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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把轴心时代的特征首先拿出来，并且放在了书的开始部分。因为对于我们来讲，轴心时代的观点对于我们理解普遍史的历史场景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如果我们从事哲学史的研究，那么轴心时代为我们提供了研究我们自己思想最丰富、最富有成果的领域。
我们可以将这一时代称作两大帝国时代之间的间歇期，这是为自由而间歇的时代，是为了最清醒的意识而做深呼吸的时代。
轴心时代将成为引领人类进入世界历史背景的酵素。对我们来讲，轴心时代是明确衡量各个民族对于人类整体的历史意义的尺度。
各民族面对轴心时代伟大精神突破的态度，使他们之间出现了最显著的区别。我们可以做如下的划分：
(1) 轴心民族 。这些民族在延续自己的过去中完成了飞跃，这次飞跃对他们来说，仿佛是第二次重生，通过这次飞跃，奠定了人的精神本质及其真正的人类历史的基础，他们是：中国人、印度人、伊朗人、犹太人、希腊人。
(2) 无突破的民族 。尽管精神突破对于普遍史来讲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但它并非普遍发生的事件。有些古代高度文化的伟大民族，他们早于或者与那些实现突破的民族同时存在，但却没有参与突破，尽管他们在时间上是一致的，但在精神上却没有受到影响。
在轴心时代，埃及文化和巴比伦文化虽然明显属于晚期形态，但依旧繁荣。这两者都缺乏改变人的反思；它们没有在轴心民族的影响下经历质变；它们对其所在区域之外所发生的精神上的突破不再做出反应。最初它们还作为轴心时代的先行者，保持着原先的样子，它们在国家和社会生活的秩序、建筑艺术、雕塑和绘画及其神秘宗教的形成方面，都获得了辉煌的成就。但此时，它们慢慢走到了尽头。它们在外部屈从于新兴的帝国，在内部也丧失了自己古老的文化，这些文化流入了波斯文化，后来又归于萨珊文化和伊斯兰教（在美索不达米亚），或通向罗马世界和基督教（后来从属于埃及的伊斯兰教）。
埃及文化和巴比伦文化具有普遍史的意义，因为犹太人和希腊人在观察它们、学习它们、脱离它们乃至超越它们的过程中成长起来，创立了西方的基础。后来，那些古老的文化几乎被遗忘了，直到我们的时代才被重新发现。
我们虽然为这两种文化的卓越所感动，但由于它们缺乏精神上的突破而造成了深渊，使我们对它们感到很陌生。跟埃及人和巴比伦人相比，我们同中国人和印度人更加接近。埃及和巴比伦的庄严、崇高是无与伦比的。但直到新时代突破以后，我们才开始熟悉它们。我们在极小的萌芽中看到了令我们惊叹不已的预见，特别是在埃及，仿佛突破马上就要开始了，但之后并没有发生什么。
这是对我们关于人类史的观点具有关键意义的 根本问题 ：将中国和印度与埃及和巴比伦相提并论，它们的根本区别仅在于中国和印度延续至今，抑或是中国和印度通过参与了轴心时代的创造，自己迈出了从根本上超越那些古代高度文化的伟大步伐？我重复一下已经说过的话：埃及和巴比伦可能与早期的中国以及公元前3000年的印度河流域文化是并列的，但它们在整体上是无法同中国和印度相提并论的。中国和印度与西方具有同等地位的原因，并不在于它们延续到了今天，而在于它们实现了突破。我们简单地来看一下对这一问题的批判性讨论：
这是一个陈旧的论点，即与西方相比较，中国和印度没有真正的历史。因为历史意味着运动、本质的变化以及新的开端。在西方存在着完全不同的文化延续，起初是古代近东文化和埃及文化，之后是希腊罗马文化，接下来是日耳曼-罗曼文化。在那里，地理中心、活动区域以及各民族进行着不断的改变。相反，亚洲的情况持续不变，它改变着自己的形象，在灾难中沉没，又在永远不变的相同基础上重建。这种观点导致了这样的概念，即在印度河与兴都库什山脉以东具有非历史的稳定性，而以西却被看作是历史的运动。两大文化区域之间最深的分界线处于波斯和印度之间。埃尔芬斯通勋爵（黑格尔曾引用他的话
）说，欧洲人可能在到达印度河之前还相信，他们还在欧洲。
我认为，这一观点的起因是18世纪时中国和印度的历史状况。勋爵看到的是他那个时代的状况，而绝非中国和印度的全部内涵。那时两个国家已经走在了下坡路上，并且到达了一个低谷。
