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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刘半农、周作人和胡适等人在国语统一筹备会第一次大会上提出了《国语统一进行方法的议案》。其中提到，“统一国语，既然要从小学校入手，就应当把小学校所用的各种课本看作传布国语的大本营；其中国文一项，尤为重要。如今打算把‘国文读本’改作‘国语读本’”
。这份提案在大会上获得通过，并函请教育部批准。1920年1月12日，教育部接受此项建议，并训令全国国民学校（初等小学）一、二年级先改文言文为语体文
。这份提案的通过和训令的颁布，标志着清末以来的语言文字改革、文学革命与教育改革运动的初步合流。语言文字改革者希望借助中小学白话文的推行，进而推行新文字；文学革命者希望借助中小学文学教学来推行新文学；教育者希望通过白话文学来提高学生的阅读兴趣。于是，白话文学在小学国语教科书中开始增多。虽然《红楼梦》和《水浒传》《儒林外史》等都属于古白话小说，但在中小学语文教科书中的收录情形并不相同，后二者被大量选入教科书，前者在教科书中却遭到拒斥，然而在一些教师自选的教材以及学生课外阅读中前者则更受欢迎。
一、《红楼梦》在正式教材中受到冷落
当时的小学国语仍以学习实用知识为主，拒斥文学作品。1919年商务印书馆事先从教育部得到改革消息而出版了初小用的《新体国语教科书》，1920年商务印书馆又出版了初小、高小用的《新法国语教科书》，但就如吴研因所说的，“商务、中华所出的国语教科书，文字障碍虽已减轻，而他的形式内容实不过是国文教科书的译本罢了”
。或者像胡适所批评的，课文只不过是“一只手，两只手；左手，右手”之类的白话文字，并非儿童文学
。可见，国语教科书仍然充斥着用白话文字来介绍各种实用知识的实用文章，而少充满情趣的文学作品，自然其中也就不会出现《红楼梦》中节选的篇目。
当时的中学国语教学，或以讨论问题为主，或以建设国语为主，其中文学问题被重视，文学作品首先要符合“国语”的标准被强调。中学国语教材主要有1919年浙江第一师范学校的沈仲九等编写的白话“中等学校国文教材”、1920年4月由中华书局出版浙江女子师范学校教师朱文叔编写的《国语文类选》以及1920年8月商务印书馆出版南开大学教员何仲英和洪北平合作编纂的《白话文范》。不过，在这三套教科书中仍然没有出现《红楼梦》中的节选篇目。
“中等学校国文教材”和《国语文类选》这两套教材均以主题组织单元，均出现了“文学”单元，但其中的“文学”并非文学作品，而是讨论文学问题的文章。如沈仲九认为，“国文研究的材料，以和人生最有关系的各种问题为纲，以新出版各种杂志中，关于各问题的文章为目。这种问题和文章，要适合学生的心理，现代的思潮，实际的生活，社会的需要，世界的大势，而且要有兴味”
。如《国语文类选》广告称其为“新文化的先锋 白话文的大观”，书中“所选的文字，都是最近的国语文学，可以做模范的。文字的内容分文学，思潮，妇女，哲理，伦理，社会，教育，政法，经济，科学十门，都是新文化的结晶体”。
其中的“文学”由《什么是文学？》（罗家伦）、《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胡适）、《文学改良刍议》（胡适）、《论短篇小说》（胡适）、《谈新诗》（胡适）、《近代文学上戏剧之位置》（知非）、《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胡适）、《文艺的进化》（朱希祖）、《人的文学》（周作人）、《白话文的价值》（朱希祖）、《“的”字的用法》（胡适）和《新式标点符号》（国语统一筹备会议案）等12篇有关国语文学问题的论著
