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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九日的夜是那样的黑，就像是不透一丝光亮的铁幕死死地罩住了红都瑞金。黑洞洞的大街上，再也见不到往日的灯火，繁华的市面，似乎那亲切的欢声笑语也猝然消失了。听，远方隐隐传来的是什么声音？是暴雨到来前的沉雷吗？不！这是国民党进攻中央苏区的枪炮声……
夜，已经很深了，就是远方隐隐传来的枪炮声也渐渐地消失了，这苍茫大地已经沉沉入睡了，但是，红都瑞金的一家窗纸上还亮着淡黄的灯光。这是吴黎平的家，他正为瞿秋白举行家宴。
吴黎平同志是一位学者型的革命家，与瞿秋白过从甚密，并十分尊重瞿秋白的道德与文章。他听说红军转移不带秋白同志之后，立即想到秋白同志身体不好，且夫人杨之华同志又不在身边，这样的决定是不公允的，故亲自找到毛泽东同志抱不平，说了这句史有所记的话：
“秋白同志这样好的同志怎么可以不带走，让他听候命运的摆布？”
诚如前文所述，对此决定，毛泽东也是反对的。他颇有情绪地说：“我提过了，但我说的话不顶事！”接着，吴黎平又找了张闻天，结果依然如上文所述：不能改变。对此，吴黎平只有把满腹的话儿置于心底。他思来想去，决定在今天晚上请瞿秋白同志吃饭、叙别。
瞿秋白是何等地想随红军主力突围转移啊！当他这正当的请求遭到博古等人的拒绝以后，遂以党性原则要求自己，服从组织决定，与留下的同志们同舟共济，与革命大业共存亡！然而，他毕竟是一位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革命家，当他见到吴黎平，想到明天——十月十日就要和战友们壮别的时候，此时此刻的心情只能借用“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来形容。
瞿秋白是我党数得上的大知识分子，自然清楚祖宗留下来的传统：自应由他做东为吴黎平饯行。但是，在我党的历史上却开创了这样的先例：走者为主，留者是客。如果再算上留者带有遭打击、迫害的成分，这走者为留者餐叙、话别也就合乎情理了！开饭之后，瞿秋白端起面前的酒杯，无限感慨地说道：
“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有故人！”
吴黎平自然清楚瞿秋白改无为有的真实用心：红军突围西行是有故人的。而他留在这就要不复存在的中央苏区，且又带着成千上万的伤病员，将如何面对国民党数十万“进剿”的大军呢！因而，他必然会产生“留在苏区无故人”的喟叹。如果我们再借用李后主的词来形容，那一定会脱口吟出：“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
吴黎平此刻或许太了解瞿秋白在想些什么了，他真想举杯高吟“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然而他引发瞿秋白那多愁善感的情愫，又理智地控制住了自己的感情，只是下意识地说着这样的大白话：
“吃菜，喝酒；多吃菜，多喝酒……”
面对这样的叙别，瞿秋白真是感慨良多啊！尤其当他几杯热酒落肚之后，用吴黎平的话说：“他当时心中甚为不安，情绪特别激动，喝酒特别多。”最后，他又说了如下这段话：
“你们走了，我只能听候命运摆布了，不知以后怎样，我们还能相见吗？如果不能相见，那就永别了。我一生虽然犯过错误，但对党、对革命忠心耿耿，全党同志有目共见。祝你们前途顺利，祝革命胜利成功，我无论怎样遭遇，无论碰到怎样逆境，此心可表天日。”
说句迷信话：这时的瞿秋白似乎预料到了他的未来，如果再把他在八个多月之后——翌年六月十八日壮烈遇难时的表现相映照，他说的上述这番话即是一个革命者的遗嘱。
瞿秋白回到自己的住处之后，他的心依然在怦然跳动。虽然从理念上说，他的留下并不是被弃之革命队伍之外——甚至还可冠以重担在肩的美名，但在他心中的感觉却是另外一个样子：再次被王明、博古等人排挤出革命队伍中了！或许是出于条件反射的原因吧，他不能不想起六届四中全会之后，王明、博古等人在米夫的支持下把他赶出中央领导核心，遭受一次又一次精神摧残的往事……在漫长的近四年的自我反省中，他对自己有了较为正确的认识：“一个平凡甚至无聊的‘文人’，却要他担负几年的‘政治领袖’的职务，这虽然可笑，却是事实。”换句话说：我瞿秋白是个文人，不是搞政治的材料。而瞿秋白的历史也恰好说明了他的反省是正确的。早年当新闻记者，为中国近代新闻界开一代先河；六届四中全会之后，他又与鲁迅、茅盾等文学大家共谱了中国近代文学史上最为光辉的篇章。但是，他在政治舞台上的表演，虽说也不乏精彩之笔，但他视自己的政治历史为一出滑稽剧，且演得十分疲乏——“简直厉害到无可形容，无可忍受的地步”。虽然他当时感觉：“不管全宇宙的毁灭不毁灭，不管革命还是反革命等等，我只要休息，休息，休息！”他认为“始终不能克服自己的绅士意识，我终究不能成为无产阶级战士”。但是，当他在这静静的夜里回首往事，或憧憬未来，他又以诗人的视角得出这样的结论：
“这世界对于我仍然是非常美丽。一切新的，斗争的，勇敢的都在前进。那么好的花朵，果子，那么清秀的山和水，那么雄伟的工厂的烟囱，月亮的光似乎也比以前更光明了！”
