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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在他的时代，认为虚无主义是“我们一切客人中最神秘的敌人”，“站在门前”。
同时，这个客人已经进来，并不再是一个客人，就哲学而言，存在主义一直试图去接受他。身处这种陪伴之中即是生活在危机之中。这场危机的开端要追溯到17世纪，在那里，现代人的精神状态开始成型。
在决定这种情况的特征中，帕斯卡以其雄辩的口才，面对其所有可怕的含意和阐述的是人类在现代科学的物质世界中的孤独。“当映射进无边无际的我所未知的空间，这个空间也不知道我，我感到颤栗。”“它不知道我”：不只是使人感到敬畏的无穷的沉寂空间和无限的宇宙时间，不只是定量不相称，人作为一个量级在这个巨大的定量中的无意义，不只是哥白尼式宇宙无差异地对待人类愿望——人类在自己未知的那部分里已经被荒谬地制定——它构成了人类在万物中彻底的孤独。
作为万物的一部分，人只是一片芦苇，容易被来自巨大和盲目的宇宙在任何时刻因为一个不理智的事件摧毁。作为一个思考着的芦苇，他不是万物的一部分，不属于它，而是彻底的不同，不能比较的，因为具有广延的东西不能思考，自然除了是具有广延的东西之外，其他什么都不是——身体，物质，外部大小。如果自然要摧毁人类，那确实是如此轻而易举的事情，然而，当人类被摧毁时，他会意识到自己正在被摧毁。他孤独地思考，不是因为他是自然的一部分。如果他不分享自然的壮丽，那么这种壮丽就变成了一个异乡的景象，自然在他内心深处什么也不是。因此，这使得他优于万物，他独特的差异和精神，不再归因于一个更高的他所属存在的集合，而是在他自身与其他存在之间横亘了一个相反的无法逾越的海湾。他与作为一个整体的万物相疏远，他的意识只能让他在这个世界作为一个异乡人存在，每个真实的反思都在讲述这种荒凉的异乡性。
这就是人类的境况。这再也没有包含我们自身可以感受亲属关系的内在逻辑的宇宙秩序，再也没有给予人以作为万物一部分的他所处位置意义的顺序。这种位置现在作为一个纯粹的和残忍的事件呈现。“我感到害怕和震撼”，帕斯卡接着说，“我此时在这儿，而不是在那儿，这没有理由为什么是这儿，而不是那儿，为什么是此时，而不是那时”。只要把这个世界视作生存的宇宙家园，总会有一个先在的理由，而帕斯卡谈及人在“这个自然的偏僻角落”不得不“把自身视作已经遗失的”时，“他发现自身只是临时寄居在此的小小细胞，我指的是宇宙”。在宏图中的完全偶然的人类存在剥夺了他了解自身参照系的可能性的企图。
但是，还有更多这种情况不是无家可归、凄凉和恐惧的单纯心境。大自然的冷漠也意味着大自然不会提及目的。随着来自自然原因、本质和她自身无目的用来支持可能的人类目的的目的论的退场。宇宙所给予的价值是未经本体论的证实，而自身完全被抛回到依靠自身追求意义和价值。意义不再是发现，而是“被给予”。价值不再于客观实存中被观察到，而是被视为评估的壮举。正如意志的职能单单是我自己本身的职责。意志取代了洞察；此时的行为驱逐了“善本身”的不朽性。这就是尼采式的欧洲虚无主义打破的这种表象。现在，人类与他自身同行。
世界玛瑙，
沙漠伸展无声和寒冷。
曾经迷路的人，
你所失去的一切毫无止境。
因此，尼采谈到（在《孤独之歌》中）——在诗的结尾，“无家人的悲痛！”
帕斯卡的宇宙确实仍然是被上帝所创造的那一个，那些抛弃所有世俗事物的隐士，仍然把他的心朝向超凡的上帝。但是，这个上帝本质上是一个未知的上帝，一个未知之神（
agnostos theos
），在他的创造物中是不可辨识的。这个宇宙没有揭示创造物的秩序所呈现的目的，或由创造物的丰沛所彰显的神的善，或由创造物的适度所彰显的神的睿智，或由万物整体的美所彰显的神的完满——而是单独地揭示他由大小、宇宙的空间和现世的无垠所彰显的权力。尽管人的此在是偶然的，但这种偶然性也是基于上帝的意志，这种意志把我抛向了“这偏僻自然的一隅”，这种意志是不可思议的，“为什么”我的存在是在这，正如无神论的存在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难以回答。这个隐匿的上帝（
deus absconditus
），除了可被断定的意志和权力，我们不能说得更多了，在他离开这个场景时，留下作为遗产的隐匿的人（
