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书总序

2007年，心科来到北京师范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其实，早在2005年，他就已经出版学术专著《接受美学与中学文学教育》，其中的很多篇章在那以前就以单篇论文的形式面世，受到了一些学者和一线教师的重视。到北师大后，心科一头扎进了师大图书馆的书库，因为这里有全国首屈一指的历代教科书馆藏，清末民国的部分尤其蔚为大观。如今回想起来，心科在读博的这些年里，和这些教科书打交道的时间恐怕要远多于和我这个导师打交道的时间。

心科的勤奋很快得到了回报。2011年，心科的博士论文经过打磨后以《清末民国儿童文学教育发展史论》为名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甫一出版，便得到诸多儿童文学和教育学专家的好评。更多的读者知道心科，多半也有赖于这本书。事实上，当初在审定他的博士论文原稿时，很多专家都已经预见到了，这份博士论文材料翔实、考辩精审、视野开阔，出版之后势必成为后来人绕不开的一部作品。如果读者朋友尚未读到心科的那本书，我倒是很建议您找来翻一翻，看看一篇优秀的博士论文能将史料挖掘到何种程度。

不过，勤奋是学者的本分，但一个好的学者从来不能够只骄傲于自己的勤奋。史料好比砖块，即便贪婪地占有了满地的砖，但如果不经过独具匠心的层层拼搭，依然造就不出宏伟的建筑。博士论文完成之后，心科最迫切的问题，就是要从他极为熟稔的大量史料之中，抽绎出一些更具学术旨趣的线索，进行一些更有学术深度的反思。

毕业之后，心科来到华东师范大学任教。相隔京沪两地之后，除了一些学术会议的机缘之外，我和心科见面的次数并不算多。但是，心科写成的论文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各类颇具影响力的学术刊物上。我基本上都会在第一时间读完心科的论文，关注他在更多领域进行的各类研究。我明显感觉到，心科在深入爬梳史料的同时，还在进行一些更艰难的探索性学术工作。

今天，他将自己这些年来的部分成果汇为这套五卷本的“接受美学与中小学语文教育”丛书，使更多的读者可以借此综览他这些年来他在这一领域付出的努力和结出的果实。对此，我感到由衷的高兴。

首先值得一提的是这本再版的《接受美学与中学文学教育》。如前所述，这本书初版于十多年前，但今天读来并无陈旧的感觉。在某种程度上，这本书也是这套丛书的灵魂所在。接受美学是德国人开创出来的文学理论流派，如同心科在书里所言，这套理论极大地扭转了我们关注的重心。过去是“知人论世”，想要把握作家在创作时的“原意”；后来变为了“以意逆志”，要从文本细读中挖掘出深刻的意味；而到了接受美学这里，关注的目光投向了“读者”。确实如德国学者所注意到的那样，任何一部作品，倘若不经过读者的阅读，就无异于沉默在纸张上的油墨符号。不过，不同的读者是带着不同的审美眼光和阅读期待在阅读一部作品的，这就给文学作品的阐释留出了巨大的空间和难以准确估量的多样性。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我们过去的阅读教学，很像是“作家论”和“文本论”强扭在一起的结合，而要让“接受美学”顺利地被语文教学界“接受”，似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正如心科当时就认识到的那样，接受美学的背后，要牵动教学目标的设定、教材的编写、教学过程模式的调整以及考评方式的变化，可谓错综复杂。近些年来的语文课程改革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和心科当初的设想是一致的，读者朋友如果仔细读读心科这本书，会对这些年的语文课程改革工作背后的学术理念有更多的理解。

