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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可以追溯到有语言记载的遥远的过去。在任何有只言片语传递给我们的地方，我们就好像获得了立足点。史前发掘物中所有没有文字标识的人造工具，是沉默不语、没有生命的物体。只有带有语言的作品，才能使人真切地感受到它的内涵、它的情调以及创作它的冲动。没有一个地方的语言记载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000年以前，因此历史延续了大概5000年左右。
史前时代客观地讲是一条不断变化的河流，但它在精神上尚未成为历史，因为历史只存在于具备历史知识的地方，只存在于具有流传物、文献、来源的意识以及对当下事件的意识的地方。那种认为即便没有流传下来的东西，但事物自身——历史——也可能，甚至是必然存在的观点，是一种误解。
对人类而言，历史是清晰的过去，是了解过去的地方，是对来源的意识。史前时代尽管是事实上的基础，却是未知的过去。
史前时代人类的发展，是形成“人之存在”的基本结构的发展，历史的发展就是用精神和技术的方式来展现所掌握的内容。人类形成的基本构造是在无限的时空中形成的，与此相反，历史的发展则像一种暂时的现象，它通过作品、观念、思想、精神形态等形式，建立在史前时代已经形成的、当下依然真实的“人之存在”的宽广而深刻的基础之上。
因此，史前时代和历史先后创造了我们“人之存在”的两个基础。史前时代的形成，即人类本性（包括人的基本的冲动和性格以及所有的无意识）的发展构成了我们存在的基础。历史有意识地流传下来的东西以及人类在此基础之上的扩展，向我们展示了什么是人能够做到的，什么东西的内涵是我们的教育、我们的信仰、知识以及能力的源泉，而这第二个基础就像是覆盖在火山底层的一层薄薄的表皮，而人就是火山。摈弃这层表皮似乎是可能的，但史前时代形成的人之本性的基础却是无法抛弃的。我们可能会感到受到威胁，仿佛我们会重新变成石器时代的人，因为我们任何时候都是这样。我们不再使用石斧，而是用飞机取而代之，但其他跟以往并无二致，我们好像忘记和抹掉了数千年的历史。随着历史的衰落，人会重新回到几千年前的状态——尽管他们还是，并且已经成为了人——，却对流传下来的东西毫无了解和意识。
我们对两万年前的人的情感一无所知。但我们知道，至少在已知的短暂的历史进程中，人类整体上在生物学和心理物理学上，在人的基本的、无意识的冲动方面，并不存在有据可查的变化（它也仅涉及到大约100代人）。
史前时代形成的结果是一些生物学上可遗传的东西，它是经过所有的历史灾难而能够保证延续的东西。与此相反，对历史的把握是与传统紧密相连的，它是有可能会遗失的。在创造的飞跃之中，被植入人类世界的精神，通过传统影响并改变了人的形象，并与这种传统紧密联系在一起，以至于如果没有传统，历史就会完全消失，因为传统在生物学上并不能遗传：我们将直接再次回到人的基本构造中去。
对历史的意识来讲，现在重要的问题是探寻历史之前的人的基础，探寻人性的这一承载者以及普遍性。在有着人的特征的时代，起作用的力量的基础蕴藏在人之中。史前时代是人的本性已经形成的时代。假如我们能够认识史前时代，那么我们就能通过观察人的形成以及形成人类的条件和情景，获得对“人之存在”的基质的认识。
如果在经验上能够达到这一步，那么史前时代就能够回答下列的问题：
人的基本动机有哪些，生命的冲动又是什么？哪些在所有的时代都保持不变，哪些又经过了改变？它们还能转变吗？它们始终是模糊不清的吗？这些冲动是在历史之中，还是史前时代的秩序就已经把它们束缚住了？它们是偶然，还是在特定的情形下才有所突破，撕破面纱？这种情况何时以及如何发生？如果我们所信仰的和传承下来的东西全都遭到毁灭的话，它们会更加强烈地爆发出来吗？当它们被塑造的时候，能成就什么？它们又是如何被塑造的？当它们被剥夺了语言和一切直接的影响，被各种观点，被对宇宙的认识、价值判断歪曲而遮掩，它们的遭遇又怎样？
