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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诺顿在其引证翔实的经典之作《古代艺术散文》结论处如是说，“古代修辞学——广义上也指文学，因为它愈发受修辞学的影响——自公元前5世纪起便有了持续的发展，并且处在阿提卡风格和亚细亚风格这两种修辞学流派充满张力的长久分歧中”。不同的修辞学-诗学方案后来也被应用在整个文学上面，因而，丝毫不用歪曲事实，我们大可以说这是一场文学之争。这场论争早在罗马帝国时期便达到顶峰：
古风派和新风格派相互对立（另一流派试图调和二者），前者师从阿提卡古典作家，后者则承袭柏拉图时期的智者和智者所运用的亚细亚风格修辞学；于是前者带来的后果是完全的停滞，在后者则是进步：原因在于人们所模仿的古典主义，本质是凝滞的，无力做出改变，而不受任何规范制约的风格则无限地蓬勃发展起来。
由此看来，双方在这场论争中为自己辩护的论据都有其根源，他们都以早期希腊化时期之前的古希腊文学中的范例为根据，在一种已成为过去但仍被引以为训的文学的背景下，人们对孰 新 孰 旧 、孰过时孰时新这个问题做出回答；榜样自身中的矛盾观点也被带到人们的[2]当下时代。 新事物 不一定要脱离 过往事物 ，就像 旧事物 一样，它意味着重复和吸收早已为人所知的文学流派。
库尔提乌斯视 古人 和 今人 、 传统派 与 今人派 之间的冲突为文学史的普遍现象。在他看来，阿提卡派与亚细亚派之间的论争只是一个无终结的争论的开端。在《欧洲文学与拉丁中世纪》一书中，他持这样的论点：
古典作家永远是“古人”。人们可以承认他们是榜样，也可以因他们已过时而予以否定。由此，才有了古今之争。这是文学史和文学社会学的恒久现象。
库尔提乌斯称，在此背景下，亚细亚风格即是欧洲矫揉造作之风的雏形，而阿提卡风格则是欧洲古典主义的雏形。
他把诺顿的论点应用于整个文学领域。即便如此，无论诺顿还是库尔提乌斯所指的都不是时代性的对立或一代代诗人的承继，其结果是造成其中某些因为与当下时代渐增的距离而顺势成为了
古人
；相反，他们指的是在时代之间不断重复的风格上的对立。库尔提乌斯用古典主义和矫饰风格两个概念定义这一对立。严格来讲，这两个概念是回顾性的，因为古典主义和矫饰风格只能从它们与文学传统的关系来得到定义。而两种潮流都缺乏的是突进性的、以更新为目的的、通过在当下时代里预示未来从而超克往昔的方面。它们的区别只在于接受或超越过往事物的方式。但是，古代文学是否全然——即便也有不断变化的目标——以传统为鹄的，也值得商榷。
[3]
阿特金斯
在两卷本《古代文学批评》中虽然强调亚细亚派与阿提卡派论争之于古代文学批评的意义，并且相较于诺顿和后来的库尔提乌斯有过之而无不及，但他也尝试对二者进行区分。在他看来，在过去的许多世纪，人们并不总是以同样的热情去论争的。公元前3、4世纪，也就是早期希腊化时期，人们才首次清晰地从中察觉到论争。在当时语法学家的影响下，人们注意到了早期的保守趋势，修辞学-诗学规则系统得以确立，古典作家典籍也得以形成，而基础则是公元前4、5世纪的阿提卡古典文学，人们从它里面提取出审美规范系统的标准。这一发展就是对不同社会条件下形成的时新文学的反应，对于阿提卡城邦而言，它在品质上是异质的；而且此时文学活动早已转移到地中海的多个中心。据说，阿提卡古典文学的范式会抵挡住大家所认为的瓦解趋势。不过在阿特金斯看来，争论也表明古典理想不再会被毫无争议地接受了，在某种意义上，它是
古人
与
今人
之间第一次冲突。
公元前1世纪的罗马重新出现了这种局面，不过是在更狭窄的修辞学领域中，人们在这里关心的问题是，罗马演说家应该追随古典希腊时期还是希腊化时期的演说家的榜样。
人们要效仿阿提卡演说者明晰、简洁的风格——至于哪些人属于此派，意见也不尽统一——还是亚细亚派繁琐的方式，这一讨论属于罗马学习希腊文学这一更大的背景。值得注意的还有，
古
与
今
的立场并不能从时间上来划分，因为双方都通过上溯传统来为各自的修辞学-诗学方案进行辩护。[4]只有在问及两种风格流派对于罗马演说者当下任务的适宜性时，人们才注意到当下时代。
在诺顿《古代艺术散文》出版几年之后，
维拉莫维茨
