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20世纪最有影响的哲学家之一的雅斯贝尔斯并没有像另外一位哲学家海德格尔一样在中国备受关注,这跟在欧美并没有什么两样。其中一个原因在于,他没有像海德格尔有众多执教于世界各国哲学界的弟子,同时他平淡的一生从来也没有像海德格尔一样不时会在哲学界之外掀起波澜。作为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心理学、存在哲学、哲学史、时代史、政治等多个方面都产生过很大影响。很遗憾的是,中文学界对雅斯贝尔斯的译介工作一直是零星地进行的。因此出版一套比较全面、系统体现他的哲学丰富性的《雅斯贝尔斯著作集》,我们认为对中文学界来讲是当务之急。
中国留德学人中听过雅斯贝尔斯课的可能为数极少,诗人冯至是其中之一。冯至后来回忆到20世纪30年代这一段时光:
1933年春至1935年夏,我又在海德贝格住了两年多。……著名的哲学家雅斯丕斯和艺术史家戈利塞巴赫 都有犹太族的妻子,他们还继续讲课,但是心里知道,早晚会有那么一天,不得不离开他们工作的处所(果然,我1935年回国后,他们都先后被解聘了)。在他们的课室里仍然挤满听讲的学生,课室笼罩着一种不知明天将要怎样的不安气氛。
由于冯至先生本人是文学家,因此对于雅斯贝尔斯的著作并没有太多的关注,更没有进行过译介。
民国时期,德国哲学在中国得到了一些接受,但最主要的是康德、黑格尔等古典哲学大师,他们的重要著作被翻译成中文,同时也有一系列的研究著作出现。但雅斯贝尔斯、海德格尔当时属于当代的哲学家,在中国的介绍并不多。
有关雅斯贝尔斯在中国的接受情况,早在20世纪40年代已经有一些文章对他的哲学进行了介绍。成立于1933年的中德学会(Das Deutschland-Institut)在《第六卷年度报告(1939-1940年)》( 6 . Jahresbericht 1939 - 1940 )中已将雅斯贝尔斯的《时代的精神状况》( Die geistige Situation der Zeit )一书列入了出版计划:1940年7月在准备之中。 但由于雅斯贝尔斯1937年在海德堡大学被免职,而从1938年就被禁止发表作品,因此该书的中译本未能得以出版。由中德学会编辑出版的刊物《中德学志》( Aus deutschem Geistesleben ) 分别于1940、1941年发表了柏尔克的<现代德国哲学之特征> 和王锦第的<略述雅斯波的哲学> ,对雅斯贝尔斯的哲学做了全面的介绍。王锦第认为,中国当时对德国当代哲学的译介是极为不够的,就此他写道:
但是很可惜,国人研究西洋哲学者对于德国哲学很少有力的介绍与深刻的研究,尤其是当代的德国哲学对于我们好像都很生疏,例如现在我们所要介绍的雅斯波(Karl Jaspers)就是中国哲学界的一位生朋友,然而他是当代德国的第一流哲学家。
王锦第的文章对雅斯贝尔斯的生平和哲学思想都做了非常清楚的介绍。虽说王锦第有一些德语知识,但由于他留学日本的背景,我认为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依然是从日文编译而来。很遗憾的是,这一对雅斯贝尔斯哲学的接受,1949年以后并没有被继承。这之后,雅斯贝尔斯一直被作为资产阶级的哲学家受到批判。尽管在贺麟主编的《存在主义哲学》 一书中对雅斯贝尔斯著作的部分章节进行过翻译,但由于此书的发行量很小,流传很少,影响自然不会很大了。
中国大陆于1988年3月出版了雅斯贝尔斯的一本在英语世界非常流行的通俗性著作《智慧之路——哲学导论》( Way to Wisdom:An Introduction to Philosophy )中译本。 这本书是由雅斯贝尔斯在瑞士巴塞尔广播电台所做的12次讲座整理而成。中译本系从英译本译出, 作为“现代社会与文化丛书”之一出版。由于这本书篇幅较短,又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因此流行较广。
1989年6月雅斯贝尔斯的历史哲学专著《历史的起源与目标》( Vom Ursprung und Ziel der Geschichte, 1949)由魏楚雄、俞新天翻译出版,这个译本也是从英文本转译过来的,作为“二十世纪文库”的“历史学”分科之一种由华夏出版社出版。 尽管两位译者对雅斯贝尔斯哲学所知不多,又是从英文转译,其中也出现了一些常识性的错误, 但这个译本无疑让中国学术界(特别是历史学和思想史学界),第一次比较完整和准确地理解了“轴心时代”这一概念。两位译者在前言中,对雅斯贝尔斯的人类历史分期、对历史主义的批判做了一些介绍。此外,译者也注意到中国资源对雅斯贝尔斯的影响:“值得一提的是,雅斯贝斯的历史观明显受到了中国古代老庄哲学思想的影响,这在全书中可时不时地看到。” 由于当时意识形态方面刚刚开始有所松动,译者还是很小心翼翼地指出:“雅斯贝斯是一位自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毋庸置疑,他有不少历史思想和政治观点与历史唯物主义和无产阶级的社会理想是格格不入的,……”
