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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因为接下来的讨论主要涉及对属人事务的描述，我们得再严格定义一下“历史”这个词的内涵。这个词本身具有多重意思，仅就指人类的各种活动、以流行的方式来说，是关于人类过往活动（actionum）的真实记叙。此外，人类活动如此不计其数且杂乱无章，有如此大量的历史记叙，除非把人类的活动和事务分为特定有限的几类，否则无法清楚理解众多历史著作，也无法长期牢记那些教训。
我认为，学者们在其他人文学科里常常使用的各种帮助记忆的方法，也应该用于历史。就是说，应该把值得记忆的相似事件以某种特定的顺序排列，从这种排列组合中捋出各种事例以指导我们的行为，就像从藏宝箱中取宝一样。当然，我们不缺乏博学之人的各种研究，他们通过阅读历史文献，萃取出被称为格言警句的真知灼见。
我们通常关注的人类活动有三种：谋划（consilia）、言辞（dicta）和事行（facta），对应于这三种活动，有三种值得研究的德性：优思（bene sentiendi）、佳言（bene dicendi）、善行（bene agendi。）然而，作者们往往只收集言辞，而忽略了谋划和事行中所蕴含的东西。也有人记录了杰出人物的言辞和事行，但是其记录往往低效而且毫无编排顺序。他们还混淆了属人的事务和神圣事务，同样也把这两类事务与对自然的描述混为一谈。他们甚至没有标出有目的的行为，而一国的安危往往取决于某一人的决策。
因此，我认为应该这样安排，在三本书中涵盖所有领域的一切范围：第一本讨论属人的事务；第二本讨论自然，自然往往会干扰历史；第三本讨论神圣事务。因为属人的事务比其他两个领域的探究有更多混乱和不确定性，因此我们应该抛开自然历史和神圣历史，集中精力按不同主题编排属人的事务和行为。厘清它们的顺序之后，应该指出如何把历史之花
合理地分门别类，让每一朵都各得其所。
[29]“活动”指自身就是目的之物；
与不留下任何实在的劳动成果的言辞不同。而“产品”与写作相同，指劳动成果。但是，既然所有论述都以普遍术语措辞，我们就不强求话语的微妙性了。我们把“活动”定义得更广泛些，即囊括所有出于人类意志的谋划、言辞和事行。这意味着，要么意志不受一切激情的影响，就像一些智慧之人的所作所为，要么意志受情绪牵引而偏离正轨（例如屈服于欲望或愤怒），就像很多放纵甚至疯狂的人的所作所为，而且这些人还说，自己并非有意作恶，而是受到某种软弱性格的影响，并非自愿这么做（sponte agunt）。
或许，有些人因为害怕不幸之事降临而做出某种行为，例如扔掉珍爱之物的人。
他们的行为既非出于自愿，也非受情绪的影响，而是由于承担了某种事务，宁愿选择失去财富，也不愿失去自我。如果有人完全失去理智（如疯狂的人和对现实意识不清的人），与其说那是人类的活动，还不如说是神的影响，或是已经完全偏离本来的天性，或是被魔鬼强制。正如自然的吸引或拒持活动不因人而为之，这些也一样。如果有人受到他人攻击后反过来猛烈还击，引起他最初行为的原因不是他自己，他没有罪。同样，当上帝或神的愤怒致使某人作出预言，那也不是属人的行为，而是缘于神，因为人的意志无法控制那行为。
那么，源于人的谋划、言语和事行的活动，也就是由人的意志做主的活动，才是属人的活动。因为意志是人类活动之师（magistra），在趋避事物时，它要么听从理性（ad rationem），要么跟随灵魂中更低的部分（animae inferiorem）。
