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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作为方法论思维，其历史开端于两千五百年前；哲学作为神话式思维，其历史开端得更早。
但开端不同于起源。开端是历史性的，它通过已然做出的思维工作，为后人带来了越来越多的前提条件。起源却随时随刻都是思想源泉，哲学思维的动力就来源于此。有了起源，目前的哲学才是实质性的，以往的哲学才可以理解。
起源是多种多样的。出于惊讶，才有追问与认识；出于对已知事物的怀疑，才有批判性考察与明澈的确定性；出于人的震惊与对自身迷失状态的意识，才有对自身的质询。我们先来看看这三重动机。
第一，柏拉图说过，哲学起源于惊讶。我们的眼睛注视到“星辰、太阳和苍穹的景象”，这种景象“驱动我们去探究万物。由此形成了哲学，即诸神赋予有死的人类的最高财富”。亚里士多德说：“惊叹驱使人做哲学思辨。人首先惊讶于自己遇到的奇异的东西，随后逐步深入，追问月亮、太阳、星辰的迁移，以及万物的诞生。”
惊讶促使人形成认识。我在惊讶时意识到自己无知。我探询知识，是为知识本身起见，不是出于“任何平庸的需要”。
哲学思辨就像从受缚于生计之中觉醒过来，觉醒就是无目的地瞻望万物、天穹与世界，就是追问：所有这一切是怎么一回事，是从哪里来的。对这些追问的答复毫无用处，而它本身给人以满足。
第二，一俟我在认识存在物时满足了自己的惊讶与赞叹，随即便产生出怀疑。虽然认识日积月累，但经过批判性考察，没有任何认识是确定的。感性感知受制于感觉器官，是欺骗人的，无论如何都不符合在我身外、独立于被感知的事物本身。我们的思维形式是我们人类理智的形式，这些形式交织在解不开的种种矛盾之中。彼此对立的主张俯拾皆是。我在做哲学思辨时产生怀疑，试图将怀疑贯彻到底，要么乐此不疲于因怀疑而否定——这种怀疑什么也不承认，但本身也无法取得任何进展——，要么询问：那种克服一切怀疑、经受得起任何中肯批判的确定性何在？
当笛卡尔怀疑其他一切时，毫不怀疑地确信自己那句名言：“我思故我在。”因为，即使是我或许无法洞悉的那种认识中的彻底的幻象，也不会令我对此感到困惑，即如果我在思维时感到困惑，那么我一定存在。
怀疑作为方法论式怀疑，是对一切认识进行批判性考察的思想源泉。因此，没有彻底的怀疑，就没有真正的哲学思辨。但是，关键在于，如何并在何处通过怀疑本身来取得确定性的根基。
第三，在沉浸于认识世上的对象、以怀疑作为取得确定性的途径时，我沉浸于各种事物之中，考虑的不是自己、自己的目的、自己的幸福、自己的极乐。不如说，我在满足于这些认识时遗忘了自己。
如果我意识到在自身境遇中的自我，情况就不同了。
斯多葛派的爱比克泰德说过：“哲学起源于人对自身孱弱无能的感知。”在孱弱无能时，我如何自救呢？他的回答是：将一切不取决于我的、本身至关重要的事情看得对我无足轻重。反过来，将一切取决于我的，即我的观念的形式与内容，考虑得清晰自如。
我们来看看我们人类的处境。我们总是置身种种境遇中，种种境遇变迁不定，种种机会纷至沓来。机会一俟错过，便去而不返。我可以亲身致力于改变境遇，但有些境遇的实质是长存不变的，即使这些境遇暂时会有所变化，即使它们的强大力量会显得朦朦胧胧。例如，我不得不死亡，我不得不受难，我不得不抗争，我听命于偶然，我不可避免地要卷入罪责。我们称自己生活中的这些基本境遇为临界状态，这意味着，我们无法超出这些境遇，我们无法改变这些境遇。对临界状态的意识，是继惊讶和怀疑之后而来的、更为深刻的哲学的起源。在无谓的生活中，我们常常回避临界状态。我们闭上双眼，日子过得就好像没有临界状态似的。我们忘却了自己不得不死亡，忘却了自己的罪责，忘却了自己听命于偶然的情况。我们仅同具体的种种境遇打交道，为自身的益处起见而掌握具体境遇，受自身生活利益的驱动，凭借在这世上有所谋划、有所行动来应付具体境遇。而对待临界状态，我们的反应要么是遮遮掩掩，要么——如果我们当真把握住临界状态的话——是凄凄哀哀，要么是平静如初，因为尽管对存在的意识变化不定，我们总归还是自己。
