特别好！”
我觉得她是“私我也”。他们组确实不同，张望和芝芝收放自如，气势如虹，不愧是当过辅导老师，经常出去聚餐的人。芝芝上台前，还特意叮嘱我们：“拜托你们一定要跟我对视，如果我找不到你们的目光，我一定会笑场的。”
上台以后，一看芝芝那强作正经的样子，我们都像商场门口那些欢迎光临的充气人偶，趴桌子上笑得地动山摇。芝芝勉强绷住笑意，在舞台上一边走，一边抑扬顿挫地说：“那就是一顿冰凉的烧饼夹肉啊！”
老先生评价她走位太多，太过放松，但表演得不错。
正式比赛之前，大家必须进行实地考察，我们一群人从外务府进宫，一边逛游一边背词。
“咱宫里是挺好的，这么多人来，我算是知道了。”芝芝在我身边，看亭台楼阁，看春花烂漫，看锦鲤团簇，忽然就悟了。
“但凡不是来上班的，看什么都好。”我甩着手里的讲解词。
到了指定地点，过于紧张的漠漠又当着大家的面把讲解词背了一遍。
而我远远地坐在花藤架子下，和另一位养松鼠的同事聊了好久的松鼠，聊起心爱的松鼠，我们变得眉飞色舞。没想到在工作单位，还能遇见一个货真价实的鼠友，我万分激动。
漠漠背完回过头，无助地看向满眼发光的我们。“我刚才背词，听见你们一直在聊松鼠，差点儿背串。”
最后一天考核，张望得了第一，芝芝得了第二，漠漠倒数第五，小灿倒数第四，我倒数第三。我们组大大松了一口气，欢呼雀跃。
张望拥有多年的讲课经验，口才台风俱佳，是当之无愧的第一。然而因为他常年把头推成圆寸，身材适中，还留着小山羊胡子，被评为头秃，形象欠佳，不适合舞台。这伤透了张望的心。
从那天起，他发誓绝对不再讲解，没有背景的他，宁可去冬瓜门检票——那是宫里最辛苦的工作。
结束后，大家穿着西服、衬衫和小皮鞋，挂着工牌在门口拍了一张大合照，看上去像冬宫保险天团。随后，我们一起去云海肴吃饭，频频举杯相庆，仿佛灵魂都用84消毒液搓了一遍。其间，我嘲笑了无数次芝芝的“烧饼夹肉”，说她在台上不像个讲解员，像是个卖烧饼的老板娘。
吃完这顿饭，大家又散了。这次谁都没有恐慌，空气中充满了快活。
夏天到了，我们迎来了下一次的岗位轮换。我们组去南蟠龙门检票，芝芝他们组被分到了冬瓜门检票。冬瓜门是旺季来临时，全冬宫游客最集中的地方。
平日，冬瓜门至多开四五个检票小口，而在疫情前的十一，由于人流量暴增，冬瓜门会将所有门打开，其时盛况举世无双。曾经专供大臣们行走的左右两侧罩门全部用作游客的入口，而悬挂着最高规格的九龙金匾，曾经只有皇帝、皇亲国戚和后宫女眷们才能进出的三扇门全部敞开，用作游客的出口。
百年沧桑波诡云谲，现代社会还是不错的，人人都能享受到皇室的待遇。
到了旺季，即使下大雨，冬瓜门作为冬宫正门，也会有举着伞拥入的旅游团，撑起的伞延成一片连绵的山脉。而那些大晴天，尤其是暴雨后的晴天，每天可接待几万人。
张望和芝芝各自站在狭小的玻璃岗亭中，像一座一座拦截人流的堤坝。“走，走，走。”
他们各伸出一只胳膊，搭在岗亭边缘，垂下戴着蓝胶手套的手，预备给游客刷卡，屏幕上映出花花绿绿的红外人像，彼此眼神交会，不发一言。很多冲击是本地小市民冲一线女职工来的，有偷拍的、耍混的、破口大骂的，甚至言语威胁的。好在冬瓜门男性较多，扛得住大部分针对一线职工的冲击。
旺季来临后，票常常一扫而空。买到票的人会嫌人多，而买不到票的人则会说：“买不到票是你们的责任，是你们让我买不到票的，你们票那么少，怎么不多放点儿？”
没票的人便堵在闸机处，说他们从偏远地方来就想看一眼，被拒绝后，多会按照黑导游的指示，装作听不懂检票员说话。如果检票员不让进，他们就开始骂人和堵门。相同的场景便会在这一个旺季进入循环。