homo absconditus
），这个人的概念只能是意志和权力为特征的——为了权力的意志，以这种意志为意志。
对目前讨论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人类的宇宙环境和自然观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在形而上学形势下导致了现代存在主义和虚无主义影响。不过，如果是这样，假定存在主义的本质是某种二元论，人与世界存在隔阂，血亲秩序观念的丧失——简言之，人类学的反宇宙主义——这未必是现代自然科学单独创造的情境。就宇宙虚无主义本身而言，无论它是由什么历史环境产生的，都会成为存在主义演化的一些特征的条件，而在何种程度上这种情况被真正地发现，将视作我们归因于用存在主义观点来描述事物的关联性。
有一种情况，一个只是我知道的西方人历史，那里——处在一个没有接触任何现代科学思想的水平——这种环境伴随着一个激烈的大变动的事件而实现和实践。那就是诺斯替教运动，或者在各种各样诺斯替运动和教义中更激进的那部分，它们在基督教纪元的第一个300年被广泛鼓动，在罗马帝国的希腊地区和东部边界迅速扩散。因此，我们希望了解的可能是一个令人不安的主题，虚无主义，只要能在这个短文空间完成，我希望把这些证据呈现在读者面前。
相似的存在跨越了时代，例如你在这所断言的，我们并不奇怪，如果你回忆起在第一个基督教世纪的古希腊罗马世界里不止一个方面文化状况与现代状况的相似。斯宾格勒甚至宣称这两个时代是“同期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都是在各自文化生命周期中处于同一阶段。在这个类比的意义上，我们现在处于早期凯撒大帝的时代。然而，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不仅仅是一个巧合，事实是我们通过很多后古典时代晚期的侧面确认我们自己。诺斯替教就是那些侧面之一，而且这里需要承认，因为它是由陌生的符号所呈现而感到困难，随之而来的是意想不到的震撼，因为他既不是斯多亚主义和伊壁鸠鲁主义所呈现的以肤浅的历史意识为特征的图景，也不是尼采式定义所描绘的现代虚无主义的图像——本质上是一个后基督教现象。
在接下来的讨论中，我将把存在主义或多或少地作为一个已知量。然而，很不幸，我不能把诺斯替教做同样的处理。它位于历史知识的主要道路上，而哲学家们却常常讲不清楚它。因此，我不得不在我的课题中侧重诺斯替方面的思考，而不是公正地在我所担保的比较中进行平衡，但我确实没有在我的称述中看到这种不均衡是可以避免的。
“诺斯替”这个词指的是一组在我们纪元之处的宗教教义，他既明确地由“gnosis”这个词定义他们自身，也暗示这是他们预言的一个要点。
“gnosis”意为“知识”，这个词的历史含义由古代的和现代的观察者所造就，诺斯替本身是古希腊哲学浸淫东方宗教思想的产物。然而，在内容、方式和目的上，诺斯替的“知识”却少有理性思维，这种希腊式联系的名字对于理解更多的是误导。
另外，容易误导的是，事实上，大部分在仍变动着的边界上的早期教堂里的诺斯替教派，在观察家们的心里，给予他们这个名字，是带有基督教异端的含义，仅仅是基督教的一个附带现象。现代研究也表明了非基督的诺斯替宗教的存在，与在衰落的古代世界中基督教的兴起相一致，甚至还有前基督教诺斯替主义的证据。事实上，诺斯替运动——我们必须这样叫它——在那些关键的世纪是一个综合现象，就像基督教凭借的是一种广泛而普遍的人类冲动，在很多地方，以很多形式，用很多语言爆发出来。
这里需要被突出强调的是彻底的二元论心境，它成为整个诺斯替教态势的基础，统合着广泛的各种各样，或多或少地给予诺斯替自身仪式和文献的系统表达。它发轫于人类最初的二元论心境的基础，一种热烈的人类体验，这种心境塑造了二元论教义的框架。这种二元论是在世界和上帝之间。这是一个二者不相互补充而相互对立的二元论，一个不兼容的对立，这种事实主宰了诺斯替的末世论。它的基础是一种人与人发现自身所寄居的世界完全分裂的感觉。这种感觉在教义中得到解释。在诺斯替的神学方面，它说神没有分离，也不关心现实世界；那真正的神，完全地超凡，没有被世界揭示和显现，因此是未知，是一个完全的他者，不能被世间任何类比所知晓。