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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球表面的三个区域，几乎同时产生了最古老的高度文化：首先是公元前4000年开始的苏美尔-巴比伦世界、埃及世界以及爱琴海世界；其次是诞生于公元前3000年的前雅利安人的印度河文化（它与苏美尔人有关联），这里的首批出土文物将重见天日；第三是公元前2000年（甚至更早）的中国太古世界，我们只能通过回忆以及少量可怜的遗物来捕捉这个古老世界的不确定的微弱光亮。
跟史前时代相比，古代历史时期的氛围一下子变得不同了。那不再是一个沉默的世界，人们用书面文函相互进行对话，只要我们理解他们的文字和语言，他们也对我们说话，他们用建筑物说话，社会组织和国家制度的存在是大兴土木的前提，他们用艺术作品说话，虽然我们对其所蕴藏的含义感到陌生，但我们却对这种形式感兴趣。
但这些高度文化缺乏一种精神革命，这种精神革命奠定了我们新的“人之存在”的基础，我们已把它看作轴心时代，并且进行了具体的描述。我们可以将古代文化与墨西哥和秘鲁的美洲文化相比较——虽然它们要晚数千年才达到其鼎盛时期。尽管轴心时代在其之前，但美洲文化同样缺乏轴心时代所带来的一切。只不过在源于轴心期的西方文化出现前，它们就消失了。
在从大西洋经过非洲，再由阿拉伯延伸到亚洲腹地的荒漠地带，除了许多小绿洲外，还有两大河谷：尼罗河流域和两河流域。在这两个区域内，人类的历史可以依据文献和大型纪念碑的连续记载，追溯到比地球上任何一个地方更早的时候。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公元前3000年左右的情况，可以从遗迹中推测出更早的历史。在中国，我们几乎无法回溯公元前2000年的历史，直到公元前1000年，才有了清晰和详尽的遗存。印度的出土文物向我们展示了公元前3000年具有高度文明的城市——但它们仍处于孤立的状态，暂时难以看出它们与后来从公元前2000年开始的印度有什么联系。在美洲，一切都要晚得多，都是发生在公元后。考古发掘证明了欧洲在史前时代的存在，它在公元前3000年开始拥有独立的文化，但这并不包括对我们来讲从根本上在起着作用的独特外貌的重要性。仅仅因为这里是我们自己的史前时代所在地，我们才为之所动，才对此感兴趣。
希腊人和犹太人熟知埃及文化和巴比伦文化的晚期情况，他们生活在这些文化的周围，自此以后，产生了西方对这些文化的记忆，但只是在今天，才通过考古发掘和语言的理解，把它们几千年来的进程直观且真实地反映到这些记忆中。我们对印度河流域文化的了解，完全是通过最近几十年来的考古发掘，这是在印度人记忆中完全消失的文化（其文字符号至今尚未被破解）。中国文化传统将其自身的基础理想化，认为这一基础早在公元前2000年以及更早的时候就奠定了。实际上，通过考古发掘，仅在少量的遗迹中可以看到这一点。
我们询问：哪些明确的事件代表了历史的开端？或许下面的事件是最重要的：
(1)尼罗河、幼发拉底-底格里斯河以及黄河的治水和灌溉 组织 任务，迫使中央集权化、官僚制度和国家的形成。
(2) 文字 的发明是那种组织的一个必要条件。（据赫罗兹尼）苏美尔人大约在公元前3300年，埃及约在公元前3000年，中国大约是在公元前2000年（字母文字是在公元前1000年由腓尼基人发明的）创造了文字。问题是，文字的发明是否可以追溯到唯一的源泉（苏美尔人），或者是否是在几个地方独立产生的。文字对于管理而言是必不可少的，它使笔杆子阶层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成了知识的贵族阶层。
(3) 各民族 的形成，他们感觉自己是一个拥有共同 语言 和共同 文化 以及共同 神话 的统一体。
