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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在文学论争开端的是前苏格拉底哲人对荷马神话以及为之奠基的宇宙谱系的批判。前苏格拉底哲人——这是他们在个别方面的分歧之外的共识——从保有宇宙的原则和力量中解释宇宙的存在并从宇宙中认识到其结构、冲合现象和规律性，荷马的世界看起来似乎是诸神恣意操控的演练场，他们以变幻了的形象出现并像人一样去行动。 毕达哥拉斯 （约公元前580年至前500年）让赫西俄德和荷马由于各自有关诸神的言论在下界悔罪； 色诺芬尼 （约公元前570年至前480年）讽刺赫西俄德和荷马变形的多神论，他说，诸神和人之中最伟大的唯一神，在形象上和思想上都不与有朽的事物类似，竟能（仅）凭借其精神的力量不费吹灰之力地撼动万物。

这些坚决的批判不久便招来了反驳。 泰阿格尼斯 (Theagenes von Rhegion)早在公元前6世纪末就尝试用譬喻阐释来为荷马叙事诗正名和辩护，他认为关于诸神的报道有着更深层的意义，它只有在譬喻阐释时才能得以彰显。 因为只有这样，它才能对荷马的世界与伊奥尼亚自然哲学进行调和，诸神和英雄的不和被解释为各元素之间的斗争，诸神和英雄则是宇宙力量和法则的诗学虚构。 这种阐释方法之后在亚历山大人手中得到完善。教父们将这种方法应用于所有古代异教文学，他们借助这种方法将异教遗产纳入到基督教世界。这种[8]有关多重字面义的学说一直影响到17世纪。不过，对于古希腊文学的古典时期而言，它的意义值得商榷。直到帕伽玛和亚历山大时期的语法学家才给出了更为细致的证据。 就连公元1世纪《论崇高》一书的佚名作者也称，荷马作品中的诸神之争是可怕、不敬神、不得体的，除非人们对其进行譬喻性的理解。

普罗塔戈拉 （约公元前485年至前415年）被认为是智术师派的建立者。莱斯基写到，智术师派最重要的前提已在伊奥尼亚地区被提出来：“如果不怕简化或者吹毛求疵的话，可以说，其中表现的是伊奥尼亚对阿提卡顽固力量的不安。” 虽然前苏格拉底哲人责备荷马作品的神话和宇宙谱系学是扭曲的人神同形论，但是他们也坚持一种思辨性的世界阐释，只不过他们的出发点是非位格或者泛神论的基础力量。这无疑是西方思想中重要的进步和哲学的开端；在其影响下，就算是文学，尤其是希腊母邦之外的文学，也被牵涉其中。智术师们也质疑最终的确定性，他们说，人是无知的，丝毫不知晓神性事物和宇宙的基本原则；人的活动范围是人类社会，人在其中活动并证明自己。一句流传下来的普罗塔戈拉的话如是说：

关于诸神我当然不得而知，他们存在或不存在抑或他们是何形象；因为有许多妨害知识的事物：如无法亲自感受，和人的生命的短暂。

处于兴趣核心的不是形而上学的思辨，而是社会实践，换句话说，即行动的、证明自己的人。因为人是——普罗塔戈拉另一句晦涩的话如是说——[9]“万物的尺度”。 这应该不是在唯心的人本中心论意义上所说的，即只有我思考的事物才存在，而是伦理责任意义上所说的。的确，智术师的自我理解首先是教育者，他们的手段就是言辞、演说。

修辞学最先和诗歌相互竞争，接着，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诗歌在某种程度上被“修辞化”，以至于成为了修辞学的一部分，修辞学和诗学的标准便无法再得到严格的区分。智术师对其发展的影响未得到足够高的评价，他们在作为教育媒介的修辞学发展中重要的参与让人们可以理解，为何时至今日，人们一再将他们与欧洲修辞学论争中两种流派中的一种相提并论。莱斯基强调：