相应地，在它的宇宙论方面，它说这个世界不是神的产物，而是一些下级的原则所造；在它的人类学方面，人的内在自我——叫作普纽玛（ pneuma ，意为“灵魂、精神”）——不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而是完全超越的和不被世界的任何种类所知的，因为它是上帝超凡的相似物。这个世界是由在不容置疑的神话体系中的某个人创造的（尽管是来自许多被设想的神中一些精妙的黑暗自生的体系）。但是，无论谁创造了这个世界和人，根据诺斯替主义，人和世界都不需要向他效忠；既不是他的产物，尽管不可思议地完成了人，他的声明也不能使人按照他的计划来。由于上帝不能成为那自身感觉完全是一个异乡人的创造者，那么自然必须被一位地位低的造物主所创造，一个远离最高存在的权力，一个堕落之神，保有他仅有的权力去行动，并且是无知地盲目地行动；他创造这个世界出于无知的激情。
因此，这世界是这样一个结果，本质上来看，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否定知识的具体化。它揭示的是无知，因而是一种有害的力量，来自于拥有自作主张的权力的精神，来自于可以规定理解和爱的意志。这个世界的律法就是这种规定的律法，而不是神的智慧。因此，这个宇宙（ cosmos ）就是无知（ agnosia 。）在这种否定中，知识（ gnosis ）发现了自己最初的应用，一个在否定心境中的应用。这种积极的补充表示人的本质实际上是这样一个事实：这决定了人的心境是无知中的知，黑暗中的光，这种关系是在他内心深处作为异乡人而存在的，在这广袤的宇宙中没有任何情谊。
这个宇宙没有古希腊“宇宙”（ cosmos ）的尊严。并给了它轻蔑的绰号：“这些可怜的东西”（ paupertina haec elementa ），“这是造物主微不足道的细胞”（ haec cellula creatoris ）——这都引自马克安，第二次我们是在帕斯卡提供的文字中发现了相同的表述。它仍然是宇宙，一种秩序——但是带着复仇的秩序。不止世界保留了cosmos的名；并且现在更是一个新的和令人害怕的强调，一个立刻使人畏怯的、不令人尊敬的、不安的和反抗的强调，因为这些秩序对人的渴望是陌生的。这自然的不足不是任何秩序的缺失，而恰恰全是因为它巨大的完整。造物主的被造物，混沌的堆积，知识的对立面，是一个巨大的体系，用法律统治。然而，宇宙的法则曾一度被视为人的理性可以理解其行动的表达的原因，现在知识被视为阻挠人的自由的强制力。斯多亚学派所谓的宇宙逻辑（logos）被黑玛门尼（ heimarmene ）所取代，压制性的宇宙命定。
这个黑玛门尼由行星，或是通常意义上的星、不可阻挡的神秘命数和怀有敌意的宇宙法则所执行。“宇宙（cosmos”）这个词情感内容的变化远比不符号化的先前可见世界最神圣部分的贬值，天球。这布满星星的天空——从柏拉图到斯多亚派都是宇宙秩序中理性最纯真的体现，这可理解事物的范例同样是真实的神圣本质——用不变的异乡的权力和必要性的光芒凝视着人们。它的法则是专横的，而不是天意。虽然剥夺了曾经对它的所有虔诚，但是仍然占据着它应有的突出的和具有代表性的位置，这星空现在变成了令人害怕的高耸者的宇宙事实。在这冷酷的天空下，它不再激发虔诚的信心，人越来越意识到他完全的孤独，意识到他的存在不是自然的一部分，二是无法解释地被放置在封闭的体系中。
因而，像帕斯卡，他感到害怕。他与世无争的隐居，发现害怕本身就在这孤独之中，在原初的恐惧中爆发。恐惧作为一个存在于世界中的基本情绪首次变得清晰，不是在存在主义，而是在诺斯替作品中。这是它的状况的自我反应，在这发现中，它本身确实是一个元素：它标志着自我从这个世界的沉睡和陶醉中的自我觉醒；这个内心深处的精神越来越本能地意识到它本身，意识到它，却不属于它本身，而是成为宇宙设计中无意识的执行者。知识， gnosis ，能使人从劳役中解放出来；但自从宇宙背离了生活，储备知识不是为了智者整个宇宙知识的集成，也不是为了顺从宇宙的法则，正如斯多亚学派的智慧那样，它应当是在宇宙的必然性主张中寻找自由。因而，诺斯替背离了斯多亚学派，人的异化没有被克服，而是被加深推入了极端因为自我救赎的目的。