这就是瞿秋白经过解剖后的自我。这也是瞿秋白在这个难忘的夜晚所思考的结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代表了一代人的追求。既是喜剧，又是悲剧！
十月十日，被称之为“难忘的一天”终于来到了！一夜未眠的瞿秋白很早就从自己的住处走出，抬头一看湛蓝的长空，天高气爽，他禁不住地暗自说：“啊！天佑红军……”接着，他又忙着为就要踏上征程的战友送行，他握了一双又一双不愿松开的手，看了一双又一双热泪盈眶的眼睛……他真不知该说些什么才好！最后，不愿松开的双手终于分开了，热泪盈眶的眼睛模糊了，那一个个熟悉的身影渐渐地远去了！
太阳已经转到偏西的方向了，瞿秋白又空着肚子骑马赶往中央机关附近的一个村头，为长征中的一个特殊连队——干部休养连的同志们送别。
这个连队的成员，不是年老体弱的高级干部，就是刚刚从医院中出来参加转移的同志。年纪最大的是徐特立同志，其次是谢觉哉同志，时任中央政府的秘书长，和谢老年龄相仿的还有董必武、林伯渠二老；女同志年长的是蔡畅同志，身怀有孕的贺子珍、坐着担架的邓颖超等女同志也分在这个连队；另外，大文学家成仿吾、冯雪峰等人也编在这个连队。难怪邓发同志做动员报告的时候，他把大家看了一眼，才露出笑容来，操着带广东口音的普通话讲了如下这段史有所记的话：
“我们这个连很好，各方面的干部全都有，男的、女的，有音乐家，有搞戏剧的，还有文学家，如果演个节目，不用到别的单位去借用。还有很多做群众工作的同志，各行各业都不愁没人做群众工作，真是应有尽有。哈哈哈哈……”
瞿秋白赶到之后，这个连队已经按照名册编成班、排，且各就各位。他再仔细一看，每人带着一床毯子，一袋干粮，一个挂包，里边装着几件衣服和简单的日用品。另外，每人在腰带上挂一个茶缸子或饭碗。但是，当他的视线和这些老战友的目光相遇的一刹那，他完全感到了他们想说而又无法出口的话……
“老林！老林……”
突然，在通往村里的大道上传来喊声。瞿秋白与这特殊连队的所有成员不约而同地循声望去，只见一位年近花甲、留着大胡子、手中抱着一件毛衣的长者跑来。大家禁不住地小声说道：
“何老赶来送行了！”
何老即何叔衡同志。他生于一八七五年，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大革命失败之后，赴苏联学习，后于一九三〇年七月回国，在上海负责全国互济会工作。顾顺章叛变之后，他奉命撤往中央苏区，先后出任中央政府工农检查部部长、内务部代理部长、中央政府临时法庭主席等职。由于他和毛泽东源远流长的关系，虽做好了随红军主力转移的准备，仍然被博古等人留了下来。这时，他已经五十九岁了，继续留在赣南山中打游击是不合适的。可他什么话都没说，倾囊所有，买了些花生米和清酒，于九日夜约老战友林伯渠做竟夕谈。今天，当他想到老战友林伯渠就要突围远征了，遂又拿出自己仅有的一件毛衣赶来送给林伯渠。
林伯渠是我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他早年留学日本，参加孙中山先生的同盟会，后在日本与李大钊相识，并结为异姓兄弟。另外，他与何叔衡同为湘人，一种无形的乡情把这两位老战友拴得更紧密了！今天，他双手接过何老的毛衣，一种难以诉说的情潮打心底涌起，瞬间又化成一首《七律·别梅坑》，当众含泪低吟：
共同事业尚艰辛，
清酒盈樽喜对倾。
敢为叶坪养政法，
欣然沙坝搞财经。
去留心绪都嫌重，
风雨荒鸡盼早鸣。
赠我绨袍无限意，
殷勤握手别梅坑。
就要踏上征程的老战友们见此情景无不为之动容！
瞿秋白不忍再看这两位长者的壮别，更不愿意回味林老即兴吟咏的这首七律，他为了掩饰自己那复杂的情感，匆忙转过头去，取出手绢轻轻擦了擦有些湿润的眼睛，也就是在这刹那间，他看见一位年近花甲的长者依傍着一匹很瘦的老马，十分动情地冲着他点了点头，他三步并作两步地赶到这位长者的面前，说道：
“徐老，你这匹马太老了，留给我吧！你骑我那匹马上路。”
这位徐老就是毛泽东同志的老师徐特立。徐老早年从教，后以不惑之年赴法勤工俭学；大革命失败之后，他又以半百高龄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赴苏联学习；回国后进入中央苏区，出任教育部副部长，与部长瞿秋白不仅工作上合作默契，而且还结成了相谈不厌的忘年交。就在瞿秋白请求随军长征遭到拒绝之后，他第一个话别者就是徐老。
徐老是知道瞿秋白的性格的，他什么也没说，只是紧紧地握住瞿秋白的双手点了点头。
“徐老，多多保重！”
“秋白呀，你也是啊！”
瞿秋白感到就要沸腾的心潮猝然上涌，他望着徐老那饱经沧桑的目光，泪水几乎冲开情感的闸门！似乎只有“都在不言中”这五个字，才能道出此刻他们想说又不能说的真实感情！
瞿秋白把自己的战马和马夫交给徐老之后；又看见已有身孕的贺子珍，也就是在这瞬间，他想到了自己远在上海的妻子杨之华，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又扑入心头。他急忙上前握住贺子珍的手，动感情地说道：
“保重，代我向老毛祝福！”
贺子珍虽然和瞿秋白没有过多的交往，但是他受王明、博古等人迫害的事她还是知道的。加之瞿秋白和毛泽东经常在一起谈古论今，也清楚这两位同命相怜的受害者的心是相通的。她用力地握着瞿秋白的手说道：