便在“亚细亚风格和阿提卡风格”一文中同其展开论争，他坚决反对诺顿的观点，即所谓的冲突是古代文学一个不间断的现象。他说，直到公元前1世纪中期争论才出现在罗马。当时，罗马人刚刚结束了他们在亚细亚行省的修辞学研究，并见识到当地主流的风格流派，这一流派已从阿提卡演说术的模范中解放出来。
而争论在六十年之后就已经以阿提卡人的胜利而宣告结束。即使要谈什么延续性，那也只是针对阿提卡风格而已，它不断对抗后古典时期的文学并将古典文学视为永恒的根柢。而亚细亚风格则不应如诺顿所说的那样，即直接继承的是公元前4世纪的智术师派或者希腊化时期的艺术散文，须知艺术散文是个较晚且昙花一现的现象。
即便上述言之有理，不同时代和地域围绕这一修辞学-诗学论争所做出的尝试也有个共通之处：它们强调的是其回顾性的特征。对于阿提卡古典和随之而来几个世纪之后古代世界的文学创作来说，imitatio［模仿］和aemulatio［较量］这两个概念是理解的关键。根据如今对 古 - 今 对立的理解，人们会将这场论争的对立双方都列入 古人 阵营，因为这里缺失或并未明确显示出进步性或进化性变化的因素，或有意识地脱离传统规范的要素。这并不意味着，古代思维不熟悉那种纯粹的时代性对立的观点，[5]或任何时代都必然会成为过往。
耀斯在晚近重新提起这一观点。他说，每个时代对新事物的诉求，都会在历史中不断自我扬弃：
因为几乎在整个希腊与罗马的文学和教化史中，自亚历山大时期的荷马批评到塔西佗的演说者对话，崇今者的这些诉求一再引发与崇古派之间的论战，但最终重又随着历史的前行而自发地得到调和。今人随着时间不可避免地成为了古人，而后来者又扮演了新派人士的角色。
古
与
今
都是相对的概念。亚历山大的语法学家
阿里斯塔克
（Aristarch von Samothrake，约公元前216年至公元前144年）通过对荷马、阿吉洛克斯、阿尔开俄斯、阿那克里翁、品达、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伊翁以及阿里斯托芬等人系统的注释，创造出一种古代榜样的规范，当时他已将
卡里马霍斯
（Kallimachos，约公元前310年至前240年）算作今人，因为后者倾向于短小精悍的文学形式，而非传统的鸿篇巨制。
而在罗马的新派人士尤其是
卡图
（Gaius Valerius Catullus，约公元前84年至前54年）看来，卡里马霍斯已成为经典的榜样。库尔提乌斯称注释道，
西塞罗亦对此二概念的相对性有过反思；西塞罗说，从罗马的立场出发，阿提卡演说者是古老的，而从雅典的时间刻度来看则是年轻的。
西塞罗自己则将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年至322年）和泰奥弗拉斯特（公元前372年至287年）归为
古人
。
塔西佗的《编年史》告诉我们，所有被当下人视为古老的事物都曾是新的；而新事物有朝一日也都会成为古老的。
不过，将古人与今人分开的时间界限并无法机械地得到确定；因为很明显，早前时代的作者比起晚近作者更能接近当下人。[6]塔西佗《关于演说家的谈话》中阿佩尔和美萨拉关于当下时代能回溯多远的争论，被这样的共识所平息：西塞罗之所以属于当下作者，因为人的一个世代会达到120年；
最后，阿佩尔还知道一位曾与凯撒斗争过的不列颠人，而美萨拉则承认，对他而言，关于谁应被视为
古人
的问题并不是引起争论的因由。
美萨拉认为一位作家作品质量是高于他的历史地位的；时代的远近并不能当作一部作品价值和现实意义的标准。针对颂扬古人的人，塔西佗如是说：
在我们之前的古代，事情确乎并不是样样比我们的好；我们自己的时代也产生了不少道德上的和文学艺术上的典范可供我们的后人模仿。
对于古代而言，新事物不断转变为旧事物并不一定与进步性的变化、不可复还的时代之接替的观念相关。毕达哥拉斯派早就表达过永恒循环的说法，一切事物在其中都再次回到它的开端：生成与消亡是永恒的、某种意义上循环性变化的轮回。贺拉斯（公元前65年至前8年）将文字的变迁比作脱落旧叶的森林；同样，较古的世代在文字上也不如新时代的年轻力量。
不过，旧事物不会被永远忘记或者消逝：
许多已经消失的表达，将会再次复兴；目下起作用的会随着习俗而消逝；因为习俗裁判、调整并制定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