在进一步讨论之前，让我们先停止去问作为一个神圣秩序整体的旧的宇宙思想发生了什么。当然，没有什么比得上现代自然科学被卷入这个灾难性的贬值和宇宙的精神剥蚀。我们只需要注意到在诺斯替阶段，这个宇宙被彻底地妖魔化了。然而，这超越了反宇宙论自身，导致在巨大差异的现代设定上与存在主义现象古怪的类比。如果不是科学和技术，是什么造成人类参与的古典文明的宇宙虔信崩塌，在这之上，那么多伦理标准被建立起来？
回答这个问题确实很复杂，但是至少有一点可以简短地指出。古典的整体与部分的本体论教条——根据这个教条，整体先于部分，优于部分，部分是为了整体的利益并在整体中找到它们存在的意义——已经丧失了它社会基础的有效性。作为一个整体的活的例子就是城邦，它的公民有一个作为整体的支柱，可以用知识断言城邦相对于作为部分的他们，处于优先地位，不管怎样逝去和交换，维系城邦的只能是他们自身的存在，他们的行为对于城邦整体的存在和完满有影响。这个整体，是为了个体的存在和福祉，也是人的愿望实现的框架。
这些本体论的原则使这些概念幸存下来。被吸收进亚历山大大帝的继承者们（Diadochs）最终也进入了罗马帝国，罗马帝国去除了具有建设功能的城邦知识分子，这种关系也不再在政治上坚持。但是，斯多亚派的泛神主义，后亚里士多德主义一元论的自然神学，替换了城邦代之以个人和宇宙的关系，这个更大的整体。通过这次替换，尽管它不再反思真实的人的处境，这个古典的整体与部分的关系被强制地保持下来了。现在宇宙被称为伟大的“人和诸神之城”，变成了一个宇宙的公民，一个世界公民（cosmopolites），这被认为是一个目标，否则孤立的人要承受苦难。他被要求，正如它是这样，像他自身那样去适应宇宙的原则，为了确认他自身和宇宙原则，通过所有的中介，与他自身内部联系，与他的逻各斯联系，与整体的逻各斯联系。
在现实方面，这种确认由肯定地和忠实地扮演整体分配给他的角色组成，按照斯多亚学派的道德居住在宇宙刚刚好的位置——无意地揭示了这个结构中虚构的成分。一个扮演的角色取代一个真实的功能。这个演员站在这个位置代表“犹如”他在作出他的选择，“犹如”他们的行为是有关的。什么确实有关仅仅看结果，这些演员勇敢地表演，也是他们自己的观众。
用正在演戏的作为部分的人来说，这是隐藏深深绝望的虚张声势，只是在那些相当不同的景象之间进行转换。整体在它自身中真正所关心的是我吗？斯多亚派声称深谋远虑的普遍命运（heimarmene［黑玛门尼］）确实是这样，宇宙的命运伴随着天意。作为一部分的我，无论怎样扮演它，真心实意地出力，而这能影响到整体吗？斯多亚派认为这正如宇宙和城市的类比。不过，正是这样的对比产生了人工的构造，因为——与城邦（polis）中真正的东西相反——没有任何东西在我的掌控之中被产生出来，我作为部分，变得愚钝，这在城邦中是没有的。
可以说，在以人为集合的这种勉强的热情被维持，通过富有吸引力的断言认为这是具有保留人的尊严和支持积极道德的意义。这种热情，由于被先前市民美德所激发，从而获得成功，这是由那帮知识分子提出的把这种维系生活的强制力带入到基础已经发生变化的条件下。但是，帝国原子化了的民众，他们在这种高尚传统的美德中从没获得什么，他们发现自己被动地卷入了一个非常不同的境遇：部分对整体非常重要，但部分对于整体的认识却是陌生的。诺斯替的抱负不是在整体中“作为一个部分行动”，而是——用存在主义者的说法，成为“真实地存在”。他们自己发现，这个帝国的律法，是一个被支配着的外部天意，一个不可接近的强制力；对于他们而言，宇宙法则所宣称的仍是相同的特征，宇宙的天命，这个世界只不过是这个星球的执行者。正是这个法则中的概念修正了法则中的所有方面——自然准则，政治律法，道德律。
我给读者描绘的场景和人从这个世界的异化及原子化的工业社会这个场景多么类似。这种类比，我确信，将给帕斯卡所证实的现代科学的宇宙观用我自己的贡献从社会方面作出补充。正如古代社会晚期，今天，“世界”这个词包含了两个意思：一般意义上的自然和社会存在。后者也显著地决定人与“这个世界”的关系，所有万物。
法律观念的颠覆，或者说，nomos，导致了一个具有诺斯替反宇宙论虚无主义含义的结果，与此同时，类比尼采——海德格尔——萨特的存在主义，不止明显地在宇宙论方面：诺斯替的唯信仰论。从一开始，诺斯替教就承认唯信仰论——拒绝任何客观规范的指导——认为在这两个方面有着巨大差异，与精妙的和无情的唯信仰论的存在主义的自我解释相比，它显得粗糙，或许还缺少精深。在一方面，被清算的，是1000多年古代文明的道德遗产；另一方面，是2000多年的西方基督教形而上学成为了道德律观念的背景。
