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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识黄如论，是因为参加王朝柱编剧的长篇电视剧《延安颂》在香山“金源商旅中心酒店”召开的几次研讨会。听柱子哥说，之所以选择在景色秀美、建筑不凡的这家酒店开会，乃是因为酒店的老板黄如论盛情相邀，并乐于承担相关费用。我于是好奇地追问缘由，柱子哥答曰：“黄先生喜欢看我写的电视剧《开国领袖毛泽东》《长征》，他同我一样，出身农民家庭，对共产党、毛主席感情深，真正懂得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今天，所以是真心实意地支持我们搞好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影视创作。”果然，此后柱子哥被黄先生真诚地接进了这家酒店的338号套房，一住就是五载有余，在此一发而不可止地完成了《邓小平》《八路军》《冼星海》《周恩来在重庆》和《解放》等长篇电视剧文学剧本的创作。
当然，在这五年多里，柱子哥与黄如论这两颗诚信的心，发生了世间真挚的交流。交流的结果，便是水到渠成地孕育出这部独具风格的长篇交流体报告文学《我心目中的黄如论》。
这是典型的文人与商人的交流，是努力探寻一位成功巨商之心的当代大作家与用心体味一位传记文学大师之心的当代大企业家之间真挚坦诚的交流。惟其如此，一颗初通商道的文人之心与一颗深知人道的商人之心亲密无间的交流，就显得那么珍贵那么感人！
柱子哥是一位弃乐从文的作家。我曾尊称他为“作家中弹钢琴最棒的、音乐家中写传记文学最棒的”。他曾狂言自己是“共产党元帅以下不写，国民党上将以下不写（国民党最高军阶是上将）”。黄先生是当今一位喜欢舞文弄墨、成就显赫的企业老板。我曾尊称他是“我所结识的企业家中最通书法的、我所结识的书法家中最懂企业管理的”。《我心目中的黄如论》之问世，证明有一种强大的创作冲动力，令一向不食言的柱子哥破了自己昔日的狂言。这种创作冲动力，既源于这两位来自底层的农民的儿子相似的出身境遇，更源于他们或从文道或从商道而共同归于对人道即大道的不懈追求。这，正是两颗平凡而高尚的心相融相通的缘由，也正是读懂读通这部《我心目中的黄如论》的钥匙。
我一气读完《我心目中的黄如论》，感触良多，思绪万千。商道，文道，人道，大道这些概念令我反复品味咀嚼。说实话，教我真正领悟这些概念的丰富内涵的，是浮现在我眼前的柱子哥与黄先生这两位我所“熟识的陌生人”。两位尽管有着各自鲜明的个性和迥异的人生经历，但在做人的准则和对人道、大道的信仰上，确有惊人的相似。他们一人靠数十部优秀传记文学“著作立身”，一人靠遍及祖国大地的广厦万间“建筑立身”。“立身”而非“等身”。他们堪称我终生学习和效法的榜样。
是的，这是柱子哥为黄先生写的一部传记文学；但我又依稀感觉它同时也从一个方面不妨看做是柱子哥的一部自传文学。
权且充序。
仲呈祥
2008年9月29日
早就听柱子说，他要写一本介绍黄如论先生的书。出于对柱子的了解，我坚信，他要写总有他的充分理由。不过，心中仍有一丝疑惑：一个以写政治风云人物、特别是革命领袖人物见长的作家，为什么突然要去写一位企业家？读了柱子最近寄来的书稿，疑云顿时消去。
乍一看，柱子和黄先生走的是两条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一个是从写乐谱到爬格子的作家，一个是毕生都在盖楼房的建筑家；一个是人民军队的文职人员，一个是腰缠万贯的大老板。但从骨子里看，他们却有许多相似之处。他们从相识、相知到互相支持、互相赞赏，绝不是偶然的。这还得从四十多年前的“文化大革命”说起。
“文化大革命”中，柱子是个保守派。他不理解，为什么要打倒那么多的“走资派”和“反动权威”，为什么要如此无情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今天看来，他的观点是正确的，但在当年的历史条件下，他却是很“不识时务”的。为此，挨了许多整，吃了许多亏，可以说，在“文革”中，他受了巨大的挫折与打击。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批斗，站板莞，坐飞机，游街等体罚全都经历了”。但他没有因此垂头丧气、悲观绝望。当他人到处冲冲杀杀的时候，他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如饥似渴地读书、思考问题。他的读书量是惊人的，文学、哲学、历史各种书都看，特别是钻研近现代历史和中国革命史，简直到了“上穷碧落下黄泉”的地步。正史、野史、传闻、轶闻各种材料都是他的吞咽对象。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不少人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理想被灭了，信仰失落了，从无限狂热走向无比颓丧，从无限崇拜走向怀疑一切。柱子不是这样。“四人帮”被粉碎之后，他和全国人民一起欢庆胜利，思考“左”的教训，虽然他是“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他却能抛开个人恩怨冷静地看历史。积读书之所得，他从大量实际材料中了解到中国革命胜利之来之不易以及毛泽东同志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当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西方敌对势力掀起反共反社会主义和非毛化潮流的时候，他写出了《开国领袖毛泽东》《长征》《延安颂》《周恩来在重庆》等气壮山河的作品，弘扬革命正气，公正评价历史，赢得了广大观众的欢呼，也引起黄如论先生的强烈共鸣。
“文化大革命”爆发的时候，黄如论先生不满15岁。作为思想单纯的热血少年，他满怀热忱投身到这场风暴中去。他不仅在大风大浪中喝了几口水，而且重重地摔了几次跤。一次是两派群众组织打派仗，黄如论成为“对立面”的打击重点。于是怀揣全家积攒起来的20块钱，从闽东跑到闽西山区找他的堂姐，饱尝颠沛流离、东躲西藏之苦。又一次是打倒“四人帮”之后，全国开始涌动经商热潮，正当黄如论承包一项工程干得很红火的时候，原单位突然通知他回去参加学习班，反思和检查自己的“问题”。由于他“态度不好”，被原单位解聘，承包工程所应得的酬金，也因为他有“问题”而一笔勾销。这就使他不但丢了饭碗，还因为兴办工程借了一笔钱而负债累累。年轻人遇到如此大的挫折，很可能一蹶不振，黄如论却有一股不服输、不气馁的劲头，他咽下苦果，擦干眼泪，重新承包工程而东山再起。更难能可贵的是，社会对他如此不公，他却没有怨天尤人，包括对待整过他、占过他便宜的人，他都以德报怨。黄先生事业成功之后，慷慨解囊办了许多善事，其思想因子，在三十多年前就种下了。
人们常把有文化、有道德的企业家称为儒商，黄先生也曾被人这么称呼过。其实，他的主业不是搞商品交换而是搞物质生产。他一生不断地盖房子，从国内盖到国外，从福建盖到北京，又从北京盖到贵州、湖南、安徽、云南他不是靠倒卖地皮、倒卖房子致富，而是亲手画图纸，亲自组织施工队伍，亲自在工地上指挥盖房子，从设计、施工到安装、销售一条龙干下来。如果说，没有上过文科学校的王朝柱靠自学写起传记文学和历史剧，那么，只上过小学的黄如论也是靠自学搞起了建筑设计。黄先生一生最佩服两个人，一个是他的祖先，朱熹的弟子和女婿，南宋大儒黄幹，一个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和创始人，大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毛泽东。他认为毛泽东著作不仅能指导革命和战争，也能指导为人处世和办企业。他不仅用毛泽东所阐述的战略战术来驾驭市场竞争，也把毛泽东所追求的为人民服务精神融化在自己的血液里。一贫如洗的时候，他最企盼的是赚钱，一旦有钱之后，他想的就不仅是钱，更有如何造福乡里，报效祖国。他生活简朴，讨厌骄奢淫逸、声色犬马。他喜欢读书、练书法，经常思考富有哲理性的社会历史问题。正是这样，他具有一般生意人所难以具备的广阔胸怀和长远眼光。上个世纪90年代伊始，西方大国对我实行“制裁”，许多外国公司纷纷从我国撤资，黄先生却毅然从菲律宾回国，投资大陆大办实业。他捐款公益事业达20亿人民币，是名播海内外的慈善家。然而黄先生的报效祖国，并不只是体现在捐资办慈善事业上。他盖房子、做生意，在有利可图的前提下，必不可少的考虑之点是能否给老百姓带来实惠，他决不是专找房价最高、最能赚钱的地方盖房子。怎样既提高质量又压低房价，是他牵肠挂肚的问题。在北京完成金源饭店、金源购物中心等大型建筑后，他转到贵州、湖南、安徽、云南等地的二线城市盖房，就是考虑为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建设做贡献。儒家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思想在他胸中回荡，毛泽东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也在他的心中燃烧。他是革命烈士的后代，可以说，他的血管里一直流淌着老红军的血液。
柱子说：“黄如论先生本身就是一本大书。”这是积多年观察的由衷之言。他和黄先生相识八年，从见面点头到彻夜长谈，可谓一对知交。起先并没有想到写书，互相了解多了，于是有了满腹感慨。感慨和感想积累多了，于是如骨顔在喉，不吐不快，就有了这本书。柱子写的是一条人生道路，一种为人操守，一个精神境界，它可以存在于这个行业的从业者身上，也可以存在于另外行业的从业者身上。难能可贵的不在于从事的是什么职业，腰包里有多少钱，而在于有没有这种操守，有没有这种精神境界。读者还可以留意一下，柱子过去描绘的人物，多是声名显赫的历史人物。这次他写的是近在身边的同时代人，过去他也是满怀激情来描绘自己的人物，但他靠大量翔实的史料说话，一切都蕴藏在人物的形象之中，作者决不特意站出来说话。这次不一样，他公开以自己的视角审视黄如论，不但写出他对黄如论的感觉和评价，而且详细叙述了他们的交往过程，大量引用二人之间的对话。严格地说，这本书不但展示了黄如论的人生经历和心路历程，也是王朝柱人生奥秘和为人之道的一次曝光。正是有了一个企业家和一个作家的心灵冲撞，书中的不少章节才更加熠熠生辉。我读黄如论，也读王朝柱。一个是我的同乡，一个是我的老同学。把他们俩放在一起读，是非常有味道的。
郑伯农
2008年10月于京东潘家园
写人难，写亲人友人尤难。朝夕相处，知其心，通其情，反倒失却了写作时的激情与敏感，这也就是“仆人面前无伟人”的道理。仆人尚且如此，亲人友人尤然。
如今海内，企业家多如牛毛，海内海外的投资者更如过江之鲫涌聚华夏。继之，为富商企业家作传者也就挤破门坎。然而，尽管书出了不少，可堪卒读者却如凤毛鳞爪。何以如此？要么是作家对企业家总如隔岸观火，只见其财其势，不见其人其心；要么目的不纯，只想以文字换金钱，这就不免处处大话空话，字里行间都是肉麻的仰慕阿谀。这样的书不能不令作者悲哀，更不能不令传主悲哀，还是不出的好。