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文学界翻译出版了一些雅斯贝尔斯的著作,包括:
1.《悲剧之超越》,叶颂姿译,台北:巨流出版社,1970年。译自英文版 Tragedy Is Not Enough, 1969。
2.《存在主义: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到沙特》,考夫曼编著,陈鼓应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此书首版于台北:商务印书馆,1972年。书中第七章<雅斯培>收录了雅斯贝尔斯的三个译本:<关于我的哲学>(Über meine Philosophie)一文写于1941年夏季,当时是为雅斯贝尔斯著作的意大利语版写的导论;其后有关<齐克果和尼采>(Kierkegaard and Nietzsche)以及<环绕>(The Encompassing)两部分分别译自英译本的《理性与生存》( Reason and Existenz, 1935)一书。
3.《悲剧的超越》,“生命哲学译丛”,亦春译,光子校,北京:工人出版社,1988年。[选自雅斯贝尔斯《论真理》( Von der Wahrheit, 1947)中的第三部分<真理>的第三篇<真理存在的终结>的第三节<在根源直观中的真理终结>,其中包括四个部分:a)悲剧的知识;b)文艺作品中的悲剧对象;c)悲剧的主体性;d)对悲剧的根本性解释。英译本有所改动,见Karl Jaspers, Tragedy Is Not Enough . Translated by Harald A. T. Reiche, Harry T. Moore, and Karl W. Deutsch. Boston:The Beacon Press,1952]
4.《存在与超越——雅斯贝尔斯文集》,“猫头鹰文库第二辑”,余灵灵、徐信华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这本仅有230页的小册子,是由雅斯贝尔斯的三本书构成的:《时代的理性与反理性》、《悲剧与超越》以及《现代的人》,其中《时代的理性与反理性》( Vernunft und Widervernunft in unserer Zeit )是雅斯贝尔斯所做的三场报告的结集,1950年出版;《现代的人》( Man in the Modern Age )是雅斯贝尔斯1931年出版的《时代的精神状况》的英译书名。三本书都选了其中的一部分]
5.《哲学自传》,王立权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译自英文版 Philosophical Autobiography, 1957。不包括第10章<海德格尔>,这一章按照雅斯贝尔斯的要求,在海德格尔去世后才予以发表。
6.《苏格拉底、佛陀、孔子和耶稣》,李瑜青、胡学东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1年。[这是选自雅斯贝尔斯1957年《大哲学家》( Die großen Philosophen )中的<范式的创造者>( Die maßgebenden Menschen )中的四位,德文版、英文版都有单行本。本书译自英译本,前有“英译本序”]
7.《什么是教育》,“德国文化丛书”,邹进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此书系1977年由赫曼·霍恩(Hermann Horn)编写的一个雅斯贝尔斯有关教育的读本: Was ist Erziehung? Ein Lesebuch]
8.《现时代的人》,周晓亮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译自英文本 Man in the Modern Age, 1978。
