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序

虚无主义是现代性的精神本质。

按照尼采的说法，虚无主义是一位站在现代社会门口的“最神秘的客人”，也应该是“最可怕的客人”。长期以来，这位神秘客人已多次来敲门，我们或听不见她起初并不大的声响，或不知晓这位神秘客人的来意，因而听不出敲门声的寓意，判断不出它的来源，也推敲不出它在现代时空中能传到多远，能有怎么样的影响与效果。直到它以猛烈的力量推开现代性的大门，制造出忧人的声调，刺激甚至伤害着我们的身心，危及我们的各项建设，我们才不得不仔细聆听着它奇怪的声调，不得不严肃认真地开始凝视它。

她起初是一位来自现代欧洲的神秘客人。随着现代文明的世界性传播，她的幽灵游荡于世界的角角落落。时隐时见，久而久之，她俨然像个主人似的，开始招摇过市、大摇大摆，甚至开始被视为见怪不怪的存在。然而，面目似乎熟悉的她，其身世、使命、影响、结局，我们都还不甚清楚。至于其来源、发展脉络、各种类型、表现形式、在各国的不同状况、甚至在中国的独特情况等，我们了解得也明显不够。要看清她的面目，了解她的身世，明白她的使命，周遭可用的有效信息甚少。翻译外文文献，对于深入研究这一思潮应当是一项必需的基础性工作。因为随着中国现代化成就的不断取得，现代性问题的日益展现，虚无主义在当今中国受到的关注不断提升，新世纪以来更是如此。但中国学界对其研究显然不足。原因之一应该就是资料和资源的短缺。

现代虚无主义思潮是外来的，作为现代性问题伴随着现代化沿着亚欧大陆由西向东传播而来。按照我的理解，现代虚无主义尤其对于后来、因为外部原因被迫启动现代化的国家至关重要，这些国家在急迫引入的现代文明与原有传统之间感受到了明显的张力，甚至剧烈的冲突，引发了价值体系调整、重构所产生的动荡、空缺、阵痛，促使敏锐的思想家们作出艰辛的思考。这样的国家首先是以深厚思想传统与西方现代文明产生冲突的德国与俄国，随后是日本与中国。德国思想家从1799年雅各比致费希特的信开始（起初个别的法国思想家差不多同时），俄国思想家从19世纪上半叶开始，日本和中国思想家从20世纪初开始，英美思想家从20世纪特别是二战结束之后开始，哲学维度上的现代虚无主义问题的思考积累了大量的思想成果，值得我们予以规整、梳理和总结。

人们关注现代虚无主义问题，首先是因为它带来的价值紊乱、失序、低俗。它表现为尼采所谓“上帝之死”，诺瓦利斯所谓“真神死后，魔鬼横行”，德勒兹所谓“反对超感性价值，否定它们的存在，取消它们的一切有效性”，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伊凡·卡拉马佐夫所谓“既然没有永恒的上帝，就无所谓道德，也就根本不需要道德，因而就什么都可以做”，或者艾略特的“老鼠盘踞在大厦底”、“穿着皮衣的暴发户”，加缪的“荒诞”，穆齐尔的“没有个性的人”。但是，现代虚无主义是诞生于自由主义的平庸和相对主义，还是源自于关联着全能上帝的人的那种无限的意志创造力量？现代虚无主义是存在于平庸、无聊、僵化的制度中，还是存在于撇开既定一切的无限创造之中？现代技术、机器、制度之中蕴含着一股虚无主义力量，还是蕴含着遏制、约束虚无主义发生的力量？人们对虚无主义忧心忡忡，对如何遏制虚无、避免虚无主义结局殚思竭虑，重心该放在那里？

然而，现代虚无主义问题不仅仅是意味着价值体系的危机与重构，同时也伴随着哲学思考的转型，伴随着思维方式的调整。如果说，以前人们对世界和自身的思考是基于完满之神，人的使命及其所面对问题的解决在于模仿这种神灵，那么，在“上帝之死”的背景下，基于大地的“现实的人”的思考如何合理地展开？使“现实的人”成为“现实”的“现实”包含着哪些规定性？“存在”、“大地”、“天空”、“内在现实”如何在其中获得自己的地位？形而上学死了，还是需要重构？什么样的“形而上学”死了，什么样的“形而上学”必须重构？甚至于，“上帝”真死了吗？能真死了吗？什么样的“上帝”会死，而且必死无疑？什么样的“上帝”并没有死，反而转化为另一种方式活得挺滋润？上帝之死肯定是一个积极事件吗？如果是，我们如何努力确保将其推进成一个积极事件？

自从现代中国遭遇虚无主义问题以来，我们已经对其进行了两次思考。这两次思考分别发生在刚经历过的两个世纪之初。20世纪初是个理想高扬的时代，在那个靠各种“主义”、理想的张扬消解苦闷的时代，现代虚无主义问题多半并不受重视，反而很容易被埋没。这“埋没”既可以采取朱谦之那样视虚无主义为最高境界的少见形式，也可以采取鲁迅兄弟隐而不露的隐晦方式，更可以采取不予理睬、以多种理想覆盖之的常见形式。在那一次思考中，陈独秀立足于经日本中介的俄国虚无党和德国形而上学，并联系中国传统的“空”、“无”对中国虚无主义的分析思考就显得较为宝贵。这种宝贵因为昙花一现更加重了其分量。如果说现代中国初遇虚无主义问题的第一次思考先天不足，那么相比之下，进入21世纪，中国再次思考在中国现代化成就突出、现代性问题凸显的时代应该是一个更好的展开时机。早已经历了道德沦陷、躲避崇高、人文精神大讨论、现代犬儒主义登台之后，经历了浪漫主义、自由主义的冲击以及对它们的反思之后，思考、求解现代虚无主义的中国时刻已经到来。现代虚无主义的中国应对方案，将在这个时刻被激活、被孕育、被发现。伴随着现代虚无主义问题的求解所发生的，应该是一种崭新文明的建构和提升。

希望本译丛的出版有助于此项事业。

作为编者、译者，我们满怀期待；

作为研究者，我们愿与同仁一起努力。

刘森林
2019年6月9日
于泉城兴隆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