我们从史前时代所获得的一点微不足道的东西，加上我们借助于人种学、民俗学以及历史学所形成的画面，以及我们用于对人类的原始冲动的心理描写的具象，为我们提供了一面折射我们本质的镜子，它向我们展示了我们常常喜欢隐藏起来的、在某些情况下被我们忘却了的东西，以及突然让我们感到震惊的现实，例如灾难。
但是，我们所描绘的人、他的基本构造及其基本冲动的画面，并不是真实存在的绝对确定。确切地说，这些画面本身是我们自己激发、澄明和推进自我意识的因素。这种自我意识包含着在经验上不可避免的东西，在其事实中有着值得肯定的东西，它与自由难解难分，而自由在我们所见到的画面中或者具有吸引力，或者具有拒斥力。
与地球史相比（大约有20亿年），与地球上有生命的短暂的历史相比（大约有5亿年），与通过被考古发掘的遗骨所证明的、人在地球上生活的数十万年的时间相比，我们所知道的人类历史，并且在此期间人类意识到它就是历史——我们重复一遍——仅持续了微不足道的一段时间。这一历史在时间上就像是一个新的事件最初发生的一瞬间。它才刚刚开始。人们不可能充分感受到这一基本事实。在这一范围内所见到的整个历史，成了在人类生命中微小的、尚处在萌芽阶段的世界，在无穷的空间和无限的时间之中，它几乎是微不足道的。我们不禁要问：
这一开端意味着什么？
为什么自从有了遗存，亦即自历史的开端以来，人们同样感到他们到达了终点——不论是尽善尽美的高度，还是没落的状态？
历史只是导致彻底消失和遗忘的瞬间吗？而这一瞬间又意味着什么？
人是如何变成历史开始前的那个样子的？在传承的历史开始之前，他经受了什么，发展了什么，做了什么，发现了什么？
史前时代对我们认识的要求在几乎无法回答的问题之中：我们从何而来？我们进入历史以前是什么？在历史之前可能发生了什么？人通过当时发生的怎样的重要事件，才变成了人，并且拥有历史？那里有什么被遗忘的深处、“原始的启示”以及对我们而言隐藏的光亮？在历史的开端已经形成的语言和神话是如何产生的？
在这些问题面前，用一种浪漫主义的想象将整个历史仅仅看作是一种背离，与用冷静的眼光，只看到了史前时代的平淡无奇，并把它与自然史相提并论，这两种做法都是错误的。不过几乎所有的回答都是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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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前时代陷入了时间的无底深渊，由于我们缺乏对它的了解，它对我们而言，是那样的寂静和遥不可及，具有我们无法理解的深刻含义。只要我们的目光投向那里，它就有一种吸引力，似乎承诺会有某种不同寻常的东西出现。即便我们屡遭失望，但我们从来就不能摆脱史前时代的魅力。
(1)我们可以看到，人们从历史的开始就对史前时代采取的态度：所谓的了解，就是把对它的认识编入他们与生活相关的神话和绘画之中；史前时代是失落的天国、巨大的危机，就像巴别塔使语言变得杂乱无章一样，在史前时代存在着黄金时代和灾难；自然与超自然的一切交织在一起；众神在地球上漫步，向我们传递来自上帝的启示和教诲。后来，我们从这些神话中并不能剥离出任何一种对遥远过去的可靠认识以及真实的遗存。但所有的神话从整体上描绘出了这样一幅壮观的画面，即人从根本上而言，自始至终都必然和史前时代的深处发生着联系。
(2)今天我们尝试着研究我们可以了解的东西。我们可以在一定的范围内确定，人类在历史的开端已经拥有了什么，在史前时代必定已经形成和获得的东西：语言、工具、神话、社会秩序。对于史前时代本身我们只能直接从外部去认知，所能做到的只是挖掘史前人（遗骨）以及他们遗留在地下的工具。迄今为止这些考古发现在数量上相当可观，但在内容方面却相当贫乏：通过它们我们根本无法获得或者仅仅能够得到有关这些人在精神、内心态度、信仰和思想活动方面的模糊印象。即便是坟墓、建筑物、装饰品、著名的岩洞壁画，也只能让我们了解真实当下的一个细节，但我们无法从整体上对它们所处的世界形成概念，并从这个世界出发来理解它们。除了对这些工具的大致用途外，对其他一无所知。因此我们听到了史前史学家的大量假说。他们对此予以解释。不过在这些解释中几乎没有什么具有说服力的东西，对我们而言，那些消失的内容从未像语言记载的文献那样生动。因此，对于历史学家来讲，这是一个聪明的原则：谁想要抓住直观的、可以理解并且可以塑造的东西，就不要过多地与开端打交道。虽然我们所了解的史前时代绝非一无所有，但在空洞的时间和空间里，就客观事实的多样性而言，还是相当贫乏的。