9.《生存哲学》,王玖兴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年。[这是雅斯贝尔斯1938年出版的三个演讲的结集《生存哲学:三个演讲》( Existenzphilosophie . Drei Vorlesungen , Berlin 1938)雅斯贝尔斯曾于1956年予以再版,不过其中大部分内容已经收入他1947年出版的《论真理》之中了]
10.《存在主义哲学资料选辑》(上卷),熊伟主编,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其中“V.雅斯贝尔斯”(第507-741页,共234页)有9个部分的翻译:1)<目前哲学状况的由来>,译自《理性与生存》( Vernunft und Existenz, 1935);2)<生存哲学>译自《生存哲学》( Existenzphilosophie, 1938);3)<生存>译自《哲学》( Philosophie, 3.Bde,1932)第二卷;4)<大全>译自《哲学》第二卷;5)<临界境况>译自《哲学》第二卷;6)<个别临界状态>译自《哲学》第二卷;7)<密码的本质>译自《哲学》第二卷;8)<人是什么>译自英文版《总汇》( Universitas . A German Review of the Arts and Sciences, 1965)第一期;9)<哲学与科学>译自《估计与展望》( Rechenschaft und Ausblick, 1951)。
11.《时代的精神状况》,“二十世纪西方哲学译丛”,王德峰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这是雅斯贝尔斯的《时代的精神状况》( Die geistige Situation der Zeit, 1931)的中译本,译自英文,书前有“英译本重译前言”]
12.《尼采:其人其说》,鲁路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译自 Nietzsche . Einführung in das Verständnis seines Philosophierens (《尼采:对其哲学理解的入门》) , 1936。
13.《卡尔·雅斯贝斯文集》,朱更生译,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本书包括了雅斯贝尔斯的《哲学导论》、《论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以及《论悲剧》三部著作的全译,从译文括号中所引的原文,可以推断译自德文原文)
14.《大哲学家》,李雪涛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译自 Die groβen Philosophen, 1957。
15.《大学之理念》,邱立波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译自英译本 The Idea of the University, 1959。
16.《哲学思维学堂》,孟海译,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2年。译自英译本: Philosophy Is For Everyman:A Short Course In Philosophical Thinking, London:Hutchinson,1969。
17.《海德格尔与雅斯贝尔斯往复书简》,李雪涛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译自德文原文。
此外还有一些零星发表在刊物上的译文。同样在中文世界的中国台湾,比较早就有了雅斯贝尔斯著作的译本,但依然构不成系统,也形成不了规模。中文学界对雅斯贝尔斯著作的关注,常常集中在几个特定领域。同样的一本书往往有很多种译本,例如 Einführung in die Philosophie, 1950(英译本: Way to Wisdom . An Introduction to Philosophy, 1954)在中文世界已经有了四个译本:
1.《智慧之路:存在主义大师》,周行之译,台北:志文出版社,1970年。译自英文本。
2.《哲学浅论》,张康译,台北:东大出版社,1978年。译自德文。
3.上揭朱更生《卡尔·雅斯贝斯文集》译本之第一种,2003。译自德文。