然而，在人类发展史上，企业家的功劳不可低估，他们的胸襟、智慧和商略更是常人难比的，如朝柱在书中每每提到的古来中国商圣吕不韦、范戴、胡雪岩，如今天响遍寰宇的美国巨贾比尔_盖茨，如实写出他们的奋斗与业绩、心性与追求，不能不说是人类智慧的一种宝贵积累，是世间万象中一幅幅惊涛骇浪的独特风景。可惜，或因企业家们的种种轻心和戒心，或因作家对商家传统性的心理错位与偏见，书写商家的传记珍品至今面世不多。
读《我心目中的黄如论》则不能不让人眼睛一亮。其最大的特点是彼此的心态和视角。他们一个是黄氏“世纪金源集团”董事局的主席，一个是著作等身、驰名海内外、专为“共产党元帅以上、国民党上将以上”政治人物立传的作家，两强相交，谁能服谁？！可他们不但相互敬服，且亲如兄弟，或清茶一杯，或陶然山川，都能手足砥砺、谈之忘了朝夕。先交友，后通心，再写书，谁也没了错位，谁也没了距离，视角不用调试，都是眼睛对眼睛的平视；心态不用调整，诚如两条清溪，你流向我，我流向你，写来自然真诚、清亮，高扬处，飞瀑流泉；低迥处，清流潺潺。我以为，这是作传，特别是给伟人、商家作传最难能可贵处。
朝柱思维敏捷，下笔如有神，写一部三四十集的电视剧两三个月即可告罄，可他要写如论先生已经说了三四年，为什么至今才完稿？这也就是我开篇提到的，已成莫逆兄弟，反倒不知如何下笔才好，朝柱写作最讲结构，为这庞大的“世纪金源集团”董事局主席作传，结构不好自然难免凌乱，一般地按时序流转去写他又不甘，此心此苦他曾多次电话诉说。读过书稿，真不能不为他的结构叫好，它让我想起早年读过的《老残游记》，信马由缰，娓媽道来，看似不着技巧痕迹，实则处处用心别具，只不过前者写的是外在的景与景中的人，后者写的是人和人物的“景”。人物的景很大很长，就外物景说，从如论先生的远祖南宋学者黄幹到他福建山乡的农民祖父；从他走出的闽东山乡小路到菲律宾的马尼拉湾，到香港到福州到北京，之后再到上海到江西到重庆到云南到海南到广东到湖南到贵州到陕西到安徽到江苏这就是他驰骋纵横的“外宇宙”！他心中的景或称“内宇宙”就更其高远宏阔——从其先祖血脉传承的程朱理学到他青少年时代热衷的“文革”文化毛泽东哲学思想，再到其后研读的儒、释、道如此长远宽博的内“景”与外“景”，如此宏阔魅人的“内宇宙”与“外宇宙”，作者如何描绘展示、如何剖解探微？朝柱以他独有的政治智慧和善写大题材、大人物的架构能力，将如论先生的商海搏击重心放在纵横交叉的政治大势拐点上，纵的是中国几千年来的哲史、商史、文明史；横的是近30年间的世界大势中国大事，如1989年的春夏风波、亚洲金融风暴、北京闹非典笔法却是或描绘或刻画或对谈或引发，这样，就将如论先生的心性、才情、学养、胸襟、商略、商道、业绩、抱负追根溯源至情至理地落于纸上、亮于世间。读着它，不能不为这传略式的丰博与醇厚而感动，更不能不为传主如论先生的人格才气、业绩贡献，特别是他的“慈生我心，善行天下”的情愫所折服。
这不是一部普通的企业家传略，而是一部教人如何立志、奋争、善行天下的人生大书。行文至此，想起昨晚刚读过的几句小诗，曰：落地生根的那一刻，一棵树苗，就立下了向天生长的目标，这个永生的承诺！因想到，这棵树苗的志向与传主如论先生何其相似！只不过，如论先生已不是树苗，他已经成了一棵“向天生长”的大树。
李硕儒
早在二十多年以前，我决定弃乐从文，改写史传文学。同时还口吐狂言：共产党元帅以下不写（含元帅），国民党上将以下不写（国民党最高军阶是上将）。一时在文坛传为笑谈。这些年来，自《李大钊》等长篇史传文学问世始，到日前出版、正在筹拍的大型电视连续剧文学剧本《解放》止，共收获了几十部不同题材的作品。细心检点，我没有食言，大都是围绕着毛泽东、周恩来、蒋介石等国共两党领袖人物进行写作的，且得到了大多数读者、观众的认可。遂又被文坛同仁戏称是写领袖人物的专业户。
时下，我为什么突然笔锋一转，要为“世纪金源集团”董事局主席、菲律宾爱国华侨黄如论先生写本书呢？这还要从我是如何认识黄如论先生讲起。
世纪之交的那个春天，我们家准备买房。我记得十分清楚，我和夫人就像是所有买房的知识分子那样，几乎跑遍了京城所有上市楼盘，盖因为一个贵字未果。一天下午，我们夫妻二人搭乘一位朋友的车去昆玉河西岸看房，发现世纪城周围的楼盘，大都在每平方米均价6000元至8000元，远远超出我们的期望，只好望楼兴叹。正当我们准备打道回府的时候，路旁墙上霍然写着世纪城三个大字映入眼帘。同行的友人停下车，建议我们去看看。我抬头一看墙内那拔地而起的一幢接着一幢的高楼，下意识地说道：
“不看了，楼盘均价一平方米至少在6000元以”
“看看嘛，反正也不要钱。”同行的朋友说道。
就这样，我们夫妻二人跟着同行的朋友勉强走进世纪城售楼处。一看售楼处中央的楼盘布局为之一亮，再一问价钱，起价只有4700多元，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我当即决定买一套住房，并选定了户型。由于随身没有带钱，和售楼小姐约定：第二天晚上8点钟以前来售楼处交2万元预付款。
翌日晚上，我与妻子、女儿高高兴兴地携款来到世纪城售楼处二层收银处。令我惊诧的是，售楼小姐说会计下班回家了，请第二天再来交预付款。我当即无名怒火打心底生起，大声指责不讲信义，并作出决定：选定的房子不要了，一边指责售楼小姐一边带着家人就要下楼归去。
恰在这时，一位身材瘦高、至少在一米八o的半百男子快步走上二楼，拦住我的去路，操着一口听不大懂的福建方言向我问清了缘由，十分客气地说：“对不起，请您稍等片刻。”转身带着那位售楼小姐走进一间宽大的办公室，轻轻地关上了屋门。
顷许，售楼小姐走出，有些胆怯地说道：“我们老板说了，实在对不起，有三种解决办法供你们选择：第一，立即打电话，命令会计坐出租车回来，给你们补办交款手续；第二，你们有事可先回家，请留下住址，让会计赶到你们家补办交款手续，第三，如果原谅我们的失误，请明天这个时候再来，保证会计在此等候。”
我听后满腹怒气消了大半，说了一句：“杀人不过头点地，知错改了就好，我们明天晚上再来。”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黄如论先生，留给我的印象是：身材瘦高，面色有点黑，没有归侨大老板那种傲气和派头，说一口听不大懂的福建官话，但办事认真，讲诚信。
不久，我们交了房钱，拿到钥匙，全家兴高采烈地走进楼房大门，乘电梯步出二层，打开最东边那户属于自己的房门，查看每一个房间。当全家人又说又笑地来到主卧査看大凉台的时候全都怔住了，发现在两幢高楼之间建了一排两层高的商用房，不仅挡住了我们家的凉台清晨采光，而且商用房二层平台离我们家凉台的间距不远，很不安全。为此，我们全家来到售楼处，找到主管售楼的张女士说明原委，提出退房。
对此，张女士认为我们讲得有道理，同时也说明自己没有因建筑设计不合理给客户退房的权利，客气地说道：“请等一下！”转身走进黄如论先生的办公室。不一会儿，张女士走出，如实地讲了下边这段话：“我们老板讲了三条处理办法：第一，你们提的意见很对，我们一定尽快改建两幢楼间的商用房，加大与住户家凉台的距离，第二，如果你们还要这套住房，每平方米再减300元，第三，如果你们不喜欢这套住房，可以随意挑选其他户型。如果都不喜欢，我们立即退给你们房钱。但是，我们老板希望你们全家能高兴地住进我们建的楼房。”
我们听后感到很是温暖。经商量，全家一致决定每平方米少交300元，以4400多元一平方米的价钱买下了这套住房。
这是我第二次间接地和黄如论先生打交道，虽未见到他本人，但却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从那时起我就认为：替买方着想的黄如论先生一定会在京城获得成功。
事后想来，黄如论先生早已忘却——或根本就不记得这两件事情了。但在一个作家看来，这两件既偁然又巧合的事情却是一种缘由，以此为契机，再加上后来近似于鬼使神差，使我们两个人开始了近八年的交往。
那时，我写的大型电视连续剧《开国领袖毛泽东》正在中央电视台一套黄金时段播出，我也因此经常出镜。很快，生活在世纪城中的一些人就知道了我是《开国领袖毛泽东》的编剧。一天，时任黄如论先生秘书的林褚对我说：
“王编剧，我很喜欢看您写的《开国领袖毛泽东》，可否送给我一套光盘？”
“可以。”我说。
不久，我把刚刚出版的《开国领袖毛泽东》文学剧本和光盘送给了林褚。出我意料的是，林褚又对我说：
“王编剧，我们老板很敬仰毛主席，你可否也送给我们老板一册剧本和一套光盘？”
这时，国内外掀起的“非毛”思潮正在社会上兴风作浪，我作为《开国领袖毛泽东》的编剧，蓦地听说这位菲律宾华侨地产商黄如论先生敬仰毛主席大感意外。我凭借作家的敏感，猜想到这位黄如论先生敬仰毛主席一定有其原因，然而出于知识分子的所谓面子沉吟片时，我欣然答应。我清楚记得，当天就送给了黄如论先生一册《开国领袖毛泽东》文学剧本和一套光盘。
接着，我写的大型电视连续剧《长征》《延安颂》等在中央电视台一套黄金时段连续播出，我写的史传文学《周恩来在上海》《毛泽东与周恩来的长征》以及三卷六册《蒋介石和他的密友与政敌》等相继出版发行，我都把书和光盘送给了黄如论先生。在这期间，我们之间有过不多的单独交谈，因为我听不大懂他讲的福建官话，他也听不大懂我讲的河北省吴桥县家乡话，所以相互交谈起来十分困难，有时为了搞清楚对方讲话的内容，一句话要重复讲两遍甚至三遍。回想起来，由于我经常说自己是“耍猴的”，是“农民”，他也眯着那双智慧的眼睛笑着说：“我也曾是农民！”他这句极其普通的笑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不久，我因住在城里一家宾馆写作《延安颂》文学剧本病倒了，大夫说这家宾馆四周的环境脏乱，空气质量不好，不适宜在此长期写作。我病好之后，黄如论先生建的“香山金源商旅中心酒店”开业，我应邀出席酒店的开业典礼，并见到了黄如论先生。接着，为写电视剧《邓小平》，我悄然住进了“香山金源商旅中心酒店”，一住就是近五个年头。
这年春天，北京爆发了“非典”，黄如论先生为抗击“非典”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从这时起，黄如论先生经常来“香山金源商旅中心酒店”休息。晚上，他有时邀请我来到他住的那座三层别墅的北面，坐在木雕桌、凳旁边，凭借柔和的灯光，看着木制的拱形小桥，听着小溪的流水潺潺，品着上等的佳茗，两个不同类型的“农民”经常是畅谈不厌’几乎忘眠，不到子夜时分不收兵。随着时间的推移，我逐渐地听懂了他讲的福建官话，他也听懂了我说的河北吴桥家乡话，每次见面，我们二人上自天文，下至地理，真可谓是无所不谈。然而仔细回想这长达近五年的交谈内容，我们二人似乎都有着很强的功利一或许是一种本能的各取所需：他作为地产界的老板，最感兴趣的是听我讲毛泽东的历史功绩和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还有所谓天下大势的走向。我作为一个职业作家，最想知道的是黄如论这个“农民”真正的身世和成功之路，以及他的文化积淀和非同常人的心路历程。有意思的是，我们这两个不同类型的“农民”虽然成了无话不说的朋友，但却有着一种默契：君子之交，相互无所求。