尼采表明了“上帝死了”这句话的虚无主义情境的根源，主要指的是基督教的上帝。如果要求诺斯替教相同地总结他们自己虚无主义的形而上学的基础，只会说“宇宙的上帝死了”——说死了，那是因为作为一个上帝，他对于我们不再圣神，并且不再能指引我们的生活。这场灾难公认地难以理解和无法挽回，但真空留了下来，即使没那么万劫不复，也没那么激动人心。
对于尼采来说，虚无主义意味着“最高价值被贬值”（或者“无效”），这种贬值的原因是“我们没有理由假定一个超越，或是一个‘它本身’的事物，它是‘神圣’，它是道德的化身”。
这种关于“上帝死了”的表达，在海德格尔的表述中得到了证实，“一般意义上，在尼采的思想中，上帝和基督教这两个名字表示先验的（在感觉之上的）词语。上帝指的是观念的和唯心主义领域（《林中路》，p.199）”。因此，任何支持价值的东西都可以派生，它的衰落，就是“上帝死了”，不仅是最高价值的贬值，同样也是强制性义务价值的丧失。引用更多海德格尔对尼采的解释，“‘上帝死了’意味着先验世界不再具有有效的强制力”。
我们需要做一个修改，而不是以荒谬的方式把这个陈述应用到诺斯替教方面。当然，这是真的，这种极端的二元论本身就与放弃超绝相对立。超觉的神用最基本的形式代表超越。在他的绝对超越中昭示着宇宙的密闭性。但是，这种超越不像柏拉图主义的“可理解的世界”，或者犹太主义的世界神，它与这个可感世界没有任何正相关关系。它不是世界的本质，而是它的否定和取消。诺斯替的神——不同于物质世界的造物者——是完全不同的，他者，是未知。正如与人类内在相对应的东西，这个宇宙自身或普纽玛，它是隐藏的，也揭示了在概念中，它自身只是在他者的消极体验，一种非确认和虚无，而不是实在（ens。）从对这个世界任何规范关系中的撤出的超越都等于是一个已经失去有效力量的超越。换句话说，对于所有人对现存实存的企图，这个隐匿的上帝是一个虚无主义的概念：从他那不会发出任何内在规则，没有自然的法则，因此也没有作为自然秩序一部分的人的法则。
在此基础上，诺斯替派的反律争吵就像萨特那样简单。既然至高是沉默的，萨特认为，既然“这个世界没有迹象”，人，这个“被遗弃的”人，开拓他的自由，或者更甚，什么都无法帮助他自身：他“是”自由，人类“除了是自身的计划，其他什么都不是”，“所有对人来说都是被允许的”。
这种自由是绝望的天性使然，作为一个无指向性的任务，激发出恐惧，而不是欣喜，是一个不同的问题。
在诺斯替的论证中，我们有时遇到的只是反律争辩的主观主义的形式：没有什么天生就是好的或坏的，事物本身是无动于衷的，只有人类意见的行动有好有坏。精神的人，在知识的自由中，对他们有着中立的使用。这让我们想起了古典的诡辩学派，这个有着真正形而上学背景的浅薄的怀疑的主观主义启发了诺斯替有关于人类意见来源的更深的反思。
最终的来源不是人，而是造物主，以及常见的自然秩序。它的产物，“法”，不是中立的，而是我们自由的伟大设计的一部分。存在的内在法则，这个道德准则是对自然的内在法则的灵魂的补充，正是无所不在的宇宙法则的灵魂方面。它们都来自于世界的造物主，而他把世界作为他权力的机构，犹太人的上帝作为创造者和立法者统合了这两方面。正是这个物质世界的法律，这个黑玛门尼（heimarmene），使得个体融入普遍体系，所以道德律使灵魂成为一体，使他们屈从于造物主的计划。
什么是法律——既不是通过摩西或者预言家们所揭示的，也不是在人现实习惯和意见中所操作的那样——而是规范和稳定人关于世界和对世界的关切的含义的手段；用规则的严肃性来设置，赞美与责备，赏与罚，都在他彻底的参与中；使他乐于参与到这个强制性的系统中，从而使所有的功能都更流畅和更密不可分？到目前为止，这个道德法律的原则是公正的，它在灵魂方面都有相同的强制特征，在自然方面则是宇宙的宿命。“天使创造世界，建立‘正当的行动’，用戒律引导人们成为奴隶”（Simon Magus。）在标准的法律中，人的意志是由处置他们身体的相同权力所关照的。他放弃自身的权威去服从它。
