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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数个世纪中，欧洲的历史意识将所有前希腊和前犹太的文化都看作是与自我相异的，并把它们贬低为单纯的历史前奏。它把地球上存在于他们自己精神世界之外的一切，都归于民族学的广泛领域，并将他们的创造收藏于民族学的博物馆里。但这种很久以前就被纠正了的盲目性，却包含着一种真理。
早在轴心时代——从中国到西方存在着最大的相似性，之后才发生了大文化圈之间的分离——区别已经存在了。尽管如此，和我们现代的世界相比，我们可以发现，直到公元1500年左右，大文化圈之间依然存在着一种相似性。
但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一种在本质上全新的独特事物出现了：科学及其在技术上的后果。自有记录的历史以来，没有一个事件像科学一样从里到外彻底改变了世界。科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危险。我们生活了不到一个半世纪的技术时代，也只是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才获得了完全的支配地位，这一支配地位现在已经增强到了我们无法预料的程度。我们只能部分地意识到这些非凡的后果。从现在起，整体生存的新基础不可避免地奠定了。
科学和技术的起源存在于日耳曼-罗曼诸民族。这些民族借助于科学和技术实现了历史的突变。他们开始了真正普遍意义上的全球规模的人类史。只有那些民族——他们掌握了西方的科学和技术，并承担了这些西方的知识和能力可能对人性造成的危险——才可能在决定人类命运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
如果说西方创造了科学和技术，那么人们便会问：为什么这仅仅在西方而没有在其他两大世界发生呢？西方在轴心时代是否可能已经存在某种独特性，而这种独特性只是在最近几个世纪中才产生了这些影响呢？那些最终在科学中得到展示的东西，是否在轴心时代就已经出现了萌芽？西方有某种特殊性吗？只在西方出现的崭新的、从根本上发生改变的发展，可能建立在一种更全面的原则之上。这一原则是不可能被理解的。但也许存在一些提示，能使我们意识到这种西方的特性。
(1)仅仅从 地理上 而言，就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与中国和印度封闭的大陆地域相比较，西方的地理环境极具多样性。丰富的地理分布情况：半岛、岛屿，沙漠和绿洲地区，地中海气候带以及北部阿尔卑斯山世界，相比较而言更长的海岸线，与此相对应的是民族和语言的多样性。这些民族和语言在重要的历史事件和文化创造中交替发挥着作用，并以此创造了历史。西方的国家和民族展现了自己独特的形象。
我们接着可以用一系列的特征来概括西方的精神特性。
(2)西方认识到了 政治自由 的理念。在希腊产生了一种自由，尽管只是短暂的，它却未在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出现过。自由的人们结成了兄弟联盟，来反抗宣称能使各民族幸福的极权组织的普遍专制。希腊城邦国家因此奠定了西方所有自由的意识，不仅是自由现实的意识，同时也是自由思想的意识的基础。在这一政治意义上，中国和印度并不了解自由。
从那时起，我们西方历史闪出了一道光芒，并贯穿了一种要求。6世纪以后是一个伟大的转折点，希腊思想的自由、希腊人的自由、希腊城邦的自由出现了，随后在希波战争中，自由经受了考验，达到了虽然短暂，但最鼎盛的时期。它不是普遍的教士文化，也不是俄耳甫斯的神秘教理和毕达哥拉斯派的理论，而是自由国家的形成所造就的希腊精神以及给人类带来的巨大机遇和危险。自此以后，世界上便存在了自由的可能性。
(3)从未停息的理性精神为自身保留了一贯的逻辑思维以及经验事实的说服力，这必定使得任何个人无论何时都可以信服。跟东方相比，希腊的理性精神已经包含着一种奠定了数学并完成了形式逻辑的一贯性的特征。随着中世纪的终结，现代的理性精神变得和东方所创造的东西完全不同。在这里，科学研究迈上了一条永无止境的道路，它在整体的永不完善中，以批判的方式寻求着事物的最终结果。人们期待通过法治国家的法律决策，在社会的交往中追求对生命的总体预测的极限。在经济活动中，精准的计算对每一步都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不过，西方也因此清楚而沉重地感受到了理性的界限，它并没有在世界的其他任何地方出现。
(4) 人格自我存在的有意识的内在性 在犹太先知、希腊哲学家以及罗马政治家那里获得了永远的、权威性的绝对性。