或许正是这种无所求的君子之交，越发促使我这个作家产生了极大的好奇心，想通过文学破解黄如论先生的一个又一个人生密码。为此，我曾随黄如论先生来到生养他的福建省连江县马鼻乡辰山村，当我看见他青少年时代住过的两间又矮又黑的木板房的时候，我禁不住地想起了俺们家那两间风雨飘摇的土房，当我看到辰山村前面那罗源湾中一望无际的海水，我又想到这就是黄如论先生成功之路的起点，当我参观了黄如论先生捐资创办的学校、医院之后，我懂得了他为什么会被评为全国十大慈善事业家；当我考察了黄如论先生在福州、北京、重庆、昆明、合肥、贵阳、长沙等地的房地产业之后，我真的明白了他提出的“我们造城”的真正内涵更为有意思的是，我心中的所谓黄如论先生的人生密码也相继不破而解了。与此同时，当我看清了黄如论先生走过的这条坎坷之路所留下的血汗之后，一个有着鲜活的灵魂和实在的血肉的形象渐渐在我心中形成。对一个作家来说，这就意味着应该提笔展纸进入创作了！
每一个有良知的作家都清楚，为朋友作传是最难的，为健在的商界朋友作传是更难的，何况我还曾经说过“国民党上将以下不写、共产党元帅以下不写”的狂言呢！一天，黄如论先生请我为他的皇皇大作《为人处世与企业管理》作序。我认真地拜读了全书，在一种难以名状的情景中写下了这段文字：“这本文集是黄如论先生的思想文录。其系列文章记述了他几十年的经商心得一并升华为经商理念。同时，他通过经营管理案例的剖析，折射出他在企业发展过程中的心路历程，以及他独有的为人处世哲学。”当我写到“全书浸润着黄如论先生对传统文化的修炼与体会，尽现其创业拼搏的坚軔足迹。这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不仅有益于广大的金源人，而且对各行各业的开拓者都会有一定的启示性的作用”后，遂决定为黄如论先生写一本书。
在我看来，黄如论先生本身就是一本大书，这绝不是危言耸听或有意吹捧。首先，他创办的“世纪金源集团”是一家综合性跨行业的国际集团，旗下拥有“房地产开发、星级大饭店、大型购物中心、金融资本运作、矿业开发、物业管理”六大支柱产业。其次，他目前在中国大陆已投资3000多亿元人民币，开发各类商品房6000万平方米，缴纳各项税费已达150亿元人民币，捐资公益事业20亿元人民币，获得国家各级政府授予的荣誉称号达300多项。换句话说，从哪个点切入都可以写成一本书。但是，我是一个少于和企业界打交道的作家，对黄如论先生创办的这六大支柱产业更是知之甚少，因此，我不可能以此为载体进入创作。
再者，黄如论先生的文论集《为人处世与企业管理》（上下两册）业已出版，通篇充满着为人处世的文化传统以及现代企业管理的理念，实事求是地说，也可以写成一本专著。但是，我是一个和历史伟人对话的作家，与当代企业理念和企业文化无缘，这也决定我不可能以此为载体写书。
我思来想去，笔触的中心还是写人。具体地说，写黄如论先生这个人。在我看来，黄如论先生的身上还有比事业有成更珍贵的东西，那就是他几十年来在商海沉浮中所追求的商道。尤其当我想到时下商海所存在的一些问题，就越发地坚定了我的这一想法。同时，我还坦言，我笔下的商道不仅是黄如论先生终生追求的理想，而且也是笔者着力颂扬的精神。直言之，书中所倡导的商道和精神，就带有作者很大的主观意愿了。
为此，我在动笔前曾对黄如论先生说过这样一段话：
“我为毛泽东、周恩来、蒋介石等人写书的时候，从不征求他们家人的意见，也不允许他们的家人干涉我写什么和不写什么。我们虽然是朋友，但我还是把丑话说在前边，请您也不要过问我如何写您的为人和您的事业。”
“你是大作家，有着独立的写作人格，我决不干涉你写什么——哪怕是批评我的内容。”
“这本书是写我亲眼看到的、心中想过的黄如论先生的为人处世，决不涉及你们金源集团的商业秘密。因此，这本书的名字叫《我心目中的黄如论》。”
这本书的名字不仅决定了我写作的内容与视角，而且也为写作这本书提供了较为灵活的叙事载体。为了把这本书写得亲切、活泼一些，我有意打破传记写作那种单一的一第一人称或第三人称的叙事手法，把各种不同叙事主体——作家与传主、友人与作家和传主等交融一起，就说是叙事与评说也通达并用。自然，全书要做到形散神不散。
《我心目中的黄如论》这本书就是笔者心目中的黄如论先生，不是读者经常翻阅的论定传主功过是非的那种所谓的评传。请读者放心，这本《我心目中的黄如论》所引用的素材是真实的，既没有杜撰行文，也没有刻意吹捧。需要说明的是，全书的立场、观点是属于笔者的。尽管如此，我相信不同的读者都会从中感悟出属于自己的结论来的。
我小时候最爱听西河大鼓，记住了很多经过民间艺人加工过的历史名人的轶闻轶事。或许是因为家境贫寒又想出人头地的缘故吧，艺人们讲过的两句话一直铭刻在我的心壁之上，一句是“将相本无种”，另一句是“英雄不论出处”。今天，我已经看见70岁的大门坎了，还念念不忘地把这两句话挂在嘴边。更为有意思的是，有的时候我还拿这两句话来说事——实际上是一种宣泄。
这些年来，随着改革大潮铺天盖地袭来，某些出身贫寒的人一夜之间成了时代的弄潮儿，对自己过去没有饭吃的历史三缄其口；有些掌权的大小“衙内”狐假虎威，不允许讲他老子也曾经是身无分文的农民；更有甚者，极少数从监狱放出来的新式权贵和有钱的大爷，是一定要尘封自己那段不光彩的历史。就说某些为了一己之私的文人骚客吧，也舞文弄墨为之推波助澜，刻意在这些人的头上制造各种光环。一句话，由新式大小权贵和各种大爷演化出来的所谓名人、伟人、有钱人昔日的贫穷出身——或不光彩的历史变成了最高的机密。残酷的现实向世人宣告：“将相本无种”、“英雄不论出处”这两句话似乎已经过时了！为此，每当我听到吹捧我是什么大作家或大剧作家的时候，我就会坦然地答说：
“不敢当，不敢当！我是个农民，从小生在杂技之乡，是个耍猴的”！
由于我写作的对象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蒋介石等历史人物相继驾鹤西去，加之我所依据的写作素材，又主要是靠档案材料和部分权威性的回忆文字，所以，我既用不着亲自去查证这些历史人物的三代，也无须征得他们后人的同意，我只需要用唯物史观审视他们在历史进程中的功过，采用不同的文学载体把他们塑造成一个个活灵活现的艺术形象。因此，我从未和那些与生俱来的大小权贵、各种大爷打过交道。当文艺界的同仁问起我几十年创作经验的时候，我经常答说：
“我赞成法国大文豪罗曼？罗兰说过的一句名言：我的成功在书斋里（大意）。”
前些年，正当北京世纪城的楼盘热销的时候，经常有些和我稔熟又想买房的友人问我：
“听说你认识金源集团的老板黄如论先生？”
“是的，也就是认识而已。”
“你了解金源集团的老板黄如论先生吗？”
“不了解，我只知道他是归国投资的菲律宾华侨，是位身价亿万的房地产商。”
朋友们听后就不好再提请我帮忙买房的事了。
不过，我说的这些全是老实话。
或许因为我写作的对象大都是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有影响的政治伟人，因而在商海中沉浮戏游的所谓金融巨子、房地产大鳄我是少有往来的。另外，我是一位军旅作家，至今拿着军队的俸禄，对所谓海外关系是很敏感的。再者，我自身还有着传统文人所尊崇的清高，加之深受“无商不奸，坑害百姓”的观念影响，我是不愿意和商人们打交道的。自然，这也是我在初识黄如论先生的时候，从未主动地与他进行过深入交谈的原因。
随着我们交往的增多，我本能地感到黄如论先生就是一本大书。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既没有归国华侨巨商的派头，也没有我国沿海地区某些企业家的奢侈。有时，他和我一道吃早餐，经常是一碟咸鱼，一碗白米粥，最多再加一个鸡蛋。我有时望着他吃得香甜可口的样子禁不住地自问：
“这难道就是华侨巨商黄如论先生吗？”
俗语说得好，交往能增加友谊，神秘会产生好奇。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与黄如论先生的交往渐渐多了起来，相互之间的友谊也越来越深。我作为一个职业作家，也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想解开黄如论先生真实身世的好奇心。然而一想到他是来自菲律宾的华侨巨商，我这个自尊心很强的文人就又自我否决了。有时，我还暗自说：“随缘即福，看缘分吧！”不久，这种缘分终于到来了。
那是一个寒风劲吹的夜晚，我应邀来到他在香山居住的三层别墅。宽敞的客厅温暖如春，我与黄如论先生相对坐在舒适的沙发中品茗聊天。和往常一样，他问我答，中心还是关于毛泽东的。当我滔滔不绝地讲完毛泽东出身农家，只念过师范，当过小学教师，为了考察湖南农村的真实情况，他和同学们一道像个叫花子似的到处流浪。没想到黄如论先生十分感慨地插话道：
“我也是个贫穷的农民，只念过小学，也当过小学教师。不同的是，我比毛主席流浪的地方要多得多。”
我听后一怔，忘记了黄如论先生是归国投资房地产的华侨巨商，本能地问道：
“黄先生，你们祖上是移民菲律宾的华侨农民吧？”
“不丨不是”
“那你是在哪个国家念的小学？又是在哪个国家当过小学教师？”
“中国！”
“中国？”
“对！具体地说，是在中国福建省连江县马鼻乡辰山村念的小学，在辰山村当过小学教师。”
“你是哪一年去菲律宾的？”
“1981年，我刚好30岁。”
世人皆知，福建省连江县是当代有名的偷渡之乡，经常被中外媒体曝光。当我听说黄如论先生是在1981年才去菲律宾的，遂大着胆子问道：
“黄先生，你不会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偷渡去菲律宾的吧？”
“不是！”他沉吟了片时，又十分严肃地说道，“我不赞成偷渡的提法。”
我一听黄如论先生说话的声音，遂有意结束了关于偷渡的话题，又回到了我们原来谈话的内容。
在以往的交谈中，我知道黄如论先生是在1991年自菲律宾回到福州投资创业的。换句话说，他去菲律宾才十年，就从一个贫穷的农民汉子摇身一变成了亿万富翁。就一般的创业规律而言，我猜想黄如论先生在菲律宾这十年的创业，和普通华侨在国外所走的创业之路是不大相同的。换言之，一定有着十分传奇的经历，也有着非同一般的故事。这对作家而言是求之不得的。恰在这时，我又想起当今的大小权贵和各种大爷不谈以往的现实，如果我把交谈的内容引到这个话题上来，又担心黄如论先生会不会变得有些尴尬或者很是不悦？我沉吟片时，大着胆子问道：
“黄先生，我想问个不该问的话题，你愿意就回答，不愿意我们就谈其他的事情。”
“可以，随便问。”黄如论先生干脆地答说。
“你能讲一讲自己的家庭出身吗？”
“可以！我生在一个很穷的农民家庭里，上学填表的时候是贫农。但这并不决定我永远受穷，没有发迹的时候！”黄如论先生十分自信地说罢又看了看我有些惊姥的表情，接着又说道，“你不也经常说自己是一个讨饭出身的农民嘛，如今不也变成了有名的作家？如果用你爱说的那两句话来解释，这就叫将相本无种，英雄不论出处！”
我听了黄如论先生讲过“将相本无种，英雄不论出处”这句话后，顿时感到我们之间的两颗心拉近了，用不着再说些什么客套话。接着，他不仅深沉地讲了生养自己的农民家庭，而且还讲了他们这支黄姓家族的渊源。