对史前时代的具体想象并没有给我们带来满意且明确的认识。清楚的事实向我们展示了史前时代的存在，但有关“人之存在”，即我们之所以成为我们的问题，关于史前的知识中并没有给出充分的答案。
(3)进入史前时代的另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是人的精神存续，它从历史的开端延续到其后的时代，并直至我们现在，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是无意识地从史前时代保留下来的遗存。在这里，人们通过创造性的构想，试图获得关于“人之存在”的基本特征的最初看法。接着，人们把这些构想当作假说来运用，以此了解，通过它们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把握历史的真实遗存和真实事件。但是，这一看法的本质是揭示不可能丢失的内涵，因此，即便其自身在经验上无据可查，也依然会得到保留。巴霍芬的构想可谓是最好的例子。我们通过他来学习观察。在他的著作中，材料并不贫乏，但同样缺乏已被证实的关于世界史的观点，尽管这方面的研究事实上已经得到了展开。因此，唯一的途径是进一步打开有关生命的形态和内涵的各种直观和重要的可能性，但不是通过考古发现，也不是通过实证主义的结构，而是通过对历史上存在的人的行为、风俗习惯、象征符号和思维方式的直观理解。
所有这些对史前时代行为方式的探讨，提高了我们对史前时代所具有的无限可能性的意识：这里发生过的一些事情，给人铸上了烙印，似乎预先决定了此后所有的历史。
关于人的遗骨，似乎有两个基本事实具有本质的意义：
(1)在爪哇、中国、非洲和欧洲发现的遗骨——至今在美洲尚未发现——不符合任何一个有关人类形体起源的真实顺序：所有这些顺序都是为那些在我们看来毫无关联的发现而臆想出来的理想安排（根据这一原则，唯有从起源和发展中才可能想象和理解这一多样性）。
(2)所有这些发现，包括根据地质层判断出来的此类最早的发掘物，都揭示了头盖骨中的脑重量接近于今天的平均水平——超出了所谓最高级的类人猿的脑重量的两倍多。因此，从生物学上来讲，它们早已经是人了。只是还有个别的特征，如下巴不明显，眼窝隆突，前额低平，但并不普遍。我们完全不知道，哪一支是主要人种，哪一支是派生人种，哪一支是我们的祖先，不清楚它们与今天人类的真正的谱系上的关联。
这些确定的结果否定了发展顺序的成立。只有考古发掘的地层允许我们确立时间的顺序，其中一部分是与我们从发掘物的性质推测出来的先后顺序相一致的。大致的概览如下：
洪积纪是指地球史上冰河纪和间冰纪的最终阶段。冲积纪指的是冰河纪之后的年代，其所持续的时间没有间冰纪长，大约为15000年。而洪积纪则一定跨越了百万年之久。
通过考古发现可以证明在洪积纪最后的冰河纪和间冰纪时代，人就存在了。直到最后一个冰河纪——也就是说大约两万年以前——克罗马农人才出现，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他们跟我们并没有什么差异。在最后一个冰河纪的晚期，在西班牙和法国的洞窟中出现了令人惊叹不已的绘画，这些正是出自他们之手。根据制作石头工具的原始方法，人们将这一时代称作旧石器时代。
从公元前8000年至公元前5000年是新石器时代（打磨石器时代）。埃及和两河流域文化、印度河和中国文化的最古老阶段同样也属于这一新石器时代。
不过，从整体上来讲，这并非一种直线式的发展，而是同时存在和先后出现的多种多样的文化圈，其中某些技术进步的线路，如石头工具的加工技术——可能慢慢地传播开来——却贯穿始终。
从时间上来看史前时代可分为两组：
