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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概要： 主要分析在中国社会变迁的新时代背景下青少年价值观的构成特征，并通过构成项目分析、探索性因素分析、验证性因素分析以及结构维度的信效度分析等一系列操作程序，形成具有良好信效度的测量问卷。青少年价值观问卷共46个条目，由社会平等、集体责任、遵纪守则、家庭亲情、同伴友情、超越进取、时尚潮流和享受快乐等8个维度构成。对初、高中共780名学生的价值观结构及学校和社会适应的测量结果发现，存在一定的性别和年级差异，例如男生相对女生更认同同伴友情，初中生相比高中生更认同社会平等和家庭亲情，高中生则更认同享受快乐；青少年价值观各维度对学校和社会适应的某些指标具有预测作用。
21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已经步入了急剧变化和快速发展的时期。社会经济文化的快速发展，以及在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矛盾和冲突，更加凸显价值观在个体观念和行为背后的重要作用。中共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三个倡导”，即“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此之后，对青少年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研究、教育和引领成为青少年教育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一方面反映了社会群体所共有的价值观结构，意在彰显社会共识；另一方面，也是在积极应对价值观多元化、信息碎片化的社会现实，使得青少年成长发展的目标更加清晰，价值观形成和发展的路径和环境也得到保障。
国内近些年以青少年价值观为对象的心理学实证研究不多，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2010年前后，且对象以大学生为主（金盛华等，2008；黄希庭等，2008；许燕，王芳，贾慧悦，2008），并欠缺对现阶段青少年价值观的结构特征研究。基于此，本研究试图分析当今社会文化背景下青少年价值观的构成特征，并结合前一章访谈的研究结果，在此基础上形成青少年价值观的测量工具。为了能够以点带面地探讨中国青少年价值观结构，研究选取四川省都江堰市初、高学生为被试。都江堰市位于四川中部，是古蜀国的发祥地之一，也是历史上成都平原到藏民聚集地的重要交通枢纽。改革开放后，作为著名旅游城市，都江堰市的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因此，该地区能够较好地体现中国社会变迁进程中，传统文化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影响、冲突和融合的现状。
在四川省都江堰市某中学随机挑选265名初、高中学生为被试，最终获得有效被试241人。其中男生109人，女生129人，性别缺失3人；七年级79人，八年级39人，十年级54人，十一年级66人，年级缺失3人。第一次施测数据主要用于项目分析、探索性因素分析。根据结果，删除不适合的题目，修改和增补少量题目。
在四川省都江堰市某中学随机抽取515名初、高中学生为被试，最后获得有效被试495人。其中男生221人，女生206人，性别缺失68人；七年级162人，八年级117人，十年级103人，十一年级98人，年级缺失15人。这批数据用于验证性因素分析和价值观与适应功能之间关系的分析。因初三、高三的学生处在备考的阶段，课业负担重、时间紧，因此两次调查均未纳入初三和高三的学生。
青少年价值观的项目分析主要经过以下5个步骤：
（1）使用文献分析法梳理国内外青少年价值观研究资料，提炼价值观的主要维度及其构成项目。其中，国外研究主要是借鉴施瓦茨的问卷，国内研究主要借鉴金盛华的问卷，包括中学生和中国成人问卷。在整理过程中，首先关注传统价值观的收集，例如金盛华等人（2009）研究中“守法从众”“家庭伦理”和“品格自律”等维度，但在具体题目的设计上则贴合青少年的生活实际，如守法的相关内容修改为守纪律；其次关注整理各研究中与青少年生活学习相关密切的价值观，如很多研究提到“锐意进取”“进取心”“进取创新”，这些都是青少年价值观研究中独有的维度（李水红，2009）；最后侧重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整理，如“自我满足”“物质享受”“享受人生”等（李加军，2013）。
（2）结合第二章访谈研究的结果从中提取可能选用的条目。运用半结构化访谈对165名初、高中生进行调查，让他们充分表达对个人、集体的目标、意义的看法，从中提取可能选用的条目。
（3）将文献分析获得的结果与访谈得到的结果进行比较，保留重叠性高的75个条目。总体上，所保留的题目主要是涉及群体取向和个体取向价值观，其中群体取向价值观又分为针对集体利益的价值观和与家庭、同伴联结的价值观，这部分价值观更多与传统文化相关；而个体取向价值观主要与现代文化、后现代文化相关，包括青少年对成就、独立、享乐和时尚的看重。