“你也要多多保重！请接受我和老毛的祝福。”
瞿秋白深情地点了点头，转身走到一副担架前，只见躺在担架上的邓颖超赶忙坐了起来，伸出双手主动地握住瞿秋白的手，十分克制地说道：
“我们不知有过多少次分分合合了，这次分别还是再说这句老话吧：我们会很快相见的！”
瞿秋白和周恩来相识有近十年的历史了。毫不夸张地说，他们两人的分合史，就是中国共产党这十年历史变迁的写照。也就是在这种非同常人的分别与相逢之中，使得他们两人由相识到相知。邓颖超与杨之华同属建党初期的妇女领袖人物，她们两人曾为中国妇女的解放而奋斗不息，并结下了很深的战斗情谊！今将离别，他们的共同心愿自然是“我们会很快相见的！”但是，瞿秋白是个唯物主义者，他看着躺在担架上的邓颖超，且还继续吐着血丝，如何完成这次战略转移？他的心中也画了一个不小的问号。当他再想到周恩来的处境之后，他强作笑颜，用近似调侃的语气说道：
“谁叫我们是共产党人呢？那就让马克思保佑我们吧！”
最后，瞿秋白与成仿吾、冯雪峰这两个大文学家话别。其中，冯雪峰与瞿秋白在上海期间时相过从，并由冯介绍，瞿与鲁迅成为战友，并共同领导了文化战线上反“围剿”的斗争。后来，他们相继来到了中央苏区，因爱好相同，气味又相投，经常在一起谈文说艺。而今他们将随主力红军转移他处了，留在中央苏区的他又多了一份孤寂！或许是文人过分重视生离死别这类事情，因此他们相对却无有一言了！
自然，前来送别的人是很多的。但是，他们都和瞿秋白同志一样，谁也没有说太多的话。放眼看去，不是紧紧握手道别的，就是频频点头致意的。简言之，送与行双方的气氛，就像是下不了雨的天气，憋得人们实在是受不了！
转眼太阳西下了，就在大约午后五时下达了开拔的命令，休养连终于告别了红都瑞金前进了。他们排成一路纵队，一个紧接着一个。大多数同志是五步一回头，十步一摆手，那前进的步伐走得是那样的艰难、那样的缓慢……
瞿秋白木然地站在原地，望着远去的战友，他突然想到了一句古诗：“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不知何故，远去的战友已完全消失在披着暮霭的田野中，他依然还是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向着远方望着、望着……
“秋白同志，你怎么还没走啊？”
瞿秋白闻声回身一看：刚刚做完手术的陈毅拄着双拐，在警卫人员的搀扶下站在他的面前。他有些愕然地问道：
“你怎么来了？”
“我是赶来送行的，都走了，就剩下你一个人了。”
“我……”
“你应当走，骑上我的马，追他们去！”
“组织上没决定，我不能擅自前去，要服从组织决定。”
陈毅听后还能说些什么呢？他只是很有情绪地叹了口气。
“我扶你回医院去吧？”
“那你……”
“还怕没事做吗？”
陈毅有些惨然地笑了。但是，他的目光还是望着同志们走去的方向，似乎是在暗暗祝福战友们转移成功，遇难呈祥。他突然想起什么，转过身来问道：
“老毛离开瑞金了吗？”
“他几天前就赶到于都去了。”
“他为什么去于都？”
瞿秋白微微地摇了摇头。
毛泽东赶到于都去的主要任务是在于都河上架桥，让突围转移的大队红军快些渡过于都河，乘敌不备，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破敌人早就布好的封锁线。与此同时，他很为红军转移后的中央苏区人民担心，觉得应该向这些养育了红军的亲人有个交代。为此，他利用一切机会，代替博古这些逃跑主义者做好转移前的工作。随着红军向于都集中，当地的人民也风传着各种消息。就在于都河面上的浮桥架好以后，他于十月十五日在于都县城谢家祠，参加中共赣南省委召集的省、县、区三级主要干部会议。他在会上发表长篇讲演，严肃地指出：“敌人这次进攻中央苏区，采用的是堡垒政策，一直打到我们中央苏区门口，企图断水捉鱼，全部地消灭红军。我们红军主力部队要冲破敌人的封锁线，到敌人后方去，打击敌人，消灭敌人。”最后，他又对留在中央苏区的干部说了如下这番话：
“你们这些在地方工作的干部，仍然留在苏区，团结人民，开展游击战争。你们不要怕，不要认为红军主力部队走了，革命就失败了。不能只看到暂时的困难，要看到革命是有希望的，红军一定会回来的！”
毛泽东讲完话后，又与赣南省委各级同志做了十分具体的研究和部署，坚定了留下来的同志继续革命的信心。
是日——也就是十月十五日晚，毛泽东接到了命令：十六日下午大队红军由于都出发，踏着他亲自指挥架起的浮桥渡过于都河，向敌人的第一道封锁线前进。为此，他要求部属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但是，当他看到战士们把驻地院门和庭院打扫得干干净净，把水缸也挑满了水后，他的内心又泛起了一阵阵酸楚的味道……
为了避免敌机的侦察与轰炸，红军出发定在十六日下午五时。为此，毛泽东赶到了新架好的于都河浮桥的桥头，观看红军战士雄赳赳、气昂昂地通过浮桥。天渐渐地黑了下来，他看到“浮桥两边红军人山人海，无数的火把宛如千万条火龙在蜿蜒行进。而成千上万的苏区男女老表，则从四面八方拥到渡口来欢送红军出发，有的送茶水，有的送草鞋、布鞋、斗笠、雨伞，有的帮助挑担子，有的往战士怀里塞吃的东西，有的则高唱欢送红军出征的歌曲……”但是，当他看到男女老表紧紧握住红军指战员的手，反复地说着“红军呀，你们千万要回来啊”！而我们的指战员又以坚定地口气答说：“乡亲们，我们一定会回来”的时候，他的心的确是颤抖了……