，尤其是文学革命的旗手胡适的文章就占了其中的一半。前面提到，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认为学习《红楼梦》很重要。其实，编者朱文叔自己也特别喜欢《红楼梦》，而且认为，《红楼梦》因包含的词汇丰富而可以扩充写作者的词汇量，其语言口语化而又可以训练口语表达。如他在《我的自学经过》一文中曾回忆说，1920年7月到中华书局当编辑，“来沪以后，摇笔杆儿的时候，常常觉得国语的词儿不够用。这在我们当编辑的，是很大的困难，我想减少这个困难，曾经发一宏愿，想把所有旧小说里用的词儿摘出来，备大家采用，可是事情太忙，《红楼梦》第一本没有摘完，就停止了”。“直到最近为止，我总以为国语说得不好，是自己莫大的缺憾。我正想种种补救的办法：第一是就和日常生活上的对话一般，熟读国语教科书、《红楼梦》和《儿女英雄传》；第二是多听平剧，注意剧中的说白，并置备留声机和各种平剧的唱片；第三是到游艺场去听相声、大鼓之类；第四是有机会到北平去住他两三年。”
可见，在编写《国语文类选》的前后，《红楼梦》就已进入了他的视野，而且被他作为自己练习国语的工具。不过，在沈仲九、朱文叔等人的眼里，让学生讨论“问题”和“主义”要比学习语言文字更重要，就如沈仲九所说的，“中学生是否只要了解现代的思潮。我以为中学生的在学年限不过三年，而应备的知识，种类很多，就轻重缓急权衡起来，只要能了解现代思潮，对于他的对付环境的生活一方面却已很有利益了”
，“与其叫他读《庄子》《墨子》《荀子》等，不如叫他读《胡适文存》《独秀文存》这一类书；因为一则难懂，一则易解；一则未必适合于现代思潮，一则可以当做现代思潮的一部分的代表。就轻重缓急论，要做一现代的人，不懂《庄子》《墨子》等的学说，却不要紧；不懂国语文提倡的理由，不懂女子解放问题、贞操问题、婚姻问题、礼教问题、劳动问题等，却是要做一时代的落伍者”
。同时，这种选文方式也与当时的语文教育思潮相一致，因为讨论“问题”、宣传“主义”在当时被新派教师和广大学生所热衷，甚至成为进步的表现，就如阮真所指出的，“好些教师来宣传各种主义，讨论各种问题，教国文只是离开文章来讲演主义讨论问题了。辞句的解释，视为无用；文法章法，也不值得注意；因为这都要被学生讨厌而引起反对的……中学生，也爱讨论问题。有所谓经济问题，劳动问题，妇女问题，贞操问题，遗产问题、亲子关系问题，还有最切身而最欢迎的恋爱问题，婚姻问题等等，闹得天翻地覆，如雷震耳了。有些教师竟把‘了解人生真义和社会现象’视为中学国文教学的目的”
。
1920年初，南开大学教员何仲英对这种选材、组材的方式提出了批评，他在《白话文教授问题》一文中说：
现在我听说一个中等学校
，完全教授白话文，他选材的方法，是以和人生最有关系为纲，以新出版各杂志中关于一问题的文章为目。他的现用分类法：是人生问题，妇女问题，文学问题，科学问题，道德问题……依着问题去寻材料。大约每问题选集了七八篇文章；……不过拘拘以问题为单位，似乎“喧宾夺主”。况且问题别有专科；国文一科，何能“包罗万象”？长此以往，大家皆欢喜讨论问题，发扬虚气；恐怕和国文教授宗旨，越走越远。我觉得现在选取教材，不必限于既往，也不必限于现在，总要以有文学的意味为前提。
可见，在他看来，作为教材的选文，入选的首要标准不是其是否契合“人生”“社会”问题，而是看它是否具有“文学的意味”，因为就“国文教授宗旨”来说，人生、社会问题是其他学科要学习的，而“文学的意味”的鉴赏是国文科的专责，像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浙江女子师范所编的教材的选文标准似乎有以次为主、喧宾夺主之嫌。他还开列了一个“能够做模范文”的文类及一些篇目，其中包括《尝试集序》和《人生真义》等报章杂志里的文章，《西游记》《儒林外史》《官场现形记》和《老残游记》等古近白话小说中的片断，“语辞自然”或“全用白话”的唐宋诗词，而《五子近思录》等“‘格言式’的文章”可作参考，梁启超的讲坛、蔡元培的演说集可供采取。他的同事洪北平在《中等学校与白话文》一文中所设定的“选择白话文的教材”第一个标准就是“须选有文学价值的——有体裁，有结构——白话文”