印度和中国自17世纪以来发生的衰退，对全人类来讲不也具有巨大的象征意义吗？避免重新陷入亚洲的根基，这难道不是决定我们命运的问题吗？中国和印度已经脱离了这个根基。
(3) 随后的诸民族 。所有的民族都可以划分为：建立在突破世界基础上的民族，以及与突破没有关联的民族。前者是历史民族，后者是自然民族。
在获得突破的世界中进入新兴大帝国政治组织者是马其顿人和罗马人。他们精神上贫乏的原因在于，突破的经验没有触及到他们灵魂的实质。因此，他们虽然能够处在历史的世界中，在政治上征服、掌管、组织、传承和保存文化，拯救文化遗产的延续性，但并不能促进或加深对突破的体验。
而北欧诸民族的情形却不同。和巴比伦与埃及一样，北方同样很少发生伟大的精神革命。北欧诸民族在原始的状态下沉睡，然而，当他们遭遇轴心时代的精神世界时，他们用北欧人特有的精神行为和我们难以客观把握的本质（黑格尔将此称之为北方的气质）获得了独立的实体。
自轴心时代以来，两千年的时间过去了。帝国统治世界并不是最终的结果。帝国崩溃了。在所有的三个地区，先后出现了诸国纷争的时代，破坏、民族迁徙和短暂征服的时代，那是创造随即就消失的、最高度文化的新时刻。新的民族在这三大文化圈纷纷登场，在西方有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在东亚有日本人、马来人、暹罗人，他们各自创造出了新的文化形态。但他们是在与传承下来的高度文化的对抗中，通过对它们的继承和改造而得以实现的。
日耳曼人共同参与了一千年以前开始的“人之存在”的革命，此时他们才开始其精神上的世界使命。从他们与这一世界发生关系的瞬间起，他们就在今天仍身处其中的欧洲的日耳曼-罗曼世界中开始了一场新的运动。历史上又开始了一次独特的现象。在古代没有能力做到的，现在得以实现了。“人之存在”的紧张关系的极端状况，临界状态的光亮，在突破时代开始的一切，在古代晚期几乎沉寂了下去，现在又以同样的深度，也许是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得以实现。尽管突破不是首次，也不是由源自自身的经验实现的，而是他们原本与轴心时代文化相遇的结果，现在他们感到这些就是他们自身的传统。人究竟能成就什么？于是开始了一次新的尝试。
与中国和印度相比，西方的新开端似乎更加扣人心弦。在精神世界的延续之中，这一延续对某些时代来讲是微弱的，一系列完全不同的精神世界出现了。金字塔、巴台农神庙、哥特式教堂，这些作为历史的延续性而出现的不同现象并没有在中国和印度出现。
不过亚洲是谈不上什么稳定的。和我们的民族大迁徙时代一样，中国和印度沉寂了几个世纪之久，在此期间，似乎一切都在混乱中消失了，为的是之后产生一种新的文化。同样在亚洲——在印度和中国——也有文化顶峰与政治中心的地理变迁，以及承载历史运动的各民族的交替。与欧洲的区别绝非根本性的。它们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相似性：轴心时代的创造性阶段，其后的变革和复兴，直到1500年，欧洲迈出了前所未有的步伐，而中国和印度当时正处于文化的衰颓期。
轴心时代的突破发生之后，在突破中形成的精神，通过思想、著作、形象传达给每一个能够倾听和理解的人，所有轴心时代以后的民族，在感觉到突破的无限可能性后，通过他们对突破把握的强度，以及突破使他们满足的深度，成为了 历史的 民族。
伟大的突破就像是“人之存在”的开始。后来同它的每一次接触都像是一次新的开始。自此之后，只有展现“人之存在”的人和民族才进入了真正的历史进程之中。不过，这种“人之存在”的开始并非隐匿的、谨慎保守的秘密，而是踏入了光天化日之下。它满怀着无限的与人沟通的愿望，把自己置于每一次的检验与考验之中，将自己展示给每一个人。但它不过是“公开的秘密”，就这点而言，只有为它做好准备的人，亦即通过它而转换成其自身的人，才能发现它。
在解释和吸收过程中，新的开端产生了。自觉的传承、具有权威性的著作以及研究成了必不可少的生命要素。
自远古以来，各民族从亚洲向南方涌去。苏美尔人就来自北方。自公元前2000年以来，印度-日耳曼语系的诸民族迁徙到了印度和伊朗，之后到了希腊和意大利，当凯尔特人和日耳曼人在公元前1000年中期以后，再次扰乱南方的文化世界的时候，他们一度遭到了罗马帝国的抵抗，就像游牧的蒙古人遭到了中国的抵抗一样。此后是民族大迁徙时代的日耳曼民族和斯拉夫民族，接着是突厥民族，然后是蒙古人。这种各游牧民族向文化区域持续不断的迁徙运动，直到几百年前才停止。最终的结果是游牧生活方式的结束。从18世纪一直到今天，从南方来的中国农民以和平的方式迁徙到蒙古。来自北方的最后游牧民被苏联强迫定居在这里。