任何其他思想运动在影响的长久性方面都无法和智术师相提并论。这并不是说他们一下子改造了希腊的精神生活，我们更多会说他们最先有影响的各个圈子的某些局限性。但是他们所消解的事物在希腊生活中再也无法重新成为一个真正的整体。他们所提的问题，所唤起的疑惑，使人们在欧洲思想史中无法对其沉默，直至今日。

在政治实践中对客观规范的削弱、对当时矛盾的“不仅-而且”的强调、对自然和实定法则之统一性的扬弃、个体的主体性等等，这些亦都表现在演说的风格和修辞之中。

高尔吉亚 （约公元前483年至380年）于公元前427年作为使者来到雅典，之后成为广为引用的新演说和教育学说的大师。尤为著名并为人乐道的是他精雕细琢、过分拔高的艺术形象，借助于这些形象他[10]强调了在他看来可经验的现实的矛盾特点，并艺术性地扩展了他的对照性论证法。毫无疑问，智术师并非不沾染任何弊病——希琵阿斯（约公元前5世纪）就是一例，他曾将批判性的相对主义，将对客观认识真理的无能为力误解为对折中主义的无所不知的要求； 但是诺顿似乎在他的论证过程中过于强调这些极端例子，他说，古代有关风格的讨论是随着智术师而兴起的。因为，比风格上的革新（后来的阿提卡派和亚细亚派都以此为依据，细致的区分只是后来的加工）更为重要的似乎是智术师对权力和传统真理诉求的攻击。这才是真正新的东西。

对文学适宜性的讨论在雅典民主时期有着双重面相，即主题-内容上的和风格上的。阿提卡肃剧孕育于由多个组诗组成的传统神话的丰富资源，普遍来讲，它是对荷马叙事诗的延续，是对现实的神话解释，在根本上却与古代阿提卡肃剧一样是保守的，后者尽管处理的是当时的素材，但是谴责的是智术师的道德相对主义，比如 阿里斯托芬 （约公元前445年至前385年）在《云》中就持此观点。无论前苏格拉底哲人的宇宙学思辨还是智术师的实践不可知论，都与这一神话式世界解释、这一最终将自然和社会秩序理解为整体的尝试相牴牾。 欧里庇得斯 （约公元前480年至前406年），这位在时人眼中颇富争议、直到后世才与 埃斯库罗斯 （约公元前525/527年至前456/455年）和 索福克勒斯 （约公元前497年至前406年）齐名的诗人，曾将这一冲突作为主题，虽然对荷马的诸神世界有所疑虑，但仍未赞成 今人 的观点。他是古代思想变革时期的人物，可以与 修昔底德 [11]（约公元前460年至前400年）相提并论，后者是科学、经验论历史书写的创立者。

诺顿尤其讨论了该论争的另一方面，即风格方面。他从这一关于适当风格的早期讨论中——他主要指的是演说风格——已经看到阿提卡风格-亚细亚风格之争的端倪。他视修昔底德为典型，在他的历史作品中，演说及其编排起到了尤为重要的作用。他说，智术师派散文的影响——比如修辞学艺术形象、对题句式、文字技巧以及对新词的钟情——不容忽视，并且古人已经注意到这一点。修昔底德本可以是现代性的，但现代性事物在当时是和不经之物如影随形的，因而，这也说明了为何修昔底德更倾向于古风化、非寻常的语言形式，而非当时的语言水平。在语言既不能反求古体又不能在时下所提供的文字中注入思想的情况下，修昔底德以专断独行者的无所顾忌创造出与它们相符合的表达：“智术师奠立的造词理论赋予他这样的资格。”

那么这样一来，我们就不能把智术师的理论完全称为统一性的修辞大厦。高尔吉亚特别看重演说的艺术装饰，相反， 普罗迪科 （公元前5世纪末）则在研究希腊同义词时力求定义的明确和概念的等值。 诺顿在修昔底德这里看到的正是这种风格的混合，即所谓的矛盾性：“由于这种对智术师语言理论的交叉，修昔底德常常在同一章节中既是最冒失的语言革新者，又是最细致入微的语言正确性的观察者。”