还有买了上午的票结果下午3点才来的人，到了门口刷不进去，就说是门口堵车，责怪工作人员干吗吃的。张望也不明白，怎么在门口堵车能堵三个小时。
一次，一位游客说自己不会买票，想让检票员帮忙买。张望同意了，那人便递上了自己的手机和七八张身份证。
张望说：“您输入一下信息。”
对方说：“我不认识字。”
有大妈说自己忘带年票，想空手进大门。“你查你们的系统。”
张望只能解释他们没有这种系统，也无法查询信息。
“那是你们的问题，跟我没关系，查不到你们自己想办法。”张望坚持原则，大妈便指着他的鼻子骂了起来。她堵在入口处慷慨陈词，身后响起一片此起彼伏的抱怨声：“赶紧的吧！我们都等半天了！”
张望一声不吭，因为一旦说话便有了态度问题，可能会招致投诉。他只能用电话叫来小掌门，小掌门来了，也一样被骂。然后大妈去买了票，回来继续骂。
张望默默听着，机械地给后面的人刷卡，睫毛耷拉下来，咬住嘴唇。在那些漫长又恐怖的词句里，他似乎觉得，真的是他做错了，是他遵守规则造成的错误。
还有另一些佝偻着站在广场上的人，他们衣衫褴褛，因为实在没钱买票，票卖完了买不到票，或是不知怎么买票，只会站在远处，畏畏缩缩地看着大门。
每当那时，芝芝心里都会泛起小小的波澜。她想：你们来吧，过来跟我说一声，我就让你们进。
但那些人往往看一会儿就走了。
当然，外地的旅游团一旦多了，持老年卡的本地人准得把这一天的气都给撒了：“怎么这么多人！”“快点儿行不行啊！”此举倒是奏效，倒逼门区给他们开放了一个老年卡或年票入口。人一多，他们就怒哼一声，迈着轻快的步伐刷了进来。别看他们脸色不好看，心情还是美丽而优越的。
当然，还有从家属院过来的“天龙人”，他们拖家带口地过来，直接报门牌号就想往里进。当然，他们家里既没有在这里工作的，也没有退休的老家属，仅仅认为这是他们联名的后花园，便可来去自如。皇亲国戚，也是如此吗？
乾隆年间，果郡王永瑹（他的爷爷是果亲王允礼、爸爸是果郡王弘瞻）受了府里苏拉六达子的蛊惑，在没有圣旨的情况下，私游藻绘堂和知春湖，前后一共悄悄溜进来六次，除了摆出王爷的威严，还每次都给掌事的和撑船的仆役一些银子和绸缎贿赂一下。
后事情败露，乾隆罚他：永瑹不必在内廷行走，罚王俸十年。只给禄米。他的年俸是六千两银子，罚十年便是六万两银子，因此被誉为史上最贵游览门票。此案所有牵连人等一律被重罚，涉案的太监均被内务府慎刑司处罚，果郡王府苏拉六达子因为撑船送果郡王入禁苑，被罚戴上几十斤重的木枷站上两个月，期满后再打一百鞭，这是相当重的刑罚，基本上人之后就废了。
嘉庆上位四年，即免除了对永瑹的惩罚，说他只站班先散，陪皇帝祭祀时自己先回家，私游冬宫，不过少年好游偷安习气，又不是犯法，不至于严惩。永瑹还剩的那三万余两白银，全部恩免。然而此时距离永瑹去世，已过了十年。
现在是人民的冬宫了，我们却从未想过，事情会走向另一个方向。
疫情期间，检票员还要轮流站在广场门口查游客的健康码。因为健康码的限制与要求，在其上做文章的人们，常常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天天来天天查，你看出什么来了？”
“要真有病谁还上你这儿来？”
有人还会逗两句：“你是大夫吗？看健康码会瞧病是怎么着？”
有试图靠强健的身躯冲过去的；有说自己没带手机的；有把手机塞进腋下闯进门的；有造假录屏，绿色的健康码一闪一闪，一查发现对方十多天没做核酸的；有问核酸不是绿色的吗，为什么弹窗不能进的；有闯进广场哭骂，随处吐痰，控诉员工不是人的。