据黄如论为《正本清源，光辉历史》一书作的序中称：“追溯黄姓祖先，是黄帝直系第六世孙陆终之后，以国为姓，至今有五千年历史，东汉宰相黄香为江夏黄氏始祖，安邦定国，功勋卓著。黄姓鹤立于华夏巨姓望族之林，成为中国百家姓七大姓之一。入闽始祖黄膺出自于唐太宰黄迁之后，于唐末乾宁年间同兄敦公从河南固始随闽王王审人闽，缓秘书丞，此后在八闽大地生息繁衍。”讲到黄氏祖先何时迁到连江马鼻，黄如论亲口告诉我：南宋时代有一位大学问家任知安庆府叫黄榦，他是“朱熹的女婿。黄榦的儿子也很有本事，到元朝时因为蒙古人不用汉人，他就跑到连江来教书，两代人在连江山下隐名埋姓。到了明清的时候他的孩子又到了马鼻教书，后来又当了农民”。据黄姓宗谱记载，黄如论“是膺公三十八世、宾公三十六世、勉斋二十五世裔孙”。但是，到了黄如论的祖父的时候，黄姓后裔全都是马鼻乡辰山村缺衣少吃的农民了。
马鼻乡辰山村是一个风光秀美的村庄。在它的身后依托着蜿蜒起伏的层层山峦，就像是一道坚不可摧的屏障，保护着这方百姓的安全；漫山遍野的杉树整齐划一，傲岸向上，象征着永不屈服、永不折腰的马鼻人民昂首云天。在它的面前是通向大海的罗源湾，极目远眺，海天一色，一团又一团雾气缓缓滚动在平静的水面上；再看看那数不清的渔船上的点点白帆，再听听那群群海鸟的鸣唱，真是犹如人间的仙境一般。
但是，这美不胜收的人间仙境并非是世外桃源，由于缺少农民赖以生存的耕地，使得这里的农民祖祖辈辈为生存到处奔命。他们的生路大致有三：一是漂洋过海，到异国他乡寻找发财之地。所以，连江县在海外有很多华侨；二是到福州打工——主要是靠帮官家和有钱人修建房屋赚点钱，借以养家糊口。久而久之，马鼻就成了福州一带有名的建筑乏乡，三是留在祖宗之地，靠着下地种田或出海打鱼为生。1951年9月18日，黄如论先生就出生在马鼻乡辰山村一个靠种田为生的农民家庭里。
黄如论是黄家的长子长孙，生下来就受到两代人分外的疼爱。其中，年迈的爷爷则更是视长孙黄如论为掌上明珠，只要听见他在襁褓中那哇哇的哭声，就会抱在怀里一边轻轻地拍一边小声说：“不哭，不哭，听爷爷给你唱歌。”接着，爷爷就会用闽中方言轻声唱起民歌，希望儿时的黄如论快些在他的怀中人睡。等到黄如论能下地走路了，爷爷就和他一块戏耍，即便是下地种田或上山打柴，也舍不得把他放在家里，一定要背着他边干活边给他讲故事，希望自己的长孙能健康成长。兴许是爷爷在长孙身上倾注了太多的人生之爱，儿时黄如论的身体反倒比较虚弱，经常是小病不断。每当爷爷看见心爱的宝贝孙子生病，他就会急得像是热锅上的蚂蚁，四处拜求郎中诊治，有时还会到庙中求菩萨保佑。随着黄如论一天天长大，到“文革”初期，年幼的他跟着参加红军的伯父习武健身。值得一提的是，黄如论能打一手正宗的南拳，陪伴着他日后走南闯北，就是在儿时练就的童子功。事后追忆，黄如论先生不止一次地讲到他儿时的情况，而我这个在农村长大的孩子没有感到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家孩子。如果说与其他农村孩子有什么不同，那就是有一个年迈的爷爷非常疼爱他。用我们家乡的一句俗话来形容：“抱着，怕摔着；含在嘴里，又担心化了。”
多年之后，黄如论先生和我谈起他的童年，还非常动感情地说了如下这段话：
“我们家非常非常的穷！家里虽然有很多劳动力，每天都辛勤地下地劳动，但生活仍然很困难。那时中国处在困难时期，人家都吃糠，爷爷还保证我每餐有一两的米，不是在锅里煮，而是装人小罐子用农家的余火慢慢熬。就是靠着每餐有一两米，爷爷把我抚养大了。”
时光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悄然逝去，黄如论渐渐地长大了。令爷爷高兴的是，他身体虽然显得十分单薄，可是身材却比同龄的孩子高半个头。再加上他习武练拳，无论是身体条件还是灵性、悟性，都超过了村上的同龄人。俗话说得好，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待到黄如论长到五六岁的时候，他就能跟着爷爷下地种田当个小帮手了。每到罗源湾退潮的时候，他就会和小朋友一块来到罗源湾边，深一脚浅一脚地踩着海水浸润的泥地，提着破旧的竹篮子拣拾贝类和海菜，当然还有罗源湾的特产跳跳鱼，帮着全家改善一下生活。海水开始涨潮了，他又和小朋友走到岸上，学着唱戏人的样子操演兵马，自然这统兵大将军的角色非黄如论莫属。每到这时，小小的黄如论的内心就有着一种极大的满足感。
黄如论就要过七岁生日了，可是连最疼爱他的爷爷也顾不上为长孙做一碗长寿面。从1958年走过来的人都清楚，那时全国上下到处都在高歌《大跃进的歌声震山河》。就说小小的辰山村吧，也卷进了大跃进的热潮中。是年秋天，全国农村又敲锣打鼓地庆祝人民公社成立了！从小就喜欢看热闹的黄如论真是高兴极了，他忽而跟着爷爷上山伐树，然后再把合抱粗的大树拉回村子里大炼钢铁；他忽而跟在学生队伍的后边，看着学校的老师拿着排笔在墙上写着大标语。但是，每当他看到村里的小朋友背着书包去学校念书——或在老师的指挥下唱着《社会主义好》上街宣传大跃进的时候，心里真是羡慕极了！一天晚上，他来到爷爷的屋里，鼓足了勇气说道：
“爷爷！我想上学。”
爷爷看了看满面稚气却又十分认真的长孙微微地点了点头，显得有些沉重地说道：
“好！全家给你准备一下。”
我生长在农村，深知农民是何等地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上学读书，因为他们知道只有上学读书，才能出现在农村看野台子大戏的时候才能见到的戏剧奇迹：穷秀才进京赶考，突然高榜得中，接下来就是披红挂绿，衣锦还乡。多年之后，我曾无限感慨地说过这样一句话：再穷的农民，心里也有望子成龙的情结。就这个意义上讲，黄如论爷爷的内心深处也有着同样的情结，那就是期盼自己的长孙通过上学读书，快些识字明理，成就一番事业，即便是等不到这一天了，他也能含笑九泉。
但是，穷人家的孩子是念不起书的。即使到了1958年，中国农村的教育也未掀起过大跃进。举例说，我们家乡是平原地带，像我们村里就没有学校。那时，六年小学还分为初级小学（四年）和高级小学（两年），习惯上叫初小和高小。而所谓高小也只有较大的村子里才有。因此，我念初小是在离我家很近的一个中等村子里，念高小又到另外一个曾经出过大户人家的村子里。再者，想念书吗？不仅要穿件像样的新衣服，而且还要买写字用的石板和石笔，学写大字了，又得要买毛笔和那种粗糙的毛边纸。在今天的家长和孩子看来，买这点东西真是小事一桩；可是在那个年代，对一个农民说来就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啊！每到暑假或寒假即将结束之前，我母亲就默默地把家里积攒下来的鸡蛋放到一个篮子里，小心地拿到集市上去卖，然后再用卖鸡蛋的钱给我买开学后所必需的文具。那天，黄如论先生坐在宽大舒适的沙发里，沉静地听我讲这些读书的往事。接着，他感慨万分地说了这样一句话：
“为了供给我念小学，爷爷和全家人都省吃检用，但谁也没有当着我的面说过一个难字。事后想来，全家最困难的恐怕是为我准备带到学校吃的饭。”
对于黄如论先生讲的这番话，现在的小学生——尤其是那些所谓精英小学的小天使们是很难理解的，因为他们念书的学校不仅有热气腾腾的饭菜，而且课时中间还要增加营养餐，多数孩子还能吃自带的水果和巧克力。然而，那时黄如论先生一家的生活情况是怎么样的呢？请看：诚如前文所述，黄如论先生出生在一个一贫如洗的农民家庭中，终年一日三餐吃的是一干两稀（早、晚吃稀饭，中午吃干饭）。爷爷再疼爱他，也只能做到把自己碗中的米粒多捞给他一点，希望他碗里的稀饭少些汤多些饭。每到吃饭的时候，他再多夹几条小咸鱼放在黄如论的饭碗里，期许心爱的长孙胃口大开，多吃几口。如果儿时的黄如论生病了，爷爷再为他煮一个鸡蛋。这就是黄如论先生在家中能享受到的最高待遇。现在就要上学了，这就意味着每天都要为黄如论念书准备午饭。爷爷清楚，带多了，全家就要少吃；带少了，又怕黄如论饿着。自然，他还怕心爱的长孙被有钱人家的孩子瞧不起。为此，全家人勒紧裤腰带，尽全力保障念书的黄如论能填饱肚子。
对此，黄如论先生对他的家人——尤其是爷爷和奶奶是心存感恩之心的。可是，他那时毕竟是一个孩子，求生存、活下去是第一位的，所以难免做出一些被视为淘气的事来。请看他当了老板以后讲的这段话：“我从小很淘气，整天好动，消化量很大，上学时常常肚子饿，因为堂伯父种了很多桃树，我就去偷。有时肚子饿得课也不能上了，就跑出去，把书包挂在树枝上，去吃桃子，挨过我的饥饿。”
建国初期的学校差别是很大的，一般说来，学生中都存在着攀比的坏风气。尤其是那些有钱有势人家的孩子，上课的时候比谁的文具好，吃饭的时候显摆自己带的是什么饭菜，就说穿衣戴帽吧，也训笑穷人家孩子的衣着。对此，我与黄如论先生都有着难以抹去的记忆。一次，他十分深沉地给我讲了如下这段话：
“那时，我带的饭没有人家的好，就说衣着吧，人家干部的儿子穿着漂亮的衣服，我穿得破破烂烂，自己也感到很寒酸。”
然而黄如论先生的结论是明确的：“这归根结底就是没有钱！”因此，这就在黄如论幼小的心里深深埋下了一粒“我要挣钱”的种子。
就这样，少年的黄如论开始了读小学的学习生活。一年级。二年级年纪小，爷爷亲自接送；随着日月的流逝，黄如论日渐长大，遂和其他的同学相伴去学校念书。或许因为家境贫穷，深知读书不易，也或许因为天资聪明，又喜欢念书等原因，他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好。对此，全家人一尤其是他的那位爷爷每每看到他的学习成绩单的时候，总是乐得闭不上嘴。
小学时代的黄如论和其他的同学一样天性好玩，又淘气，又调皮，经常抓很多泥鳅和虫子放在女同学的书包里，但学习很好，是班上数一数二的高才生。随着时日的推移，小学时代的黄如论就是凭着读书优秀、性格個强好胜，又逐渐变成了同学中说一不二的孩子头。就我个人曾是所谓学生“领袖”的经历和感受而言，深信那时的黄如论也因此而得到某些满足。如果说“三岁看大，八岁看老”这句民间俗语有它一定的道理的话，我们也从他少年时代这种说一不二的孩子头的形象中，似看到了日后黄如论先生在打造金源帝国时那种雷厉风行的指挥风格。
是因为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影响，还是人性中潜存的动物本能使然？绝大多数读小学的男生都以欺侮女生一或者能支配女生为荣，对那些少数取悦女生的男生不仅投以鄙视的目光，而且有时还要集体孤立这类男生，或设圈套当众出他的洋相。从性格上看，少年黄如论一定是以欺侮女生为荣的那一类。其中，他对同桌的女生尤其是不客气。我记得他曾说过我也曾干过的一件往事，那就是读书的时候把书桌的中央画一条线，美其名曰“三八线”，与同桌的女同学明确约定：谁也不准越过这道“三八线”。可是，多数念小学的女生——尤其是这位与黄如论同桌的女生写字喜欢在桌面上，结果，不仅因为越过了“三八线”染脏了上衣袖子，而且还要遭到黄如论小声斥责或推搡胳膊的下场。世人皆知，女人爱哭，念小学的女生则更是动不动就哭。因此，每当他听到同桌女生因此而抽泣的时候，他那幼小的心灵之中就有着一种说不出的高兴。就说他那天和我讲完这段童年往事的时候，他依然眯起双眼非常开心地笑了。这说明黄如论先生在潜意识中依然对当年以“三八线”为界，进而达到惩罚同桌女生的行为是十分得意的。