。非常奇怪的是洪北平并没有提及白话小说经典《红楼梦》。不过，在谈建设“国语标准”时，他的同事何仲英提到了《红楼梦》，何仲英说
：
请问标准国语如何样造成？要使中国这么个大地方，全说一样话，是件难事；决非几十年内可以成功，也决非少数人能够为力。我们现在只要尽量看白话文，除去现在白话出版物外，以前的如《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宋儒语录，元人戏曲，明清传奇的说白，唐宋的白话诗词，删去那和现在不合式不通行的字眼，尽量用那现在能用的字眼，做我们创造新文学的工具，久久的试验下去，自然会有国语的文学，还怕标准国语不成么？若说方言太多，恐怕现在人用的白话文，各地方难以领会，这倒可不必过虑。你不见福建的《闽星》，广东的《民风》，湖南的《湘江评论》，四川的《星期日》种种周刊么？他们未必能够说京话，然而删去了那些极土俗极不普通的方言，竭力做比较明白的白话文，我们没有看不懂的。再说，有时作文，非用方言，不能传神，那么作方言文，讲方言文，亦无不可。
可见，在何仲英看来，虽然《红楼梦》也是问题小说
，从国语教育的目的来说没有必要刻意去选，但是《红楼梦》作为“用纯粹的北京土话”的白话方言小说，写的“是家常日用的话，是尽情尽理的话”
，如果能删去其中一些不普通的方言词语，那么是可以用来作为“创造新文学”、建设“标准国语”的工具的，况且用方言写作往往更能传神，尤其是“《红楼梦》描写人情世故细微的地方”用了许多方言，所以“能够为模范者”
。同年，何仲英在《国语文底教材与小说》中再次认为《红楼梦》等是学习白话的好教材：“与其读一部高等小学理科读本，不如看一部《上下古今谈》；与其读《徐霞客游记》，不如看一部《老残游记》；与其读尽乾嘉时文人底专集，不如看一部《儒林外史》；与其模仿这篇传那篇传，不如看一部《水浒传》；与其学诗、学词、学歌、学赋，不如看一部《红楼梦》和一部《镜花缘》。所以我敢说白话在现在，虽不能说是国语文底唯一教材，也当占国语文底教材底大部份。”
为了给白话文教学提供教材，也基于对浙江第一师范、浙江女子师范所编的中学用的白话教材的不满，何仲英和洪北平合作编纂了4册《白话文范》，并于1920年8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的编辑大意称：“我编辑这一本书，是供研究白话文的人做范本用的，所以名为《白话文范》。”“所选的文合于中等学校的程度，中等学校教授白话文可以用做教本。”如果从文体来看，虽然书信、序跋之类的应用文字少了，但仍然以议论性的文章为主，文学作品不多。如在第1册共40篇课文中评论有8篇、杂感有10篇，而其他文体多数采用议论的表达方式；其中小说仅有《自决的儿子》（沈仲九）、《可怜的若格》（赵祖欣）、《王冕》（吴敬梓）和《郭孝子寻亲记》（吴敬梓）等4篇。第2册中的文学作品稍多，全册31篇课文，其中翻译小说有《铃儿草》（法国伏兰著、恽铁樵译）、《畸人》（法国伏兰著、周瘦鹃译）、《最后一课》（法国都德著、胡适译）和《航海》（俄国杜仅纳甫著、耿介之译）等4篇，古近白话小说《孙悟空》（《西游记》节录）、《季遐年》《荆元》（《儒林外史》节录）、《君子国》（《镜花缘》节录）和《桃花山》《玉大人诬盗记》（《老残游记》节录）等6篇，诗歌有译诗《缝衣曲》（英国虎特著、刘半农译）和《新诗三首》（傅斯年《深秋永定门上晚景》、周作人《两个扫雪的人》、沈尹默《生机》）等4首，总计12课16篇（首）。第3册17篇课文，其中文学作品仅有近白话小说《大明湖》（《老残游记》节录）和《道情一首》（郑燮）两篇（首）。