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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章所述，智力的定义尚未确切，却要度量智力，这似乎不合逻辑。但这样的事情在人类历史上却是屡见不鲜。在人们了解分子热运动以前很久，也就是人们无法给“热”下定义的时候，温度计就普遍使用了。现在人们没有弄清楚“经络”“穴位”等中医深奥的科学原理之前，也就是无法给“经络”“穴位”下定义的时候，中医一直在用“经络”“穴位”为病人切脉诊病、用针灸为人治病。度量智力也是如此。度量智力即测量智力，是人类希望了解自身，认识自我的必然的深层心理需求。虽然说不能界定智力，也不能给智力下个公认的定义，但尝试测量人类智力的努力很早以前就已开始了。
古圣先贤的智力测评，最典型的就是体现在评估鉴别与选拔人才上。在知人识人用人上，中国古圣先贤在远古时期就开始了这方面的实践。如《吕氏春秋·谨听》记载了尧对其接班人舜的评估与鉴别是从五个方面考察的：一是把两个女儿嫁给舜，以考察其品格；二是让舜定常法，以考察其是否服众；三是让舜总理百官，以考察其管理能力；四是让舜接待宾客，以考察其接待应对能力；五是派舜巡察各地，以考察其实际工作能力。尧对舜的考察可以说既全面又系统。
《庄子·列御寇第三十二》中描述了两千三百多年前庄子提出的测试鉴别人才的《九征法》：“远使之而观其忠；近使之而观其敬；烦使之而观其能，卒然问焉而观其知；急与之期而观其信；委之以财而观其仁；醉之以酒而观其则；杂之以处而观其色。”
在《六韬》中记载了三千多年前姜子牙识人用人选拔人才的《八征法》：“问之以言以观其辞；穷之以辞以观其变；与之间谍以观其诚；明白显问以观其德；使之以财以观其廉；试之以色以观其贞；告之以难以观其勇。”
三国时期著名的人才学家刘劭在《人物志》中提出了鉴别人才的《八观法》：“观其夺救以明间杂；观其感变以审常度；观其志质以知其名；观其所由以辨依似；观其爱敬以知通塞；观其情机以辨恕惑；观其所短以知其长；观其聪明以知所达。”
诸葛亮在《将苑·知人篇》提出识人用人《七观法》：“问之以是非而观其志；穷之以辞辩而观其变；咨之以计谋而观其识；告之以祸难而观其勇；醉之以酒而观其性；临之以利而观其廉；期之以事而观其信。”
《贞观政要·论择官第七》记载唐朝的魏征在知人识人用人上提出《六观法》：“贵则观其所举；富则观其所与；居则观其所好；习则观其所言；穷则观其所不受；贱则观其所不为。”
刘劭在《人物志》中还对知人识人用人进一步提出了《五视法》：“居，视其所安；达，视其所举；富，视其所与；穷，视其所为；贫，视其所取。”
举世公认的直接测试能力的方法，是距今一千四百多年前，北齐时代的刘昼提出的“使左手画方，右手画圆，令一时俱成的双手并用的分心测试”。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单项特殊能力测试。
纵观万年中华文明史，古圣先贤以其卓绝的聪明才智，构建了我国一整套实用的系统的知人识人用人考察测评选拔人才的系列方法及理论体系。
科举考试是人才测评也是智力测评，是世界上最早的比较科学的国家层面选拔人才的方法。
科举考试发启于公元前1046年商周时期的六艺考试，正式建立于两汉时期，兴于隋唐时期，废于清末的1905年，跨越了三千多年中国整个封建历史时期。科举考试最大的优点就是把全国智力最高者、有志向者、想干一番事业者选拔出来为国家为民族服务，为治理国家尽心尽力。无论一个人的出身如何，是出身富贵者，还是出身贫寒者，只要发奋努力读书学习，依次通过童生试、乡试、会试、殿试后就会被国家录用，且一般都会委以重用。这给所有有抱负者提供了公平的向上流动的机会，所以中国的每个朝代都能稳定比较长的时期，但到每个朝代后期开始腐败堕落就是另一回事了。这是中国封建体制之所以延续稳定数千年的根本原因。封建科举制与封建爵位制相比，有着很明显的先进性。我国历代王朝一直比较严格地坚持实行科举制，所以较好地保持了历代王朝前中期的社会稳定繁荣发展。公侯伯子男等爵位分封制虽说起源于我国古代商周时期，但在后世中逐步被弱化，而科举制不断得到了强化执行。反观欧洲，从我们中国学习的爵位制以后，一直在强化实行，从没有执行科举制，所以其封建制度历史时期很快就土崩瓦解。