4.《哲学导论——十二篇电台讲演集》,收入鲁路译《哲学与信仰:雅斯贝尔斯哲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61-366页。译自德文。
因此,中文学界对雅斯贝尔斯哲学的译介主要集中在他的哲学(一般性论述、存在哲学、个别重要的哲学概念)、历史哲学、教育思想以及文艺学思想方面,既不系统,也不全面。仅从书名和目录上可以看到,“Existenz”被翻译成“存在”、“生存”,“das Umgreifende”被翻译成“大全”、“环绕”等。雅斯贝尔斯哲学中重要的概念,我们也希望在这个著作集中得到统一。
雅斯贝尔斯的哲学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精神病理学与心理学、存在哲学、逻辑学、哲学史、世界哲学以及宗教哲学。精神病理学和心理学实际上构成了雅斯贝尔斯哲学的基础。后来他曾解释过他对心理学的理解:“因此我审视着历史世界之辽阔,以及人身之中可理解性的深邃。” 之后他从心理学转到了存在哲学,因为:“人仿佛是开放着的,人比他所了解的自己以及所能了解的自己要多得多。” 存在哲学产生于1920年代的德国——在帝国崩溃后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危机四伏之时。1932年他出版了三卷本的《哲学》,包括卷一《哲学的世界定位》( Philosophische Weltorientierung ),卷二《对生存的澄明》( Existenzerhellung )以及卷三《形而上学》( Metaphysik )。《哲学》是德语世界中唯一一部内容丰富的有关存在哲学的专著。1948年到了巴塞尔之后,雅斯贝尔斯基本上只关注两个方面的大问题,一是建构他的现代历史哲学的体系,二是在原有的《哲学信仰》的基础之上,完成他更加完整的宗教哲学体系。晚年的雅斯贝尔斯并不相信启示宗教的力量,因为基督教太具体地表达了那个不可认识的超越者。只有哲学和哲学信仰才有能力奠定一个人类的共同性框架,让历史上不同的信仰在这一框架下进行交往。 这也是轴心时代思想的延续。
如果我们将雅斯贝尔斯的著作按照时代来列举的话,大致可以看出上述的思想轨迹:
1913年《普通精神病理学》( Allgemeine Psychopathologie )
1919年《世界观的心理学》( Psychologie der Weltanschauungen )
1932年《哲学》( Philosophie )
1935年《理性与生存》( Vernunft und Existenz )
1938年《生存哲学》( Existenzphilosophie )
1947年《论真理》( Von der Wahrheit )
1948年《哲学信仰》( Der philosophische Glaube )
1949年《论历史的起源与目标》( Vom Ursprung und Ziel der Geschichte )
1953年《作为哲学家的列奥纳多》( Leonardo als Philosoph )
1957年《大哲学家》( Die großen Philosophen )
1958年《哲学与世界》( Philosophie und Welt )
1962年《面对启示的哲学信仰》( Der philosophische Glaube angesichts der Offenbarung )
上述的著作仅有个别的被翻译成了中文。遗憾的是,一直到今天我们的学术出版依然没有真正做到从顶层进行整体设计,每一个领域或学科哪些著作是最重要的,哪些是比较重要的,哪些是仅供参考的?我们现在依然处于碰到什么,就翻译什么的状态。这很像早期佛经翻译时代——从东汉一直到东晋鸠摩罗什来长安之前——当时并没有周详的译经计划,基本上是“值残出残,遇全出全”。
如果我们来看日本对雅斯贝尔斯的译介的话,就会发现,他们已经将雅斯贝尔斯所有重要的著作早在哲学家还在世的时候,就翻译成了日文,很多还不仅仅是一个译本。日本学者桥本文夫 后来回忆起,1934年的时候,他在东京帝国大学跟随他的老师伊藤吉之助 在研读雅斯贝尔斯的《时代的精神状况》的情形,并提到了1950年在东京成立的雅斯贝尔斯协会(ヤスパース協会)。 1939年日本学者德永郁介 和富冈益五郎 将此书的第五版(1932年版)译成了日文。 在<译者序>中,译者也特别提到在昭和八年(1933年)时,伊藤教授在东京大学哲学系带领众弟子们研读此书的轶事。 早在雅斯贝尔斯在世的时候,他的大部分的著作就已经被编辑成了“雅斯贝尔斯选集”(ヤスパース選集)由理想社出版。到了1969年(雅斯贝尔斯去世的那一年),理想社已经出版了35种雅斯贝尔斯的译著,尽管有些分册拆散了原著的体系,但其规模依然非常可观。