总之，追随诺顿的论证，人们可以在修昔底德的史书中找到一切在随后的论争中举足轻重的内容：造作的风格和简洁[12]的句法，古风化的措辞、新词汇以及概念上的革新。修昔底德——这位曾经的智术师门徒——的混合风格已经说明，后来的阿提卡风格与亚细亚风格对立中——同义于阿提卡的清晰和智术师的矫揉——的争论是不能涣然冰释的。诺顿称其为“个体性与传统性之争”。 不过，即便这场论争具有风格学上的影响，它更多地表现在修昔底德历史书写中实际上新型实践相对论对神话轶事历史观——比如 希罗多德 （约公元前485年至前425年）的作品——的取代；而风格中仍留存不少相互矛盾的内容。可以确定的一点是，智术师与部分前苏格拉底哲人的宇宙学思辨，对阿提卡城邦的文学都是一种挑战。

伴随着智术师兴起的是长久且影响深远的 文学修辞化 进程。演说深植于古希腊民主政治生活之中，它曾既在广场又在最高法庭之上建立起公众性，它不仅在公共意见的形成而且在法庭的民事判决过程中都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它是一种有效的论辩和政治影响的重要形式。比起冷静的罗列事实，修辞学的魅力更能激发听众，并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修昔底德在伟大的虚构演说中、在历史书写的华丽篇章中将与历史关联的诸种背景总结出来。公元前4世纪，当肃剧创作的高峰已经早已成为过往时，法庭认可了剧院作为公共生活的中心地位。 吕西阿斯 （公元前445年至前380年）、 伊苏克拉底 （公元前436年至前338年）和 德摩斯梯尼 （公元前384年至前322年）都曾被视作伟大的典范。虽然吕西阿斯的部分修辞术修养是师从忒西阿斯（即高尔吉亚的老师）得来的，不过因其朴实和清晰的文风，[13]他那些应酬演说——他使之匹配每个演说者的性格——被视作阿提卡修辞学的模范之作。作为雅典著名演说学派的领军人物，伊苏克拉底也曾受智术师的熏陶，尤其是他曾在雅典师从的高尔吉亚。他极为华丽地组织的演说因为节奏上的抑扬顿挫而备受称赞。虽然他也使用了高尔吉亚式的艺术形象，但是避免了所有的夸张成分。而德摩斯梯尼被认为是雅典演说家之中最具阿提卡风格的一位。

阿提卡修辞术与智术师派之间的关系极为复杂，它从后者学到了论辩技巧的艺术手法，修辞术最先正是借此才接近了诗艺。后来，通过对智术师修辞术风格中过分拔高和功利性相对主义的批判，阿提卡修辞术形成了自己毫不夸饰的风格和教育方案。不过，后期的阿提卡风格中也不可避免地沾染了智术师派的因素——即便它一直同其保持着距离。

古希腊古典文学与城邦的政治与社会结构紧密联系在一起。人们对民族的自我理解都记录在肃剧之中，而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冲突都通过戏剧形式表现出来。公众演说在平民民主制中达到其顶点，而到了公元前4世纪末，这一基础消失了。希腊的母邦丧失了霸权地位，小亚细亚则形成了新的经济中心，继而，文化生活转移到了这里：此时便进入希腊化时期。在亚历山大及其继任者治下缺乏公共政治功能的希腊修辞术在学塾找到了落脚地，成为了虚构法例的演练场。 于是，形式蔓延盖过了内容。在小亚细亚，尤其是在内陆地区逐渐形成一种矫揉之风，这是一种明确的矫揉造作风气。莱斯基认为，这种风格的特点是，语言形式有意的混乱，紧凑的简短语句，[14]对思想和音调刺激手段不自然的高尔吉亚式的堆砌。莱斯基在历史发展的线索中观察到这种风格——“人们完全不打算在对传统榜样的模仿中满足于不切实际的古典主义，但是时间的生命源源不断，足以形成新的风格潮流” ——而诺顿的判断似乎也并无不妥，他说，亚细亚人忽视了修辞术技艺的严格法则，并以无章法的任意性取代了先前的规律性，他们将演说术与传统的普遍教育，尤其是与哲学的关联割裂开来。总之，他们是古典传统的反面。