公元前4000年古代高度文化开始之前的 绝对 史前时代。 相对 史前时代，即与那些留下文献记录的文化发展同时发展，其中一部分在其附近且受其影响，一部分则远离之，几乎未与之发生接触，部分成了后世文化民族的史前时代，如日耳曼-罗曼世界以及斯拉夫世界，一部分则直到今天依然保持着自然民族的状态——成为了永久的史前时代。
从根本上来讲，已有人类存在的浩瀚时空，对于我们而言是一个谜。这是一个在历史上沉默的时代，其间一定发生过重要的事件。
最初的人之形成 完全是最深奥的秘密，至今我们仍完全无法企及，无法了解。诸如“渐进的”、“过渡的”之类的套话只能使这一秘密变得模糊。我们可以想象人的形成，而这一想象本身就已经失败了：当我们开始想象人最初的形成时，实际上在想象中人总是已经存在了。
人是什么？对于这一问题我们甚至没有明确且令人满意的回答。人是什么，对此我们不能给出一个圆满的答案。原因是我们对人究竟是什么并不了解，这同样属于我们“人之存在”的本质。将人如何在史前时代和历史之中形成的问题具体化，这意味着同时也对“人之存在”的本质问题的具体化。
在史前时代有两种不同的发展：人的生物学发展以及在史前时代发生的、即便在没有文字的情况下也完成了传承的历史发展。这里似乎有必要首先依据其真实性和研究方法将这两者分开：
生物学的发展可以带来可遗传的各种特征，而历史的发展只有传承。遗传性是持久的；而传承则可能在极短的时间内遭到破坏和被遗忘。生物的真实性可以从身体的形状、机能以及心理特征来理解；而对传承，则可以从语言、行为方式以及著作方面加以理解。
人类的形成经历了数十万年的漫长岁月，在此期间，“人之存在”的基本特征必定作为生物学上可遗传的特质被固定了下来，它们直至今天依然存在。相反，在历史时期，人并没有经历任何可证实的生物学上的变化。我们“并没有掌握丝毫迹象，它们可以表明，在能够进行科学控制的历史时期，新生儿的先天素质发生了变化”（波特曼）。
这两种思考方法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现实——生物学的和历史的——是不可能同时发生的。表面上看起来，一种发展，即人-历史的发展是另一种发展，亦即从生物学上成为人的延续。我们称之为历史的东西，似乎跟生物学上的发展没有关系。
但事实上，“人之存在”还是生物性和历史性的紧密结合。我们在做出概念上的区分后，马上就出现这样一个问题：历史的因素会带来哪些生物学上的后果？哪些生物学的现实是历史可能性的原因？
人自身的生物学，如果取得成功的话，也许会以某种方式和其他的生物学区分开来。
但生物学的发展和历史的变迁之间如何相互作用，整体上对我们而言又是高深莫测的。我们在历史中，在我们自身的存在中，在史前时代和在自然民族那里拥有引人瞩目的事实，从这些事实中，我们提出了关于通向它们的道路的假设。这些尝试奠定了问题的基础，但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也许直到今天都是完全错误的。
鉴于（生物学的和历史的）双重史前时代，我们来看一下，人的哪些特性能够引起我们的关注。
人与动物的区别是什么？回答是：直立行走，大脑的重量，与之相适应的头盖骨形状以及隆起的前额，手的发育，无毛性，只有人能够笑和哭，等等。尽管从形态学来看，人应当归于动物学生命形式的范畴，但人在身体方面也许已经具备了独特性。人的身体是其灵魂的表现。人体有其独特的美。但人体的这一独特性至今在客观上不具有说服力，并且在概念上不能明确予以证明，或者说原则上是不可能的，它只出现在个别的现象中，不能对此做出整体判断。
最可能的情况是：动物们为了完成一些特定的任务，无一例外地发展了它们的器官，以适应特定的、限制它们生存的特殊环境。正是这一器官的特殊化使动物在某些特殊能力方面超过了人类。但是，这一优越性同时又意味着狭隘性。人避免了其器官的这种全面特殊化。因此，尽管每一个单个的器官都处于劣势，但似乎可以通过非特殊化，通过其中蕴藏的可能性获得优势。他们的劣势迫使他们，而他们的优势又赋予他们能力，使他们有意识地走上了一条与所有动物截然不同的道路，以此来实现他们的生存。正是借助于自我的意识，而不是他们的身体，他们做好了适应所有的气候和地带、所有的情况与环境的准备。