毛泽东于十月十八日傍晚，带着警卫员告别了于都，大步走过浮桥，怀着依依惜别的心情踏上了征程。
“主席！主席……”
毛泽东一听这熟悉的叫声，急忙转过身来，只见一位十分干练、个头不高的女红军干部出现在他的面前。他笑着说：
“刘英啊，你也到了？”
刘英，是经过大革命风雨洗礼的湖南“妹子”。她于一九二五年入党，一年后就从普通的党员被推上湖南省委候补委员兼省委妇女部长的位置。也就是在这期间，她与林蔚相爱了，并结为伉俪。但是，他们仅仅在一起生活了一个星期，却因大革命的失败而永诀，并在刘英的心中刻下了永远磨不去的爱的记忆。不久，她奉命去苏联，入莫斯科中国劳动大学读书，在此期间结识恩师张闻天等人。后在劳动大学毕业，于一九三二年回国，在上海稍做停留，即转赴中央苏区做团的工作。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之后，她转任赣南于都扩红突击队队长。第一次扩红，受到嘉奖；第二次扩红，因战场失利而遇到困难。恰在那时，她听说毛泽东主席正好在于都考察工作，遂决定找老上级毛泽东帮忙。
刘英在建党初期就听说过毛泽东的名字。但是，她得以相识还是在一九三三年夏天。那时，她到瑞金后没有几天，去中央局那座小楼上看望她的恩师洛甫（张闻天），并由洛甫介绍才认识毛泽东的。由于毛泽东很重乡情，遂和这位湖南小老乡刘英相过从，并在工作中也给以帮助。当时，毛泽东听了她在扩红中遇到的困难以后，告诉她说：
“一定要开会，思想不打通，不下决心，再有时间也完不成任务！”
“可是扩红突击队的队员都分散到各区去了，通知也来不及了啊！”
“这好办，我有四个警卫员，叫他们跑马到各区去，口头通知，不就解决了吗？”
这一招果然很灵，全县活动分子紧急会议如期召开，毛泽东又拖着虚弱的身体赶来参加会议，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结果，刘英又动员了一千多名青年参加红军。
不久，毛泽东在于都接到秘密通知，他赶到刘英的住处说：
“小老乡，你赶快回瑞金去！”
“为什么？”刘英不知其故，固执地说，“再说，我还没接到组织部的通知呢！”
“你一定要回去，有特殊任务！”
刘英回到瑞金不久，就受命担任二纵队巡视员参加长征了。今天当她走过于都河上的浮桥，一眼就看到了毛泽东那高大的身影。也就是在这一刹那间，她又想起了发生在九月份的事情，她很认真地问道：
“你九月份到于都是有‘特殊任务’的吧？”
毛泽东听后笑了，他告诉刘英：那时他来于都主要的任务是察看地形，选择突围的路线。也就是在这时候，刘英才明白：“现在我们利用枯水期，在选定的地点架了五座浮桥，安然地过了于都河，走的就是毛主席选定的路线。”
虽说毛泽东选定的突破口确保了红军神不知鬼不觉地向着敌人的第一道封锁线走去，但他依然担心和南线陈济棠的谈判是否成功。当他听说何长工奉命赶到了于都，并向周恩来作了汇报以后，他才如释重负地点了点头。
毛泽东的判断是正确的，何长工、潘汉年与陈济棠的代表谈判取得了完全的成功。
何长工与潘汉年奉命赶到于都之后，向周恩来汇报了秘密会谈的全部经过，并当场念了双方达成的五项协议：
1.就地停战，取消敌对局面；
2.互通情报，用有线电通报；
3.解除封锁；
4.互相通商，必要时红军可在陈的防区设后方，建立医院；
5.必要时可以互相借道，我们有行动事先告诉陈，陈部撤离四十华里。我军人员进入陈的防区用陈部护照。
同时，何长工还告诉周恩来，在谈判期间，当收到周恩来事先商定的密语电报：“长工，你喂的鸽子飞了”之后，对方十分敏感地问道：“是否你们就要远走高飞了？”何长工很平静地答说：“不是，这是说谈判成功了，和平鸽上天了。”周恩来听后笑了，随即他又用心地思索了一下这五项协议，微微地点了点头，异常高兴地说道：
“你们完成了一件有历史意义的大事，这对于我们红军、中央机关的突围转移，将起重大作用！”
不久，周恩来从于都出发。那时，他个人的行李只有两条毯子，一条被单，做枕头用的包袱里有几件替换的衣服和一件灰色绒衣。他马不停蹄地赶到前线，指挥红一军团在赣县王母渡、信丰县新田之间突围。到二十五日，中央红军经过战斗，全部通过国民党军设置的第一道封锁线。
也就是在这时，毛泽东见到了贺子珍，他回首苏区的大地，十分感慨地说：
“从现在起，我们就要走出中央苏区啦！”
贺子珍告诉毛泽东，瑞金的男女老少紧紧拉着红军的手，不停地说道：“你们千万要回来啊！”毛泽东听了之后，沉默良久，低泣地说道：
“我们欠根据地人民的实在太多了！……”
也就是在红军通过敌人的第一道封锁线之后，周恩来见到了毛泽东，扼要地讲述了战略转移的意图，遂又诚恳地说道：
“有什么意见和想法，就立即告诉我们。”
对此，毛泽东有些沉重地点了点头，接着又说道：
“难题还在后边，蒋某人一旦知道了我们的战略意图，那我们的日子就不好过了！”
这也是周恩来所最担心的事。为此，他不止一次地自问：
“蒋某人将做何安排呢？……”
蒋介石自华北回到南昌以后，他的脾气增大了许多。不是独自一人在室内快速踱步，就是拿着电报驻步作战地图下边，望着那张标有各种作战符号的地形图出神。一旦有不顺心或不如意的地方，他碰到谁都会被骂个狗血淋头！用贺国光的话说：“委座是在为不知共匪的动向焦虑啊！”