自然首先赋予每个生物自我保存（conservandi）的欲望，所以，人类最早的各种活动与那些无法摒弃的事物相关。后来，人们开始从事这样的事务——缺少了虽然可以生存，却活得一点也不舒适；即便舒适，也不华丽；即便华丽，也缺乏给感官带来甜蜜喜悦的深切乐趣。由此，有了获取财富的欲望。然而，我们对愉悦的渴望永无止境，或者这是人与野兽都共有的欲望。因此，一个人越高贵，就越会让自己远离野兽的水准，由此，他逐渐被引致对荣耀的渴望（gloriae cupiditate），以致或许使其他人黯然失色。从而产生出控制欲和[30]打击弱小的暴力。同样，也就有了冲突、战争、奴役和屠杀。然而，这种生活混乱狂暴、充满危险，空洞的荣耀无法满足拥有崇高灵魂的人；结果，天赋优异的人逐渐转向道德和智识都卓越的活动，这些活动能赢得真正的赞誉和持久的名声。很多人以此为他们的最高目标。
由于自然渴望静止，显然，在某一时刻，这些德性卓越的活动必然也会被引向静止。因此，如果一个人逐渐不再关心他的同胞、不同他们来往，而寻求孤独，他也许会享受到一种与自然和谐一致的宁静。然后，了解到人类事务的反复无常和不可预知性，他转而研究确定的自然缘由。在这种沉思中，他能体验到巨大的欢愉，他投入所有精力去理解那些研究，甚至放弃王者的权力和财富。而且，许多颠覆了伟大帝国的人，自愿选择放弃统治，回归这种生活。由此有了这种知识系统和被称为沉思的德性——因为它完全建立在对真理的认知上。当然，天赋卓越的人显然不满足于靠感官就能理解问题的学科。顺着这个步伐，他被引向只能靠心灵才能领会的事务——即不朽灵魂的力量和能力——直至他被迅疾的翅膀带着上升，追寻人类起源的第一因，与上帝紧密结合。所有谋划、言辞、事行，所有属人的努力，所有训练和美德都被引向于此。虽然将沉思称为“活动”不太恰当，但亚里士多德如此命名，除非他前后矛盾地把幸福生活也定义为一种活动。
那么，让我们按顺序安排。第一类是与保护人的生命、躲避疾病和攻击的技艺相关的职业，例如狩猎、牲畜养殖、农业、建筑业、体育和医学。第二类属于贸易、领航、纺织和机械技艺等。第三类是为了防御和获得更好的生活，特别是能够获益的技艺，那些技艺教我们积累财富、并将所获之物应用于宏伟事业。这第三类包含了前两类技艺的精制。[31]紧随其后的是愉悦的各种动力因（efficient cause/effectrices），
它们能温和地影响感官或头脑或二者。提到对口味的影响，当属
阿庇克乌斯
(Apicius)
的技艺；对触觉产生影响的，有如米利都人
的情爱诗；影响嗅觉的，如制造膏药的技艺；影响眼睛的，有安排线条和混合各种色彩的技艺——那技艺能让色彩长久地保留在绘画上，例如雕刻技艺、装饰园艺、铸造技艺、雕像艺术以至各种染色和刺绣工艺；影响耳朵的，即蕴含在演讲的韵律和修辞（figures）中的优雅言辞。过度加工削弱并最终破坏了和谐，这导致了恶果。因为，简单自然的人容易从严重的心灵疾病中恢复，而被各种混合声音和急促韵律弄得不自然的人常常会心智错乱。太渴望满足听觉欲望的人容易出现这种状况，他们不喜欢多利安调式和庄严的旋律。这些人影响了爱奥尼亚人，因此，很多人不理智也就不足为奇了。而且，既然离群索居之人从彼此身上无法获得生活的乐趣和便宜，那么能只从自身获得生活乐趣和便宜的人就更少了，因此，人们寻求机会社交联合。然而，因为上帝恩赐人灵魂不朽，并让人与
他
有某些相似而与
他
联系在一起，所以，认为人与兽类有同样的欲求对象与人的上位不符。事实也如此，人在各个政治群体中能过得舒心，但过得并不高贵。
