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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1904年《钦定学堂章程》和《奏定学堂章程》分别颁布，标志着现代语文独立设科的开始。就在《钦定学堂章程》颁布之前，梁启超在1902年第一号《新小说》杂志上发表了《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他在文中提出应从小说入手来开启民智、改良社会，他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况且“人类之普通性，何以嗜他书不如其嗜小说？答者必曰：以其浅而易解故，以其乐而多趣故”。
不过，自古“小说”在我国地位就不高，一直被认为是街谈巷语、琐屑之言。如《庄子·外物》称：“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又如《汉书·艺文志》称：“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可见，小说所表露的思想被视为“小道”，其写法也被视作“小技”，而只有文章、诗歌才被视为文学的正宗。虽然《学堂章程》确立了“现代”学制，但“传统”文学观念陡然改变的可能性不大，小说进入中小学语文课程标准和教材的可能性也就微乎其微了。从《学堂章程》中我们并没有发现有关小说教学的规定，在《学堂章程》所设置的“语文”科目中有“讲经”“读经讲经”“词章”“中国文学”和“中小学堂读古诗歌法”等。“词章”属于写作，其他属于阅读。阅读中的“讲经”“读经讲经”主要以“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为教材，自然不会有小说；“中小学堂读古诗歌法”顾名思义所要求诵读的应该是诗歌，自然也不会有小说。那么，“中国文学”以什么为教材呢？《奏定中学堂章程》规定“中国文学”的课程内容如下
：
入中学堂者年已渐长，文理略已明通，作文自不可缓。凡学为文之次第：一曰文义；文者积字而成，用字必有来历（经史子集及近人文集皆可），下字必求的解，虽本乎古亦不骇乎今。此语似浅实深，自幼学以至名家皆为要事。二曰文法；文法备于古人之文，故求文法者必自讲读始，先使读经史子集中平易雅驯之文；《御选古文渊鉴》最为善本，可量学生之日力择读之（如乡曲无此书，可择较为大雅之本读之），并为讲解其义法。次则近代有关系之文亦可浏览，不必熟读。三曰作文；以清真雅正为主：一忌用僻怪字，二忌用涩口句，三忌发狂妄议论，四忌袭用报馆陈言，五忌以空言敷衍成篇。
次讲中国古今文章流别、文风盛衰之要略，及文章于政事身世关系处。其作文之题目，当就各学科所授各项事理及日用必需各项事理出题，务取与各学科贯通发明，既可易于成篇，且能适于实用。
从中可以发现，“中国文学”要求阅读古代的经史子集以“积字”，阅读《御选古文渊鉴》以理解“义法”。可见，作为作文之用的读文所读的教材主要是“古文”。之所以要以“古文”为教材学习作文，是因为古文的内容不空疏且形式不雕琢，而其宗旨就是“适于实用”。总之，“中国文学”是借助古文阅读以积累词句、模仿技法而利于实用文章的写作课程。
《学堂章程》颁布后，语文教科书相继出版，我国第一本小学国文教科书是商务印书馆1904年出版的由蒋维乔、庄俞编写的《最新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第一本中学文选型国文教科书是商务印书馆1908年5月出版的由林纾编写的《中学国文读本》。不过，《红楼梦》并没有出现在这两套教科书中。《最新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主要以教学识字、作文及习得课文中的实用知识为主，其中的文学作品只有《文彦博》和《司马温公》等励志故事。《中学国文读本》则受姚鼐所编《古文辞类纂》的影响，所选绝大多数为“古文”，只有少量词赋。就如黎锦熙曾经评说的，“清末（二十世纪开始时）兴学，坊间始依钦定课程编印国文教科书；中学以上，所选大率为‘应用的古文’（胡适氏用以称桐城派者），其高者亦不出姚氏《古文辞类纂》等书之旨趣与范围”
。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至1920年实行白话文教学之前，历次课程文件都不重视文学教育，只稍微顾及诗词教学，但明确反对小说进入教科书，如1915年北洋政府颁布的《中学国文教授要目草案》就明确指出，一些记叙性的文章“如《木假山记》《喜雨亭记》《项脊轩记》等篇，或无甚意义，或有似小说，不须诵习也”。
