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02—1904年，《钦定学堂章程》和《奏定学堂章程》相继颁布或实行，标志着现代语文独立设科。百余年来，翻译文学作为一种用汉文翻译外文的特殊的文本样式，应否或如何成为语文课程资源一直存在诸多争议。如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胡适、周作人、叶圣陶等新文学家的大声疾呼下，翻译文学就曾大量进入过中小学国语、国文教科书，但是随后钱基博、孟宪承、阮真等著名的教育学者就对此进行过严厉的批判。又如，在始于1997年的那场被称为使语文教育遭遇了“世纪末的尴尬”的语文教育大批判中，有人对中学语文教科书中的翻译文学数量过少、艺术性不强、写作时代偏古、题材及体裁单一、解读方式机械等问题进行了抨击，认为当时的教科书编者是在“阉割外国文学”，建议编者运用“世界文化”的眼光，至少选入80篇以上（达到已有篇数的4倍），以作品的艺术性而非思想性为选择标准，兼顾各个历史时期、各个国家、各个流派的出名和不出名的优秀作家的优秀作品，力求做到给中学生“一个比较成系统的世界文学的‘版图’” 。随后出版的多套新课标中小学语文教材中出现了多种风格、体裁的翻译文学作品。目前，翻译文学的教育功能的界定、选入数量的多少、文本呈现的方式、教学内容的选择、教学过程的安排、教学方法的运用等，还包括对翻译作品的评介标准的确立和翻译人员素质的要求等翻译文学教育如何实施，仍然是一个文学界和教育界无法回避而亟待研究的问题。鉴于此，有必要对我国中小学翻译文学教育发生、发展的历史做一回溯，梳理其发展脉络，发掘其在教材编写和教学实施等方面的基本做法，汲取经验，规避教训，为当下的翻译文学教育的研究与实施提供参照或借鉴。

因为文学教育具有文化传承、情操陶冶、审美愉悦、语言习得、思维培育等多重功能，对健全人才的培养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文学教育在本世纪初受到普遍的关注，人们开始对有关文学鉴赏能力的培养、文学教材的选文、文学教学的内容、文学教学方法、文学教学评价等一系列问题进行研究。因为翻译文学作品不仅具备上述教育功能，还能建构学生的国际视野，有利于培养参与全球竞争能力的人才，所以翻译文学教育也日益受到重视。《全日制九年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稿）》在前言中强调要培养学生的“开放的视野”，在“关于优秀诗文背诵推荐篇目的建议”中建议教材编者和任课教师补充推荐“外国优秀诗文”，在“关于课外读物的建议”中推荐的童话有《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及中外现当代童话等，寓言有《伊索寓言》《克雷洛夫寓言》，故事有中外历史故事、中外各民族民间故事等，长篇文学名著有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罗曼·罗兰的《名人传》、高尔基的《童年》、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还特别强调要推荐阅读“近年来发表的各类中外优秀作品” 。2003年颁布的《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在“课程目标”中提出让学生“注意观察语言、文学和中外文化现象”；在必修课程“阅读与鉴赏”模块中提出要“学习鉴赏中外文学作品”；在选修课程“诗歌与散文”“小说与戏剧”“新闻与传记”三个系列中分别提出学生要“阅读古今中外优秀的诗歌、散文作品”，“培养阅读古今中外各类小说、戏剧作品（包括影视剧本）的兴趣”，“阅读古今中外的人物传记、回忆录等作品”；在“附录”中的“关于课外读物的建议”中以及“选修课程举例”的“中外戏剧选读”“中外小说戏剧名著精读”中列举了大量的经典翻译文学作品。2011年颁布的《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和2018年颁布的《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同样十分强调翻译文学教育。相应地，九年义务教育和普通高中《语文》教科书中也选入了大量的翻译文学作品。