在这些左右了所有数千年事件的迁徙民族中，我们通常会把历史的优先地位给予印度-日耳曼语系的拥有者，这是有其理由的，但理由有限。
没有一种古代高度文化是印度-日耳曼语系的。赫梯人的语言类型受到了印度-日耳曼语系的影响，但并未随之出现可理解的精神特性。
印欧人过去和古代高度文化处于同一时代，尽管他们没有以文字、国家政权和文化遗存的方式展示出与这些文化相当的有组织的世界，但其中必然存在着一种不单单是语言共同体的世界。从中可以推测到深刻的精神内涵，例如：圣父思想、对自然的独特亲近感。
不同时代的周期性贯穿着历史，在一些时代中，往事被忽略、忘却和陷于沉没，而在另外的一些时代，这些又被重新认识、记起、重建和重复。自此以后，复兴就在各个领域贯穿着历史（奥古斯都统治下的拉丁文全盛时代、加洛林王朝时代的复兴、奥托大帝时代的艺术复兴、狭义上所谓的文艺复兴、1770至1830年间德意志人文主义运动、12世纪的梵文文学复兴——汉代的儒教、宋代的新儒教）。
不过，印度-日耳曼民族所创造的文化对轴心时代以及西方此后的几千年具有特别突出的意义。这些民族——印度人、希腊人、日耳曼人，以及凯尔特人、斯拉夫人以及后来的波斯人——具有共同之处：他们创作了英雄传说和史诗，发现、形成并思考了悲剧精神。其他民族可与之相比较的创作——巴比伦人的《吉尔伽美什史诗》、埃及人对卡叠什战役的记录、中国人的《三国志》——完全是另一种氛围。印度-日耳曼民族参与决定了轴心时代在印度、波斯和希腊的方式。但对于轴心时代有着本质意义的民族，如犹太人和中国人，则完全不属于印度-日耳曼民族。但印度-日耳曼民族所建立的一切都是以先前更高级的高度文化为基础，通过与先前民众的混合以及对外来传统的吸收而得到发展的。
在欧洲，北方诸民族自公元1000年与轴心时代开始接触并觉醒。在此之前，他们始终是不曾反省过的实体，因此他们的很多观点也是不确定的。这一实体与部分在轴心时代所表现出来的力量是相近的。通过这一相当晚的接触，北方诸民族才得以升华，这是或许早已存在于自身，但并不为他们所理解的原动力。在新的精神创造中，难以遏制的执拗成长为精神的反抗运动，之后成为追问和探寻的运动，或者是由坚定的自我发展成为以自我的生存为基础的自由人格。每一种紧张关系都被坚决地推向了极致，正是在这一紧张关系之中，北方诸民族才真正体验到人的意义、在世界上生存的意义和存在本身的意义，确定了超验的存在。
1. 概况 。中国和印度的历史不像西方那样具有明显的分界线，它们之中没有矛盾的清楚界限，也不是立场鲜明的精神斗争，在这种精神斗争中，各种内部力量和宗教信仰相互取代。西方所具有的东方(Orient)和西方(Okzident)的对立性，不仅仅表现在其自身与外部世界的差别，也表现在其自身所具有的对立性。
西方的历史可以划分为以下几个时代：
直到大约公元前最后一个千年的中叶，巴比伦和埃及的三千年的发展进程。
从公元前最后一个千年的中叶到公元后第一个千年的中叶。在这一千年的历史中，西方以轴心时代的精神突破，以及犹太人、波斯人、希腊人、罗马人的历史为基础，有意识地建立起来了。
大约在公元1000年的中期，罗马帝国在东西两部出现了分裂，随后，在经历了大约五百年的空白期后，罗曼-日耳曼民族的新的西方的历史产生了，它开始于公元10世纪左右，至今延续了大约一千年。在东方的君士坦丁堡，其帝国和文化一直延续到了15世纪。它通过与欧洲和印度的不断接触，形成了今天地处西亚的东方。
在这数千年的发展进程中，西方并不惧怕断裂和突变，果断地迈出了自己的步伐。它将极端性引入了世界，这样的规模不论在中国还是在印度都未曾发生过。尽管在印度和中国，导致多种语言和民族的分化也许并不少，但在那里，这种分化并没有在斗争中成为彼此生动展现的基础，没有成为一个世界的历史结构，在这个世界中，特殊的形态产生了一种能量和结果，恐怕要摧毁一切。
2. 基督教轴心的意义 。对西方的意识来讲，基督是历史的轴心。
以基督教教会形式存在的基督教也许是迄今为止最大和最高的人类精神的组织形式。其宗教动力和前提来自于犹太教（从历史的眼光来看，耶稣是一系列犹太先知的最后一位，并且意识到是这些人的延续），其哲学的广度以及思想的启发力来源于希腊精神，其组织的活力和支配现实的智慧则来自罗马精神。以上的因素形成了一个无人规划的整体，一方面它是罗马帝国不同信仰调和世界中令人惊叹不已的复杂的最终结果，另一方面它是由新的宗教和哲学观念所引发的运动（其最重要的代表是奥古斯丁）。这个教会证明自己有能力把有矛盾的要素合在一起，吸收至那时为止最高的理想，并以可靠的传统来保护它所获得的东西。