如果人早在其起源时，就必定是一种避免了任何最终固定化的生物，那么即便他们与动物相比有其弱点，但却通过思考和精神获得了优势。正是由于没有发生器官的特殊化，人才保持了适应其环境形成的无限可能性，在此工具代替了器官。正是由于人（跟动物相比）是脆弱的，他们才能够通过自由进入精神的自我转化进程中，进而达到难以预见其后果的升华。人没有像动物一样，只是一如既往地重复无止境的生命的自然循环，而是有能力创造历史。自然只是将历史作为无意识的变化过程，按照人的尺度来衡量，历史是无限缓慢、不可逆转的变化过程。人和所有其他的生命一样，只是在进行着重复的自然存在（这在一目了然的历史时代中是保持不变的）的基础上，获得了历史，并将历史看作是通过自由的行动以及精神的创造来实现的快速变化。
在生物学上，我们可以注意到这样的事实，虽然它们似乎可以将人同动物区别开来，但却停留在并非特殊的人的层面之上。例如：
有一些生物学上的病理倾向，只有人才会有，但所有的人种都会出现精神病。
一些性格特征，如一种奇怪的恶意行为，并非所有动物的共性，但可能存在于一些猿类的身上。在黑猩猩身上似乎具有乐于助人、折磨他人的欲望、聪明和愚蠢，特别是人的特性等生物特征。也许在这个意义上也存在着生物学上的人的特性。我们的冲动和倾向的基础可以达到生物学的层面，有时它会像陌生者一样出现在我们自身之中，让我们大吃一惊。
所有这一切都不是专门针对人的。波特曼是第一位尝试通过生物学的方法从根本上来探索“人之存在”的特殊性的学者！
例如波特曼注意到下面的情况：新生婴儿跟其他哺乳类动物不同：他的感觉器官是发达的，其脑重量和体重大大超过了猿类，尽管如此，比较而言，新生儿依然是早产的，也就是说他是完全无助的。他不能站立，也不能行走。人在其生命的第一年，要求各种机能的成熟，而这些机能在其他哺乳类动物那里早在分娩前就成熟了。人在生命的第一年已经来到了世上，虽然按照新生动物的标准，他还必须在子宫内成长。例如，人的脊柱通过坐和站才形成了S形。这是怎样形成的？是通过本能的冲动以及对成人的模仿，是成人的关心和激励促成的，无论如何人体迈向成熟的第一步也同时取决于历史决定的环境。在生物学自身的发展中，精神已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人在其生命第一年中的经历和体验也许会对他以后的人生具有决定性的重大意义，在这一年中他经历了基本机能在生物学上的成熟，而这些在动物那里却是在胚胎状态下获得的。
简而言之：“跟所有较高级的动物不同，人在后天获得了他们特有的存在形式，其与各种颜色和形式，与其他生物，特别是与人本身保持着一种‘自由’、开放和丰富多彩的关系”，而动物却一生下来就具备已经形成了的生命形式。
因此对于波特曼来讲，人的独特性并不在于身体在形态学和生理学上的明确性。仅仅描绘出从类人猿下颌的轮廓，经由早期人类以及尼安德特人的下颌外形，最终到现代人突出的下颌这样的进化进程，是不足以证明人的特殊性的。
确切地讲，重要的是应当从总体上来看人的生存方式。“我们在人身上发现了一种非常特别的生命形式。尽管其中很多是与动物的身体构造以及行为举止相符合的，但整个人在细节构造方面与动物还是完全不同的。我们身体的每一个部分，我们的每一个行动，都是这些特殊性的表现。我们虽然没有给它起名，但我们会尝试在人生命的所有现象中细致地描绘出这种独特的存在方式。”
如果我们想要理解人的生物性，那么这种理解不能停留在单纯的生物学意义上。可以肯定的是，用生物学的手段是不可能从整体上去认识人的，不过，人所有的真实性，同时也是生物学上的真实性，“生物学上的”意思是：我们可以通过分类的方法，对所有动植物的生命进行研究。但对人而言，“生物学上的”的意义更广，亦即它包括了把人同其他所有生物区别开来的东西，以及在人身上的无数相同和类似的生物学特征形成对比的东西。
既然人的生物学现实和精神现实不可能相分离，那么，我们就不能把人首先理解成一个能够进化的动物种类，而精神是后来的某一天添加给他们的新东西。在生物学的范围内，人必然在起源时，在生物学意义上就已经和其他所有的生命有所不同了。