第4册共21课，其中文学作品仅有近白话小说《黄河结冰记》《白妞说书记》（《老残游记》节录）和古诗《诗》（《为焦仲卿妻作》《木兰歌》《石壕吏》《兵车行》）2课6篇（首）。全4册共109课，白话文学作品只有20课，约占课文总数的18%。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最主要的原因是优秀的白话文很少，可选的余地很小。就如编者在编辑大意中所说的，“现在选白话文取材很不容易”。该书出版的当年，编者之一的何仲英在《白话文教授问题》中所列举的白话文教材仍主要是古近白话文，对此他自己也颇感无奈地说：“以上所言教材，大概仍是过渡时代不得已的办法。我们要求真正的白话模范文，非创造不可。现在只好如此。”
1920年何仲英在《国语文底教材与小说》一文中特别强调，之所以“在现在国语文底材料中，白话小说独居特殊的地位”，是因为小说“比较他项材料实多一点，而且用白话文较早，影响于今日所谓新文学者甚大”
，所以，《白话文范》中所收录的20课白话文学作品就有17课是白话小说，不过这17课小说全部是古近白话小说和翻译的外国小说，竟然没有出现《红楼梦》。为什么没有出现呢？何仲英在《白话文教授问题》中，一面认为《红楼梦》等小说对学习白话文很有价值，一面又认为其思想不利于学生成长。他以主客问答的形式对此进行了讨论
：
客 您这选材的方法，大概我可赞同；不过以小说为教材，似宜研究。课堂上既公然讲小说，那么学生课外，或是自习的时候，皆可看小说了，拿《红楼梦》为主课，《西厢记》为参考书，天天“宝哥哥”，天天“林妹妹”，人要问他，他要说：“我在这上边，修练我词句，发展我思想。”岂非笑话？学监有管理的责任，不准他看，它必定说：“某先生教我看的……”岂非自相矛盾？况且小说只可言消遣，那能言文学？就是有文学意味，人总当他消遣，我恐少年时代看了究不相宜。
我 哦！你的脑筋太旧了！小说是文学中一大主干，小说不研究，还说甚么文学？我们专门研究文学，和普通青年看书，自然两事，不可混为一谈；然而旧体小说之无流弊能启发思想者，新体小说之结构新奇，寓意深远者，不妨指示浏览。小说最容易叫他们知识长进，他们也最爱看小说。你与其强迫他们不看小说，他们反私自偷看不正当的书籍；何不彰明较著，痛说利害，使他们有轨道可寻，能得小说的利益，不至于为小说所害呢？《西厢记》思想不高，没有看的价值。《红楼梦》于年轻学生，亦不宜看；我所许学生看的，是《儒林外史》《水浒传》《三国演义》《二十年之怪现状》《老残游记》以及胡译的《短篇小说》，总之现在讲小说，以时人译著为宜，若读旧小说，不能用文学的眼光去研究，却是耗费光阴，有损无益，这是做教员的应当谨慎的。
可见，在他心中，《红楼梦》等旧小说是否应入选教材是很矛盾的：讲小说用翻译小说，读小说用旧小说；旧小说既应考虑其文学成就是否对学生学习语言和文学有益，又要考虑其思想内容是否对学生有害。就《红楼梦》来说，其文学成就自然无话可说，也属“启发思想者”，但也有可能是产生“流弊”者，所以“《红楼梦》于年轻的学生，亦不宜看”。既然《红楼梦》不宜看，那只好退而求其次，去选择《儒林外史》等“无流弊能启发思想”的小说了
。
《白话文范》不选《红楼梦》还可能与其编写旨趣以及当时人们对“国语”的认识直接相关：首先这本教材主要是用来学习和研究“白话文”的，而非专门研究白话“文学”。其次，既然是白话文之“范”，那么用语必须是标准的“国语”。但是，标准的“国语”在当时并无一定的标准。当时的国语运动者黎锦熙等人认为，国语教育的最终目的是“言文一致”和“国语统一”。要做到“言文一致”，首先必须改文言为白话；而要做到“国语统一”，就必须不能用方言土语。《红楼梦》虽然是“白话”“文学”之范，但多用北京方言，并非“国语”之范，所以在国语教育初期自然就不能入选国语教科书了。1937年阮真关于初中国文教科书选材问题的论述也为我们的推断提供了佐证，他说，初中国文教本“可加入《老残游记》《儒林外史》那种旧小说的语体文，却不可加入《水浒》《红楼》那种有不良影响或多用方言的旧小说，或元曲科白”。