那么，不足为奇，人类最重要的活动，就在于保卫他们共同的社会，因为这个社会是许多重要利益的动力因。这些利益体现在三种教育中：国民教育（civili）、齐家教育（domestica）和道德教育（morali disciplina/training）。
第一种教人管理自己，第二种教人管理家庭，第三种教人管理国家。其实，这与强行让自己遵守理性规则一致，一切正义和法律的最高点都基于理性原则，人须得首先能让自己臣服于理性，而后才能管理妻子、孩子、奴仆；须得先能掌控家庭，而后才能掌控国家。其实，第一种控制是一人之于一人，第二种控制是一人之于几人，以婚姻之爱引导妻子，以父母之爱引导孩子，以主人之治引导奴仆，乃至为[32]生活中的有益之物获得财富，勤俭地使用已有的财富；而第三种控制影响深远，其所控制的联合体不仅涉及一个家庭，而且涵盖与之有联系和贸易往来的几个家庭，
致力于促进并保卫这个联合体。可是，这一切都始于国民教育，换句话说，始于最高理性（summa ratione）的命令（imperandi）和克制规训（prohibedique）。
与许多人不同，我不把国民教育叫做法律体系（因为前者只占后者中的一小部分），我认为它是一切技艺和人类活动的调节器。人类活动可划分为三个分支：统治（imperium）、审议（consilium）和执行（executio。）实施统治的方式很多，共有四类，就像有四类不同的活动，主权（imperii maiestas/sovereignty）的各种特征就通过这些活动得以体现。第一类是创设职官并给各个职位分配其司法权；第二类是颁布或废除各种法律；第三类是宣战与媾和。最后一类包括给予惩罚和奖励，以及最高豁免权。
但是，审议活动常常也包含在我们刚才说的主权的各种职能中。颁布法律是一回事，关于立法的审议是另一回事。后者是议院的事儿，而前者是人民或君主或任何拥有主权的个体或群体的事儿。审议内容还包括增加和减少赋税、募集军队、接收或驱逐外交官、关注防御事务和建筑修缮，最后，对国家中国民其他技艺和活动的指导无法被纳入法律的范围。
但是，这些活动中最重要的是统治、分配正义（iuris dicendi）、召集议会（concionandi）和主持祭祀（sacrificandi。）前两项活动涉及强制（superiores ad cogendum），后两项涉及说服（sequetes ad suadendum），其威力不亚于强制，有时甚至更大。前两项以法律和武力驱逐罪恶，后两项以理性和宗教仪式驱使人朝向荣耀和美德。首先，阻止无法无天的野蛮人的残酷和劫掠，必须要靠士兵的手；第二种方法有赖于法律庭辩（iuris disceptatione）和衡平（aequitate；）最后一种方法凭借各种集会和宗教敬畏（religionis metu）。
如果战士英武、法官公正、祭司虔诚、言说者睿智，人类社会便主要靠一个领袖的技艺、司法体系、演说术和信仰而结合在一起；因而，这个社会也同样容易被瓦解，除非这些人受国民教育和统治（imperio）的引导。这类活动分支也管理日常必需品的购买和售出，管理农业、畜牧业、医药、领航业，管理[33]随后的能提供保障的技艺——确保生命能得到重要或便捷的保障。
国民教育也管理文学事务：例如，管理阐释神法和世俗法的人，管理被古人称为智者的那些人，后来的人简单地称他们为文法学家（Grammaticos），我认为包括修辞学家、诗人、语法学家、哲学家和数学家。古人恰如其分地将这种教育称为统领阶层的学科（disciplinam architectonicem），因为它为所有学科的所有专家们制定法律，以让他们的活动指向于共同利益，而非挑起麻烦，有损国家。