但从历史上来看，依据基督教的内涵和现实性，它是晚期的产物。人们把基督教看作是未来的基础和起源，这就导致了在西方的历史观中产生了有利于古代晚期现象的观点——在印度和中国也发生过类似的观点变化。在整个中世纪，凯撒和奥古斯都比梭伦和伯里克利，维吉尔比荷马，亚略巴谷的丢尼修和奥古斯丁比赫拉克利特和柏拉图更受到尊重。后世向真正的、起源性轴心的回归从来都没有在整体上进行，而只是部分的重新发现，例如在中世纪有了对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接受，新教运动使先知宗教获得了更新，通过18世纪末的德意志人文主义获得了对希腊精神的重新体验。
西方基督教的方式不仅在精神上，而且在政治上对欧洲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我们用比较的方法来揭示这一点。自公元3世纪以来，大的教义宗教成为了形成统一的政治性因素。从224年起，伊朗宗教就成了萨珊帝国的支柱，从君士坦丁大帝起，基督教就成为了罗马帝国的支柱，自7世纪起伊斯兰教成了阿拉伯帝国的支柱。与文化交流相对自由的古代世界（即人文主义的世界）相比，此时的中世纪的文化交流跌入了深渊。同时，这一时期的战争也成了宗教战争，如拜占庭帝国与萨珊帝国之间，拜占庭帝国与阿拉伯人之间，其后西方国家与阿拉伯人之间，以及后来的十字军战争。在这个已经改变了的世界中，拜占庭帝国的基督教与其他教义的宗教并没有多大差别。它或多或少是一个神权政治的国家。西方的情况却不相同。在这里，教会具有相同的要求，但由于得不到满足，因此教会进行战斗，这不仅是为了展开精神上的生活，更是为了对抗世俗权力而获得自由的一个因素。基督教在这里促进的正是教会敌人的自由。伟大的政治家们都是虔诚的。他们不仅要实现一时的权力政治，而且要以伦理和宗教来实现生活秩序和国家形式，这种意志的力量是中世纪以来西方自由的主要源泉。
3. 西方教育的连续性 。尽管有特殊的断裂、破坏和表面上的衰落，但西方教育从来就没有丧失其连续性。至少数千年来一直存在着理解形式和思维模式、词汇和惯用语。凡是在与过去有意识的联系中断之处，总会有某一个事实的连续性得以残存，并在后来有意识地重新接续到以往的传统上。
中国和印度始终在延续着它们自己的过去，而希腊却超越了自己的过去，在延续着陌生的、东方的过去，北方诸民族则生活在地中海世界的文化连续性之中，这些文化最初对他们而言是陌生的。西方用同化、加工和改变的方法，在继承先前的异域文化的连续性中，通过各自的起源性，形成了自身的特点。
西方是在基督教和古代的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这两者首先是以某种形态在古代晚期传递给了日耳曼诸民族，然后再反过来一步步地回溯到圣经宗教以及希腊精神的本源之中。
自西庇阿时代以来，人文主义成了教育意识的一种形式，它经过变换贯穿了直到今天的西方的历史。
西方为自己创造了两种普遍的结晶：罗马帝国和天主教会，教育由此获得了生命的延续性。这两者构成了欧洲意识的基础。尽管这一意识不断受到分崩离析的威胁，但每次在抵抗外来威胁的重大行动中又重新形成，尽管这种形式并不可靠（例如在十字军时代，在受到蒙古人和突厥人威胁的时代）。
但是，教育和传统形式的大一统的倾向，并没有像中国的儒教在很大程度上所发生的那样，使精神生活趋于静止的枯死。在西方仍有不断的突破，在突破中，欧洲的各民族交替地拥有其创造性的时代，正是从突破中，整个欧洲获得了生命力。
人们将意大利文艺复兴以后的时代，理解成是对古代的革新，将德国宗教改革后的时代，理解成是对基督教的重建。事实上，这两者的确成为了对世界历史轴心最透彻的重新认识。但是，二者都是并且首先是新西方世界的原始创造，在获得这种重新认识之前，它们已经投入了不断增强的力量。1500至1830年间的世界史时期，西方以大量非凡的杰出人物、文学和艺术的不朽作品、最深层的宗教原动力，以及在科学和技术领域的发明创造而闻名。这一历史时期是我们自己精神生活的直接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