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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把发生在中国、印度和西方的三种历史运动并列的话，那我们便忽视了欧洲人习惯给予自己的优先地位。在前面一个章节，我们对欧洲的自我意识，通过其特征进行了诠释，没有一个欧洲人能够摆脱这种意识。
只有欧洲的发展通向了技术时代，这让今天全世界都具有了欧洲的面貌。此外，理性的思维方式也变得无所不在，这似乎证明了欧洲的优先地位。虽然跟欧洲人一样，中国人和印度人也认为自己是真正的人，并且理所当然地坚持他们的优先地位。但即使所有的文化都将自身看作是世界的中心，它们的情况似乎也并不相同。因为似乎只有欧洲用它的成就证明了自己的卓越。
西方从一开始——自从希腊人以来——就是在西方和东方的内在对立性之中构建起来的。自希罗多德以来，人们就意识到了西方和东方的对立，这是永远以崭新的形态出现的永恒的对立。正是由于这一意识，对立才变成了真正现实的东西，因为只有人认识到了一件事物时，它才会在精神意义上成为现实。希腊人建立了西方，不过是以这样的方式，亦即只有当西方不断地将眼光投向东方，在与东方的争辩中，理解并且脱离东方，从东方接受各种元素并改造成自己的文化，与东方进行斗争，双方交替获胜，只有在这种情况下，西方才得以存在。
这并不是简单的希腊人和野蛮人之间的对立。从本质上来讲，这有点像是中国人、埃及人和印度人在面对其他民族时的想法。当西方从东方分离出来后，东方在政治和精神权力中依然具有同等重要、令人惊叹的力量，是西方学习和对它具有诱惑力的地方。
我们可以将这种对立理解为所有精神自我分裂的一种形态。精神唯有在对立中意识到自我，在斗争中发现自我，它才能存活，开始运动，结出硕果，并获得飞跃。然而，我们面前的对立是历史性的，我们无法根据其内涵，用一种普遍的形式来表达它，也不能用有限的规定来详尽阐述其内容。它就像一个贯穿了诸多时代的深邃的历史之谜，在形形色色的更改中，最初的对立性，历经几个世纪，依旧保持着活力。
希腊人和波斯人，罗马帝国分裂为西罗马帝国和东罗马帝国，西方和东方的基督教，西方与伊斯兰，欧洲与依次划分为近东、中东和远东的亚洲，都是对立所具有的连续的多种形态。在对立中，各种文化和各民族之间既相互吸引，又相互排斥。这种对立始终是欧洲构成的要素，而东方只是接受了欧洲的对立面，并且从自己的角度理解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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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客观的历史分析尽管揭示了西方在世界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主导作用，但同时也发现了 它的不完善和欠缺之处 ，因此，西方对东方的提问仍然是新的和富有成效的：我们在那里能找到哪些弥补我们不足的东西？我们错过了哪些在那里可以成为事实和真理的东西？我们为自己的优先地位付出了哪些代价？
尽管追溯到最遥远的过去，西方拥有最悠久的、可靠的历史记载。但地球上没有哪个地方比两河流域和埃及的历史更为悠久。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西方将其特征赋予了整个世界。在西方的历史及其创造中，有最丰富和最清晰的轮廓，有崇高的精神斗争，有大量活生生的、看得见的伟大人物。
从这里出发，我们可以提出这样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西方在科学、理性的方法论、人格的自我存在、国家政权以及具有资本主义特征的经济秩序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在东方有它们的萌芽吗？我们接着寻找与西方具有同一性的东西，并且想知道，它为什么没有在东方展开过？