是啊，蒋介石采用碉堡推进的战略，妄图竭泽而渔的“围剿”计划眼看就要成功了，突然红军不知去了什么方向，他能不焦虑吗？另外，他在下达第五次“围剿”计划，尤其是欲要达到他的竭泽而渔的目的的时候，他也曾不止一次地想到红军会突围转移，为此他有过网开一面的腹案：放红军东去福建，或南下广东。如红军东去，他则命令参与“围剿”的四路兵马席卷福建，把红军消灭在东海之滨；如红军南下，势必走南昌起义退却的老路，那就集中各路大军越过五岭，把红军消灭在潮汕一带，同时趁势解决南天王陈济棠。但是，从来自东线福建的消息证明：中央红军绝无向东转移的迹象；而来自南线的报告：红军在十月二十五日已经突破了第一道封锁线。这使多疑的蒋介石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陈济棠为了自身的利益，一定私下和红军订有某种默契。果如斯，他一年多“围剿”红军的心血不仅功亏一篑，而且还有预测不到的后果。为此，他怎能不焦虑呢！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这句古老的箴言迭迭应在蒋介石“围剿”红军的失败上。就在蒋氏北上的前夕，四川军阀刘湘在“进剿”红四方面军的过程中，被徐向前所部打得落花流水，死伤官兵六万余人，被红军俘获两万多人，加之在财政上一筹莫展，刘遂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以“川中‘剿匪’军事困难”为由通电辞职。这时，蒋介石担心川中“剿匪”无主，坐视徐向前部壮大，终成突围转移的中央红军的落脚地，这岂不遗患无穷嘛！为此，他恳请刘湘复职的同时，并电邀刘湘出川，来南京面商一切。但是，当他获悉刘湘东来南京的目的是为了探明他的虚实之后，如何走活四川这步棋子又成了他一块心病。为此，他暗自焦虑地思索对策。
与此同时，奉命西征并揭开红军长征序幕的红六军团一部经过昼夜艰苦转战，突破湘、桂、黔三省敌军二十多个团的包围，于十月十五日，在沿河县厂坝地区与贺龙所部红三军（即后来的红二军团）会师。此后不久，在大庆战斗中被截断的另一部与南下接应的红三军在贵州省印江县木黄会合。十月二十四日，红六军团主力，经过艰苦转战，在大阡以南突破敌人的封锁线，到达印江县的木黄，与贺龙等会师。二十六日，红三军与红六军团在四川酉阳县南腰界召开庆祝会师大会，宣布红六军团胜利完成突围西征的任务。对此，蒋介石非常清楚：不要很长时间，红三军与红六军团必将在川、湘、黔三省交界处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使他更为不安的是：中央红军突围转移既不是东去，也不是南下，若是沿着红六军团突围的路线西去，与红六军团、红三军会师，到那时，湖南、四川、贵州三省必将成为红军新的根据地；万一再与红四方面军连成一片，这对蒋氏而言，真是犹如火上浇油，他怎能不分外焦急呢！
然而时下他最为焦虑的是：必须准确无误地搞清中央红军突围转移的方向。唯有如此，他才能决定下一步“围剿”或追击中央红军的战略方针。为此，他每日数问：“又收到共匪突围转移的消息没有？”同时，他每天数电致各路“围剿”红军的部属，闭门造车式地制定所谓“追剿”部署。待到十月二十五日获悉中央红军突破第一道封锁线之后，他当即召集了会议，并于当日下达了如下命令：
南昌行营关于围堵中央红军的部署
查匪徒此次南犯系全力他窜？抑仍折回老巢？或在赣南另图挣扎？刻下尚难断定。唯歼匪于第一线以东地区已不可能，自应歼匪于第二纵线及万、遂、横线中间地区之目的，另为机动之部署。经详商拟定：
1.先电芸樵（即何键）迅就上述纵、横两线加强工事，严密布防。
2.令李云杰集结遂川，援助罗霖，巩固赣州以北江防。
3.周（即周浑元）纵队抽调十六个团集结泰和；薛（即薛岳）路抽调十二个团集结龙冈。
4.匪如他窜，即以薛、周会两李（即李云杰、李生达）进剿。如回窜，即以周纵队会罗（即罗霖）、李（即李云杰），由赣州东进。薛路仍服原来任务。
5.东路及辞修（即陈诚）应加速向长汀、宁都分进。
由蒋介石亲自主持制定的围堵中央红军的部署中可知：在中央红军突破第一道封锁线之后，他仍然不知中央红军突围转移的准确去向。因此，他的军事部署主要是建立在“全力他窜”、“或在赣南另图挣扎”上，希望把中央红军拦堵在第二道封锁线之内，在赣粤交界处消灭之。为达上述目的，他仍旧采取过去行之有效的碉堡推进战术，以图收竭泽而渔之效。他唯恐属下不明其战略意图，遂于十月二十九日电令：“北路军除进剿部队外，所有守备各部队应尽力推进筑碉，以便与前线部队切取联络。”
这时，蒋介石虽然尚不清楚红军转移的去向，但他作为统帅却懂得：无论红军是“全力他窜”、“或在赣南另图挣扎”，在大军围堵红军的同时，最重要的是要派重兵“追剿”。唯有如此，已经进行转移的中央红军才不会“折回老巢”，重新在赣南、闽西一带“为患”；也唯有如此，中央红军才会被迫流徙他地，成为当代的所谓“流寇”。他考虑再三，遂决定原顾祝同所部以第六路军薛岳所部担任追击任务的吴奇伟、周浑元两个纵队为“追剿”军。由谁出任“追剿”军前敌总指挥呢？蒋介石思之良久，遂想到了他的爱将陈诚。