抓周、七巧板、九连环、捉放曹等是民间几千年来测试鉴别儿童智力的传统方法。
从公元六世纪南北朝开始的“抓周”，即周岁试儿，就是我国民间测试幼儿智力的一种普遍的做法。南北朝时期的北齐，抓周就已盛行我国民间。即在儿童一周岁时，“男用弓矢纸笔，女则刀尺针缕，并加饮食之物及珍宝服玩，置之儿前，观其发意所取以验贪廉智愚”，这种测试，实际上是以实物为材料，对儿童的“智愚”和“贪廉”进行粗略的评估。“抓周”这种做法，现在依然在我国各地民间流行。
七巧板、九连环、捉放曹等智力玩具，在我国民间一直比较盛行。其实，玩这些智力玩具的同时，也是智力测试的进行。若一个孩子把七巧板三两分钟学会了并很快拼装组合起来，另一个孩子半小时甚至一两个小时都还没学会组合拼装，智力高低就一目了然了。
西方人士在宋明清时期来到我国发现七巧板、九连环等智力玩具之后，特别是深入考察了解了科举制度之后，赞叹中国的智力测试——人才测评选拔竟然如此先进。虽说我国古代之人才测评与智力测评只是定性，尚不能定量，但其实用性、有效性、可操作性及科学性是举世公认的，是我国对人类智力测量的伟大创举与贡献。
以智愚评判智力的观念古已有之，亦不断尝试用各种方法进行评定，但采用系统的科学方法测评智力的历史，迄今只有区区一百多年。在19世纪80年代，英国生物学家、心理学家、测量学家高尔顿对个体智力差异的测量研究，是现代科学测量智力的开始。
高尔顿是达尔文的表弟，其母亲与达尔文父亲是同父异母兄妹。达尔文进化论对高尔顿影响很大，非常受鼓舞。他调查了977个名人（这些名人在人群中的比例是四千分之一），预计在这些名人中可能会有一两人有亲戚（血缘）关系，结果是332人有亲戚关系即血缘关系。他还调查了英国1660年至1865年的286名法官，其中85个家族共计109人有亲属被列入1865年版《名人辞典》，量化统计分析得出：100名法官中有8.4个名人父亲，7.6个名人兄弟，11.7个名人儿子。名人出现比率按亲属程度大致四分之一规律递减。他研究得出结论智力是遗传的，杰出个体的后代远比普通个体后代更有可能杰出。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主要是智力上的差异。既然智力是遗传的，就能从生理指标测量之。他依此理论设计了相关的生理智力测量的内容与方法。他认为智力与感觉的敏感度有关，就从视觉敏感度、听觉敏感度、对重量的敏感度、力量大小、对疼的耐受力、脑袋的大小、嗅觉敏感度、中指长度等来测量计算智力。
测量视觉敏感度，就是测量眼睛的视觉功能，眼睛确实与聪明即智力高低有密切关系，要不人们也不会用“聪明”二字形容智力。“明”，就是形象的两个眼睛。让被测者用视觉判断两个不同线段之长短及图形等，还测试被测者看的远近等，以此来计算智力分数是有一定道理的。
测量听觉敏感度，就是测量耳朵的听觉功能，耳朵听力也确实与聪明即智力高低有密切关系，“聪”字不就是耳字边么。俗话说，是聋三分傻。让被测者用听觉判断哨声不同的音高及手表、怀表的声音计算智力也有一定道理。
测量对重量的敏感度，则是用子弹壳装上不同的物质让被测者感受判断轻重，若被测者将填充棉花的子弹壳判为重，而将填充铁砂或铅砂子弹壳判为轻，被测者的智力肯定得不到高分。
测量脑袋大小来判断智力，也有道理。当然，从体力大小、嗅觉敏感度、对疼的耐受力、中指长短等生理指标来测量判断智力，高尔顿当时都自认为有他的道理。
高尔顿研究的生理智力测量，是人才与智力测评从定性测评到定量测量的一次飞跃，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数字化的测量智力，在英伦三岛引起了轰动，非常受人欢迎。1884年至1890年在伦敦南肯辛顿博物馆设立了人类生理智力测量实验室，七年间共测量9397人。