人们试图把人的生物特性解释为驯化的结果，因为动物的情况与此相类似，由于人的驯化，它们改变了自己的本性。不是人创造了文化，而是文化造就了人。撇开文化从何而来的问题不论，仅仅从生物学的观点来看，驯化产生效果的事实在总体上来讲并不存在。波特曼强调了几个关键点：
(1)人的脑重量在增加，这与已经确定的驯化规律相反，动物在驯化时其脑重量是不断减少的。
(2)人走向性成熟的过程被大大地延迟了——而被驯化的动物，其性早熟却是规律。
(3)人结束了动物每年都有的正常的发情期，这被看作是人被驯化的标志。但这一现象同样出现在野生的灵长目动物那里。“在这里，我们看到的很可能是灵长目动物的特征，这一特征更可能是文化生活的前提，而不是结果。”
(4)人的无毛性。这虽然失去了毛发的保护作用，但也增加了皮肤的感官能力。
特别是，尽管在人那里也出现了驯化的结果（例如龋齿及其他），但它们并不能决定人的特性。
追溯到史前时代，根据人的基本构成的不同，可以把人区分为几大 人种 ：白种人、黑种人以及黄种人。作为在历史中相对稳定的要素，他们必定是从相当漫长的史前时代产生出来的。
所有人种本身又都是混血的，是在选择和转变中不断变化的“人之存在”的形式。从一开始，各主要人种之间就有混血。在印度，白种人与黄种人之间的混血，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以至于几乎找不到当时移住到此的白种人的纯种后裔。在古代，白种人和黑种人的混血儿很少见，而近三个世纪以来却变得更常见了。白种人与印第安人的通婚导致了人口的大量繁殖。
纯粹的人种永远只是一种理想的类型。严密隔绝、一成不变、没有混血的人种被证明是在任何时代都不存在的，它只是一个临界表象，创造了孤立、纯粹的人种存在的前提条件。此外，史前时代似乎证明了，有些人种今天已经不再存在。史前时代表明，并不是一个原始人种演变成了所有的人种，也不是几个基本人种的差异构成了人的整体发展的明确起点。我们将视线转到不断变化的各种形态的汪洋大海之中，在那里鲜明的界限只是表面现象而已，它们只是虚假的存在，是瞬间，而不是永远和绝对。没人知道，也许永远也不可能知道，在不可估量的史前时代，人的来源及其变动究竟怎样。
我们对历史创造的瞬间一无所知，不了解人类形成过程中的精神步伐，我们所知道的只是结果。我们只能从这些结果来进行推断。我们探询本质的东西，它们在史前时代使人成为拥有自己所创造的世界的人类。我们探询，在危险和冲突的情况下，人出于恐惧和勇气完成了怎样的发明创造，两性关系如何形成，人对生和死、对父母的态度如何。下列几点也许属于这些本质的东西：
(1) 火和工具的使用 。在我们看来，若没有这两样东西，生物似乎不可能进化成人。
(2) 语言的形成 。动物通过无目的的表达而进行相互间的沟通，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只有人在语言中意识到对象物形成和可传达的所指意义，这涉及到所想和所说。
(3)人 创造的自我压抑 的方式，例如通过禁忌。人类本性并不只是成为自然，而是要通过技能来进行创造。人类本性是他们的创造性。
(4) 群体和共同体的形成 。人的共同体从根本上来讲，不同于受本能支配的昆虫群体。与高等动物的群体构成及其所存在的主从关系不同，人的共同体是建立在自觉的意义基础之上的。
对人而言，直到国家形成之前，他们的社会生活似乎仍然是一种特有的现象：通过男人们的团结来克服性嫉妒。而在动物那里，要么只是暂时性的群体，它们在每个发情季都会分裂，要么是通过大多数成员的无性性，例如蚂蚁，而得以长久存在的群体，只有人才能够在不放弃他的性的前提下，产生由男性伙伴组成的团体，从而使充满紧张和激动的历史生活成为可能。
(5)打上 神话 烙印的生活。包含在神话中的诸观念如何给生活打上烙印，这些观念又如何影响生计、家庭、社会、劳作、斗争，其中的来源是无法看清的。这些观念允许有无穷的解释，无穷的可提升性，同时也拥有存在意识和自我意识，提供了安全感和确实感。在历史之初以及之后，人就生活在这样的一个世界中。从历史上来讲，巴霍芬的构想在证据方面也许是成问题的，作为文献传承也是无效的，但不论在基本特点方面，或许还在很多内容方面，它们都触及到了本质的东西。