不知何故，在我与黄如论先生进行过的无数次长谈中，每每听到他侃侃而谈在商战中取得胜利的那一瞬间，我就自然而然地会想起他把同桌女同学欺侮哭了的往事。是黄如论先生在讲述这两种不同“胜利”时的心境、表情几近相同的缘故吗？我想过多次，终无结论。
在数千年中国式的教育体系中，一些成功之士都有着大致相同的经历：在少年时代接受正规学校教育之前或之后，有意无意地在接受来自家庭的教育。学校，偏重于学习知识；家庭，主要是接受传统道德的熏陶。只要看看毛泽东、周恩来、鲁迅、茅盾等历史名人的学习生活，就会看到他们在少年时代深受其家庭影响一尤其是母亲的言传身教对他们成长起到了特殊的作用。黄如论先生虽然是在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出生的，然而上面说的少年时期接受教育的规律对他也是适用的。如果说六年小学的学习使黄如论认识了汉字，为今后自学拿到了撬开知识宝库的钥匙，那么人生前15年的家庭熏陶，则夯实了黄如论先生为人处世的道德基础。事后追论，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严格的家训和家教把黄如论先生送上了成功之路。
生养黄如论先生的黄氏家族几经沧桑之变，早已不是名门望族，但是绵延千年的黄氏家风依然影响着黄氏儿女的成长。在我与黄如论先生多次交谈中，他经常说：“我认为我成功就是因为不欺人，不骗人，不哄人，不诈人，不害人，而这些品质是我爷爷、奶奶，爸爸、妈妈教给我的。”世人皆知：无商不奸。当今的房地产商，靠欺骗过日子的不在少数。第一是吹牛，说自己何等的富有，结果是买空卖空，两手空空，靠走门子搞到建房用地之后，再转手高价出售；第二还是吹牛，没有建筑队伍，低价包给建筑商，其质量是可想而知的；第三是继续吹牛，本来是豆腐渣工程，却恬不知耻地说是优质住房，售后引来打不完的官司林林总总，不烦其说。我们再以此反观黄如论先生建造的近400万平方米的世纪城，从设计到建筑，从质量到售价，从入住到善后服务都可以证明黄如论先生讲的上述那番话是真话（关于这些事，本书后边将详细讨论）。
黄如论先生为了践行上述言论，他还为自己制定了两条家书，其一是：“得到了就应当失去，失去了就会让你得到。”其二是：“舍得舍得，有舍才有得。”这两句看来极平常的佛家之语，却蕴藏着非常深刻的哲理。在今天，对一个商人而言，说出这样的话并不难，难的是终生身体力行。我们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当做一把尺子，量一量黄如论先生这些年来经商的历史，再看一看他为什么要捐赠社会公益事业超过19亿元呢？结论是清楚的，他是在履行“舍得舍得，有舍才有得”这句话。同样，这些年来金源集团发展、壮大的历史，也是他在努力实践第一条家书的必然结果：不仅“得到了就要失去”，而且还做到了“失去了就会让你得到”。这些年来，也证明了金源集团在前进的道路上越是失得多，得到的也就越多。因此，金源集团的事业必定是蒸蒸日上，如日中天！
随着年龄的增长，少年时代的黄如论渐渐懂得了不少人情世故，认清了社会现象中的好与坏，明白了应该向社会学习什么和摒弃什么。与此同时，他于读书之余还有意涉猎课外读物。尤其当他念完小学綴学在家的时候，这种自学就变成主要的学习形式了。有一次，黄如论先生颇为动容地向我讲了下面这段话：
“当时读不起书，我的学习方式就是听评书，听故事，看图书，看闽戏等等，这些也让我懂得了做好人，有好报的道理。”
一位和黄如论先生稔熟的朋友告诉我，黄如论先生自幼喜欢闽戏，从戏文中获得所谓好与坏、忠与奸的做人标准。就说他治理金源集团吧，也经常拿戏中的故事和唱词教育干部，有时说到激动处，还会引吭高歌，或大声朗诵一段戏文。更为有意思的是，在金源集团举行年会文艺演出的时候，他还要粉墨登场，披挂上阵。但是，他有一个先决条件，那就是只演清官，绝不演贪官。后来，我见到一幅黄如论先生表演闽戏清官的剧照，还真有点意思。
黄如论先生不仅喜爱闽戏，更喜欢福建——尤其是闽中福州一带的民歌。在我们的相交过程中，我不止一次地见过他拿着话筒，用福州话放声高唱海峡两岸的歌曲。用专业音乐水准来评判，黄如论先生的歌唱情大于声。或许他从闽剧《霸王别姬》的故事中，知道了张良用一支洞箫吹散了项羽的三千子弟兵，也或许他深谙音乐是凝聚民心最好的精神武器，他为了张扬闽中一主要是福州一带的海外华侨的创业精神，于2007年出巨资征集歌颂家乡的歌曲。同时，他还亲自出马，与一批专业词曲作者组成评委会，最终选出二十余首歌曲。接着，又请全国知名的歌唱家用福州话录音，制成光盘，免费赠给海内外的福州人，希望福州籍的华侨在高歌家乡的同时，能够掀起一个回乡投资建设福州的新高潮。我记得有一次随黄如论先生乘车外出，途中播放的就是他精心策划、精心挑选的那些福州新歌。他坐在车上不仅摇头晃脑地跟着哼唱，而且还十分认真地要我发表对这些歌曲的意见。仔细想来，事业有成的黄如论先生喜欢演戏唱歌，这都和他少年时代学习民间文艺分不开的。
在与黄如论先生的交往中，我还深深地感到他有着一种极其强烈的愿望，那就是发扬光大黄氏先贤的思想。作为一个作家，我深思不得其解，所以只好求教于他：
“黄先生，你从何时才知道黄氏先贤在历史上做出的丰功伟业呢？”
“‘文化大革命’初期。”
我听后一怔，愕然相问：“为什么？”
接着，黄如论先生向我讲了如下这段记录在案的话：
“‘文化大革命’的初期，是红卫兵造反的时候，破‘四旧’的风很快吹到农村，谁的家里有线装书、有雕刻的家具，都要全部扔掉。”
否则被红卫兵抄去以后烧了不算，还要押着游街或者批斗。一天晚上，我爷爷拿了一大本家谱，用塑料布包好，放在箩筐里，再用草木灰盖起来，然后叫我带到山上去埋了。我非常好奇，晚上跑到山上把这个东西挖出来看，里面有我的名字、爷爷的名字，还有祖先的名字。在家谱的前面，还有蔡元定、文天祥、萨镇冰等名人给我的先祖作的序，看到这些以后我感到非常光荣。祖先中有的做了丞相，有的做了兵部尚书，其中南宋时期的先祖黄榦还是著名理学家朱熹的女婿。另外，我的先祖黄膺公的后裔，20代前都是书香传家，非常显贵，北宋著名丞相黄履和尚书左仆射黄潜善以及大书法家黄伯思，名扬天下。南宋榜眼、兵部尚书黄中，心系社稷，是两宋之际著名主战派大臣。然而20代之后，由于战乱及当时交通落后等原因，我的家族渐渐成了靠务农为生的农家。但是，在近代，家族中依然涌现出了以黄钟瑛将军等为代表的革命志士，我的伯父还参加了红军。虽然家人曾因此在反围剿时被伊平房子，东躲西藏，晚上再偷偷回去种地瓜、扁豆，但都没有屈服。我出生后，家里依然非常贫穷，我奶奶靠几亩薄田养活一家人。在我知道了祖先的荣耀之后，联想到眼下的处境，感到家族20代前和20代后情形的差距太大了。先祖的光辉给了我很大的信心，而亲人们面对生活困苦毫不低头的信念也感染着我。从那时起，我告诫自己，一定要有志气，不能一辈子受穷，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现实。”
实事求是地说，黄氏先祖的光辉历史，对黄如论先生影响非常大。其中宋代大儒黄榦尤然。
说到黄幹，黄如论先生又和我讲过下面的两段话：
“我很崇拜我的祖先黄餘，他从小就有诚心，不怕苦。有人叫他去武夷山拜朱熹为师，他就走了十几天到福建崇安，但是朱熹不在家，去了别的地方讲学，要两个月以后才回得来。黄餘就在武夷山脚下等了两个月。那时候是冬天，天很冷，他只穿着两件破烂的衣服。但他不怕苦，一直坚持下来。朱熹回来听说了，很感动，就收他为弟子，教他学问，后来看他读书很勤奋，就把学问都教给了他，还把女儿嫁给了他。他就这样成了朱熹的第一传人。”
“我从先祖黄餘求学的经历得出这样的结论：心诚则灵，自己认为对的就一定要坚持到底。同时，做人要勤劳，人家工作8小时，我就工作12个小时，这就叫勤能补拙。另外，从这时起我还认定若想光宗耀祖，还要像先祖黄翰那样钻心读书。”
我作为一位史传文学作家，不仅粗知南宋时代的程朱理学，而且对黄餘的生平也略知一二。权且不论黄如论先生讲的黄幹经历是信史，还是黄氏宗族口头相传的故事，从我们的交谈中可知，他一定学习过程朱理学。为此，我问他：“你所知道的程朱理学是自学的，还是像你的先祖黄榦那样拜师学到的？”
“基本上是自学的。”黄如论先生答说。
“是看到家谱以后就开始自学的吗？”
“不！那时，我很快就卷入‘文化大革命’了。”
“你在‘文化大革命’中又做了些什么？”
“参加红卫兵，跟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到大风大浪中学游泳，喝过不少口水。”黄如论先生说罢幽默地一笑，接着又说道，“事后想来，参加‘文化大革命’也是一种学习，使我真正认识了社会和社会中的人，够我受用终生。”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爆发了！
那时，黄如论辍学在家，尚不满15岁，恰好处在生命原动力的勃发初期。
在心理学家看来，这个生命原动力的勃发初期，恰好是由少年向青年过渡的开始。在这期间，无论男女都有着很强的好奇心，同时还有着用不完的精力和体力。用作家的话说，是人生的躁动阶段，也是所谓人性开始全面展示——且极力反对遮掩的时期。“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全国数以亿万计的青年工人、青年农民以及大中学校的师生全都变成了尚不满15岁的黄如论，似乎都处在了生命原动力的勃发初期，其狂热的表现，就是这种生命原动力勃发初期最好的注脚。
我记得周总理在红卫兵第一次座谈会上说过这样的话：思潮是无法抗拒的（大意）。事实证明，无论是目不识丁的农民，还是学富五车的教授和学者，一夜之间全都卷进“文化大革命”的潮流中。多年之后，我曾经读过一位誉满全国的大学者写的文章，他说自己在“文化大革命”的初期，不知为什么稀里糊涂地参加了学校里的一派，还闹了相当长的一段派性。对此，有人戏称这位大学者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在我看来则是思潮是无法抗拒使然。如此推论，处在生命原动力勃发初期的黄如论先生，则更是无法抗拒“文化大革命”的思潮，一定会积极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黄如论出身贫农，是所谓的“红五类”（一为工人、二为贫下中农、三为革命军人、四为革命干部、五为革命烈士）。再者，他的伯父是红军，按照当时的说法，侄儿也就成了红色子弟。用当时的话说，黄如论是红得发紫的双料“红五类”。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都知道，双料“红五类”是“文化大革命”的主力核心，自然也是红卫兵中冲锋陷阵的大小头目。由此我们可以推知，尚不满15岁的黄如论一定是连江县最早的一批红卫兵。如果说性格即命运是真理的话，我们依然可以从今天黄如论先生敢为人先的性格推测而知，随着“文化大革命”向纵深发展，那时的黄如论一定会变成连江地区一派红卫兵组织的小头目。