不可能是在这导致无政府主义和一些这种态度的享乐主义后果。顺带说一下，这种后果既不是享乐主义的，也不是禁欲主义的，除了一个短时期的革命极端主义，他们可能更经常是后者，而不是前者。但是，两个看似相反的态度实际上是同根的，并且能够奇怪地组合。相同的基础论点支撑着它们，一个通过放肆来拒绝对自然的忠诚，另一个则通过节制。一个有时会允许任何事情积极去承担每种行为的义务，向自然呈现自身借此耗散自然的权力；而另一个则通过拒绝这些机会，把与自然的往来减小到最低程度，从而藐视那些权力。两者都活在法律之外。滥用自由和不使用自由，对他们来说都是无差别的，都只是其无宇宙论的一种表达。
这个更明确指出，远远不仅仅是“主观主义”怀疑论的观点，这是一个拒绝效忠任何客观规则的毋庸置疑的形而上学兴趣，它被断言为真正自身的自由。但是，这种自由不是作为一种“灵魂”的物质记录下来的，正如像身体是由自然法规定灵魂由伦理法规定；它完全是一种普纽玛（ pneuma ），难以下定义的精神的存在内核，外来的火花。这灵魂，psyche（心智），是自然秩序的一部分，被造物主包裹起来，用来包住外来的普纽玛，在标准法律中，造物主完全用自身控制它。心智的人，在他的自然本质的定义中，例如，作为一个理性的人，仍然是一个自然的人，并且不再承认自身的普纽玛作为一个真正的存在而不是现代存在主义认为任何存在的本质都是对真正存在的偏见。
这儿与海德格尔的观点进行比较是恰当的。与人作为理性动物的古典定义相反，海德格尔，在他关于人文主义的信中，认为这种定义仅仅通过一个特别的品质，从而限定在动物的属性上的不同，把人明确放在动物界。如此一来，海德格尔主张，这把人放得太低了。我怀疑这只是参与“动物”这个词的经典定义的争论的一个词语的诡辩。除此之外，他拒绝任何关于定义的“自然”的人的概念，因为这种概念把人的独立自主的存在隶属于一个预定的本质，因此使人成为整个自然客观本质秩序的一部分——这整个反本质的概念，随意地“规划”存在——与诺斯替的普纽玛的反心理的否定性有着重要的类比。这个普纽玛带来了专属的知识，和它自身与心智的理性知识完全不同。心智的人，通过他的理性的确在向他的创造者、造物主的道德律效忠，并顺从地履行他们现在已有的机会，适当地“调整”去适应外部命令，因而在外部命令中扮演好分配给他的那部分，是这个宇宙体系中分配给他的那部分。不过，这个 pneumaticos ，“精神的”人，是超越法律的，上帝和恶魔，只有“知识”的力量才能对他立法。
我只想说注意保罗的唯信仰主义，与普遍的诺斯替氛围，它具有很大的不同。它的确不能从更高的“知识”的法则中获取自由。
然而，这个知识是关于什么的？这种认知不是关于灵魂，而是关于精神，在这里，精神的自身发现了它从奴役中的拯救。一个瓦伦廷学派著名的准则成为了灵知（
gnosis
）内容的缩影：“使我们自由的是这样一种知识：我们是谁，我们将成为什么；我们在哪里，我们在何处被抛出；我们将向何处进军，我们将从哪里获得拯救；什么是我们的起点，什么是我们的再生。”
对这个纲领性的准则的真正解释不得不需要逐渐展开完整的诺斯替神话。这里，我只希望做一些不太正式的观察。
首先，我们注意到成对子词条的二元论集合，并且末世论的不安在它们之中，伴随着从过去到未来的不可逆导向。我们更深层次地发现所有的词语都是发生的概念，而不是存在的，是运动的。这个知识是一个历史，它本身是一个批判运动。
在这些运动的词条中，一个“被抛”进什么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因为我们在存在主义者的著作中很熟悉。我们回忆起帕斯卡尔的“被投掷进无穷无尽的空间中”，就是海德格尔的被抛感（ Geworfenheit ），“被抛”，是他此在（ Dasein ）的基本特征，是存在的自我体验。这个词条，据我所知，是诺斯替的原文。在曼达派文献中是一个固定的短语：生命是被抛进这个世界，光明进入黑暗，灵魂进入身体。它表达这种原初的暴力行为使我在哪里和我是谁，这种我无选择的被动使我进入到一个不是我的法则的存在世界，而这个被抛的景象也告知了这整个初始的存在具有动态的特征。在我们的准则中，这被向某些终点的进军占据了。被驱逐进入这个世界，生命像是一种把自身朝向未来的抛物线。
这为我中肯评价瓦伦廷准则带来了最新的观察：在这个时间的词条里，它没有为现在（ present ）作规定，它的知识是朝向推进的。这就是过去和未来，我们从哪来和到哪去，现在知识诺斯（ gnosis ）自身的片刻，现在只是在更高的末世论危机中的这一个转向那一个。然而，这有一个与所有现代类似的区别：语境很明确，尽管我们被抛入暂时，但我们在永恒中有一个起点，同样我们在永恒中也有一个目的。这构成了一个内在宇宙虚无主义的背景，这要与现代的对应部分完全区别开来。