陈诚，字辞修，于一八九八年生于浙江省青田县高市乡。早年在家乡读小学，后考入省立第十一师范学校。几经磨难，于一九一九年以备取生的名义进保定军校第八期炮科学军。由于他在军校期间与邓演达有过一段师生之谊，毕业后随邓南下，在孙中山先生的粤军中供职。他在随中山先生出征西江的作战中胸部中弹，住院治疗。也就是在住院期间，得识前来慰问伤员的蒋介石，并由此一步一步地成为蒋氏军事集团中的嫡系将领。就在中原大战结束之后，蒋介石与宋美龄做媒，把谭元闽的三女儿——蒋介石的干女儿、宋美龄留美时的同学谭祥介绍给陈诚。这时的陈诚虽家有妻室，却聪明地答说：“我一切听从领袖安排。”自然，陈诚如此而为也必然遭到同僚的忌恨。不久，他在第四次“围剿”红军的战斗中惨败，蒋介石不得不承认：“此次挫败，凄惨异常，实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痛。”何应钦借此大骂陈诚饭桶，逼蒋严处。熊式辉也落井下石道：“辞修骄横，目中无人，不听劝阻，惨遭失败，其责非浅。”顾祝同、杨永泰等也向陈诚发难。为此，蒋不得不给陈诚降一级、记大过一次的处分。随着第五次“围剿”红军的得手，陈诚向蒋献了不少计策。其间，在筹办庐山军官训练团中更是得蒋信任。待到红军进行战略转移前夕，他已荣任北路军前敌总指挥兼第三路军总指挥。从上述简历来看，蒋介石属意陈诚为“追剿”军前敌总指挥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陈诚却有自己的打算。他认为“追剿”中央红军不仅是“苦差事”，而且根据他与红军作战的经验，难收速成之效。换言之，“追剿”之举只能胜，不能败。万一在与红军作战中出现败局，又必然导致同僚的责难。到那时，即使有蒋介石的力保也很难说是个什么结果。因此，他决定辞谢不就。但是，陈诚是个绝顶聪明的人，他知道蒋介石要他出任追剿军前敌总指挥的用意：一是希望他能忠诚地执行蒋的意图，再是表示对他的信任。也就是说，他若想改变蒋介石的决定，必须做到两条：一是他要做的其他的事情一定要比“追剿”红军更为重要，再是他能提出为蒋介石所接受的人选。他思之良久，遂向蒋说明：中央红军自赣南、闽西一带转移之后，仍会留下部队作为“火种”，妄图借国军主力“追剿”红军之际，重新在赣南、闽西一带复活。而彻底消除这一隐患的任务绝不比“追剿”红军的任务轻。再者，负责“追剿”的国军虽有较大的胜算，但也有局部失算的可能，一旦出现后者，就需要有精兵强将做补充，借以支持“追剿”任务的完成。最后，他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说道：
“从战略全局出发，我认为充任后者对委座更重要一些。”
蒋介石被陈诚说服了，他当即说道：
“那你就出任驻赣预备军总指挥吧！另外，在你看来，该由谁出任追剿军前敌总指挥呢？”
“薛岳。”陈诚胸有成竹地推荐说。
薛岳，别号伯陵，是陈诚系的重要成员。远在北伐时期，他就出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师师长，并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参加“四一二”大屠杀。同年夏投靠李济深，出任新编第一师师长，不仅率部在潮汕堵击南昌起义军，而且还残酷镇压广州起义。待到陈诚兵败第四次反“围剿”之后，陈授意亲信罗卓英、吴奇伟二将军，向蒋介石保举薛岳充任北路军第六军副总指挥兼参谋长。陈诚升任北路军前敌总指挥兼第三路军总指挥后，又力保薛岳继任第六路军总指挥。而在第五次“围剿”中央苏区的国民党军战斗序列中，第三、六两路军又是最大的主力兵团。为提高薛岳的威信，陈诚有意吹嘘：“剿共有了薛伯陵，等于增加十万兵。”由此可见陈与薛的关系非同一般。事有凑巧，这时薛岳为向蒋介石表忠心，迭电陈述自己对“追剿”红军的建议。待到红军通过第一道封锁线之后，他以火急电分呈陈诚、顾祝同及蒋介石：愿率第六路军负责“追剿”。因此，蒋介石当即说道：
“好！就按你说的办，任命薛伯陵为追剿军前敌总指挥。”
“我愿从旁相助，为委座分忧！”
“那就下达命令，先把共匪堵在赣、粤交界处。”
但是，中央红军在突破敌人第一道封锁线之后，按照既定的战略转移方针，继续向湖南的汝城和广东的边境城口方向前进。第一步西进到大庾、南雄地区，主力从大庾、南雄通过。第二步到沙田、汝城、城口地区，并相继占领汝城。但是，当红三军团于十一月二日占领汝城东南的制高点以后，发现“汝城碉堡坚固，山炮不能征服，地下作业又无时间”，遂决定“放弃进攻汝城”，改为监视。当红一、三军团“打开由官路下到文明司山田铺的道路”后，红军从五日晚到八日晨全部通过汝城到城口间的第二道封锁线，进入湘南粤北地区。也就是在这一天，蒋介石下达了改定西、北两路军任务及指挥系统电。
兹改定西、北两路任务、境界及指挥系统如下：
1.西路总部移驻衡阳，注重追剿；
2.北路总部移驻吉安，注重清剿；
3.西、北两路改以湘、赣省界为界线，但现在鄂、赣境内之西路第三纵队及所属各部，仍归西路指挥，其区域仍旧；
4.西路军第一、二两纵队之部队，其在赣境者……均改归北路指挥；
以上四项，希遵办具报，并饬所属遵照，但未交防前照旧负责。
由以上电令可知：蒋介石在这时仍未搞清中央红军此次战略转移的真实目的。因此，他下此命令的终极目的是：迅调何键设西路军总部于衡阳，阻止红军西进而已。