在举国上下陷入“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年代中，不干几件错事、不说几句违心话的人是没有的。因此，我作为一个“文化大革命”的亲历者和见证人，向来主张这是我们民族的灾难，不要过分追究这派或那派的责任，更不要为达到某种政治目的惩罚个人。就这个意义上讲，我最鄙视那些在今天撰文有意吹墟自己是“文革”中的圣人，刻意把自己塑造成全民都浊他独清的先知先觉。他似乎忘了自己当年也曾声撕力竭地高喊万岁、打倒所谓走资派的口号，一点也不脸红地说自己最反对紧跟旗手闹革命，等等。我说上述这番话的目的只有一个，没有必要去探究我们的传主黄如论先生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经历和表现。
家贫出孝子，国难造英雄。就说自鸦片战争至新中国成立这一百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为了寻求民族复兴之路，造就了一代又一代可歌可泣的民族英雄。就说被称之为民族灾难的“文化大革命”吧，从某种意义上说也造就了一批活跃在当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治国之才。黄如论先生能走到今天，其中有一条很重要的原因，也是从反正两个方面接受了“文化大革命”的经验与教训，并从中感悟出为人处世、造就事业的大道理来。
关键，还是善于向社会、向人生学习。
诚如前文所述，少年黄如论最渴望的是学习。当他臂戴红卫兵袖章，高声唱着“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冲进“文化大革命”洪流中去的时候，具有“文化大革命”特色的文化向他扑面袭来。概括地说，那就是手捧红宝书，无论是召开批斗大会，还是例行的“早请示，晚汇报”，都要朗朗背诵毛主席的语录；走上街头，除去看见大人小孩在跳所谓的“忠字舞”以外，还有多如牛毛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演出，表演的节目全国都一样，不是样板戏就是那几十首有名的“文革”歌曲。事后追论，在政治上，这些具有“文化大革命”特色的所谓文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艺术上，却有着很强的艺术生命力。暂且不论八个样板戏的成败得失，就说这几十首有名的“文革”歌曲吧，也是相当深入在“文革”中成长的那一代人心中的。就这个意义上讲，我相信这些充满“文革”特色的文化对黄如论先生的成长，也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的。说到此处，有两件事情令我震撼：
其一，我记得前几年出国访问，参加一个多为“文革”后出国谋生的朋友的集会，他们十分动情地放声唱起了“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从草原来到天安门”最后，他们竟然唱得热泪盈眶，有点泣不成声了。当时，我曾发出这样的自问：“他们为什么要唱这些歌曲呢？难道忘了‘文化大革命’对他们造成的创伤了吗？”我至今也没有找到答案。
其二，今年夏天，我随黄如论先生登临南岳衡山之巅，参拜火神祝融氏庙。当我们虔诚地敬献香火之后，黄如论先生望着无边无际的滚滚林海，听着时远时近的声声林涛，他突然舞兴大发，拉来一位同行的不懂“文革”文化的女士，先摆了一个拿起笔做刀枪的舞姿，继之又做了一个挥手指方向的英雄状，还兴味盎然地让同行的摄影师拍照留念。我当时被他这种忽发奇想、与参拜火神庙那种肃穆气氛极不协调的行为怔住了，禁不住地自问：“黄如论先生为什么要在火神庙前跳‘文革舞’呢？难道仅仅是率性而为的性格使然吗？”现在想来，很可能是黄如论先生用佛理禅语洗心之后，面对庙前那些极其虔诚的芸芸众生，蓦然之间得到了一种人生感悟，遂又与潜存在头脑中的“文革”文化发生了某种碰撞，使他身不由己地在庙前做出这些惊人之举。
随着“文化大革命”向纵深发展，黄如论先生也在“文革”炼狱之火中渐渐长大。他手中的红宝书变成了四卷合订本《毛泽东选集》？’他从朗朗背诵毛主席语录，变成了潜心拜读雄文四卷。通过长年交谈，我深感毛泽东的哲学著作、军事著作对他影响是很大的。当我认真读完黄如论先生的煌煌大作《为人处世与企业管理》后，第一感触是：通篇充满辩证法。我终于明白了，黄如论先生的文化积淀带有很强的时代特质，是他在“干中学”中弄懂了毛泽东思想的真谛，并成功地运用在商海之中。同时，还化作了团结同志、制胜对手的精神法宝。对此，我将在本书后面的章节中详述，略。
如果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史无前例的造神运动，那么所有有意或无意、清醒或盲目地参加这场造神运动中的绝大多数人——尤其是青年人，对毛泽东陷入了近似宗教式的崇拜，一时间，在“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战士”的号召下，于不知不觉中把这场造神运动推向巅峰。我们借用比较宗教学的一般规律，严肃地审视不同宗教的兴起阶段，将会发现一般的信徒们最感兴趣的不是教宗和教义，而是最想知道自己信奉的通天教主的生平和业绩。其中，尤其是那些鲜为人知的秘闻则更是信徒们所乐知的。就这个意义上进行分析，“文革”中广为流传有关毛泽东的各种传说、传记也是符合规律的事了。可以想见，红卫兵时代的黄如论不仅对毛泽东无限崇敬，而且还开始认真地研读有关毛泽东革命业绩的书稿。就是日后到了国外，他依然对毛泽东的一生很感兴趣。出于同样的原因，我们之间的谈话也常常是以毛主席的历史功过为中心。另外，只要翻一翻黄如论先生在今天的讲谈录，我们就会发现他经常拿毛泽东来自比。例如，他最爱说毛主席当过小学教师，我黄如论也当过小学教师，等等，不一而足。
与此同时，在“文化大革命”的中期，还有一种文化现象令人深思，那就是随着全民大唱语录歌时代的渐渐逝去，代之而起的是各种版本、不同艺术风格的毛泽东诗词歌曲又悄然兴起，而且很快就唱遍了黄河上下、大江南北。从此，全国又掀起了一场普及毛泽东诗词的文化运动。我记得那时，全国的大人小孩都会背几首或几句毛泽东诗词。据我的推测，黄如论先生也就是在这时才爱上毛泽东诗词的。我为什么不说黄如论先生喜欢上毛泽东诗词，而是说他爱上毛泽东诗词呢？请看我的道理和根据：
平时，我们二人交谈，像毛泽东的“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等著名诗句，他能运用自如，脱口而出；就是他在金源集团作工作报告的时候，也经常仿毛诗吟它一首，借以抒发自己胸怀大志，或鼓励同仁奋起共进。去年，他在昆明世纪金源大饭店开业典礼大会上的讲话结束的时候，就即兴赋了如下这首《卜算子》：
“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世纪城风骚独好。茫茫人生路，苦尽甜来又一春。汗马功勋谁不想，旨在机遇帷幄中。四轮战役今何在，独有英雄下夕烟。千秋伟业靠谁闯，缔造广厦千万间。”
我不想评议黄如论先生即兴之作《卜算子》的艺术品位，只想说明他的为文气质、为业气魄都受到了毛泽东的影响。由此可知，黄如论先生的确是爱上了毛泽东的诗词。
黄如论先生在处于生命原动力的勃发初期一并由少年完成向青年过渡的阶段，全身心地投身到了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中。在这期间，他不仅受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所谓战斗洗礼，而且还接受了具有“文革”特色的文化教育。从某种意义上讲，他等于免费上了一所具有“文革”特色的社会大学。在这所社会大学中，他比较系统地学习了毛泽东思想——尤其是毛泽东那富有生命力的军事辩证法，对他日后的成功，起到了不可限量的作用！我曾经戏称：黄如论先生获得的第一个学位，就是“文革”中的社会大学颁发的学士证书。
对此，黄如论先生也直言不讳地对我讲了如下这段记录在案的话。
“‘文化大革命’也让我学到了很多知识，学到很多文化，因为我跟随的造反派组织成员都是厅处级干部、老红军、老革命，我在他们的身边，学到了他们的为人处世，也学到了怎么写文章。应该说毛泽东时代的革命家都有很好的教育，一种是儒家的教育，一种是革命传统教育，就是这些点点滴滴在我的头脑里烙下了很深的印迹。”
“文化大革命”犹如滚滚东去的长江波涛，真可谓是泥沙俱下，鱼龙混杂。身陷“文革”洪流中的亿万人民——尤其是青少年学生，有的奋臂击水，逆流而上，虽然多喝了几口水，但终成跃上浪尖的弄潮儿；有的投机钻营，坑害百姓，虽然得意于一时，但终成沉人江底的泥沙。究其根本，还是在动荡无序的“文化大革命”中学习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对此，黄如论先生深情地说：
“我是老区红军的后代，伯父是个老革命，我在‘文革’中以伯父为榜样，学习做一个像他们那样的人。”
诚如前文所述，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人发展，红卫兵时代的黄如论从连江县城杀到了省城福州。不出所料，又很快成了福州地区一派红卫兵的小头目。由于他是红卫兵中的双料“红五类”，所以管理红卫兵组织的军代表非常信任他。那时，恰好是红卫兵在全国大串联的岁月，乘车不要钱，到任何地方住宿、吃饭也不要钱，真是开中外历史的先河！我就亲耳听周总理讲过，为了保证来北京接受毛主席检阅的红卫兵不挨冻，有地方睡，我把自己住的西华厅倒出了一半房间给红卫兵小将们住。由此，我们可以想见，全国各大城市接待红卫兵大串联的任务是何等的繁重。其中，分配住房、领取衣被、划拨伙食费等等是十分重要的工作，必须由军代表信得过的红卫兵来主持、操办。结果，黄如论就顺理成章地变成了军代表所倚重的红卫兵。说起这段经历，黄如论先生动情地向我讲了如下这段话：
“省城闹革命的时候，我分管外县来省城的红卫兵的伙食和后勤。当时要贪污是很容易的，红卫兵来福州大串联的时候，你需要多少，就给你报多少伙食、衣服和被子，我既管公章又管钱，报多少人、伙食多少钱，只要盖上公章，上面就给发多少。但是，我一点都没有贪污，应该说我是很忠于毛主席的，还是很廉洁的。所以说我是立志做好人，才有今天的成就，这也是我从小到大做好人做好事累积起来的善报。”
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都清楚：红卫兵运动是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在他们的背后，尤其是上到所谓中央文革，下到各级对应的机构，都有着大大小小的各种黑手在操控红卫兵运动。换言之，红卫兵只不过是这些政客、阴谋家手中的玩偶；红卫兵运动也只是这些政客、阴谋家想要达到某种政治目的所必需的行动。为此而付出代价的是国家和民族，其次就是那些为新中国诞生而幸存在世的老革命，当然还有那些紧跟旗手闹革命的红卫兵。就这个意义上讲，红卫兵时代的黄如论也是一个受害者，所不同的是，他虽然身处逆境，依然不忘学习做人的道理。请看他给我讲过的一个发生在“文革”中的故事：