《经典课文多重阐释》则是一部典型的、贯彻了“史论结合”这一原则的著作。以接受美学为理论基础，心科用丰富的教科书史料呈现了一些经典课文在不同时代教材编选者眼中呈现出的不同面貌。一个很简单但又常常被人们所忽视的道理是，即便是同一篇作品，也会因为时代的流转变迁而在读者那里呈现出不同的面貌，甚至对它的褒贬都可能会发生剧烈的变化。譬如，这本书里谈及白居易《卖炭翁》的一章就颇给人以启发。在今天，《卖炭翁》固然被视作白居易“新乐府”中的名篇，但在晚清民初，这首诗却一直未能被选入教材。晚清颁定的《奏定学堂章程》偏重“经”和“文”，“诗”的部分明显不受重视。及至民国初年，“诗”在教材中的比重稍有抬头，但白居易却是以“嘲风月，弄花草”的《画竹歌》等诗作入选。心科敏锐地发现，这背后有一个俗雅的转换问题。在当时人看来，教材诗文的选择务求“清真雅正”，这四个字的背后其实还是所谓文言与白话、雅与俗的理念对峙。白居易是大诗人，教材里不选说不过去，那么对当时人而言，要选也应当选择其文辞雅驯之作。在心科看来，要到1917年，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分别发表后，教材编选的标准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俗文学，又或者说，白话文学，开始登上了大雅之堂。尤其在推翻文言文的绝对正统地位之后，为了创造新文学，胡适等人创造性地利用传统资源，将《新乐府》理解作“很好的短篇小说”搬了出来。1919年，戴季陶将白居易的文学评价为“平民的、写实的、现代的”，这几乎就像是在说，《卖炭翁》是唐人白居易比照着近人胡适《文学改良刍议》的标准写出来的。随着这种雅俗认识的变化，1920年，《卖炭翁》的篇名才开始出现在了教科书中，并且逐渐和我们今天对白居易的普遍认知靠拢了。对《卖炭翁》命运的这一认识，是不可能完全从陈旧的教科书里窥得的，心科还需要对当时整体社会氛围和学术思潮的变迁有敏锐的洞察才能够捕捉到。我认为，这些地方就是心科的创见所在。

任何一个读者在阅读《经典课文多重阐释》一书时都会感觉到，为了阐明教材编写者在选编《卖炭翁》等知名选文时的考量，心科需要综合考察整套教材的“序言”“编辑大意”、选文所在单元的结构安排、课后的“指点、发问”等，并且时时和课堂外的社会氛围、历史发展进程、学术史上的一些公案进行对话。我几乎可以想象，心科一定是一边在图书馆里反复琢磨着整套教材，玩味其中旨趣，一边写下这些论文的。扎实的史料功夫和敏锐的思考合于一处，才能推动心科的研究。

《近代文学与语文教育互动》与前一本书当属姊妹篇，但似乎又要更精巧一些。心科在这本书里只选取了九篇（部）大家耳熟能详的作品，考察它们在清末民国教科书中的呈现，但是每篇（部）其实都指向了某一类特定的文体、语体、题材抑或主题，讨论一个甚至两三个语文教育的重大问题，乃是一种以小窥大、见微知著的写法。心科自己最看重这一本。

其实我更希望读者朋友们关注的，是心科为这本书所写的前言。这篇前言比心科别处的文字都多了一些“夫子自道”的意味。心科想要追求的不是一些故弄玄虚的“上位”，而是一种更扎实，但同时又更精巧的“方法”：“绣女绣了一幅织锦，木匠造了一个小亭，除了要绣得美、造得巧可供人观赏、歇息外，如果再告诉别人这么做的目的，并示人以自己所用的“金针”和“规矩’，也许更有价值。”这种宗旨其实贯穿在《近代文学与语文教育互动》的整个写作过程之中，盼望读者朋友能够仔细体察。

在这方面，我倒是很愿意提及一本对我们语文教育圈子刺激不小的日本学者的著述，那就是东京大学藤井省三教授的《鲁迅＜故乡＞阅读史》。这本书的日文版是1997年出版的，2002年就被译为了中文出版，2013年又再版了，可见来自读者的反馈是不错的。藤井省三的书开创了一种研究“范式”，用一篇课文，以及围绕在这篇课文周边的讲解、习题、问答等阅读史材料，来窥视“近代中国的文学空间”。应当承认，这一范式是成功的，带动了日后众多的模仿者，也多多少少形成了一种“影响的焦虑”。心科自己也坦承，藤井省三“别开生面的立体视角，扎实的文献功夫，让人顿生敬意”。但心科更坚定地认识到，照搬藤井省三的阅读史研究方法，不可能给研究带来任何真正的突破。因此，虽然心科可以在某些方面搜集到比藤井省三更多的材料，但他并没有简单地在“量”上和藤井省三的研究进行碰撞，而是力图在“质”上有所超越。如果说藤井省三着眼的是“文学空间”，那么心科所着眼的明显是“教育空间”。我现在尚不能决然判断心科的这种尝试是否完全成功，但是他这种研究姿态是我所欣赏的。