不过，这也有可能使西方脱离自然和人类共同体的基础——自诡辩家以来——进入虚无之中。西方人在最高的自由之中，感受到了自由在虚无中的界限。正是在最明确的自我存在之中，西方人体验到了自我被赠与(Sichgeschenktwerden)，正是他们在作为单纯自我的错误认定中，认为能够归于其自身的东西，就好像人是发端和造物主一般。
(5)西方人反复面临 这一不可回避的现实世界 。
西方和其他伟大的文化一样，认识到了“人之存在”的分裂：一方面是野性的生命，另一方面是非尘世的神秘主义；一方面是非人之人，另一方面是圣者。不过，西方并不接受这样的分裂，它努力寻找通往塑造世界本身的道路。它并不只是凝视着理想王国中的真理，而是要去实现它，通过理想使现实本身得到提高。
西方以其独特的紧迫性认识到了塑造世界的需要。它感受到了这个世界的现实意义，也就是说，从世界的内部和外部来完成认识、感知、实现的无限的使命。这个世界是不可以忽略的。西方人是在这个世界之内而不是这个世界之外证实了自己。
因此，西方人就可能用这样的方式来体验世界的现实性，即以无法解释的深刻意义来认识毁灭。悲剧的东西同时成为了现实和意识。只有西方懂得了悲剧。
(6)像所有文化一样，西方实现了一种普遍者的形态。不过对西方来讲，这一 普遍者既没有 使确定的制度和观念 凝结成僵化的教条 ，也没有形成种姓制度和宇宙秩序下的生活。西方不论从何种意义上来讲都是不稳定的。
在西方，突破普遍者的是“例外者”，而这正是产生西方无限活力的动力。西方给例外者留出了空间。它容忍每一种完全新颖的生活和创造，但之后又能从根本上摧毁它们。“人之存在”达到了绝非所有人都能达到的高度，也许谁都达不到这样的高度。不过这些高度像发光的路标一样，给西方提供了多重维度的方向。西方之所以永远的不安宁、永远的不满足和追求尽善尽美，其根源就在于这种多维的方向性。
因此，在表面上看似偶然的情况下，产生了看似不可能的可能性，例如：当犹太人无能为力地处于交战的帝国之间，被强大的、无力反抗的帝国所俘虏，在政治上走向灭亡时， 犹太人 的预言宗教产生了。同样，处在世界政治权力的边缘的北方文化和 冰岛人 的思想观念在反抗国家的管制中蓬勃发展起来。
(7)现在，西方通过包括伊斯兰教在内的圣经宗教，以 对信仰真理的独占要求 ，重新发展出了一种极端的精神，这是与西方的自由和无限的流动性相反的。这一独占真理的要求，只有在西方才作为一种贯穿历史的要求而出现。
但其后重要的是，尽管这一要求独占真理的能量使人得到了提升，但这一要求同时被数量众多的圣经宗教和派别，以及国家和教会之间的分裂所束缚。对这唯一统治权的要求，与以其他形态出现的相同要求发生了冲突，这不仅导致了宗教狂热，同时也引发了持续不断的对世界的探寻运动。
正是由于并不存在一个唯一的政权，而国家和教会之间却相互竞争，要求拥有全部的统治权，双方只有在有妥协必要的时候才放弃这种要求，恰恰由于它所造成的持续的精神和政治上的紧张关系，才给西方带来了高度的精神能量、自由、不懈的探索、发现、经验的广度。这与所有的东方帝国——从拜占庭到中国——的一致性和相对缓和的紧张关系，是有差别的。
(8)西方处在一个始终按照普遍者行事，却不被任何普遍者所包围的世界中。在这里，例外得以突破，并作为真理而产生作用，而历史信仰中对信仰真理的独占要求，将普遍者和例外者双方都占为了己有，在这种情况下，这种紧张关系必然会把人带到极端的界限。
因此，西方具有 坚定性的 特点：即追求事物的终极性和最充分的清晰度，将它们放入非此即彼的选择之中，从而使人们对基本原理有了意识，并且在内心最深处设立了阵线。
这种坚定性在具体的历史紧张关系中得以显现，在西方，几乎所有一切起作用的东西都被卷入到各类的紧张关系之中，例如基督教与文化之间，国家和教会之间，帝国与各国之间，罗曼语系的国家与日耳曼语系的国家之间，天主教与新教之间，神学与哲学之间，都存在着紧张关系。绝对的、永久不变的场所是不存在的，任何要求西方人这样做的可能立即就会遭到质疑。
(9)这一充满着各种紧张关系的世界也许同样是这一事实的前提和结果，即只有在西方才存在具有如此丰富个性的 独立人格 ，它从犹太先知和希腊哲学家，经由伟大的基督教徒，一直延续到16至18世纪的人物。
西方历史中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是在永远无法完成的运动中，人格的爱以及无限的自我审视。在这里，开放、无限的反省以及精神内在性的标准产生了，它们首先使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完整意义以及真正的理性的地平线放射出光芒。
西方认识到了其自身的现实。它并没有造就一种占支配地位的人的类型，而是产生了很多种以及相互对立的类型。没有一个人会是一切，每个人都在世界中，他不仅需要与他人相互联系，也需要同他人相互分离。因此没有人可以要求整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