语文课程标准和教科书对翻译文学教育的重视，必然使得有针对性的翻译文学教育的理论研究和教学实践方式变得日益重要。前文提及，自1902—1904年《钦定学堂章程》和《奏定学堂章程》相继颁布或实行而确立现代学制后，甚至早在1897年左右实行的新式蒙学中，翻译文学就一直被我国的中小学国文、国语学科当成一项课程资源在使用，如1901年南洋公学朱树人编订的《新订蒙学课本》已选入讲述华盛顿与樱桃树的故事《华盛顿》，又如1904年底商务印书馆出版，蒋维乔、庄俞等编的《最新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已选入乌鸦被狐狸欺骗的寓言《鸦好谀》等。翻译文学教育在整个20世纪前期共经历了清末、民初、新学制前后、新标准前后、抗战与内战时期五个发展阶段。每个发展阶段的学者对翻译文学的重视程度各不相同，中小学语文教科书中的翻译文学的功用、数量、题材、体裁、国别、呈现方式等也均不太相同，翻译文学的教学内容的选择、教学过程的安排、教学方法的运用也有较大差异。对历史上有关翻译文学教育的这些方面进行研究，必然可为当前的翻译文学教育的理论研究提供参照，可为翻译文学教学实践提供借鉴。

翻译文学作为一种用汉文翻译外文的特殊的文本样式，具有中外文学双重特征，其文本内容和艺术手法是外国（族）的，而语言表达形式却是汉文的。所以，在很多情况下，教育者将其当成一种特殊的汉语文学来处理，教学采用的是母语教育的方式。如就清末民国国文、国语教科书中翻译文学选文的题材、体裁来说，小学低年级教材中的翻译文学多是以动物为题材的没有明显国别差异的寓言、童话，而小学高年级则出现篇幅较短的有外国人名、地名的小说、故事、传记，而中学则出现了篇幅较长的反映人生、社会问题的小说、剧本等。在选择这些不同体裁的作品时，又各有侧重，如很少选择剧本，几乎不选诗歌。还有在教学内容的选择、教学方法的运用等方面虽然在不同阶段也不太相同，但所采用的都是那个时段的“国文”“国语”的“教授法”或“教学法”。研究这种在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带有明显中国特色的特殊的教育方式、方法，对其进行分析、归纳，则可提炼出汉语翻译文学教育特殊的教育方式、方法，相对于从西方移植来的教育方式、方法，可能更适合这种特殊的文本样式的教学，而达到预期设定的教学目标。

本书上编“经典翻译文学的接受与阐释”，从微观（点）上选择《皇帝的新装》《卖火柴的小女孩》《鲁滨逊漂流记》《最后一课》《项链》五篇（部）作品，先考察它们在中小学语文教育中的接受与阐释，如教科书的收录情况，以及教育界、文学界等对其进行的异彩纷呈的多元阐释，除了呈现不同的观点外，还可为教材编选，教学内容选择、教学过程安排提供参考和借鉴。然后呈现丰富多彩的文本形式，如语体是文言或者白话，文体是小说或剧本等，形式是翻译或改编，全文或节选。

本书下编“翻译文学教育的发展历程”，从宏观上（面）梳理翻译文学教育在清末、民初、新学制前后、新标准前后、全面抗战与内战时期五个发展阶段的变化过程，呈现翻译文学作为一种用汉文翻译外文的特殊的文本样式，其在中国语文中是否应成为课程资源及其在中小学语文教科书中的功用、数量、题材、体裁、国别、呈现方式等问题所存在的诸多争议，也为认识上编单篇作品的多元解读及其原因提供一个广阔的历史背景。

上下编结合，以做到点面结合、经纬交错地呈现翻译文学教育的立体图景。

还在结语中总结清末民国翻译文学教育的经验和教训，结合现实探讨并设计翻译文学的未来发展路径。

希望本书能够为当前在制定或修订语文课程标准及编写或修订语文教科书时解决涉及翻译文学教育问题提供历史的参照，为一线教师解读翻译文学作品以及设计和实施翻译文学作品教学提供丰富的教学资源，并在作品解读、教学方法等方面提供切实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