2014年6月我去奥登堡卡尔·雅斯贝尔斯学会(Karl Jaspers-Gesellschaft e. V.)小住了几日,做了一场有关轴心时代与中国的报告,更重要的是我将雅斯贝尔斯所藏的12000册图书基本上都翻阅了一遍,大致了解了作为20世纪伟大哲学家之一的雅斯贝尔斯的部分知识构成。雅斯贝尔斯在他的很多书中都做了许多注释和修订。因此,由雅斯贝尔斯全集委员会正在编纂供研究用的全集是非常必要的。在雅斯贝尔斯的藏书中,我也看到了他的大部分著作的日译本。让我感到十分惭愧的是,雅斯贝尔斯的中文译著在他的藏书中只有两种,也都是在雅斯贝尔斯去世多年后,他的私人秘书萨纳尔 购入的,其中包括我主持翻译的《大哲学家》的译本。回国之后,我让在日本的友人将雅斯贝尔斯大部分的日译本都买了来。
2012年,设在瑞士巴塞尔的雅斯贝尔斯基金会(Karl Jaspers Stiftung)宣布将在海德堡科学院(Heidelberger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的主持下,出版50卷本《雅斯贝尔斯全集》( Karl Jaspers Gesamtausgabe , KJG)的项目。项目专门在海德堡科学院成立了编辑委员会,主要由海德堡大学的哲学系和心理社会医学研究中心具体负责实施。这项斥资5440万欧元的项目,汇集了德国、瑞士、奥地利的雅斯贝尔斯研究专家,除了利用马尔巴赫德意志文献档案馆(Deutsches Literaturarchiv Marbach)中所保存的文献资料外,也会利用奥登堡雅斯贝尔斯学会的12000册雅斯贝尔斯的私人藏书,来编纂50卷本的注释版全集。海德堡的学者主要负责雅斯贝尔斯医学和哲学方面的著作,而奥登堡的学者则负责政治方面的文稿。全集共分为三部分:著作、遗稿和通信。第1-27卷是雅斯贝尔斯已经出版的著作,包括精神病理学和医学方面的(第1-5卷)、成体系哲学方面的(第6-14卷)、哲学史方面的(第15-20卷)以及政治、时代史和自传(第21-27卷);遗稿方面,成体系哲学的(第28-32卷)、哲学史方面的(第33-36卷)以及有关政治和时代史方面的(第37-38卷);通信集(第39-49卷),而第50卷为补遗卷。海德堡科学院宣布这一项目预计在2030年完成,也就是说需要用18年的时间来整理、作注。
我们编选这套几十卷本的《雅斯贝尔斯著作集》主要是想将这位20世纪重要的哲学家的主要哲学思想比较系统全面地迻译到中文世界。在选择篇目的时候,最重要的当然是这些著作在相关学科的影响力,同时我们也找到了相应的英译本和日译本作为参照。作为译者,我自己在翻译的时候,有时面对仅有一个德文原本时显得特别无助。因此,英译本和日译本对于我们来讲就显得格外重要了。中文译本的体例确定为:译文、解说、索引、译后记。鉴于《雅斯贝尔斯全集》正在编纂之中,我们所使用的德文底版本依然是现今通行的版本。以后待时机成熟,我们再依据情况对现在的版本进行修订。
翻译的意义自不待多说。早在17世纪,徐光启在《历书总目表》中就曾提出了“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的主张。 翻译当然不仅仅是手段,同时也是目的。在全球化的今天,我们已经没有办法离开人类文明的其他成果而独自发展所谓纯正的自身文化了。学术的发展是接续以往的传统,这包括自己的以及人类其他民族的文化传统,在这些基础之上再接着说。只有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我们才能看得更高、更远。
拉丁文中有一句话“Ad astra per aspera”,中文的意思是成就事业是要历尽艰难困苦的。司马迁在《淮阴侯列传》中也曾写道:“骐骥之局躅,不如驽马之安步。”《雅斯贝尔斯著作集》的翻译出版,绝非一蹴而就的易事。我们将广泛联络中文学界雅斯贝尔斯翻译和研究的学人,尽可能系统、全面地将雅斯贝尔斯的哲学迻译至中文的语境中来。
感谢萨纳尔教授一直以来对此项工作的支持,也感谢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王焰社长欣然承担这样一项巨大的出版项目,同时感谢所有译者的鼎力相助。特别要感谢《海德格尔与雅斯贝尔斯往复书简》责任编辑马健荣先生事先做了大量统筹工作,才使得这套译著能够顺利问世。
李雪涛 2018年5月4日
于北京外国语大学全球史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