中央红军通过第二道封锁线后，国民党北路军周浑元纵队和薛岳所部尚未跟进，南路军陈济棠部根据和红军签订的协议拥兵自保，而西路军何键所部因“追剿”红六军团等因使兵力过于分散，故红军未遇大的抵抗，即迫近敌人设在郴县、良田、宜章一带的第三道封锁线。由于在这条封锁线上，郴县有湘军第十五师驻守，宜章、坪石有粤军两个团防守，其战斗力又不强，中央红军遂决定从宜章南北通过敌人的第三道封锁线。也就是在红军通过第三道封锁线的过程中，陈济棠所部粤军曾和红军有过两日的激战。他为了向蒋表示“剿共”积极，曾向蒋迭电告捷，虚报伤亡及俘获红军人数，并发现有中央红军第一、三、五、八、九等军团的番号。对此，蒋介石认为这是最有意义的一仗，因为他终于判明了中央红军此次突围转移的战略目的：沿着红六军团转移的路线西去。
所谓红六军团转移西去的路线，即红六军团奉命离开湘赣苏区到湖南中部发展游击战争，与在湘西活动的红三军取得联系所经过的地方。在长达两个半月的时间里，他们从江西省遂川县的衙前附近突破了国民党军的碉堡封锁线，几经转战，向东进入阳明山区，复又急转向南，经嘉禾出道县，在广西全州和兴安之间的界首附近渡过湘江，沿湘桂交界西去，在贵州沿河县厂坝、印江县木黄地区与贺龙的红三军会师。
蒋介石深知中央红军如果实现这次战略转移，并与先期到达的红六军团、红三军会师，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为此，他立即召集南昌行营会议，研究具体的军事对策。
蒋介石作为行营的首脑，他虽然懂得“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的古训，但是在他“剿灭”红军的这盘棋上从未忘记贺龙、萧克在湘黔边界的红军，以及徐向前等在川西北的红军。加之，他已探明中央红军突围西去的战略目的，他最为担心的就是这三支红军结成一体，把本来就割据多年的西南诸省搞得更加复杂化。因此，他开宗明义地讲道：
“今天的会议，主要是研究追堵与消灭朱、毛红匪，但也不要忘了分布在湘、黔、川、鄂等处的红匪，这是因为他们是一个整体。”
对此，与会的熊式辉、杨永泰、林蔚、贺国光、晏道刚等人无一敢说半个不字，就像几千年来举行所谓殿前会议那样，只能遵旨议事。首先，他们各抒己见，对所谓敌情做出了如下的判断：
一、萧克、贺龙两股匪军，在湘西之慈利、大庸一带合股后，似将继续活动于龙山、咸丰及川东地区，以图截断川、鄂及川、湘交通，并掠夺物资。
二、朱、毛股匪之第一、第三、第五、第八、第九各军团约十万余人，窜抵湘南后，将经桂北、黔东，向川南窜犯，图与川北之徐向前股及湘西萧、贺股匪，互成犄角之势，再行相互策应，制我川中。
三、第四军团徐向前股，由陕南窜至川北之通江、南江、巴中地区后，似将继续窜犯嘉陵江之阆中、南部一带，以图牵制我川中进剿军，策应朱、毛、萧、贺各股匪军之行动。
四、各该股匪均将避实击虚，沿途流窜，破坏交通，掠夺物资，宣传赤化，以达成再度啸集之目的。
接着，蒋介石又主持决定了如下的所谓“追剿”方针：
我军以歼灭匪军之目的，乘各股匪军尚未聚集之前，分别于湘、桂边境，湘、鄂、川边境，川北地区，各以有力部队分途“围剿”各个击灭之。
参加行营会议的人心里都清楚：蒋介石虽然做出胸有全局的最高统帅的样子，议出了上述所谓的“敌情判断”和“围剿方针”，但是他最担心的还是被他称为朱毛红军的中央红军的动向，以及如何才能尽快“剿灭”之的军事手段。换言之，决不允许中央红军渡过湘江西去，而是集中一切力量把中央红军消灭在湘江以东的地区。因此，当蒋介石起身走到那张标有各种军事符号的地图下边，望着位居湘桂交界处的湘江凝神的时候，杨永泰再也沉不住气了。他说道：
“委座，您是在考虑我方未来统帅湘江围剿战的人选吧？”
蒋介石微微地点点头。他沉吟片时，转过身来，望着杨永泰那有些傲慢不逊的表情，说道：
“快把你想好的人选说出来吧？”
按着祖宗传下来的规矩，为将者——或为相者就是有了上乘的谋略或腹案，也要设法转化成君王的意旨，并由君王说出。但是，这位自恃高明的杨永泰却要向这些行之有效的规矩挑战，因为他认为这恰是表现自己比他人高明的时候，因此，他拿起教鞭，指着地图侃侃而谈：鉴于朱、毛所部突围的去向，可能在广西全州强渡湘江。为此，参与会剿的国军除去薛岳的追剿部队外，还有西路军总指挥何键的湘军，广西剿匪军总指挥白崇禧统帅的桂军。就才干而言，白为上；就忠诚而言，薛为上；就地利而言，何为上。但是，由于桂系数度闹独立，白必然猜忌中央；何部虽然与中央保持一致，但何与桂系素有私交，要谨防在此役之中湘桂携手，留有遗患；薛为中央信任，且又统帅中央军多达九师之众，再加之薛向有恃强自傲的弱点，势难为何、白所容。最后，他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说道：
“上述三人均不是理想人选。为大局计，委座需派员前往，代表委座统御各方。”
“我看杨厅长所言极是，”熊式辉一改谨言慎行的为官之道，明确支持杨永泰的意见。但是，当他再一看蒋介石的表情，似感到蒋氏另有见地，故又补充说，“当然喽，最好是由委座统御三军，各方都无话可说。”
“晏主任，你的意见呢？”
晏道刚自然清楚蒋粤、蒋桂之间疑忌很深，粤桂怕中央嫡系乘机入侵并不下于怕红军。因此，他是支持杨永泰之见的，并当场说了如下这句话：