所以，新学制实施以前的教科书中虽然也有些童话寓言类的故事，例如《鹬蚌相争》《愚公移山》《永某氏之鼠》《黔驴之技》等，“但是分量很少。那时的初小国文，包括一切常识，大半是说明文。高小各种教科书，更多数是说明文”
。中学国文教科书，如191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许国英编写的《共和国教科书国文读本》，以及1914—1915年中华书局出版、谢无量编写的《新制国文教本》等，收录的课文仍然以文言散文为主，不过在收录辞赋的基础上，还选入了一些诗、词和曲等文学作品，正如黎锦熙所说，“民国初年（一九一二以后）中学学制无甚更张，所出国文选本，惟内容稍稍扩大：高年级略选经籍，似至此始知由姚选进而取法乎曾选之《经史百家杂钞》也者；又稍稍羼入诗歌”
。
1917年初，胡适和陈独秀分别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和《文学革命论》，提倡新文学革命。1918年5月，胡适还发表了《建设的文学革命论》
。他在这篇文章中称，桐城派、文选派所提倡的古文，江西派所创作的诗，都是“假文学”和“死文学”，所以必须创造一种“真文学”和“活文学”取而代之，应争取在“三五十年内替中国创造出一派新中国的活文学”，而要创造这种新中国的活文学，就必须经历三个步骤：第一步是阅读古代白话文以掌握白话表达的“工具”，第二步是学习古代白话文学和所翻译的西洋文学以掌握艺术表达“方法”，有了前两个步骤作预备，最后才能说得上第三步“创造”。他在文中屡次提到了《红楼梦》，他说：创造新文学，首先，要“多读模范的白话文学”，如《红楼梦》等，因为《红楼梦》是“活文学”，之所以是“活文学”，是因为它是用“活文字”作的，而“活文字”就是白话。如果它是用文言作的，就不会有如此高的价值。假如能将《红楼梦》中无用的白话舍去，而将有用的白话撷取，那么我们就可以“造出无数国语的《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就可以建立“国语的标准”了。其次，可从《红楼梦》等中国古代白话文学中学习“收集材料”和“结构”作品等“文学的方法”，这样又可以建立文学的标准。不过，当时他并不认为可以从中小学教材入手来推进这项改革，而是主张先由文学界创造出来，他说：
国语不是单靠几位言语学的专门家就能造得成的；也不是单靠几本国语教科书和几部国语字典就能造成的。若要造国语，先须造国语的文学。有了国语的文学，自然有国语。这话初听了似乎不通。但是列位仔细想想便可明白了。天下的人谁肯从国语教科书和国语字典里面学习国语？所以国语教科书和国语字典，虽是狠要紧，决不是造国语的利器。真正有功效、有势力的国语教科书，便是国语的文学：便是国语的小说，诗文，戏本。国语的小说，诗文，戏本通行之日，便是中国国语成立之时。试问我们今日居然能拿起笔来做几篇白话文章，居然能写得出好几百个白话的字，可是从什么白话教科书上学来的吗？可不是从《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儒林外史》……等书学来的吗？这些白话文学的势力，比什么字典教科书都还大几百倍。
1920年，他在《中学国文的教授》中明确指出《红楼梦》应该选作课文，并对一些人的疑虑提出解决办法：“最须说明的大概是小说一项。一定有人说《红楼梦》《水浒传》等书有许多淫秽的地方，不宜用作课本。我的理由是：(1)这些书是禁不绝的。你们不许学生看，学生还是要偷看。与其偷看，不如当官看，不如有教员指导他们看……(2)还有一个救弊的办法，就是西洋人所谓‘洗净了的版本’(Expurgatededition)，把那些淫秽的部分删节去，专作‘学校用本’。”
另外，因为实用主义盛行，当时中小学仍以学习实用文章为主。如1918年刘半农仍认为，中小学要读、写其日后作为成人生活所需要的实用文章，因为“一个人，天天不吃饭，专吃肥鱼大肉，定要害胃病；小孩子不教他好好走路，一下子便强迫他赛跑，定要跌断四肢，终身残废”，而“应用文是青菜黄米的家常便饭，文学文却是个肥鱼大肉”，“应用文是‘无事三十里’的随便走路，文学文乃是运动会场上大出风头的一英里赛跑”，学生毕业要成为能“订合同写书信”的人，而“不是要做文学家的”，所以要“使学生人人能看通人应看之书，及其职业上所必看之书；人人能作通人应作之文，及其职业上所必作之文。更作一最简括之语，曰‘实事求是’”。
所以，在学校教育应读写实用性文言散文的思想的影响下，白话小说《红楼梦》自然就不会进入中小学国文教科书，作为教材来供学生阅读。正如沈仲九所说的，“国文”改为“国语”之前，“教国文，他的采取教材的范围，只用六经诸子以及唐、宋、明、清的古文；至于小说、戏曲和国语文，不但不教，而且禁止学生阅看”。
所以，在课外，《红楼梦》可能都是禁止阅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