“‘文化大革命’中，我曾经跟在一批被打倒或靠边站的首长身边，其中有好几位还是厅局级干部。在他们身边，我学到了很多待人处事的办法，也领悟到了在这个社会中为人处世的真谛。有一次，我们这一派红卫兵被另外一派红卫兵打倒了’为了保护我们这一派的老干部，我就匆忙带着他们向山区跑去。由于行动突然，没有准备，所以沿途之中没有饭吃。最后，大家饿得实在是走不动了，我们就坐在路边想办法。这时，一位首长好不容易从内衣袋中找到了仅有的一角钱，叫我到对面买几个地瓜来吃。但是，当我来到出产地瓜的地边之后，找不到种地瓜的主人，我就在山坡上挖了三个大的地瓜，接着，又学着当年红军的样子把一角钱放在地瓜秧的下边。当我走到山口的时候被一个农民抓住，说我偷了他的地瓜。我就像当年红军那样跟他解释：我是挖了你的地瓜，但我把钱放在了你家地瓜秧的下面。农民听了我的话以后，再看看我白白净净的像个书生，就相信了，就把我给放了。通过这件事，我真正懂得了当年红军为什么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道理。还是通过这件事，我进一步向老红军干部学到了敢爱敢恨、正直诚信的品质和为人处世的技巧，对我后来的发展是很有帮助的。我跟着这些老革命整整三年，对我一生的影响也是很巨大的。”
不久，全国随着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运动的兴起和普及，一批又一批红卫兵被送往边疆的农村和牧场，有的当了社员，有的成了再教育的对象，闹得天翻地覆的红卫兵运动就此偃旗息鼓了！时过20岁的黄如论先生本身就是农民，遂又带着一个又一个问号从福州回到了连江县马鼻乡辰山村，沉重地思索下一步该怎么走。
随着坚决贯彻、落实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最高指示，数以亿万计的大中学校的红卫兵——尤其是生长在城市的红卫兵不仅告别了坐火车不用票、吃饭不花钱的生活，而且一夜之间由红卫兵变成了知识青年。被视为大有可为的广阔天地——农村和草原等的艰苦生活，很快就把这一代学生身上的狂热降到了冰点，极具讽刺意味的是，曾经天天高喊要做天下主人的革命理想也化作了虚幻的惊梦。可能是存在决定意识吧，绝大多数的知识青年在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面向黄土背朝天的生活中变得现实起来，他们以及他们的家长通过各种社会关系，利用各种手段——有的女知识青年甚至把自己圣洁的身体都奉献上，借以达到离开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的目的。简之，回城变成了他们人生最高的奋斗目标。我记得在一次出国访问中遇到了一个当年的知识青年，他感慨万千地说了这样一段话：
“农村、草原这个广阔天地实在是太大了，也太苦了！说它大，我找不到自己的安身立命之地；说它苦，我不知道人世间还有苦。咳！就像京剧《红灯记》李玉和说的那样，有娘这碗酒垫底，我什么酒都能应付了。”
但是，我们的传主黄如论先生是生于农村、长于贫苦家庭的红卫兵，他当年带领红卫兵大闹连江县和福州市是长见识，开拓人生的视野；而今再由省城福州返回连江县马鼻乡是回家，绝对没有全国大多数红卫兵那种失落感。如果说有什么共同的地方，那就是对自己未来的前程感到茫然。换言之，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洗礼，黄如论要么像自己的爷爷、爸爸那样安于农耕，至多像其他同乡青年那样偷渡去海外。这些年来，他在省城福州大开了眼界，知道了外部的世界有多好，让他再安于在马鼻乡辰山村终生务农已经是完全不可能了！可是如何才0能从家乡走出去，到外面的世界打出一块属于自己的天地呢？他没有明确的答案。因此，他于茫茫然中又陷人了人生抉择的苦闷！
我长黄如论先生10岁，曾经是北京早期红卫兵运动的参加者，也是京城红卫兵最大的保守派组织“二司”的发起人，也曾有过作为“反革命”被放逐解放军农场的历练，因此对黄如论先生陷入这种人生抉择的苦闷是理解的。另外，我们之间或许有着共同的红卫兵运动经历的缘故，在我们的交谈之中，偶然也会说起“文化大革命”中亲历的一些事情。记得有一天，我有些沉重地向他讲起自己在“文革”中最难忘的一件事：由于派性作怪，我们保守派被造反派打培了，作为保守派的核心人物的我被抄家，一天之中还挨了三次批斗，站板発，坐飞机，游街示众等体罚全都经历了，各种非人的滋味也全都尝到了。黄如论先生听得十分认真，接着又慨然长叹，说了如下这段话：
“我16岁的时候就被人家戴上高帽子游街，帽子上面写着‘反军小丑反革命黄如论’。那时，我的两只手也被绑起来，被逼得跪在地上接受批斗。”
我听后苦笑着摇了摇头，许久说不出一句话来。像我挨批斗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已经大学毕业，也曾做过对不起另外一派红卫兵的事情。可是那时的黄如论先生只有16岁啊！对此，我们二人相对无言，沉默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最后，我低沉地说道：
“苦难，对于一个人、一个国家而言，都是一笔重要的精神财富。我之所以能成为作家，就是能够正确地对待‘文革’带给我的苦难，并把这笔苦难转化为艺术思维，使得我写的作品更深刻一些。就这个意义上讲，我是非常感谢自己拥有这样一笔苦难财富的。”
黄如论先生十分认同我的见解。他沉吟片时，也讲了如下这段记录在案的话：
“你说得很对，‘文化大革命’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很锻炼人的，它让我懂得了忠与奸，曲与直，也让我知道了为人处世的技巧，如果没有亲身经历这场变迁，很多道理我是不懂得的，所以说不破不立，大破才能大立。”
但是，那时的黄如论先生毕竟从福州回到了家乡，面临着自己一生最为关键的抉择。可以想见，他在回到家乡的最初阶段，依然难以忘怀昔口在省城福州大闹红卫兵运动的往事。随着这种苦闷日子的推移，昔日在省城大闹革命的往事渐渐远去，似乎那些所谓轰轰烈烈的革命也都变了味道。我不记得是谁说过类似这样的话：革命催人早熟。有时，几年学不懂的道理，在革命的关键时期一天就明白了。当我们二人谈起“文化大革命”带给我们的教训时，黄如论喟叹不已地讲了如下这段话：
“在‘文化大革命’中，戴红花也戴过了，批斗也被批过了，我感到很疲倦，觉得中国的人和事实在是太复杂了，绝不是我们这些人所能左右了的。”
黄如论先生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同时也是一个十分善于自学的人。尤其当他处于精神困惑的时候，他更是借用读书来转移这种精神困惑和痛苦。他在家乡这段相对茫然而无所适从的时间里，几乎是天天与书为伴，借用读书打发这茫然而苦闷的日子。或许正是出于这种原因，他在这期间读了大量的图书。
事后，我们反观他在这段时间里所读的书，大多是因破“四旧”而流传到社会上的一些闲杂图书。然而善于自学的黄如论先生自有与众不同的地方，他把读闲杂图书也当成了一种学习。正是有了这种学习，他才能在这些闲杂图书中汲取知识的养分，使他在今天讲话的时候做到口若悬河，博古通今。请看他讲谈录中的这段话：
“纵观古今，凡是文武双全，在历史上做出一番轰轰烈烈伟业的人，无一不是有道德、有良知、有高尚品质的先贤。例如：春秋时期写就《孙子兵法》的孙武，高风亮节的乐毅（西汉时期被称为国士无双的韩信，能骑善射、骁勇多谋的赵充国；东汉时期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班超，以马革裹尸还的马援；三国时期横槊赋诗一世的曹孟德，鞠躬尽瘁、死而已的诸葛亮，忠肝义胆、勇冠三军的关云长；唐朝时期创立开元盛世的太宗皇帝，时穷节见、忠烈悲壮的大书法家颜真卿；宋朝时期性情刚正、力挽狂澜的寇准，精忠报国、壮怀激烈的岳飞，男儿到死心如铁的辛弃疾，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明朝时期，千锤万击、烈火焚烧的于谦，千秋享庙、死重泰山的袁崇焕；清朝时期，浩然正气、中流砥柱的曾国藩，横刀向天、肝胆昆仑的谭嗣同等等，无一不是文武兼备、风流儒雅的外将内相之才。正因为他们有了高人一等的气节，所以他们的眼光更为超迈，见解更为独到，能够做到于内可以文治安邦，于外能够武功定国；大可纵横捭阖长袖善舞，细可洞微人烛圆满通透。”
我们权且不必评议黄如论先生对这些历史伟人功过的看法，我们仅从上述这段讲话中就可以知道他读过何等多的杂书。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对每一个历史人物都有自己的定评。如果说他对毛泽东等共产党人最初的了解是源于“文化大革命”，那么他对中国历史——尤其是对在中国历史上有所建树的伟人感兴趣，除去昔日爱听故事、喜欢看戏以外，恐怕多是来自这些闲杂图书。因此，黄如论先生通过自学不仅获得了一张“绿林大学”颁发的历史学文凭，而且还逐渐形成了英雄造时势的人生观。
随着时光的流逝，黄如论先生为寻觅未来出路的苦闷也渐渐散去了。与此同时，他又开始筛选、研究自己崇拜的历史伟人以及所创造的学问。首选就是他的先祖黄餘。
黄榦，字直卿，以“勉学”自励，号称“勉斋”。黄幹生于南宋，为监察御史黄瑀的四子。由于家学源远流长，自幼受到了严格的家教。后师从大儒李深卿、林少颖学习儒学和古文词赋，奠定了深厚的国语根基。后结识朱熹的好友刘子澄，由刘书荐拜朱嘉为师。黄榦“志坚思苦”的精神令朱熹感动，朱决意培养黄餘为理学的专承者，并把发扬光大理学的热望寄托在黄幹的身上，同时还决定将仲女许配黄幹为妻。黄榦不负朱熹热望，成果累硕。朱熹大喜，嘱黄榦“更宜勉力”，“吾道之托在此者，吾无憾矣”。朱嘉仙逝，黄餘悲痛欲绝，“守丧三年，不复调官”。在“悲怆哽咽不忍书，亦不忍忘也”的情况下，耗时六年，写就了二万余字的论文《朱文公行状》，全面评价了朱嘉一生的经历和思想。
黄如论先生为高扬黄氏先贤——尤其是他最为推崇的黄幹的为人、为官、为文的光荣传统，终于得到了黄餘的专著《朱文公行状》。他怀着无比崇敬之心挑灯夜读，就像是一个嗷嗷待哺的婴儿突然见到了母乳似的，真是用尽了吃奶的力气非常艰难地啃这部天书。按照我的推测，他是在啃这部天书《朱文公行状》的过程中，第一次知道了南宋有名的迫害朱熹等人的“庆元党案”。当他知道在朝的权奸宣布朱学是“伪学”，朱的门人为“逆党”，还开列了朱熹等人的十大罪状，并力主“斩嘉之首，以绝后患”之后，又很自然地想起了“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为此，他不得不发出这样的喟叹：“啊！历史和现实是何等相似乃尔！”这时——也只有这时，他才第一次明白了什么叫政治。当他获知自己的先祖黄榦不怕牵连，义无反顾地随侍朱熹左右，怒斥权奸“几危宗社，而生灵涂炭矣”时，黄如论先生更加坚定了以先贤黄幹为楷模，并暗自下定决心：一定要啃懂《朱文公行状》这部天书。
