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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为人就在于对真理的基础的探寻。真理永远为他而存在，并且借助某种语言而存在于他之中，无论这一语言有多么粗略与模糊。
就方法论的确立而言，做哲学
产生了一次飞跃。但通过这一飞跃，从前令人满意的真理意识的正确性依然不会动摇。在这真理意识中蕴含着诸多本源性的精神的直观，它们产生于久远的历史流传物，以形象、行为、历史向人们述说着真理。神话的力量、启示的权威、生活的严酷都是现实。诸多基本问题不是通过反省，而是通过无可辩驳的事实得到了回答，而这回答又并非是通过理性的意识给出的：为何人会有现今的如此这般的状态？原罪与普罗米修斯的神话做出了回答，并同时设定了人的使命；我如何获致我本质上的纯洁性，如何获得解脱，以及如何获得存在中的安宁？神秘祭礼、宗教仪式、生活方式给出了答案并指明了道路。
当哲学作为方法论指导下的思想而发轫之时，用以表达诸多本源直观的语言也获致了其最大的清晰性、成熟性及威力——这个时代就是公元前600至300年。
做哲学一方面激活并提升了这些本源直观，另一方面又为这些直观的深度所触动；做哲学与这些直观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它或是与这些直观之间产生对立、斗争，继而超越它们，或是取其为己所用。做哲学要么将其视为异己的事物而拒斥，要么将其纳入自身而加以肯定；最终，无法被理解的一些直观，只得被确认为异己的事物。
上述直观作为真理的语言一开始就是一个有容乃大的整体、一个不可分割的存在，塑造了人的生命，并充满于人的生命之中。在这个整体发展变化的过程中，宗教、艺术与文学概念相互分化。诚然，诸多分化导致了最终真理的语言的分割，但某个整体的存在贯穿于上述所有直观之中，正是通过这个整体的存在，诸多直观间本源的无差别性在它们的相互关系之中，一直发挥着作用。
宗教 。那些显然作为宗教中的基础与界限的事物，其效用体现在为共同体提供力量，为个人提供支持；这仍然属于做哲学的业已确定的范围，并承载着做哲学的实质内容。在与做哲学的两极对立关系之中，这些事物以对立者的形态出现，但同时也成为一种富有成果的抵抗，成为做哲学一定要贯彻的事物。作为“人之存在”本身的基础，宗教陶冶了精神；尽管这种精神已经与宗教的特定历史形式相分离，并在表面上与宗教本身相分离。
如果抛弃并遗忘宗教，真正的做哲学也将停止。那么，将会产生无思想的、其自身毫无意识的绝望，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生活，某种虚无主义，以及随之而来的混乱的迷信。长此以往，科学也将沉沦。人们将不再认真地提出和深思关于人的根本问题，亦即人是什么，人可以是什么，人将来会变成什么；实际上，这些问题会发生新的形态变化，某种答案会被发现，但这答案已不再会理解人的“现实存在”
。
造型艺术 。造型艺术让可见性向我们言说。我们以艺术教导我们的方式去观察事物。我们通过建筑师赋予空间的形态来感知空间；我们观赏风景，就好像那风景是由宗教建筑浓缩而成，通过加工而成形，并通过人们的利用而获致其本质一般。当自然与人被带入雕塑、素描和色彩画作品中而获得其本质时，我们才感知到了它们。这样，所有事物才获得其本真的形态，才显示出被遮蔽的可见性与灵魂。
我们有必要对两种艺术作出区分：其一，作为特定审美典范的再现的艺术；其二，作为形而上学的暗号文字。二者合一的条件是：美是超越性的存在，这存在又是美的，而且所有的事物因为自身的存在本来就是美的。我们将形而上的艺术称为“伟大的艺术”，这种艺术以其自身的可见性揭示了存在本身。对于具有感性吸引力的事物而言，制作、装饰及描摹它的方法与超越者无关。如果所有这些方法是孤立的，而不具备上升到形而上学层面的契机，那么此方法基本上不过是艺术与非哲学性的技能罢了。
文学 。作为表象的所有内容，都要通过语言来把握。在语言的元素中，文学就是被揭示出来的无所不包的倾述。从祭祀仪式中词语的魔术，到呼求上帝过程中的赞美诗与祷告，再到对人的命运的艺术再现，无不渗透贯彻着文学对“人之存在”的表达。文学是语言本身的起点，正是在文学中产生了最初的叙述、认识及实践。最初的哲学也是以文学的形式出现的。
文学是一种工具，通过这一工具我们以最自然和最不言而喻的方式把握宇宙，并把握我们自己本质的所有内涵。我们改变自身，通过语言融入文学之中。不知不觉间，文学激发出的想象力向我们揭示了一个表象的世界，而借助这个世界我们才能精炼地把握我们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