当时，人们并不像以前那样认为《红楼梦》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说，而将其视为“白话”“文学”的经典，如1920年蔡元培在国语传习所的演说中就提到，“许多语体小说里面，要算《石头记》是第一部”，“《石头记》是北京话，虽不能算是折衷的语体，但是他在文学上的价值，是没有别的书比得上他”。
1923年江苏省教育会推行国语委员会在给各报馆的一封信中说：“还有许多人说‘语体文太粗俗’。这亦不成问题。现在要提倡的语体文，当然把上流社会受过教育者的口语做标准，不是挑葱卖韭菜所说极下等的话。口头说出来既不粗俗，写在纸上，当然亦不会粗俗的。现在看《红楼梦》《儒林外史》等白话小说，几曾有人嫌他粗俗呢？”
前文也提到，1920年初《白话文范》的编者之一的何仲英就认为《红楼梦》应该作为白话文教学的材料，而且他在《白话文范》出版两年之后也提到《红楼梦》是“白话”“文学”的经典，如1923年他在《中等学生的国语国文学习法》中说：现代白话小说写不好，“最大的原因，不在描写之技能缺乏，而在描写的工具不好，欠丰富。试问有了好意思，好结构，而词头缺乏，修辞不美，也是不能成功的。即就《水浒传》《红楼梦》、元曲而论，那般形式，那般思想，照现在眼光看起来，未免缺憾；但铸语之功，修辞之妙，或用古语，或用方言，人有人的色彩，地有地的色彩，在现在的文学界中，简直找不出一个人一篇文出来，能够和他们比一比！”“《红楼梦》拿纯粹的北京话应用到描写人情上去，尤足尽写实文学的能事”。
可见，三年后他的观点发生了很大的改变，由当初认为《红楼梦》中的某些思想对青年不宜，而转变为现在对其思想艺术的全面赞颂了！
二、《红楼梦》在自选教材和课外阅读中受欢迎
沈仲九称，“国文”改为“国语”后，只有少数学校完全教文言古文，多数学校兼教白话文，“虽然也有不以小说、戏曲等当做正功课教的，但完全禁止学生阅看的事，总是不至于的。教材取材范围的推广，是国文教授新趋向的一种”。
周予同也说：“到了现在国语文学胜利的时候，许多人就排斥一切，大教其白话的戏剧小说。”
此时，虽然国语教科书中没有出现《红楼梦》中的篇目，但是因为当时多数教师采用自编教材，而《红楼梦》本身又涉及了当时社会上所热衷讨论的多种问题，又是白话文学的典范，所以在实际教学中，《红楼梦》肯定有时会被作为自选教材来使用的，如1921年薛竞在《中学国文教授的我见》中批评当时的国语教学时就提到《红楼梦》被一些教师作为教材普遍使用的情况，他说：“新式的人物，这般时髦的少年，并没有澈底的觉悟，真正的了解。扛了一个文学革命的大旗，到处呐喊，胡适之、陈独秀……就是他们的祖师；《红楼》《水浒》……就是他们的利器；《白话文范》《国语文类选》……就是他们的经传。目杨（扬）雄、司马相如为怪，指文选派桐城派为怪；开口说古文没有研究的价值，古籍没有整理的必要；读了几部西文，便半通不通，似通非通的写了一大篇，说这是新文学，这是文学的正宗。近来的出版物，用白话文做的，有时竟比古文难懂，有时噜噜囌囌好像乡下老妇吵嘴一样。唉！这就是新文学吗？”
又如1934年有人批评1919年前后的中学国文教学时称：“自文学革命之口号倡行以后，举国青年，不究其是非，但惑其新颖。于是为教员者，惟恐被开倒车之讥，尽弃其旧，而谋其新。桐城派一变而为创造社，《红楼梦》一变而为教科书。”
显然，这里的“教科书”是指教员上课采用的阅读教材或指定学生课外阅读的书目。
“学生以为《红楼梦》是文艺作品，而教员以为是诲淫之书。”