另外，这一教育也定义每个人的职责。职官分为文职和军职。后者关注战争事务，前者关注国内统治、审议、判决、城市的年度供应，开支、国库、土地、住房、青年人的教育和宗教。整个文职分支可划分为七类。
第一类无头衔、无钱、无权，只能由监督税收、军事训练、保安职责、城市安保的人来承担，这一类官职人员不领薪水。第二类包括一些有酬劳但没头衔的公职人员，扈从和清理城市垃圾的人就属于这一类。
第三类是有一些报酬的公共职务，不是完全没有头衔，但不与任何特别官阶挂钩，例如税收员、抄写员、书记、公共代理人和副官。第四类有头衔和报酬，但没有最高权力，例如神职人员和大使。
第五类荣誉很高，但没有盈利和权力，如议院议长或威尼斯总督就是这类职务。第六类有头衔和权威，没有薪水——这种设置很适合各种行政官员，例如执政官、裁判官、监察官、古罗马护民官、古雅典执政官、古希腊监督官以及其他这类官职。最后一类是有头衔、有权力、有收入的人，如威尼斯人中负责判案的120人，以及其他地方类似的人员；它包含了行使司法权力的那些人。所有这些官职都听命于拥有国家主权的那个人的统治（imperio）和威权（potestate）。
我们不应把宗教视为国民教育的一部分，即便看到神父和主教受制于职官的权力；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必须热忱地保护国家中的祭祀和受批准的仪式。而宗教本身，是洗涤后的心灵直接转向上帝，它的存在无需国民教育、[34]无需社会联系，只在个体离群索居的状态中，伟人们一致认为，这样的个体越远离国民社会，越幸福。
然而，国民生活要求永恒的行动，不能整个国家都陷入静观状态，正如身体或灵魂的所有机能不能全部给予思想一样。如果我们把“善”仅仅定义为静观，它会带给个体幸福，但不会带给整个国家同样的幸福。这个难题一直令亚里士多德十分困扰，他无法让自己从中解脱出来。因此，
瓦罗
(Varro)
认为（
斐奇诺
认为是柏拉图先提出来），如果我们想要个人和整个城邦都达到同样的理想状态，就不能把居住在社会中的人的理想状态定义为独自的闲暇或活动，而只能将其定义为所谓的混合性格。心灵完全从肉体剥离之前，不可能享受纯粹的静观。
那么，人类活动就被分为上文讲的各种类别。如果遗漏了什么活动，也可以很轻松地将其归入那些类别。因此，在我们计划的三本书——属人的、自然的、神圣历史——的第一本里，应该一开始就按照上述顺序，区分人和人类活动的各种行为（acts。）第一个主题应该是种族的不为人知与声望；第二个是生与死；第三个是生活的各种便利；然后是财富和贫穷；之后，生活的奢侈和节俭、比赛和演出活动、愉悦和痛苦、荣耀与恶名、身体的美好与扭曲、长处与弱点、举止的粗鲁与文雅、无知与有识、天赋之才与天资贫乏；然后，道德教育和总体上关于德性与恶性的讨论。接着要考虑齐家教育，夫妇之间的互爱，父母和孩子之间的相互感知，以及主人的管理和奴仆的服从。最好还要考虑强者与弱者之间彼此的相互责任，理财技艺、爱与恨、社团与贸易，以及以血缘和婚姻为基础的关系。