高尔顿的学生卡特尔，把高尔顿生理智力测量方法引入到了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进行测试。随着在英国和美国测量的人数增多，高尔顿的生理智力测量遭到的质疑亦愈来愈多。测量的视觉敏感度，主要测的是视力而非智力；测量的听觉敏感度，主要测的是听力而非智力；体力大小、嗅觉敏感度、对疼的耐受力等，与智力相关都不大。特别是对疼的耐受力测试时，被测试的年轻人为测得高智力而咬牙坚持，往往导致肌肉甚至骨骼损伤，以致于在高尔顿生理智力测量室旁边得设一外科医生包扎所。1901年，高尔顿的一个研究生，使用相关系数，测量计算了高尔顿生理智力测量之间的相关系数，结果发现这些测验的相关性非常低，相关几乎近于零。因此，高尔顿的生理智力测量是无效的。
高尔顿的生理智力测量，是从生理指标数量化测量人类智力的第一次伟大尝试，由于受当时科学发展的局限性而实验失败了，但他虽败犹荣。高尔顿在一百五十多年前提出的智力理论是对的，是非常有前瞻性的：
第一，高尔顿认为智力与感觉的敏感度有关，现在笔者已能测量一个人的敏感度——反应度，即在手掌定位的ATD角反应敏感角与智力高度相关。只是他当时还没有发现无法测量这个指标而已。
第二，高尔顿是第一个提出人的特殊能力与普通能力理论。这为随后斯皮尔曼的智力G因素与S因素之二元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现在笔者已能测量一个人的特殊智力与普通智力，完全验证了高尔顿理论的正确性。
第三，高尔顿1888年开始研究指纹学，1892年出版了专著《指纹学》，第一次把指纹编码分类，用指纹生物识别来鉴别个体差异。高尔顿是现代指纹学的奠基开拓者；笔者是指纹学后来者，是继承者，是光大发扬者。笔者是1988年开始研究指纹与遗传智力的关系及测量，1992年通过了科技成果鉴定。
第四，高尔顿从视觉与听觉敏感度试图测量智力的思路是对的，只是当时没有找到突破口。笔者研究发现，两眼平行中轴线与耳孔的相对位置与智力高度相关，耳孔愈靠下，智力愈高：牛羊马鹿耳孔高高在上，其智力最低；虎狮豹狼狐猫狗，耳孔下移，智力就高；猴子与猩猩耳孔更靠下，智力就更高；人的耳孔全部都在眼下方，故人类智力最高，但人与人之间是有微小差距的。又如耳朵的长度是代表母亲的智力，耳朵边缘的厚度是代表父亲的智力，笔者已可从此生理遗传信息计算被测者父母的智力或年龄或身体健康之差异。高尔顿设想的从中指长短测智力，也得到了证明。笔者已可从中指与食指、无名指长短比例，测算出被测者的谋略之高低。顺便说一下，高尔顿是在伦敦南肯辛顿博物馆设立人类生理智力测量室的，笔者则是曾在北京自然博物馆和中国科技馆设立生理遗传智力测量室。
第五，高尔顿认为智力是遗传决定的。笔者30多年的研究支持验证了高尔顿的观点是正确的。笔者现在已能从人类真正的DNA指纹图测量遗传智力，且能进行代际遗传智力分析，还能测量计算出一个人基因决定的学习成绩。
高尔顿的前瞻性理论，都已被证明是对的，人的生理遗传智力测量已经实现。伟大的高尔顿此时完全可以含笑九天之上了。
法国的比内和西蒙研制了世界上第一个问卷式智商测试——比内测试。1904年，法国教育部提出一项任务，寻求一种能鉴别学童学习能力的方法，用以在一般儿童中区别出智力较低者，安置于弱智班中，以免在普通班因学习困难而无法受益。也可以说是找出小学生留级是因先天智力不足，还是后天习惯不良不努力而致。心理学家阿尔弗莱德·比内和医生赛道尔·西蒙接受了教育部交给的这一任务，经一年努力，于1905年研制成了世界上第一个智商测试量表——西比量表。可能是因为当时学界认为智力主要是心理学范畴的事，也可能是西蒙去世较早，也可能西蒙是助手，故，学术界一般都把“西比测试”更多称为“比内测试”，到后来，人们更多地知晓“比内测试”，而不再多提“西比测试”。
1905年版的比内测量版有30个测试题目。
1908年版的比内测量又增加到58个测试题目。
1911年版的比内测量又增加了成人测试题目，扩大了应用范围。