有时我在现场，有时我在远方，目睹这一切，胃里像装着泡了七天七夜的酸豆角。尽职尽责是本分，但有时尽了责任和义务，反倒会被倒打一耙，被人辱骂甚至殴打。
做了一切该做的，我们只能沉默。
我们的饮用水水温常年恒定在100摄氏度，夏天没法直接喝。有时忘了带水，南蟠龙门这里没有便利店，我和小秦只能去冬瓜门的便利店买矿泉水。
南蟠龙门距离冬瓜门2.6公里，甩开西服摆尾，骑上那烫屁股的车，我和小秦一路向北，公交车从我们身边呜呜驶过，盛夏的感觉那么强烈。到了冬瓜门的石狮子前，我立刻打电话给张望或芝芝，希望能见上一面。
这一面就好似夕阳透着琉璃，流转出一片藻绘呈瑞。
芝芝戴着N95口罩，垂着眼帘，机械地刷着一张张票，看见我，微抬几下下巴。她每天都跟我说很累，累得不行，虽然如此，她却也没迟到过。
张望那时总是摇头，真的，在这里待久了整个人都会变得暴躁，整个人都高度紧张。
他说：“我真的觉得在这儿一点儿东西也学不到，不如去当讲解员。”
但人们告诉他：“你可以好好写稿子，但做讲解不需要你这种长相的人。”
这让张望再次明白，这是个看脸的世界，至少在他的选择范围里是这样的。他感到自己所有的努力都会被外貌所否定，这是他无法去弥补的。这是大内的传统。
大学时，他热爱音乐，便去研究架子鼓，学吉他，看着视频扒谱子。对于自己能力不够的事，他的第一反应是还能做些什么弥补。就像他在那次培训中，每次下班回家都对着镜子练习。但是这些都没用。他长得不够漂亮，不合规矩。
张望一边说话，一边摇头，浑圆的脸上小山羊胡摇摇摆摆，有些像看穿了晚清运势的算卦人。
我们安慰了他们几句，给自己买了乌龙茶和矿泉水，给他们买了冰激凌，便骑车回去了。
这三年复习求学，遇到诸多人，发生诸多事，付之一炬也很好。
至少，还是在那个6月，我带大了一只北京雨燕的雏鸟“黑麦”，并将它送回了天空。北京雨燕是世界上飞得最快的鸟之一，一生几乎不落地，人工育雏很难，但是我们一家做到了。
雨燕“黑麦”从北京出发，去往中亚和南非，次年再沿着这漫长的航线回归，我的希望在这遥远的迁徙线上振翅疾飞。相信未来，我告诉自己。
8月，一个茂密又多雨的月份，水汽丰沛，烟波浩渺，北京变得像南方了。一下雨，冬宫不得已会关门，我们坐在昏黄的票房里，面对风雨如晦的窗外，守着地动山摇的知春湖。那沸腾的湖水，震天的雷鸣，让我无时不惦记那只飞走的雨燕。
就在那个雨季，我赶忙连上一周班，攒了个双休，打算和芝芝去密云玩。我开车去冬瓜门接上芝芝，我们买了炸鸡和咖啡，一路高速都很顺畅，我说我很开心，她说她也很开心。那是我们第一次一起出游。
雨差不多停了，我们驱车去密云水库。经过某座古老的桥，我看见桥洞墙壁上的旧红标语，是方正的新魏体。“要像爱护我们的眼睛一样爱护密云水库。”
我念出来：“又是被老密云笑到的一天。”
芝芝认真起来。“是呀，密云人为水库付出了太多。”
若干年前，给撑船的村民一些钱，他们就可以把你带去水库中的小岛，在上面野炊烧烤，还有人会溜进去钓鱼。密云水库也好，怀柔水库也好，都拥有北京城里见不到的深阔，哪怕是冬宫的知春湖也不能比。更何况，知春湖中的水，正是从密云水库里来的。
午后起了大雾，两侧矮小的青山进退两难，水面静得可怕，站在不见天际的雾中，一种阔大的空旷冲入体内，猛然感觉腹背受敌，只求抓住水中的枯枝，求一时稳定。
