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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剧知识以两种形式出现：一是史诗中，借助于迷人的、既已存在的直观世界而形成的神话性的不容置疑的知识；二是悲剧中，通过对神性的攻击而形成的神话性的可质疑的知识。从这两种形式中生发出两种悲剧性超越：其一，启蒙主义哲学的世界解释；其二，宗教启示。两者皆是不充分的超越。
并非前苏格拉底的哲学家和柏拉图的思辨性的对存在的证实（对于悲剧反面的也罢，正面的也罢），而是后亚里士多德时代的从启蒙时代发展而来的理智性的普遍哲学，通过瓦解所有虚假的历史流传下来的神的表象的方式，才从悲剧创作过程内获致的无知之中得出结论。普遍哲学设计构想了一种全体的万有的和谐，从这种和谐中它将所有的矛盾理解为相对的不和谐。它将个人命运的重要性相对化，并且在个人的自我存在中看到了某种不可动摇的东西，这种不可动摇的东西将世界的命运仅仅作为一个角色去把握和再现，却并没有与该命运同一化。现今，悲剧知识已经失去其重要性，它最终的根本态度既非那自我维护的英雄的反抗，又非那受到这个世界束缚的灵魂的净化，而是冷漠，即无动于衷所具有的麻木的无关痛痒的状态。
对于悲剧知识而言，哲学的冷漠是不充分的解放。首先，它是单纯的忍耐，虽然能够在神话时代英雄的反抗中认出自己，但又不具备他们的热情。它在内容上是贫乏的，整体上缩小为空洞的自我维护的一个单纯的点。其次，它对于人们来说很难实际践行。虽然卓尔不群，但它依然停留在理论层面，是一个几乎被绝大多数人拒绝的理论。因此，在悲剧知识与哲学的空虚之外，人渴望更深层的解放。启示宗教对此做出了允诺。
人希望获得解脱，并且他也如愿地获得了解脱，但人仅靠自己是无法实现解脱的。这样一个重担——一个无法完成的任务从他身上被卸了下来。基督的牺牲、佛陀的教诲不仅向他伸出了援手，而且为他实现了解放，而人只是参与其中罢了。
在犹太-基督教这样的启示宗教中，包括“现实存在”与人之间的矛盾，以及表现为悲剧的一切，都深深地扎根于人的起源之中：原罪就根植于亚当的罪过之中。解脱源于基督的十字架受难。诸多存在于世界上的事物沉沦堕落。人在背负起具体的罪过之前，就已经处于难以战胜的罪过之中了。人被卷入这样一个过程之中，一个根植于一切事物之中的过错与解脱的过程；对于过错与解脱二者，人都是通过自身介入其中的，然而又并非仅仅通过自身介入其中。人因原罪而是有罪的，因恩典而得到解脱。当人不仅允许，甚至选择现实存在的苦难、矛盾及内心的分裂加于自身之时，他便背负起了十字架。这已不再是悲剧，而是在恐惧之中放射出的恩典的极乐光芒。
如此看来，基督教的解脱与悲剧知识是相互对立的。解脱的可能破坏了悲剧的绝望。之所以不存在真正的基督教悲剧，是因为在基督教戏剧中，解脱的奥秘是戏剧性事件的基础与空间；悲剧知识自始便从通过恩典而获得的实现与拯救的经验中被清除了。
随之，悲剧本身成为一个不受约束的事物，人会因其而兴奋激动，却不会从中受到触动。对于基督徒来说，本质性的事物是不能出现在悲剧之中的。真正的基督徒最初是逃避艺术创作的，因为信仰只能从实存的意义上被实现，而不能从美学的角度被审视。在这种意义上，一个基督徒一定会误解诸如莎士比亚这样的作者：一切都是莎士比亚艺术再现的对象；对于什么是人这个问题，他向我们展示了所有的可能性。但宗教，也唯独宗教，莎士比亚对之避而不答。基督徒知道，无论对于莎士比亚的作品有多么深刻的体会，这些作品依然没有告诉他在信仰中获得了什么，甚或根本没有触及这一问题。对于他来说，莎士比亚似乎只是间接地，通过其作品开放的断面、悬而未决的特性以及作品中流露出的渴望，未曾明言地且无心地，将其引入解脱的可能性。
基督徒忽略了悲剧知识的实质。但是，如果悲剧知识保持其哲学性并纯粹以哲学的方式得以展示或阐明的话，那么，一方面，它自身就是一种实现超越的方式；另一方面，对基督徒而言，它又是一种特有的解放。从基督徒的角度观之，这种解放被误解；而在哲学的冷漠之中，这种解放又失去了它的内涵。
人的所有基本经验，在基督教意义上都不是悲剧性的。罪将成为喜乐的罪，从而使解脱成为可能。犹大的背叛使基督的受难成为可能，同时也是所有信众喜乐的基础。如果基督是世界上失败的最深刻的象征，那么基督绝非悲剧性的基督，而是在失败中去认识、去实现、去完成的基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