然后，我们要处理民事知识。首先要提及统治权，王室特权和专制统治（despotic rule），[35]人民的状态和暴民的情况，精英们的统治和少数人的野心。我们得就以下问题展开讨论：国家审议、提议或取消法律，职官和个体国民，战争与和平，总体上对国民的保护与驱逐外敌，失败与胜利，奖赏与惩罚，征税与降税，接收或驱逐外交官，建立或取消行会和公司（corporibus），管理人文艺术与各种学科，公共和私下审判，温和与严厉的惩罚措施，避难与宽恕，集会与演说者。最后，要处理农业与畜牧业，这二者是国家的主要支柱；贸易与航海事务；建筑和手工业，纺纱与编织，医疗与医药，音乐与体育，绘画与雕塑，香料与其他提供愉悦的技艺，文学事务，对神法和世俗法的阐释，哲学家与数学家，诗人与文法学家。
第二本书会涉及各种自然事物的历史划分，阅读史家作品时常常会遇到这些。首先要探讨自然的各种基本原则，时间和地点，上升和下降，总体上的运动与变化；各构成部分及其本质；未发育完全的机体；金属与石头；植物的种类；分为三个群体的生物；各天体；世界的大小和形状。通过更准确的区分，所有这些主题都容易解释，因为自然事物具有极高的精确性。
最后一本书的主题是神圣事务：首先关于属人的心灵，它是一切自然发展的累积，但是是最低级的神性，然后是智性的三分秩序；之后是上帝及其事行和预言；最后讨论宗教与虔敬。
把这些主题按照这种顺序安排在每一本书中的各标题下，或者以看似更适合每个读者的方式安排，下一步在每个主题处标注出在读史中遇到的每一件值得牢记的事实，在有关属人活动的书的页边空白处加上关于谋划、言辞和事行的注释，以大写字母的形式标注（这样易于把相关材料与相应的活动对应起来）。然后，我们看看那些细节中哪些高贵、哪些卑劣或中性，并以这样的方式作注：C.H.（意即“值得尊重的谏言”[consilium honestum]）。或者，如果有人——否定廊下学派的教义——喜欢区分高贵和有用，卑劣和无用，我也不会反对，那就可以建立一个四维模型——卑劣、高贵、有用、无用。例如，忒米斯托克勒斯为 阿里斯蒂德斯 （Aristides）提出的烧船计划，[36]是依照人民的命令为了国家的利益，这个计划对阿里斯蒂德斯有用，但却不高贵，我们应该将这一事件放在“为了国家的利益而执行的计划”标题下，在页边空白处加上C.T.V.三个字母，意即“卑劣却有用的计划”（consilium trupe utile）。
而且，某种意义上讲，审议是言辞和事行的基础。审议可以不依赖言辞和事行单独存在，后二者却不能离开审议，否则就是不过脑子地说话或做事。关于重大事务的谋划几乎全是秘密。那些谋划，不经艰辛无法获知，不到整个事行完成也无法清楚获知。例如， 辛辛纳图斯 （Cincinnatus）常常于风暴和危机中挽救罗马人的国家。当平民们因冲动而失去理智、企图把护民官的数量翻倍时，执政官阿庇乌斯强烈反对，辛辛纳图斯只把他的计划告诉少数几个人，他说：
同意他们，护民官越多，每个人的权力越有限，他们当中只要有一个人干预，就能破坏或阻碍整个团队的权力。
平民们当然意识不到他们被误导了，还感谢元老院，仿佛元老院帮了他们一个大忙。我们就把这类涉及到国家的谋划称作有用且高贵吧。 穆提乌斯 （Q.Mutius）买房时，为了让良心好过点，付给卖主高于其所要求的价格，他的这一事行可被成为高贵但无用。忒米斯托克勒斯的计划也一样，他秘密警告波斯国王，希腊人想要切断地峡，这种做法让他把亚洲与欧洲联合起来。这个计划不仅高贵而且对双方都最有用：如果波斯国王战胜了希腊人，会继续宠信忒米斯托克勒斯；同时，这对全体希腊人也有用，因为薛西斯立刻就想到了撤退。有用之物几乎总是与高贵一致。有时，在一个事件里，各种谋划、言辞和事行都属于同一种类。
例如，
塔尔文
（Sextus Tarquin）针对
卢克赫提娅
（Lucretia）的谋划很卑劣，其言辞更卑劣，而他所干的勾当最无耻。有时，在说出的话也许与谋划或事行不符，例如，奥古斯都在亚克兴角（Actium）