《经典翻译文学与中小学语文教育》是这套丛书里读来很有趣的一本。很多我们从小听到大的域外故事，往往因为我们太过熟悉，而不会留意到它们传播到中国来的具体过程。心科以教科书为渠道，将这条原本若隐若现的“文化丝绸之路”展现了出来。我们可以籍借心科的研究增进很多具体的认识。譬如说，教科书编纂者对《皇帝的新衣》的认识就有一个渐进的过程。最早向中国介绍安徒生的孙毓修，就认为这篇童话的主旨乃是“赞新装之奇异”，而且明显是对照着中国传统的《聊斋志异》去理解它的；之后的《新学制国语教授书》则认为这篇童话“旨趣在做国王容易受人蒙蔽，不如做平民的好”，和“五四”之后文化界盛行的反对封建统治、追求平民教育、宣传劳工神圣等思潮形成了有趣的呼应；再往后，叶圣陶通过续写这个故事来“批皇帝之虚荣”；到了1937年的《高小国语读本》，对这个童话的阐释就相对比较完整了，并且突出了赞颂孩子率真的一面。

相较于用本民族母语写成的作品，翻译文学要经由更复杂的甄选、翻译、剪裁、诠释的过程，换言之，教材编选者在其中发挥的直接影响会更为突出，这其实可以给我们的研究工作带来更多的、亟待发掘的亮点。心科写《最后一课》《项链》等经典篇目在教科书中的呈现，其实是找准了很多近代教育史上的亮点，这就使得整本书变得有趣起来。

《＜红楼梦＞与百年中国语文教育》与前几本书又稍有些不同，不是对几篇不同文本的分述，而是将笔墨集中于一部分量足够的大书，考察其在百年语文教育史中的呈现面貌。我相信，这本书的出版会带动不少同类型研究的相继出现。

众所周知，曹雪芹的《红楼梦》是一部尚在创作过程中就被人们竞相传抄的文学经典。然而，或许出乎很多人意料的是，这么一部妇孺皆知的小说要经历一个非常曲折的过程，一直到1924年才进入中小学教科书之中。这当中涉及到实用文言散文一度的统治地位、白话文的崛起、统一国语的进程等多个方面。即便进入了教科书，不同的时代对《红楼梦》的解读也是有很大差异的。心科将这个过程细致梳理了出来，我认为这加深了我们对文学和语文教育的关系的认识。这就是心科所总结的“一篇文学文本只是自然文本，一旦进入教科书就变成了教学文本。作为自然文本，可能仅是供获取信息的文本或作文学研究的对象，作为教学文本又因为不同学段的教学目的不同、不同编者对其认识不同，所以编者所呈现出来的解读结果不同；又因为经典文本本身是一个充满着空白点和未定性的空框结构，而文本所承担的教学功能以及编者的知识水平、解读角度的不同，所以解读结果也不同”。

心科这套书是高度成熟的作品，但也绝非十全十美。因为很多章节过去都是以单篇论文的形式出现，诸如介绍《奏定学堂章程》、新文化运动的部分往往需要作为背景资料出现。现如今集结成书，这些部分反复出现的次数较多，整套书读下来会觉得稍欠整饬。我想，心科也一定对此有过顾虑，但全书的体例似乎又决定了倘若不如此处理，很多问题不容易解释清楚，这实属无奈。

不过，从没有哪项研究会是十全十美的。心科还这么年轻，未来还有着更多的可能性。我希望他能沿着自己开辟出来的这条道路，继续走得更远，走得更深。目送着自己的学生在学术道路上不断地往前走，是作为一个老师最幸福的事情。

郑国民
2018.06.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