我们不妨用另一种方式揭示出，我们人类的处境都是不可靠的在世存在。
我们不加疑虑地把世界当作一般性存在。幸运的时候，我们不由得欢欣愉悦，无忧无虑地满怀信心，除了眼下的事情，什么也看不到。痛苦、无力、孱弱时，我们悲观绝望。当这一切挺过去，我们依然健在时，我们便再度遗忘自我，在幸运的生活中得过且过。
但是，有了这些经验，人就变得聪明了。各种危险逼迫人去保障自己的安全，控制大自然、建构人类社会，就是为生活提供保障的。
人掌握大自然，为的是对它加以支配利用。借助于各种认识和技术，大自然会变得可靠。
但在控制大自然时，总有意想不到的情况，而且威胁始终不断，这就造成人在总体上的失败：繁重艰辛的劳动、老迈、疾病、死亡是无法克服的。可控制的大自然的所有可靠性，都只是大自然在整体上不可靠这一框架下的一个殊例。
人联合成社会，为的是限制并最终结束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无休止争斗。人希望互扶互助，来获得安全。
但这也有其界限。只有当各个国家均处于这样一种状态，即每个公民都与他人协调一致，做到绝对团结，才能从整体上确保正义和自由。因为只有这样，当一个人遭受非义时，其他人才会众志成城地反抗非义。可是，这种情况从来就没有过。向来只是有限的一群人，或只有个别的人，即使是在势单力薄的时候，也真正在竭尽全力相互支持。没有哪个国家、哪个教会、哪个社会能提供绝对的保护。这种保护是安宁时期的美妙错觉，在无事之秋，其界限隐而不显。
与世界在总体上不可靠这一情况截然相反，总还有另外一幅光景，这世上毕竟有值得信赖、唤起信任感的事物，有起到这些作用的根基：家园与乡土、父母与先人、同辈与友人，还有妻子。在我们的语言、信仰，以及思想家、诗人和艺术家的作品中，有传承下来的历史根基。但是，所有这些传承也不保险，它们并非绝对可靠，因为传承展示给我们的，是人类的成就，而不是神在世间的作为。传承始终也是追问，在任何时候，人都要着眼于传承，从自身的起源出发，寻找到确定性、存在和可靠性。而世间的一切均不可靠，这恰恰给人确立了一个指南。它制止人们满足于这个世界，它指明了另外的什么。
死亡、意外、罪责、尘世之不可信赖，这些临界状态向我表明了失败。洞悉彻底的失败，是我做真挚的思考时无法回避的。面对这种彻底的失败，我该怎么办？
斯多葛派建议，退回思维的独立性自身固有的自由中去。这一建议并不能令我们满足。斯多葛派哲学家想错了，因为他认识人的孱弱无力时，不够彻底。他忽略了，就连思维也有所依赖。思维本身是空洞的，要依靠提供给它的东西。他也忽略了人类丧失理智的可能性。斯多葛派哲学家令我们无以慰藉地停留在单纯的思想独立性中，因为这种思维缺乏任何内容。他令我们丧失希望，因为任何一种内心克制的自发性努力都诉诸阙如，任何一种因投身挚爱而来的充实感都诉诸阙如，任何一种对可能之事怀有的希望都诉诸阙如。
但是，斯多葛派哲学家所希望的，是真正的哲学。临界状态中的思想起源给人带来了基本动力，要在失败中获取通向存在之路。
对于人来说，重要的是如何体会失败：要么失败一直对人秘而不宣，只是在事实上最终压倒了人；要么人能够一眼就看穿失败，意识到失败始终是自己生命的极限；要么人幻想找到了出路和安宁；要么人沉默地面对这一无以名状之物，老老实实地忍受它。一个人如何体验失败，说明了他是什么样的人。
在临界状态中显露出来的，要么是虚无，要么是那种抗拒和超越一切稍纵即逝的尘世存在的可感可触的本质。就连绝望也由于它在这世上是有可能的这一事实而成为超越尘世的指南。
换句话说，人寻求救赎。救赎靠的是伟大而广博的救赎性宗教。救赎性宗教的标志是，它为救赎的真理与现实性提供了客观保证。救赎之路带来了个人的皈依行为。这一点，哲学是做不到的。但是，所有的哲学思辨都是克服尘世的努力，类似于救赎。