“粤桂是否依我们的计划办事乃是防堵的关键，应派员妥为联系才能贯彻命令。”
这时，贺国光看看与会者的表情，又望望蒋介石沉吟不语的样子，如他自己再被蒋氏点将陈情，实在不是好的结果，故主动说道：
“委座，大家的意见相去不远，就等您定夺了！”
“对，对，”熊式辉老于世故地说道，“我们的意见仅供委座参考。”
“我嘛，”蒋介石扫了一眼与会者的表情，“我已经决定了，任命何芸樵为追剿总司令。”
与会者听后为之一怔，接着又争着附和蒋的口味，大说何键出任总司令是最佳人选。唯有杨永泰一言不发，以示保留自己的意见。对此，蒋介石看在眼里，故又补充说道：
“我为什么选定何芸樵呢？一、他原本就是西路军总指挥，且在指挥追剿萧克所部时尽职尽责，如在他的头上再委加一位大员，未必有利。”
与会者边听边点头，似于瞬间就完全改变了自己的见解。
“说到薛伯陵，他很可能持有异见，那就是不服何芸樵的指挥。为此，我决定任命他为前敌总指挥。”
与会者虽有不同想法，但多数人都做出理解蒋氏用心的样子。
“我了解白健生，时下，他决不会与何芸樵携手。相反，起用何芸樵，对白健生而言也不失之为一颗定心丸。”
与会者听到此处方知蒋介石早已有了定案，召开这次行营会议的目的一是考察部属，再是显示他作为统帅的高明。因而，大家和往常一样，只有听他近似“庭训”的份了。
蒋介石可能是为了给与会者打气，也可能是他在判明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后的真实想法，他认为红军业已被迫放弃根据地，像当年的黄巢、李自成一样变成了流寇。他在大讲了一通所谓“流寇”必败的历史掌故之后，又讲了如下这段带有结论性的话语：
“流徙千里，四面受制，下山猛虎，不难就擒。”
但是，如何才能使下山猛虎就擒呢？在蒋介石看来，有了能统御全局且又能听命于他的主将之后，部署能相互制约的部属就成了最为关键的大事了。为此，他把成案在胸的所谓部署要旨讲了出来：
一、以第二十八军刘建绪率章亮基、李觉、陶广、陈光中四个师，即开广西全州依湘江东岸布防，与灌阳夏威所率的第十五军切取联系，进行堵截。
二、以吴奇伟率第四、第五两军主力韩汉英、欧震、梁华盛、唐云山、郭思演五个师，沿湘桂公路进行侧击，保持机动防止红军北上。
三、以第三十六军周浑元率所辖谢溥福、萧致平、万耀煌师尾追红军，取道宁远进占道县加以确保，防止红军南下进入桂北。
四、以第十七军李云杰率王东原师及其所兼之第二十三师，取道桂阳、嘉禾、宁远，沿红军前进道路尾追。
五、以第十六军李韫珩率所兼之第五十三师，取道临武、蓝山，沿红军前进道路尾追。
与会者听罢蒋介石这个五路进军的湘江追堵计划，他们不仅都知道蒋氏很用了一番心机，而且也都清楚了蒋氏用人之道的真谛。对此，时任侍从室主任的晏道刚事后写了如下这段文字：
他处处从人地相宜着想，认为何键与李宗仁、白崇禧有私交，以湘军入全州（全州为广西地盘），彼此不会猜忌，必能合力封锁湘江，堵住红军去路。桂北设有民团，亦可使过境红军遭到一些困难。李韫珩、李云杰都是湘南人，所部多系嘉禾、宁远子弟兵，跟踪追击地势熟悉，可收地利人和之便。蒋介石认为，以精锐之周浑元军抢占道县，压迫红军西进，吴奇伟军沿永州西进，阻遏红军北上。企图逼使红军强渡湘江，形成在大军前堵后追、左右侧击之下于湘江东岸进行决战的有利形势，必能造成红军最大伤亡；如果红军不渡湘江则只有转入粤北或桂北，当时陈济棠已有好几万人集中粤湘边，红军欲仓促建立苏区亦不容易。当蒋在南昌决定这一计划时，我个人也认为红军在战略上已陷入不利态势，是否能渡过湘江、潇水这一条地障，的确是红军成败的一个大关键。
南昌行营会议就如此地结束了。负责起草命令的晏道刚于同日草拟了如下两道委任状，经蒋介石过目后以电令发出：
委任何键为追剿总司令电
派何键为追剿总司令，所有北路入湘第六路总指挥薛岳所部及周浑元所部统归指挥，并率领在湘各部队追剿西窜股匪，务须歼灭于湘、潇水以东地区。除任状、关防另发外，特电遵照。
委任薛岳为追剿前敌总指挥电
已特派何键任赣、粤、闽、湘、鄂剿匪军追剿总司令，第六路军入湘后改受该总司令指挥，该总指挥着兼任前敌总指挥。
接着，晏道刚根据蒋介石的战略意图，连夜起草了《南昌行营关于追剿红军的计划》，并交由蒋介石过目。
蒋介石是个非常自负的军事统帅。在他的心目中，历次“进剿”红军的失算，不是部属的无能，就是各地方实力派为保全自己，有意推诿扯皮，给红军以可乘之机。而他亲自制定的战略计划是绝对没有错的。这次他在审看作战计划的同时，又想到了方方面面的制约因素，遂微微地点了点头。接着，他又抬起头，以极其严厉的口吻说：
“为了谨防参加会战的部属不认真执行这一命令，请把古代兵家尉缭子的四句话写进电令中：众已聚不虚散，兵已出不徒归；求敌若求亡子，击敌若救溺人。”
晏道刚看着蒋介石那稳操胜券的样子，非常担心粤、桂双方因私利而招致湘江之战失利，再次提出“粤桂是否依我们的计划办事乃是防堵的关键，应派员妥为联系才能贯彻命令”的意见。蒋氏听后断然地说：
“你不要管，命令只管下。他们不照我的命令行事，共军进去了他们受不了，他们执不执行我的命令是第二步。”
晏道刚一听话音，知蒋介石还有第二步棋待下，故知趣地退下，向有关人员发布命令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