(4)后来产生了从美索不达米亚开始的 世界帝国 。通过统治所有周围的国家和游牧民族本身来阻止游牧民族对文明国度的不断进攻，这一任务是世界帝国产生的原因。（于是产生了亚述人和埃及人的世界帝国，最后是波斯人建立的崭新形态的帝国，之后也许是以波斯帝国为典范的印度人在那里建立了他们的帝国，再后来是中国人建立的帝国。）
(5) 马 开始用于牵引战车或是当作坐骑，是这些已经得到发展的高度文化发生转变的一个重要因素。马的登场使人从土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获得了更广阔的空间和自由，马所提供的新颖优越的作战技术赋予人一种统治的精神，它融合了对马的驯服和驾驭、骑士和征服者的勇气以及对动物之美的感觉。
这些开创了历史的事件引出了更深层次的问题：当人从非历史性进入历史的时候，他遭遇到了什么？人的本质中导向历史的因素究竟是什么？同史前时代相比，历史进程的基本特征是什么？我们希望从人的内在本质中寻求答案。我们想要认识的并不是外部的事件，而是人的内在变化。
在历史之前，进行着一个主要由人和自然事件共同分担的生成和自我变化的过程。从单一的事件到历史的飞跃也许有以下的特点：
(1)通过意识和回忆，通过精神收获的流传，使人从单纯的当下解放出来。
(2)通过具有某种意义和规模的合理化及技术，使人摆脱其为了满足和维护自身的生命需要，而对身边环境产生的依附。
(3)人类的榜样以统治者和圣贤的形象出现了，人们目睹了他们的行为、成就和命运，从而迈出了从自我意识的愚昧状态以及对鬼神的恐惧中解放出来的第一步。
虽然历史的后果是状态、知识、内涵在其表现之中的不断变化，但我们体验到，一切事物间的关系，传承的内在联系，以及普遍的交往是可能的，同时也是需要的。
人实现飞跃的原因是什么？当他这样做时，他既没有想到，也没有意识到，在他身上会发生什么。在他身上发生了一些事情。人并不像其他生物那样，拥有既受到限制，同时又是完善的特殊性，人具有无限的可能性，他没有、也永远不可能获得完美的存在方式。从起源时就赋予人的一切，像历史的种子一样，必定在史前时代就萌动了，当历史开始时，它以强劲的力量破土而出。
我们可以把这次导致历史的“人之存在”飞跃理解为人遭遇的一场灾难；人的堕落、外来力量的入侵，一些不可理解的事情出现了；所有导致历史的一切，最终毁灭了人；当一个也许壮观的烟火出现时，历史就是一个将之毁灭的过程；当初发生的事情，会被推翻重来；人最终会回到史前存在的极度幸福状态。
或者，飞跃是“人之存在”的伟大恩赐，人实现了飞跃，这是他伟大的命运，是他通往前所未有的体验以及推动他走出不完善的状态，获得升华的道路。人通过历史成为超越自己的存在。只有在历史中，人才得以把握其崇高的使命。没有人知道，历史会把人带向何方。甚至灾难和困境都有助于人的飞跃。只有在历史中，人才成为真正的人：
(a)人从一开始，就流动着 赋予他本质的可能性 的河流。但只有进入了历史运动之后，这些可能性才变得丰富、完整、公开，它们才能得到阐明、检验和提高，它们被丢失，被想起来，并且重新得以提升。这些可能性需要合理化，而合理化自身根本不是第一性的要素，而是起源和最终目标公开性的媒介。
(b)随着向历史的飞跃，人意识到了 无常 。世间的一切都有其特定的时间，并且必然要消亡。只有人知道自己的死亡。在对这一临界状态的反抗中，人感受到了时间的永恒，感受到了作为存在现象的历史性，以及时间的流逝。人的历史意识和他对永恒的意识变得一致起来。
(c)历史是 单个人 的不断往前推进。他们呼唤其他人跟随他们。凡是听到并且理解他们的人，都加入到了这一前进的运动之中。但历史同时依然是 单纯的事件 ，在此之中诸如那些呼唤是徒劳的，历史是一个不断下降的过程，并不是跟随他们就行得通的。似乎巨大的重量一再使所有的精神飞跃陷于瘫痪。民众的强大力量以其平庸的特性，窒息了所有一切与他们不符的东西。民众之中的任何东西，如果未能获得实现民众存在的空间和理由，没有唤起民众的信仰，那么它就必定要消亡。历史是一个依然未得到解决的大问题，它只能由现实自身而不是由思想来决定，历史在其飞跃之中是否仅仅是非历史状态下的瞬间，抑或是深度的突破？这一深度同样以无穷灾难的姿态出现，将在危险和不断的失败之中，在整体上导致人的存在的显现，而人在其无法预见的飞跃中把握自己以前所不知道的可能性。