我们来概括一下：哲学思辨起源于惊叹、怀疑、迷茫意识。在任何一种情况下，哲学思辨都在处理某种侵袭人的震惊，总是从有所触动出发寻找目标。
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由惊叹而寻求存在的本质。
笛卡尔在无限的不确定性中寻求有约束力的确定性。
斯多葛派哲学家在生命的苦难中寻求心灵的安宁。
任何一种有所触动都有其真理，都包裹在各自的观念与语言的历史性外衣中。我们对它们加以历史性吸收，就深入到在我们内心依然可以感受到的各种起源中去。
这种渴望趋向可靠的基础、存在的深刻性与永恒性。
但是，对我们来说，这些起源或许没有一种是最为本原性的、无条件的。存在显现给惊讶，会令我们松一口气，却诱使我们去逃避做人，沉湎于纯粹而玄妙的形而上学。仅在由科学知识而来的人在这世上的取向中，有约束力的确定性才有其一席之地。对我们来说，斯多葛主义那种内心不为所动的态度只能算人在逆境中的临时之举，是对彻底的沉沦的拯救。但这种态度本身既没有内容，也没有生命。
惊叹与认识、怀疑与确定性、自我迷失与自我生成，这三重有效的动机并不能阐述尽，是什么在促使我们进行眼下的哲学思辨。
在这个历史彻底断裂的时代，分崩离析的情况闻所未闻，前景暗淡不明。迄今尚可追忆的这三重动机虽然有效，却远远不够。它们需要一个条件，这就是人际交往。
在迄今为止的历史上，人与人是自然而然地联结在可靠的共同体、机制和普遍性精神中的。就连离群索居者在离群索居时也是如此。如今，分崩离析的情况最为可感可触，即越来越多的人互不理解。他们聚聚散散、彼此漠不关心。再也没有无可质疑且可以信赖的那种忠诚与休戚与共了。
如今，那些实际上一如既往的普通境遇变得至关重要：如我与他人是否可真的取得一致；如我确定的信仰与他人的信仰相互抵触；如在随便一个地方的边界线，似乎总是只有争斗，没有统一的希望，出路仅在于征服或消灭对方；如出于懦弱与无力反抗，没有信仰的人们要么盲目地联合起来，要么固执地彼此争斗，——所有这些都并非随随便便、无关紧要的事情。
但愿孤寂的我会享有真理，感到满足。可是，如若我能够在绝对的孤寂中确定真理的话，那种因缺乏交往而来的难耐、那种由真正的交往而来的独一无二的满足就不会以哲学的方式如此触动我们。我仅存在于他人之中，我一个人，就什么也不是。
不仅要在理智与理智之间、精神与精神之间进行交往，而且要在生存与生存之间进行交往。这就将一切非人格性的内容与影响仅仅当作一种媒介。辩解与抨击都是手段，不是为了获取力量，而是为了彼此接近。这场斗争是充满爱的搏斗，在爱的搏斗中，每个人都要对他人坦诚相见。只有在这种交往中才能确定真正的存在。在交往中，自由与自由因携手并肩而毫无顾及地针锋相对。所有对他人的客套，都不过是序幕而已。在关键问题上，相互之间是可以期待甚高、刨根问底的。只有在交往中，所有不同的真理才可以实现。只有在交往中，我才成其为我自己。我不仅苟活而已，而且在充实生活。上帝仅间接性地启示自身，不能缺乏人际之爱。有约束力的确定性是局部的、相对的，它隶属于整体。斯多葛派的思想是一种空洞、僵死的态度。
哲学思维的基本态度——我向大家介绍的，就是它在思想上的表露——扎根于人对交往匮乏的感受，扎根于人对纯真的交往的渴望，扎根于爱的搏斗的可能性。这种爱的搏斗将自我存在同自我存在深刻地联结起来。
同时，哲学思辨扎根于那三重哲学式感受。所有这三重感受的前提条件是，它们对于人际交往具有何种意义，是有助于交往，还是有碍于交往。
所以说，哲学虽然起源于惊讶、怀疑、对临界状态的体验，但最终起源于包括这一切在内的建立真实交往的意志。这一点从一开始就表现为，所有的哲学都要传达出来，都要有所诉说，都要为人们所倾听。哲学的本质就在于可传达性本身，而可传达性与真实性密不可分。
只有在交往中，哲学才可达到其目的，因为各种目的的意义最终建立起来了。这就是：意识存在、澄明爱、获得完善的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