打败
安东尼
（Mark Antony）后，想建立其永久的权力，其言辞和谋划就不一致。他设计了非同寻常的方法，与他向元老院发表的演说完全相反。在演说中，他反复拒绝掌管国家，并进一步要求元老院放他卸甲；最后，在那些已经被他贿赂的人的请求下，他请求诸神见证，10年后，平息完所有事件就交出统治权。此后，他每10年就这样发一次誓，以此持续了45年的统治。忍受不了奴役的西塞罗此时会说，[37]高贵的演讲与卑劣的谋划完全不一致。
既然同一部分历史常常可能被排列在不同的标题下，我们就必须找出主要问题：例如，普鲁塔克在叙述
德米特里乌斯
（Demetrius）的生平和阿庇安（Appian）
在叙利亚战争事务时，都讲了安提俄克的故事。由于对
斯特拉托妮可
（Stratonice）产生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激情，安提俄克日渐衰弱、似乎濒临死亡，幸亏亚里士多德女儿的儿子
埃拉西斯特拉图斯
（Erasistratus）从安提俄克的心跳判断出他的强烈爱意。
他对安提俄克的父亲 塞琉古一世 （Seleucus）说：“你的儿子完了”。
塞琉古问：“怎么会这样？”
埃拉西斯特拉图斯答：“他无可救药地爱上了我妻子”。
塞琉古说：“那么，我对你不够好吗？你就不能纵容一下这个年轻人的爱情吗？”
他又反过来说：“就连你自己不也是会屈从于对某人的情爱嘛。”
“噢，愿诸神把他的爱转向我亲爱的斯特拉托妮可”，塞琉古大喊道。
这时，埃拉西斯特拉图斯说：“那你可以同时兼具父亲和医生的角色了。”
就这样，塞琉古就把后妈让给了安提俄克。埃拉西斯特拉图斯则得到了60000枚金币。这个故事涉及爱情、重病的治疗、父爱、儿子的孝心、慷慨，以及埃拉西斯特拉图斯敏锐机智的言辞。然而，由于爱情的伟大力量是所有这些行为的诱因，我们不能把这段令人愉悦和难忘的历史放在“德性”或“慷慨”或“医学”的标题下，而应将其归在“爱情”标题下，否则会无数次提到同一件事。
同样，言辞也有许多类，尖刻的、恶心的、无耻的，也称为卑鄙的；但某些文雅机智的言辞可视为高贵。而那些机智或辛辣的，如果既不适合“卑鄙”，也不适合“高贵”类别，那么我通常将其置于中间，即“中性”。
例如，德莫斯梯尼对福吉翁的谈话：“人民会摧毁你，只要他们开始暴怒。”
得到的回答是：“相反，如果他们恢复理智，就会摧毁你。”
有人傻乎乎地问他：“谁是最好的国民（quis civium optimus）？”
他回答道：“最不像你的人。”
这些以及类似的话就属于言辞的魅力。
人们碰巧遇到的偶然事件（虽然没有什么是偶然的，但我们就用常用词吧），虽发生在人身上，但似乎部分来自神[38]，部分源于自然。相关的例子有，塔西佗曾记述，5万费德奈人丧生于剧场坍塌。
这件事应该放在“关于死亡”的标题下。亏损、沉船和意外战败都应归于此类。但是，我们也把相反的事情放在同一标题下，因为历史上它们几乎总是同时出现——即德性与劣性，卑劣之物与高贵之物——通过列出一张关于这些事件的清单，我们就能在谈及一件事时，同时谈及其对立面，例如迟钝、审慎、狡猾；怯懦、勇敢、鲁莽；自负、希望和绝望；浮躁、坚定和固执；古板、节制、无节制；傲慢、谦逊和自贬；残酷、宽厚和放纵，塞涅卡贤明地称其为灵魂的恶；贪恋、大方和浪费；插科打诨、文雅和粗野；谄媚、和蔼和乖戾。
即使很多性格特征难以名状，其两级也常常隐含在其中道的名称里，例如，一个崇高灵魂的伟大在于友好、德性、宽厚和忠诚，这些特征中完全没有两极特征，或者词里只包含一极。