当亚细亚人有意识地摆脱阿提卡古典时——尽管他们和古代智术师在风格上有亲缘关系，但是也重新接受了古代的传统——在新的、尤其是亚历山大语法学校中，人们对古代希腊文学的追忆并未断绝。语法学家中也有人站出来反对新风格。母邦之外的新中心兴起了许多大型图书馆，人们在这里搜集文学遗产、编订考订文本并且为之注解。在语法学校里，人们把从阿提卡盛期古典作品中选取的例子当作正确的语言用法，而且，荷马也获得了新的影响。在地中海地区形成了通俗希腊语(Koinä)的同时，古希腊的语法学校仍然使用着古典的阿提卡方言。人们列出了古典作家的名单，语文学工作具有保守化的特点，并且尤其反对亚细亚派的革新。 亚历山大学派大图书馆重要的领军人物有 以弗所的芝诺多德 （Zenodot aus Ephesus，约公元前280年）——最早的荷马、赫西俄德、阿那克里翁以及品达的考订工作即出自此君之手，地理学家 伊拉托斯梯尼 （Eratosthenes aus Kyrene，约公元前275年至前195年），[15] 拜占庭的阿里斯托芬 （约公元前220年），以及前面提到的阿里斯塔克（人们视其为古代最伟大的考订家）。

在阿提卡风格语法学家看来，语言和风格的纯正只有通过 模仿古人 方能达到。模仿（希：Mimesis；拉：imitatio）是古代关于诗作功能与形制的讨论中一个重要但却有歧义的概念。 作为诗学概念，它首先要与诗歌真实性的问题区分开，因为后者是个认识论问题。 柏拉图 （约公元前427年至前348/347年）责备诗人，认为由于多次投射，他们远离了真实性和本相，艺术是对感官所能感知的表象的模仿，而后者则只是真实性——即本相——的假相：

因此，我说，下一步我们必须检验悲剧和它的鼻祖荷马，因为我们总是听到某些人声称，这些诗人精通一切艺术，一切涉及美德和邪恶的人类事务；因为一个出色的诗人，如果他想创作好他所创作的那些东西，必然是以内行的身份进行创作，否则，他就没有能力进行创作。我们必须检验这些和模仿者相遇的人，或是他们真被对方骗了，当看到对方的那些作品，他们并没感到这些东西处在事物本质的第三维，一个不知真理的人很容易把它们创作出来——其实对方创造出来的是表面形象，并非是事物的本身——或是，不仅他们说的有一定道理，而且这些出色的诗人实质上真精通任何绝大多数人认为他们将其论说得非常精彩的东西。

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年至前322年）排除了艺术作品中有关反映本相的问题，或者说，他至少从实践上处理了该问题。他将文学领域的模仿概念还原到作为行动者的人身上。 严格意义上的真理被他用可然律(Wahrscheinlichkeit)所替代，借此，他赋予了文学一种独特的现实性，或曰一种独特的现实性特点。对他而言，模仿与可经验的、可能的、可设想的[16]人类行动和行为相关。因为本相只在现实中、只在感性表象形式里显现和存在，所以，亚里士多德含蓄地回答了诗人提出的有关真实性的问题：［其真实性是］对可然性中现实性的映射。 qfYmr1MoJoKBPjmdrSVEPAAooXY2Ravi68DUMYNoe68oVceugXn5KGrXZqp4m5v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