共同的特点——大规模的组织、文字及书记阶层的重要性——导致了人的出现。人尽管拥有了精致的文明，但依旧处于蒙昧状态。而技术合理化的特殊形式与这一缺乏真正自我反省的蒙昧状态又是一致的。
在庞大的共同体之中，存在的感性形象束缚了一切，并将之困于绝对的秩序之中。这个人们说出来并且遵循的真实存在是没有问题的。除了少数几个让人感动的萌芽之外（这些觉醒的征兆并没有结出果实），人的根本问题被埋没在具有魔力特征的神圣知识之中，而没有让永不停息的探究将其挖掘出来。在埃及，特别是在巴比伦，有关正义的思想产生了强有力的萌芽，但并没有明确地提出有关其意义的问题。仿佛在问题提出之前，答案就已经存在了。
这种状况和发展的相似性促使我们寻找其共同的原因。在所有的时代，工具和观念慢慢地传遍了地球表面。我们总是在寻找传播新东西的中心。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做出了这样的一个假设，亦即幼发拉底河的苏美尔人具有基本的、世界性的意义，从他们那里，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传播到了埃及和中国。但是，这样的范围尚未得到证实。人们提出了在亚洲存在文化中心发祥地的可疑的假设——大约是在西库尔斯坦和里海周围——地球当时处于一个湿润的时期，那里是一个繁荣的文化区域，而当气候干旱起来后，人们便向四面八方迁徙。因此产生了跨越整个亚欧大陆，从中国到埃及的各种文化。不过，如果我们的眼光仅仅关注史前时代的深渊，那么我们就找不到这一假设的基础，这一基础需要以令人信服的经验来予以证实。
不过或许共同的东西会有共同的基础，因此对我们来说，有关史前时代的亚洲腹地的想象是完全不确定的。这是整个亚洲漫长的、共同的史前时代，从亚洲来看欧洲仅仅是一个半岛而已。
但是，各种古代高度文化之间的差异同样是显著的。我们感受到作为整体文化中的每一种精神都是独特的。在中国只有神话的萌芽，从一开始就有着适中的宇宙秩序观，以及具有自然人性的生动的自然观。在两河流域，有类似戏剧性中的坚强与力量，从早期《吉尔伽美什史诗》( Gilgamesc-h Epos )中的英雄那里能感触到悲剧的精神。在埃及，通过强制性的平均劳动而对内心深处关于人生乐趣的喜悦进行掩饰，这是一种具有庄严崇高风格的情感。
语言的差异性深入到了精神的根源。汉语跟西方语言在结构上，不仅表现在词根上，有着根本的不同，以至于我们根本无法想象它们是从一个共同的原始语言发展而来的。但如果存在这种原始语言，那么导致这一不同性的过程会相当漫长，以至于史前时代末期的充满活力的中亚文化完全不可能成为语言的共同起源。
这些高度文化与其后继者的关系也是不同的。对希腊人和犹太人来说，这些高度文化是另类的和陌生的，他们知道它们，把它们保存在记忆中，他们用敬畏和赞叹、随后也带着轻蔑的眼光看待它们。后世的印度人根本不知道他们的古代文化，他们将它们彻底遗忘了。轴心时代晚期的中国人，在古代高度文化中看到了他们自己连绵不断、没有断裂的过去，他们没有处在新时代的感受（除非这一时代被看作是衰微的时代），他们将过去看作是在创造性的幻想中展开的、具有神话性质的、理想化形态的典范。
然而这些古代高度文化缺乏真正的历史运动。在最初非凡的创造之后，随后的数千年是比较而言在精神方面并不活跃的时代，但那是一个不断从中亚向外迁徙的时代，是征服与变革的时代，是各民族灭绝与混合的时代，以及不断重建那些古老的、由于灾难而中断的文化的时代。
因此，对这数千年历史的描述，尽管充满了各种各样的事件，但它们尚不具备对“人之存在”具有历史决定性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