在无法确定的时代和时期中，人类遍布了全球，他们分散在各自限定的区域内，无限地分裂，但其中却包含着广泛的统一性：难以察觉的人种繁殖，语言和神话的形成，技术发明和迁徙的悄悄传播。这是一个巨大而缓慢的过程。所有的一切都是无意识的，尽管已经是人为的，但依然是依附于自然的事件。
人不再关注他人的联合，而是自己建立了联合体。他们相互了解、相互关注。他们在斗争中融合了分散的状态，形成了新的更加广泛的统一体。这是向历史的过渡，历史最终的开始始于文字。
史前时代是一个巨大的现实——因为人在其间出现了——但它是一个我们从根本上不了解的现实。但是，如果我们通过认识我们从何而来，来探寻我们人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就不能沉迷于史前时代之谜。这个谜有理由吸引我们，——并且由于我们的无知，它也不断让我们失望。
我们作为人是否属于一个整体？关于这个问题，史前时代能够通过断定人是一元还是多元的起源而给我们提供答案吗？
人类存在着多种多样的人种。这些人种是一个种族的分支，还是从以前人类的生命那里独立发展而来，从而导致人的多次出现？所有事实都支持人的一元起源，而反对人的多元起源：
首先，在美洲没有发现古代人的遗骨，这一事实给了我们提示。一定是亚洲人在史前时代的晚期，从北部通过白令海峡到美洲定居的。尽管印第安人种显示出强烈的个性特征，但无论如何，在这块大陆上似乎并没有人种的真正起源。
其次，支持一元起源的是所有人种在生物学上的能力，他们在种族之间繁衍后代，具有繁殖的能力；如果我们把人与最高等的动物相比较，所有人种的生命基本特征在精神上的一致性，也证明了这一点。相比于人和其他最陌生的人种之间的差距，人和动物之间的差距要大得多。鉴于人与动物之间的差距，所有人之间存在着最亲近的亲缘关系。我们之间的巨大分歧，性格差异，因相距遥远以至于无法理解，在致命的敌意中断绝相互间的关系，精神病或者纳粹集中营中那令人恐怖的、无声的崩溃，所有这一切都是我们忘记了原本的亲缘关系而造成的痛苦，或者是我们再也找不到实现它的途径。但是，为了逃脱人成为动物或某一种动物的状态，人实际上逃避到了自我欺骗之中。
关于人的一元还是多元起源，我们要做出经验上的判断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对人的生物学起源一无所知。因此，人的起源的统一是一个理念，并非可经验的现实。
对上述所有论据的答复是：人类之间的相互关系从本质上来讲，并不是由其动物学的形态构成的，而在于他们能够相互理解，他们都拥有意识、思想和精神。人之间有一种最亲近的亲缘关系，而人跟最亲近的动物之间存在着一道深渊。
因此，我们不能从以经验为基础的研究中得出结论认为，人属于一个整体，人存在着一致性。即便这样的研究给我们提示，我们也不能用它来反驳人的整体性和一致性。人的起源究竟是一元还是多元，最终这并不十分重要。我们在此讨论的是对人的整体性的信仰，它成为了“人之存在”的历史性信仰，而将人与动物分离开来的深渊成为了同一性的前提。
从这一对人的同一性的信仰发展出了一种意志。人在某种程度上意识到自己，并且意识到其他的人不再只是自然，不再只是手段。他将体验自身的本质看作一种应然。这种应然渗透到了他的现实中，好像变成了人的第二本性。但它完全不像自然法则那样确实可靠。人类同类相食的现象已经消失，但随时都会再度发生。种族灭绝以前发生过，在人们认为不可能再度发生的时候，它又以空前的规模发生了。“人之存在”的先决条件是人的一致性，它在自然法则和人权的照亮下，总是遭到背叛，又总是反复提出要求。
因此，我们在对最遥远的人的理解中，获得了人类特有的满足，以及将人当作人来看待的要求，就像伦勃朗画一个黑人，或像康德所表述的那样：绝不能把人只看作一种手段，而永远要把他看作自身的目标，并以此来对待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