为了再次转到与现代相对应，让我们在此之前必须直面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 Sein und Zeit )，这个最深远和仍然最重要的存在主义哲学的宣言。在这本书中，海德格尔通过它存在的模式发展了一种自我的本体论，就是说，它通过它的存在构成了它的本质，这些模式被大量的基本范畴所解释，海德格尔称之为“实存的”。不像康德的客观范畴，他们定义结构不是现实，而是现实化——通过世界的客体的内在主动运动和自我本身作为一个连续的事件实现的。因此，他们个体和全体都有深刻的暂时的意义。这“实存”是内在的和精神的范畴，存在的真实的方面，它们与它的焦虑方面相环接。它们是这样存在着，在他们自己中分配，时间有三个视域——过去，现在和将来。
现在，如果我们试图整理这些“实存”，海德格尔在这三方面的存在，实际上，这是可以做到的，我们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至少在多年前，我做这个的时候，深深震撼了我（那时，我甚至以传统方式的“分类表”绘制了一个图表）。这个发现所做的图表“现在”这部分的纵列几乎是空的。我必须赶紧补充这部分，至于写的，则非常简略。实际上，有大量的关于存在主义的“现在”。但是，它本身原本什么都没有。就这个条目而言，与其说它是表示真实的（ genuine ）“存在”的那部分，毋宁说是现在的“状态”，这个词条完全被定义为将自身与“未来”和“过去”相联系。当计划的“未来”和被给定的“过去”相联系时，他一闪而过，在这个汇合点构成了海德格尔称之为“瞬间”的东西。（ Augenblick ［眼下］）：瞬间，不是持续的时间，是这（ this ）现在的暂时的方式——是两种其他视域，它们的不断动力的活动和没有居留的独立自主性的创造物。然而，这是它自身与内在运动的分离，“现在”准确地表示了对——好奇心的“抛弃”或“屈服”中真实的未来——过去关系的否定，正如（沉沦状态[ Verfallenheit ]）：一种存在张力的下降，一种本质的怠惰。的确，沉沦状态，一个包含着退化和下降的负面词条，就其本身而言是适合“存在主义的”“现在”，表示存在的派生和“不足”的方式。
接着，回到我们最初的陈述，我们发现所有与存在相关联的范畴，都落入不是过去就是未来方面的对子中：“真实性”，必然性，变成“被抛”是过去的存在主义方式；在自身之先，死亡、关切和解决的预感，是未来的存在主义方式。对于真实的存在没有现在的存有可依赖。正如它从它的过去，存在规划自身跳跃进未来；面对它终极的限定，死亡；从末世论的虚无返回到它的绝对实在，这种它早已成为“这”的坚定不移的论点；并且带着这个朝向死亡的最终解决，其实这已经在过去中概括了。我重复下，这里没有现在去停留，只有过去与未来的危机，它向前冲刺的决心在危险的边缘微妙地运动着。
这种令人喘不过气来的推动力对于同时代的心灵是一种巨大的吸引力，在我这一代德国20至30岁出头的人都大规模地屈从于它。但是，在现实世界的持有者对它的简化为冷漠的零点的不正式的解决方案，对这个瞬息的现在有一个困惑。什么形而上学在背后支撑着它？
这里有一点相关的附加观察。毕竟，除了存在主义的“现在”的瞬间，还有事物的存在。是不是他们的共在所面对的是不同的“现在”？但是，我们了解海德格尔认为事物是首要的上手之物（ zuhanden ），那是，合用的（甚至包括“无用的”也是方式），因此关系到存在的“企图”，所以包含在了未来——过去的动力中。然而，他们也可以是仅仅可用的（ vorhanden ）（在我面前），这就是，不同的客体，现成性（ vorhandenheit ）的方式是一个在存在主义方面沉沦的、下降的现在的客观对应物。“在手（ vorhanden ”）仅仅是“现存”，这赤裸的本质，可以看到存在主义的状况和实际关切的外在关联。它现在是，正如它过去是，与中和的东西相抽离。这是一种离开“本质”的状态——一种真实的有缺陷的模式——在这种（真实）之中的关系如此具体化，以至于是一个有缺陷的存在，它背离了未来的关切，进入只有旁观的好奇的虚假现在。