首先，黄如论先生啃懂了《朱文公行状》这部天书的价值，摘其要者是：“窃闻道之正统，待人而后传。自周以来，任传道之责，得统之正者，不过数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在黄榦看来：能承继孔子之大任的一二人即孟子和朱熹。所以，黄榦大胆论定“由孔子而后曾子、子思继其微（即微言大义），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以后，周、程、张子继其绝，至先生而始著。”接着，黄餘又放言“先生出，而自周以来，圣贤相传之道，一旦豁然，如大明中天，昭晰呈露。”当黄如论先生想到理学自宋代以后被历代学子尊为儒学正宗，成为日后八百年官方哲学的现实之后，真是为自己的先祖黄幹有这种大胆预言而骄傲。
我们由上述简短的引文可知，《朱文公行状》这部书是何等的深奥，既难读又难懂。我虽然不是熟读经史子集的饱学之士，但也在所谓国学大海的岸边洗过身手，为了弄懂《朱文公行状》这部书的要义，我的确借助了不少工具书才得以撬开一缝，然仍难窥视全貌。可以想见，只念过小学、就读过“文革”社会大学、获过“绿林大学”颁发的历史系文凭的黄如论先生想读懂《朱文公行状》是何等的难！为此，我行文的时候不仅称《朱文公行状》是天书，而且还用了一个啃字来形容其难。事后追论，黄如论先生就是在啃《朱文公行状》这部天书的过程中，比较全面地知道了儒学的渊源和发展。同时，他还真正地领略了中国古文那特有的魅力。就这个意义上讲，黄如论先生通过啃读《朱文公行状》这部天书，等于又自学念完了旧式学堂私塾，毫不夸张地说，他可以拿到一张毕业证书了！
简之，黄如论先生通过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自学，深深感到学海无涯苦作舟，唯有劈波斩浪朝前行。然而，他又清醒地知道家乡经济落后，交通闭塞，入学无门，良师难求，如要继续求知真是难上加难。为此，他经常独自一人来到罗源湾，望着从海天相交处跳出的一轮红日，或远眺大海中的落日狂涛，思绪似乎飞向了远方。一天，他由罗源湾的海边回到家里，看着那低矮的住房，澎湃的心潮难以平息，遂挥毫泼墨，写下了这条明志的条幅：
“水流千里，怎抵龙游三尺！”
这时，全国上下正在贯彻、落实要复课闹革命的最高指示。连江县马鼻乡由于缺少师资，黄如论先生曾经念过六年小学的那所学校，仍然听不到孩子们琅琅的读书声。为了能让更多的贫穷孩子受到教育，黄如论先生决定倾其所学，主动地承担起马鼻小学的教学任务。依我后来对黄如论先生的了解，他的学识和他的能力，是一定能胜任教小学的任务的。另外，他在“文革”中曾四处串联，八方游走，和普通的小学教师相比真可谓是见多识广了！再者，他从小就博闻强记，善于演讲，可以肯定地说，他是能够得到同学们的爱戴的。
那时，各级行政大权多数操控在群众组织的头头手里，他们一边高喊要复课闹革命，一边又继续利用派性挑动群众斗群众。其中，那些极具“文革”劣根性的头头们只知视人唯派，用人唯亲，而中华民族选贤任能、择善从之的光荣传统不见了。可以想见，曾经当过一派红卫兵小头目的黄如论先生是一定会遇到麻烦的。
黄如论先生毕竟是一个受学生拥戴的小学教师，且又喜欢好为人师的工作。不久，他辞别了马鼻小学那些可爱的孩子，来到罗源县。应该说，罗源县虽然也是一个在贫困线以下的穷县，但却成了黄如论先生人生、家庭、事业的起点。他到罗源县之后，通过朋友介绍参与承接当±也海军基地施工建设。在这里，他结交了不少在罗源的老乡以及各界朋友。同时，他还认识了未来的妻子方守金。黄如论当时还是一个刚刚创业的青年，方女士也正值妙龄，端庄温柔，身上洋溢着中国南方女子特有的温婉贤惠气质。她的出现，让黄如论感到欣喜，觉得终于遇到了能够共度一生，组建一个美好家庭的女性。几次交往后，他们逐步建立了感情，也渐渐有了默契。黄如论身上有着闽商的典型特质，常年四处奔波打拼事业，在家里的时间很少。对此，方女士从未埋怨，而是默默留在家中相夫教子，照顾几个儿女，把家里上上下下打理得十分周到，从来不因为家务事拖丈夫的后腿。有时，黄如论好不容易回到家，本想享受一下家庭的团圆，但总是会有很多事等着处理。处理完事情，黄如论又该走了。所以结婚几十年，两个人在一起生活的时间，加起来不超过三年。不过，两人虽然平时话并不多，但彼此理解，彼此尊重，心心相印，感情也格外深厚。在黄如论功成名就之后，方女士依然保持着低调、传统的生活方式。黄如论在和朋友提及自己的夫人时，也都会用非常尊重的语气，称赞她是自己的贤内助，并诚恳地表示，在他的成功中，有一半属于他这位深深爱恋的夫人。
在交往一段时间后，黄如论先生和方女士相互订下终身，并选择了一个不错的日子成婚，那时，正是邓小平大搞整顿的时候。
按照中国人的风俗，结婚是人生最大的事情。因此，自古就有攀比操办婚事的风气。正像今天这样，无论是官家还是商家，把操办婚事当成了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就说是普通百姓家吧，为操办儿女的婚事，砸锅卖铁也在所不惜，目的只为两个字：面子。我没有査过中国的婚丧嫁娶的历史，只知在“文革”中曾把传统的结婚仪式当做“四旧”给禁止了。即便如此，老百姓还是要请几桌酒席热闹一下的。
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都清楚，那时中国的经济到了就要崩溃的边缘。举例说，一个人一个月有30斤上下不等的粮食，凭粮票购买。同时，还发放半斤肉票、半斤油票、半斤糖果票、半斤点心票等。听说黄如论就要结婚了，热心的朋友们省下自己的半斤肉票凑份子，悄悄地准备办几桌没有多少肉的酒席庆祝一下？正当黄如论兴高采烈地筹办结婚酒席的时候，马鼻公社的当权者下令要他回乡，接受群众的批判。理由是结婚大办酒席，有资产阶级思想。那时的黄如论是很有组织观念的，尽管气得怒目大睁，可他还是回到了马鼻公社接受所谓审查。回首往事，他愤愤然地对我说：
“我一个人呆在屋里接受审査，交代资产阶级思想，可在罗源的朋友们还在为我筹备结婚的酒席，我当时真是气极了！尤其当我想到就要当新娘的妻子，我真是气得有泪不知向何处流啊！”
也就是在遭受这次特殊的审査中，用黄如论先生自己的话说：“我那时真的对政治厌恶到了极点！”怎么办呢？他无限悲怆地对我讲了如下这段话：
穷则思变，这是一切穷人内心最为美好的向往，或曰一生奋力追求的方向。
诚如前文所述，黄如论先生出生在农耕之家，穷得连书都念不起，虽说自幼就有着“穷则思变”的梦想，但对他这样一个穷孩子来说，也只是一个梦想。
我记得在“文革”前夕参加“四清”运动的时候，经常对贫下中农的骨干分子说这样几句话：“穷则思变，变则通，通则富，富变修。”意思是说，穷则思变是对的，一旦富了就变修也是符合规律的，因此，我们要防止生活富裕了变成修正主义。“文化大革命”中，在全国——尤其是在农村有一句喊得最响亮的口号：“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把话说白了，上述两段话是“四人帮”给全国亿万农民指的方向：宁可受穷，也不变修。现在看来，这两段话真是荒唐之极，然而在那个荒唐的时代却被当做真理来吹捧。从一般规律来看，红卫兵时代的黄如论先生是难辨真伪的，说不定还会大喊几声反对修正主义的口号！
但是，生存是决定人的一切行为的先决条件。换言之，再美丽的谎言只能欺骗一时，一旦谎言危及到人的生存就不攻自破了。例如，当年黄如论先生带着自己支持的厅局级“走资派”向山区逃跑的路上，饿得只能用一角钱挖三个地瓜充饥的时候，他不会不问一个为什么；接下来，他也一定会想一想今后的日子将如何生活下去。事有凑巧，等到黄如论先生带着这些“走资派”回到省城福州不久，又发生了一件危及到他的安全和生存的事件。
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都清楚，在打派仗的时候撒谎是可以不脸红的。那时，各级电台天天广播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最高指示，可是那些大闹派性的头头们却出于一派之私阳奉阴违，天天在大搞武斗。这就是最典型的桌面上谈判，桌底下使绊。也就是在“四人帮”挑起的派性大战中，黄如论先生他们那一派的红卫兵组织被打垮了。接下来，对立面的那一派红卫兵组织又乘胜追击，对他们不仅进行“宜将胜勇追穷寇”的全面出击，而且还要继续展开“痛打落水狗”的战斗。直言之：一是对所谓站错队的红卫兵群众大搞触及灵魂闹革命，再是抓捕被打垮的红卫兵组织的大小头头进行隔离审查，坚决批倒斗臭，重者还要送交专政机关蹲大牢。在强大的舆论攻心和专政手段相结合的高压下，到处都是一片白色恐怖。面对生存的抉择，那些曾经高喊经风雨、见世面，为真理而斗争的被打垮的红卫兵，随即作鸟兽散，一个个忐忑不安地在等待命运的安排。黄如论先生很早就懂得识时务者为俊杰，为了逃避对立面红卫兵组织的抓捕，他偷偷地由省城福州回到家乡马鼻躲藏。没有几天，他又想到自己曾是连江县红卫兵组织的小头目之一，自然所谓的派性冤家也不在少数。换句话说：躲藏在家乡并不安全。为了逃避对立面红卫兵组织的捜捕，经由家人协商，由他的叔叔凑了20元钱，让他逃到闽东老革命地区古田堂姐家去避难。
“文革”中的农村是非常贫穷的！我记得在农村种地的哑巴哥哥干一天农活挣10个工分，到年底这10个工分才能分到8分钱；就说我大学毕业后的工资吧，一个月也只有46元钱。换句话说，20元钱对当时的农民来说可是一个不小的数目。那时，黄如论先生家贫如洗，自己又没有工作，自然清楚这20元钱的分量。同时，他还明白在躲避搜査的特殊时期，这20元钱又凝聚着全家人对自己深深的爱。那天夜里，他伸出粗大的双手，有些颤抖地接过这沉甸甸的20元钱，遂又小心翼翼地藏在自己的上衣口袋里。接着，他含泪告别全家的亲人，转身走出家门，趁着月黑星稀的深夜，拿着托人买的汽车票，大步踉跑地向连江汽车站走去。天就要亮了，他终于坐上了驶往古田的又脏、又乱，且又人满为患的长途客车。“文革”之前，福建是一个经济落后、交通闭塞的省份。其中，闽东革命老区古田等地因群山环抱，水深流急，则更是难以和外部世界沟通。就是到了“文革”时期，联系福州与古田的也只有那条异常险峻的山区公路。黄如论先生或许是因为避难出走的心情不佳，也或许是要转几次长途客车实在是太累，满山遍野的茂林修竹引不起他的兴趣，崇山峻岭中的百鸟歌唱他也无睱欣赏，他只是木然地坐在破旧的长途客车上，微眯着双眼，下意识地保护着身上那20元钱，忽而倚着车窗睡觉，忽而随着人流中途换车，希望快一些到达古田县城，好再打听去堂姐家的路。
“古田到了！请旅客拿好行李准备下车！”
倚窗沉睡的黄如论先生被售票员唤醒，他习惯地揉了揉双眼，匆忙站起身来，随着人流走下客车，放眼望去，方知是到了夜幕低垂的傍晚时分了。他活动了一下身子，顿感腹空无力，至此又知整整一天没有吃东西了。他当即决定：先买一块烤地瓜充饥，然后再问去堂姐家的路。当他伸手掏钱的时候，惊得出了一身冷汗，放在口袋中的那20元钱不见了！他焦急万分，不住地自问：“是谁偷了这20元钱呢？接下来我该怎么办啊”多年之后，黄如论先生向我讲起这件往事的时候，还心情沉重地说了这段话：
“那时候我所在的一派红卫兵失败了，怕被抓，就想跑到古田我堂姐家去避难。当时叔叔给了我20块钱路费，我转了好几趟车到了古田县城，发现钱被偷了，堂姐家离县城很远，我没钱住店，就蹲在公园里整整冻了一夜，这件事我印象很深。那夜，我躺在公园的木椅上望着星空想了很多，最后得出结论：归根到底就是没有钱。所以，从那时起就暗下决心：我要赚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