我们受到这种观点的影响，即我们在亚洲根本认识不到什么新的东西。我们已经了解了那里的一切，它们只不过是用另外的方式强调了一下而已。欧洲人的自我满足感可能导致了他们把这一异域的世界仅仅当作怪物来看待——也就是说，在那里所思考的问题，我们考虑得更清楚，抑或无可奈何地认为，我们只能理解我们固有的东西，而不是起源于东方的东西。
在欧洲一切领先的情况下，西方失去了什么？只有当我们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亚洲才对我们变得至关重要。在亚洲存在着我们所缺乏、但又与我们密切相关的东西！我们从那里获得的问题，停留在了我们自己的心灵深处。我们为我们自己所创造的、有能力做到的，以及已经实现的一切付出了代价。我们还没有走上“人之存在”的自我完善之路。亚洲是我们必不可少的补充。有些东西在我们身上隐藏和掩埋得如此之深，如果我们没有看到这个最初对于我们而言是异域文化的折射，我们永远不会意识到这些东西，即便我们只能靠重新认识自己来理解它，但我们也许还有能力来重新认识它。由于蛰伏在我们身上的东西萌动了，我们可以通过在其中扩展我们自身来理解它。于是，中国和印度的哲学史就不是我们业已存在的哲学史的一次多余的重复，也不仅仅是一个我们可以从中研究有趣的社会学影响的现实，而是直接关系到我们自身的东西，因为它告诉我们人的潜力，并将我们带入了与另一种“人之存在”的真实起源的关联之中，这一“人之存在”不是我们的，但也有可能是我们的，它是在历史存在中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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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世界史的欧洲文化圈是呈封闭状态的，这种理所当然的观念被打破了。我们再也不能忽视伟大的诸亚洲世界，把它们看作是永远静止的非历史民族。世界史的范围是全球的。如果缩小这一范围，那么人类的画面就会变得不完整和不确切。但如果我们关注亚洲的大小及其影响力，我们就会轻而易举地为其不确定的观念所欺骗：
与极小的欧洲相比，亚洲拥有巨大的空间。从时间上来看，亚洲似乎是所有人类产生的根基。亚洲是不可估量的，它因其辽阔的幅员和众多的人口而强大，它持久而缓慢地发展着。
希腊文化似乎是亚洲的一种边缘现象，欧洲因为早期的决裂而脱离了亚洲母亲。这就产生了这样的问题：这一决裂是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进行的？存在欧洲重新沉迷于亚洲的可能性吗？沉迷于它的深度以及无意识的低水准？
如果西方产生于亚洲的根基，那么它就是一次释放人性潜力的巨大的冒险行动，它首先隐藏着这样的危险，即西方在精神上丧失其基础。其次，如果西方获得意识，它就不断存在着重新陷入亚洲的危险。
但是，这一重新陷入亚洲的危险，今天会在改变和毁灭亚洲的新的技术条件下得以实现，届时西方的自由、人格的理念、西方范畴的宽阔、清醒的意识都将被抛弃。取而代之的是永恒的亚洲特色的残留：专制形式的生存状态、非历史性与非抉择性、宿命论精神的安定化。亚洲的影响将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经受得住考验的和持久的存在，它也包括了欧洲。凡是从亚洲产生又必定重回亚洲的样式都是短暂的。
但是，这些与西方的没落景象形成对比的画面，或许在瞬间是显而易见的。但事实上，它们是不真实和不公平的。
中国和印度三千年来的现实，恰恰如同西方一样，想从那个不确定的亚洲地基中显现出来。这种显现是一个普遍的历史进程，而不是欧洲对亚洲的独特姿态。它发生在亚洲本身。这是人类及其真实历史的道路。
我们从亚洲得到了一个神话般的原则。当我们把这一原则看作历史现实，而进行现实分析时，它却土崩瓦解了。我们不能把欧洲-亚洲的对立在形而上学上予以实体化。否则，这一对立便面临着恐怖的前景。作为一种神秘的语言，这种原则只有在做出决定的瞬间，才能起到密码的作用，而只有当这一密码作为一种缩略的符号，服务于具体的历史和精神上某些清醒的东西时，它才获得了真理。不过，亚洲-欧洲是伴随整个西方历史的一个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