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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哲学的源头可以追溯到上古伏羲，传说的华夏人文始祖伏羲创立的先天八卦奠定了易学的基本原理与框架，其核心思想是阴与阳的对立统一。对立统一的辩证思维贯穿于易经、黄帝内经与道德经之中，建立在易经基础上的对立统一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是中国哲学的精髓。
与西方哲学两千多年来的百家争鸣与莫衷一是所形成的丰富的哲学发展史不同，中国哲学在春秋时期就达到了认识论的高峰并在各主流学派之间形成了高度的共识，这直接导致了后世中国哲学的停滞不前甚至出现了历史性的倒退。在儒家思想主导的封建社会，人治和官本位的社会价值导向阻碍了科学在古代中国的发展。黑格尔所谓的“东方的思想必须排除在哲学史以外”对他那个时代而言是不无道理的，黑格尔时代的自然科学还远没发展到需要中国哲学走向科学历史舞台的阶段。需要说明的是，尽管西方哲学思想纷繁复杂，但这种百家争鸣下的理性主义思潮在西方社会一直盛行，为近代科学的诞生与发展奠定了充分的思想基础。
与康德哲学的“本体不可知论”不同，道家思想认为“道可道，非常道”。万物由道而生，既为道生，内自有道，通过对万物运行规律的高度概括，抽象出自然之道是可能的，这种自然之道便是源于经验并超越经验的“非常道”。由于自然现象的高度复杂性，人类在认识自然过程中所获得的局部经验知识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矛盾与对立，正是这些矛盾不断地推动着人类对自然的探索与认知。基于道法自然构建的道家思想没有区隔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道法自然意指“道遵循自己的本性在运作”，故道家思想兼容了唯物论与唯心论并为物质与意识的统一奠定了哲学基础。中国哲学的认识论缺失了唯理论的发展阶段过早地进入辩证法，加之历史上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之间缺乏广泛的交流与互动，这是西方自然科学没能在中国孕育和发展的主要原因。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中华文明没有同质化为西方文明延续了人类文明的多样性，这或许更有利于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因而任何时候我们都须要对“大同”保持足够的警惕与批判。中国哲学的未来须要通过改造自身的方式摆脱玄学的窘境，进而才可能去引领和改造自然科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