比内测量的最大贡献，是创用了心理年龄。测试量表中的题目以难易程度按年龄分组，从3岁到15岁，每个年龄的儿童中有一半能通过的题目即为这个年龄组的测试题。被测儿童通过了哪一个年龄组的题目，就说明它具有几岁的智力水平，也代表他的心理年龄。也就是说，儿童的实足年龄由出生年月确定，比内测量可以测出他的心理年龄。如某一儿童的心理年龄与其实足年龄相等者，即为平常智力的儿童；某一儿童的心理年龄高于实际年龄者，即为优于平常的聪明儿童，也称之为超常儿童；某一儿童的心理年龄低于实足年龄者，为低于平常的愚笨儿童。计算得出的心理商数是一个带小数点的数值，如：0.8、0.9、1.0、1.1、1.2等等。比内和西蒙创用的心理年龄理论，在所有的心理学问卷智商测试上一直沿用至今。
1916年，刘易斯·麦迪逊·推孟把翻译修订的比内测量引进美国斯坦福大学时，又提出了心理商数的理论。随后又采纳了德国心理学家斯通的意见，把心理商数增加100消除了小数点，以80、90、100、110、120……的整数便于人们更好地把握之，增加后的心理商数就称之为“智商”。智商就这样正式诞生了。从此，智商这个名词就成了智力的专用名词。智商的计算公式为：智商（IQ）=智力（心理）年龄（MA）/ 实际（生理）年龄（CA）×100。因为智商是心理年龄比生理年龄所得，所以叫比率智商。
推孟把比内测试修订成美国英文版引进斯坦福大学后，称之为“斯坦福——比内测试”，增加了不同年龄测试段，调整了测试内容，还把测试题增加到了100多项。此后流行于全世界的比内测试，都是推孟修订的美国版“斯坦福——比内测试”。所以，推孟又被誉为“智商测试之父”。至于对斯坦福——比内测试的称呼，认为其主要原理还是比内西蒙创立的心理年龄理论，学界逐步就又直接称其为“比内测试”了。
美国的韦克斯勒研制了国际上使用最广泛、最具权威性的智商测试——韦氏测试。
美国心理学家大卫·韦克斯勒在1939年至1981年的四十多年期间，研制了四套智力量表：
（1）韦氏/贝鲁威智力量表。编制于1939年。
（2）韦氏儿童智力量表。适用于6岁半到16岁者。编制于1949年。1974年又予以修订。
（3）韦氏成人智力量表。适用于16岁至74岁成人。编制于1955年，1981年又予以修订。
（4）韦氏学前和初小儿童智力量表。适用于4岁至6岁半者。编制于1967年。
韦克斯勒研制的系列韦氏测试，对智力测试研究最大的贡献就是创用了“离差智商”的计算方法，改进了原来比内测量的“比率智商”的计算方法，使智商测试向精准更为趋近。离差智商的观念，普遍为学界所接受。之所以命名为“离差智商”是因为采用了统计学上标准差的观念来计算智商的高低。
韦克斯勒认为，智力是个人有目的、理智地思考以及有效地应付环境的整体的综合能力。基于这种认知，韦氏测量中设计了十多个分测验，以便能从各个侧面包括语言量表和操作量表两部分来测验智力。以韦氏儿童智力量表为例，语言测验包括常识测验、背数测验、词汇测验、理解测验、类同测验和算术测验；操作测验包括填图测验、图画排列测验、积木图案测验、拼图测验、译码测验和迷津测验。
在智力测量的发展史上，自比内测试之后，韦氏测试贡献最大，尤其是以韦氏儿童智力量表、韦氏成人智力量表、韦氏学前和初小儿童智力量表这三个量表在世界上应用最广，被心理学界公认为是最具权威的智力测试。但韦氏测试和比内测试一样，对文化背景和知识的因素要求相当高，智力测量结果受文化知识影响较大，对被测试不同文化背景者，不同教育程度者来说，显然有失公平。
从比内智商测试诞生之日起，智商测试浓厚的文化知识背景就被学界与社会广为质疑。为消除文化背景与知识因素对智力测试的影响，英国的心理学家瑞文精心研究设计了非文字测试，称之为瑞文推理测试，简称瑞文测试。该测试分为三套。第一套是1938年编制的标准推理测试，适用于6岁以上儿童和一般成人。另外两套编制于1947年：一套是彩色推理测试，适用于幼儿和智力落后者；另一套是高级推理测试，适用于智力水平较高的人。全部测试均由图案矩阵组成，要求被测者选择一个小图案补全矩阵中缺失的一块，使之完整合理。这是一种使用较方便，用途比较广泛的智商测试工具。