这就是存在主义者自然概念的贬值（“自然”的缺乏正如一个来自海德格尔哲学的相关章节就是在它自身中揭示真相）很显然反映出它与诺斯替轻视自然有一些共性。没有其他哲学如此少地关心自然，对于自然，没有尊严留给它：这种不关切不是分不清苏格拉底的制止物理探究高于人的理解。
看看这还有什么，大自然因为它自身，它的存在，古人用沉思命名，神视（ theoria 。）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沉思只留下毫不相干的现在，那么它就会失去它曾经拥有的高贵地位——正如在现在安息，并且它持有物体的存在。神视有它的尊严，因为它的柏拉图意蕴——因为它能在形式的东西中见到永恒的物体，超越不变成为闪亮发光的东西。不变的存在是接连不断的现在，在它的沉思中可以分享短暂现在的简短持续。
因此，它是永恒，并非时间，承认现在并且给予它自身在时间流变中一个地位；这是永恒消逝对当下消逝所作出的解释。这种不朽的失去是已经消逝的理念世界，理念在海德格尔看来是尼采“上帝死了”的真意：换句话说，是唯名论对实在论的绝对胜利。因此，同样的原因，虚无主义的根源也是海德格尔的存在方案激进短暂的根源，在其中，现在什么都不是，而只是从过去到未来的一瞬。如果价值没有作为存在被纳入视野所见（像柏拉图的善和美），而是被意志的规划所假定，那么确实存在要面向不变的未来，把死作为目的；一个不正式的解决，不需要内在规则（ nomos ）去解决，变成一个从虚无到虚无的计划，用之前尼采的话来说，“谁一旦失去了，你所失去的在任何地方都不存在”。
再一次，我们的研究回到人和自然生长原则（physis）的二元论作为虚无主义境况的形而上学背景。诺斯替主义与存在主义二元论就像俯瞰一个红衣主教一样，没有什么差异：诺斯替的人是被抛入一个敌对的，反圣的，因此是反人类的自然，现代人则是进入了一个漠不关心的自然，而只有后面这种情况可以代表绝对真空，真正的无底洞。在诺斯替的概念中，敌对的，有魔性的，仍然是有人性的，即使它的外来性也是熟悉的，与它自身给予存在相对比——一个负方向，可以肯定，有一个它背后由消极超越这个积极世界相对应的制裁。甚至这种敌对性质在漠不关心的现代自然科学中都没有，从这个自然中，任何方向都无法引出。
这使得现代虚无主义更加无限制地、彻底地和不顾一切地对于世界的恐慌错误和对它的法则的蔑视比起诺斯替虚无主义更甚。自然是不会关心的，这条路或那条路都是深渊，人类真正关心的，除了死亡，什么都不在意，伴随他的只有偶然性和他的计划意义的客观无意义，这真是一个空前的状况。
然而，这种差异揭示了现代虚无主义的深度，也挑战了它的自洽。诺斯替的二元论，是如此的异想天开，但自身首尾一致。这个把自身放在其中与恶魔的自然相对抗的想法，可以理解。不过，这种仍然包含在它之中但又有着自己本质差别存在的漠不关心的自然是什么？已经陷入中立自然的语句是二元论形而上学的残余，这语句剥夺了那些存在主义者自己的一元论信仰。什么是没有抛掷者的抛入，如果没有他，这是从何开始的？宁愿如存在主义者所说，人生——意识，关怀，认识自身——都是被自然“抛起”。如果是盲目的，那么看就是瞎的产物，关心就是不关心的产物，目的论就是非目的论的产物。
难道这个悖论不正是对这个中立的作为科学抽象的自然概念的质疑？同样，拟人论也要从自然概念中除去，如果人们把自然当作一个事件，甚至不能用拟人化来进行构想。作为中立的产物，他的实存也必须是中立的。即使面对死亡，也只是简单地作出反应，“让我们为了我们明天的死吃喝”。在任何创造性意图的背后都是无意义的制裁。但是，我们如果更深地洞察海德格尔，他是对的——那就是，面对我们的限制，我们不仅在意我们存在，更在意我们怎样存在——此在事实上仅仅只是至高的关怀，在这个世界上的任何地方，都必须在总体中获得这个事实的资格，给这个事实物理上的现起，而不仅仅只是外在的中立的目的论科学。
人与总体现实的分裂是在虚无主义的底部出现的。这种不合逻辑的分裂事实上是真实的，或者说，二选一是更可接受的：凝视孤立的人格，它所承诺的人，寻求解脱——发现了它——在一个伴随着分裂的一元论的自然论中，作为人将废除人的观念。在斯库拉和她的孪生姐妹卡律布狄斯那里，这种现代心理在盘旋。是否有第三条路向它开显——一条可以克服这种致命的二元论，可是这种二元的洞察仍然支撑着人类——哲学将不得不查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