所以，多数守旧的教员在课内不讲《红楼梦》，不过还是有许多学生在课外阅读《红楼梦》。曹聚仁回忆1915年至1921年在杭州第一师范（中等师范）读书时的情形时说，该校国文教员兼舍监夏丏尊没收他们所读的小说，不过因为“《新青年》提出了反桐城派古文，反文选派骈文的口号”，而且主张读写“的、了、吗、呢”之类的白话文学，所以“我们追随《新青年》派的号召，把以往被夏丏尊所没收的《水浒》、《红楼梦》、《三国演义》搬到教室中，让它们代替了《古文观止》、《古文辞类纂》的地位”。
其实，在课外阅读书目中，《红楼梦》也常被家长列入禁书的行列，如1920年寤寐女士称
：
当我在小学里毕业的那年，恰巧我的父亲出外谋事去了，于是我家里那只素被禁阅的书箱开放了，我从这只书箱里，检出无数久被污蔑为淫书的哀情小说来，如《石头记》《六才子》《琵琶记》等不下数十种，但我最爱读的还算《石头记》，因为《石头记》非但从绝妙的词句里，能够看出十二金钗每个人的个性来，而且还可以当做一部最好的文学书籍读。因此，《石头记》给我的印象，使我增了无限的爱读小说的怪癖。
然而，无论家长还是老师禁读，都没有能阻止《红楼梦》在中小学生中间被广泛传阅的形势。1921年5月，亚东图书馆出版了胡适整理的《红楼梦》（程乙本）。胡适还为其写了一篇《重印乾隆壬子本红楼梦序》。后来成为著名红学家的吴组缃曾回忆自己在安徽宣城中学读书时阅读这本《红楼梦》的情形及其对自己语文学习的影响，他说
：
高小毕业的时候，看过石印本的《金玉缘》（《红楼梦》别称——引者），行款推墙杵壁，密密麻麻的字迹，看得头昏眼花。可是，我一进中学，就买到了胡适主持整理的亚东版新出的《红楼梦》，跟我以往看的那些小说书从里到外都是不同的崭新的样式，白报纸本，每回分出段落，加了标点符号，行款舒朗，字体清楚。拿在手里看着，真是悦目娱心。我得到一个鲜明的印象：这就是不同于封建文化的“新文化”。我开始尝到读小说的乐趣，心里明白了小说这东西以及读小说的人所受的待遇在新旧时期对比下是如此迥然不同。我们不止为小说的内容所吸引，而且从它学做白话文，学它的词句语气，学它如何分段、空行、提格，如何打标点符号。这样，我们就自然而然拜亚东版的白话小说为师，阅读中不知不觉用心钻研，仔细琢磨。新版的《红楼梦》、《儒林外史》、《水浒》等不止教会我们把白话文和口语挂上钩，而且更进一步开导我们慢慢懂得在日常生活中体察人们说话的神态、语气和意味。
作家丁玲曾回忆1921年她在长沙周南女校课外选择读物的倾向时也提到了《红楼梦》，她说
：
那时读小说是消遣，我喜欢里面有故事，有情节，有悲欢离合。古典的《红楼梦》《三国演义》《西厢记》，甚至唱本《再生缘》《再造天》，或还读不太懂的骈体文，鸳鸯蝴蝶派的《玉梨魂》都比“阿Q”更能迷住我。
可见，在丁玲这样一般中学生的眼里，有故事，有情节，有悲欢离合的《红楼梦》比反映国民劣根性的《阿Q正传》更能激发自己的阅读兴趣。
1984年，语文教育家蒋仲仁曾回忆1922年读前期师范（初中师范）时和丁玲相似的课外读《红楼梦》的倾向，以及当时愉悦的阅读心境，他说
：
印象深的是读《红楼梦》，是商务印书馆出的叫《石头记》的两厚本。年轻记性好，林黛玉的《葬花诗》，贾宝玉的《姽婳词》都能背诵。不懂得作品分析，连曹雪芹高鹗也不问，更不知道什么反映封建统治阶级的没落。不会从“叛逆性格”去认识贾宝玉，只觉得宝二爷住在怡红院，怡红快绿，有袭人晴雯这么美丽的姑娘侍候，红袖添香夜读书，满幸福的。今天正在开展《红楼梦》的研究，想必会研究“中学生怎样读《红楼梦》”一类的课题。有了研究成果作指导，不会象我们那时候的幼稚和胡（糊）涂了。
虽然他说自己当年读法有点“幼稚和胡（糊）涂”，似乎不认同当初所采用的这种“自然”的读法，但是60多年后他仍然能鲜活地表达出初读《红楼梦》时的直感，而且从他使用“不知道”“不懂”及“不会”等字眼中，也可以看出他实际上是反对后来所盛行的这种“教学”读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