有些情况下，两极之间无法容纳中间状态，例如嫉妒、怨恨、
饶舌、沉默寡言、不得体和羞怯，羞怯被排除在德性外，因为任何年龄的人都不该羞怯——德性的定义暗含着这一特点。
然而，如果有谁不满意恶性与德性的二分法，也可以采取四分法，即审慎、节制、勇敢和正直。斐洛
为了避免多个词引发歧义，认为最高的善无非是正义，而正义无非是所有谋划、言辞和事行中的某种正直和诚实。柏拉图教诲说，每个人首先于自身发展正义（犹太人会说每个人首先于自身开始仁爱），他把审慎给予灵魂的更高层，让其指导欲望、警示危险，将勇敢指派给心脏，审慎指派给肝；然而，他认为所有正义都有一个共同点——理性指挥，其他服从。[39]也就是，他让每一部分各归其所。
但是，要么这根本所指无物，要么完全把正义与审慎混为一谈。每个人用以判断应该给予其他人什么的那种德性，法学家不称其为道德德性，而称之为审慎。让每一事物各归其所或命令其各归其所的人，不是善，否则不那么做的人就是恶，除非我们承认，没有杀人就吹嘘自己给予了人生命的恶棍身上也有德性。如果我们把这类正义授予低层次灵魂，就会遇到困境：我们将与无理性的野兽为伍，因为它们也有那种低层次力量，与人的法律和正义相关联。但如果有什么德性是两种灵魂都有的，当然审慎就是那纽带，同样也是所有德性与各种知识体之间的纽带。如果我们确实承认这点，就得从哲学中排除“审慎是否是美德”这个模棱两可的争论。我们可以从柏拉图本人那里获得这一观点的权威说法，《法义》的最后一卷，
他只以德性来衡量每个人的所有活动，以审慎来衡量一切德性。否定了廊下学派的观点，现在我们可以以我说过的方式来划分与智识——即各种学科——相关的各种德性了，将其分为理论的、实践的和能生产产品的。
因此，结论就是，在读史过程中，不会出现任何无法被恰当地归列在其合适位置的史事——不管是值得称赞的，还是该遭责备的。如果历史中的卑鄙之事与高贵之事、有用与无用之事混在一起，我们必须停止探讨，换成通俗的谈论方式。例如，罗马元老院曾产生过这样一次决议，命令地方总督 加卢斯 （Gallus）破坏与阿凯亚人之间的联盟；然而，如果加卢斯遵从自己天性的善，就应该维持双方共同的友谊，在出现争吵时安抚双方。
应该说，这一决议对罗马人有用，因为拉科戴梦人、威尼斯人以及几乎所有的民族都采用过同样的审议；德莫斯梯尼驳 亚里斯托克拉底斯 （Aristocrates）的演讲和为罗德岛人争取自由的演讲内容都表明，这一审议对雅典人有用。但是，如果各民族的权利被侵犯，就应将这一审议视为无用且卑鄙。
在缺乏经验的人看来，[40]刺杀 林孔 （Rincon）和 福勒戈索 （Fregoso）两位外交大使，或者掩盖他们是被皇帝查理五世的人杀掉的，对皇帝有用，因为据说两位大使邀请外援和土耳其军队。然而，这一罪行不仅卑鄙，而且对皇帝本人和整个国家都极其有害，最终，这一罪行演变成一场大战的导火索，天主教同盟被煽动了。科林斯毁灭和塔伦特姆败北的原因正是起于两位大使遇刺。如果有人不愿听从民众的判断，而更愿意跟从智慧之人（虽然关于什么是卑鄙或高贵，即使是智慧之人彼此之间也无法达成一致），那他在掌管国家时常常会步入歧途。
最后，读史家作品时，为免太频繁地被要求中断阅读而去写作，我们应该在页边给类似段落加注。这样，就能很容易地把每一史事归到其标题下。我们也能从中获益——通过重复，能够更加牢固地记住所有最重要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