天色已晚，我们先去放行李。她订的高档农家乐，长得像苏州园林，有只可爱的小黄狗在转来转去。一进门，这美丽的房间便臭味扑鼻。我捂住鼻子表示抗议：“王芝芝，怎么回事，你订的农家乐这么贵，还有臭味！咱们挣那俩钱容易吗？”
她埋在枕头里笑嘻嘻：“哎，你第一次来密云，我想给你留一个好印象来着！没想到啊！”
那时我才知道，无论多高级的农家乐，因为排水的问题，房间里都弥漫着一股臭味。芝芝让我将就点儿，说：“这儿就是老农村，别看挺高级，屋里都这味道。”
半晌，枕头那边飘来一句话：“哎，我跟你说了吗？我很快就要走了。”
我吃了一惊：“你什么时候走，要去哪儿？”
这才得知她考上了乡镇公务员，在等政审的消息，很快就要回密云了。新单位虽然离家也远，但有班车接送，再也不必像以前那样披星戴月，坐无限列车。
我虽然为她高兴，但没想到这天会来得这么快，也没有做好思想准备。从此，这宫里再也没有人是我的老密云靠山了。
我们步行去云蒙山边的板面面馆，那是附近唯一一家小面馆，吃了两碗热面，我俩很是满足。我穿着海魂衫，她穿着花衬衫，走在将暮的云蒙山下，一切呈现出迷人的蓝，空气难得湿润，大概是靠着水库的缘故。周围空无一人，偶尔有大货车呼啸而过，过后是清脆的蛐蛐儿叫声。
隔天，张望从城里过来，我们一起去吃了超咸的铁锅炖鱼和玉米贴饼。饭后路过老板养的小鹅、小鸡和种的丝瓜藤架，准备去爬云蒙山。山里水雾迷蒙，绿得像丝绒，似乎咬一口这座山，就会满口都是软糯香甜的植物香。我们去的时候是工作日，一路上几乎没什么游客，隐没在树梢的山雀都有些吵。我们拍了很多照片，可惜下午时间不够，我们最终没能登顶。我说我下周还来，芝芝高兴地答应了。
随后北京立刻进入了暴雨季，云蒙山不是发布暴雨预警，就是关门。就这样，又一年过去，我终究没有再去。
实习结束开总结座谈会，新员工都得发言。
我说起之前差点儿被游客威胁殴打的事情：“咱们怎么干活儿都可以，但我觉得咱不能受欺负，最起码的尊重得有吧。”
小商则说：“咱们能不能把这3块钱的问题给反映反映。卖年票的时候一天说八百遍，真的到哪里我都要谈这个问题。”
新人们埋着脸，笑倒一片。
今年春天，小商熬过了一年多的站殿，终于去了她梦想的地方，跟着老师傅去学文物修复。而我结了婚，放弃所有的考试，开始自己的新生活。
张望和漠漠定岗去了冬瓜门，虽然辛苦，但奖金会多一点儿。现在的冬瓜门，气氛非常好，张望在岗下敲鼓唱歌，他们组了一支小小的乐队。他说：“我拿了这份工资，就肯定得好好干。”
只是，张望一直管自己叫“大秃望”和“张秃子”，他到处跟人这样介绍自己，很光彩似的。
我让他别这么说，真的很烦。他垂下眼睛，叹口气，脚尖在地上移着。
半晌他又说：“冬瓜门，这个名字我很喜欢，听着跟我的头发似的。”
于是每次聚会，小灿还是会说：“上次让你俩去那个培训，真是不好意思。”大家都在寻求一种方式，治疗那些诡异的小事，反复诉说，去解构词句，进行体内排毒。
芝芝回了密云，找了老密云男朋友，去密虹公园约会，在乡镇办公室工作。山里信号不好，她经常需要值班。疫情一封，她不能再回北京城里了。到了冬天，大雪封山，他们就要拿着吹雪机去扫雪了。原来兜兜转转，她只是换个地方继续扫雪。
我又想起那句逗她的话：“当保洁你开心坏了。”
然后我们哈哈大笑，眼睛都眯成了月牙儿。
大福早就回了老家，我们再也没见过他。去年冬天，我停在延旭宫门的十字路口等红绿灯，看见他穿着军大衣，抱着两个橙箱子去送饭。
我摇下窗户使劲喊他，可无论我怎么喊，他都没听见。
然后，绿灯亮了，我得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