瑞文测试既可以用于个别测试，也可以用作团体施测。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语言、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都可以测。聋哑人及丧失某种语言机能的病人，具有心理障碍的人也可以测。
消除智商测试中文化知识因素，这是学界对瑞文测试的期望，也是瑞文的追求。但是随着大量的测试实践，人们发现，瑞文测试却陷入了其初衷之悖论之中，其对文化知识的要求更高更深了。因其测试是大量地运用了图案图形，读过小学的比文盲对图案图形辨识更敏锐，读过中学的又比小学生对图案图形又更敏锐，当然测试智商分值也就会更高。世界各国对相同的图形也有更深的文化底蕴的不同理解：如同样对三角形，中国人会认为是糖三角，因中国吃文化盛行；埃及人会认为是金字塔；南美各国的人会认为是救生圈，因为亚马孙河下游横溢千里，那里的人出门都要背一个当地软木做的折成三角形的救生圈。又如，对于圆形，中国人会认为是汤圆或烧饼；阿拉伯人会认为是月亮；南美印迦人会认为是太阳。
从二十世纪初比内与西蒙研制成功的“比内测试”而提出的心理年龄，到推孟提出心理商数，再到斯通把心理商数加价100后正式提出“智商”，再到韦克斯勒研制成功的系列测试量表而提出“离差智商”，又再到瑞文研制的“非文字瑞文测试”，基本形成了问卷式的心理学智商测试比较完整的体系。在人类历史上使智力之度量第一次直观地能用数字来显示，在探索人类智力奥秘的进程中奠定了一个重要而又光辉的里程碑。
但是，因为智商测试系列量表中浓厚的文化知识因素，致使智商测试的重复性与准确性不够理想，所以智商测试一直不能完全为社会和科学界所认可接受，也一直被科学界所诟病与质疑。特别是促使智商测试产生的直接动因，即法国教育部提出的鉴别小学生留级的原因是“本人后天不努力”或是“先天遗传”所致之任务，没有真正得到完成。
笔者经30多年60000多测量样本研究成功的翟氏生理多元智力测量，是高尔顿生理遗传智力理论的完全实现。是站在前人巨人的肩膀上把智力测量的研究向前又推进了一步。从指纹、掌纹、趾纹、脚掌纹这一人类真正的DNA指纹图上识译遗传智力密码，加以不同权重，代入指纹遗传智力公式，即可计算出人的生理遗传多元智力、艺术天赋、体育天赋、性格特质特长等共计240多项指标，且完全具有重复性，准确度可达95%至98%以上，随时经得起任何双盲考察验证。生理遗传多元智力测量完全消除了文化知识的因素，实现了智力的生理学与物理学之测量。生理多元智力测量是人类能在遗传分子级层面实现测量智力之前，也是人类能在脑神经元级层面计算测量智力之前，一种比较简捷准确的测量智力的方法。因本书之《上篇·破解智力密码》对生理多元智力测量已有较详细的论述，且在其它章节中都会从不同角度有更多的介绍，在此就不着更多的笔墨了。比如下面的“生理多元智力测量与问卷式智商测试之区别”，就在与智商测试的对比中进一步介绍了生理多元智力测量。
在30多年各地调查研究测量实践中，不管是遇到家长或是中小学校老师亦或是大学的心理学教授或者是参加各种学术会议，人们都会问：“你们是测智商吗？用的是什么量表？”这就涉及生理多元智力测量与智商测试之区别的问题。我们测量的是智力，而不是智商，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这不仅是实际运用上的需要，更是学术上的需要。
生理多元智力测量，测量的是“智力”而非“智商”。所以生理多元智力测量可以简称为“智力测量”，测量出的结果即为“智力”，用ZL表示，是智力汉语拼音的缩写，亦可视为是中国的智力测量之汉语拼音的缩写；亦可视为是翟氏智力测量之汉语拼音的缩写。而编制量表的智商测试简称为“智商测试”，测试出的结果即为智商，用IQ表示，是智商英文单词（Intelligence Quotient）的缩写。为方便大家对照区别“智力测量”与“智商测试”，在下面以表格对比形式呈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