（4）针对初步形成的条目，由2名心理学教师和2名心理学博士研究生对条目的语义和措辞（如不易理解、表述有歧义、敏感等）进行了检查和修改，最终形成包括59个条目的初始问卷。借鉴施瓦茨PVQ的间接测量法（Schwartz & Bardi, 2001; Schwartz, 2005），问卷中每个条目是对一个人的描述，例如“他/她认为人生不能没有真诚的友谊”。要求被试评价这个人跟自己有多像。采用5点计分，从“完全不像我”到“非常像我”，分别记1到5分。
（5）对预测问卷数据进行项目分析。按被试各分问卷的总分进行排列，取其中前27%作为高分组，后27%作为低分组，删除高分组和低分组在各个条目上分数差异不显著的题项，剩余59题。
表3-1 初始问卷删减情况
注：题目区分度指，按问卷总分排列，前、后27%组在各个项目上分数差异不显著的题项；探索性因素分析负荷问题指，在两个及两个以上因素上有载荷且载荷之间的差值小于0.20的题项；因素载荷小于0.30的题项。
对第一次施测样本（n=241）测试数据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巴特利特（Bartlett）球形检验显示，KMO=0.90, χ 2 =11 245.15, df=1 653, p<0.001。剔除不适合的条目（在两个及两个以上因素上有载荷且载荷之间的差值小于0.20的条目；因素负载小于0.30的条目）。最后确定8个因素：社会平等、集体取向、遵纪守则、家庭亲情、同伴友情、超越进取、时尚潮流、享受快乐，共46个条目，具体见表3-1。46个条目在各自的因子上都有较高的负荷值（0.40—0.85），所有条目的共同度介于0.38—0.71之间。提取的8个因素解释率为：23.5%—2.64%，8个因素累积解释变异数的百分比为58.63%。旋转后成分矩阵见表3-2。
表3-2 最大方差法旋转成分矩阵
续表
续表
为检验由探索性因素分析得到的8因素价值观模型的合理性，采用Mplus 7.4对第二次施测样本（n=495）数据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每个维度下的条目载荷在0.47—0.85之间，问卷结构的主要拟合指数：χ 2 =1 656.14, df=913, χ 2 /df=1.81, GFI=0.93, TLI=0.92, RMSEA=0.04，均达到了心理测量学的要求（侯杰泰，温忠麟，成子娟，2004）。
采用克隆巴赫（Cronbach）α系数来估计问卷的一致性信度。社会平等、集体取向、遵纪守则、家庭亲情、同伴友情、超越进取、时尚潮流、享受快乐8个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85、0.86、0.84、0.84、0.86、0.82、0.89、0.70。总问卷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2。除享受快乐维度以外，各个维度及总问卷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都高于0.80。
本次施测加入了抱负指数（Aspiration Index，AI）（Grouzet et al.,2005）作为效标问卷，本研究使用该英文问卷的中文修订版（唐海波，邝春霞，姚树桥，2008），包括经济成功、外表吸引和社会认同3个外部需要因子，以及归属感、团体情感、身体健康和自我接纳4个内部需要因子。结果表明，抱负指数中的内部需要，诸如归属感、自我接纳等更多与涉及群体（社会公平、集体取向、遵纪守则、同伴友情和家庭亲情）的价值观显著正相关。诸如经济成功、外表吸引等外部需要更多与涉及个人（超越进取、时尚潮流、享受快乐）的价值观显著正相关。问卷的效标关联效度见表3-3。
表3-3 问卷的效标关联效度
注：*表示p<0.05, **表示p<0.01以下同
为进一步验证编制问卷的效标效度，除了与相关问卷做效标关联外，本研究还将所编制的价值观问卷与青少年适应指标进行关联，考察价值观各维度与这些适应指标的相关程度。青少年心理社会适应指标来自以下三个问卷：
（1）班级戏剧问卷。研究采用中文版修订后的班级戏剧问卷（Revised Class Play，Chen, Rubin, & Sun，1992）进行同伴提名。该问卷呈现35个行为描述（例如，“某个人是个好领导”），要求被试在每一条描述后提名三位最符合该条行为描述的同班同学。然后计算每位同学的每个项目得分，并将分数在班级内标准化。本次研究涉及班级戏剧问卷中代表社会能力的三个维度：社交能力（例如，“某个人有很多朋友”）、亲社会行为（例如，“某个人对别人很礼貌”）和同伴偏好（例如，“某个人你喜欢和他/她在一起玩”）。同伴偏好是积极提名的标准分减去消极提名的标准分。积极提名要求被试提名三个最喜欢的同学，消极提名是提名三个最不喜欢的同学。最后，所有同学获得的积极和消极提名分别被计算并在班级内标准化。
（2）教师评价问卷。青少年的学校能力和学习问题由熟悉学生的班主任老师评价。研究采用中文版教师—儿童评价问卷（Teacher Child Rating Scale; Hightower & Al, 1986），问卷包含36个描述儿童在校行为的题项。教师使用5点评分对青少年进行行为评价：1（完全不符合）至5（完全符合）。本研究中涉及的学校能力（例如，“对于老师的指导听不大懂”）和学习问题（例如，“学习潜力没有发挥出来”）是每位青少年所得分数在班级内的标准化分数。其中，学校能力是行为控制、亲社会、耐挫折、自主性和社会性5个维度的加总平均分。研究表明，该问卷在中国儿童青少年被试中有良好的信效度（Chen et al.,2008; Kingsbury et al., 2016。）本次研究中，学习问题和学校能力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86和0.94。
（3）学业成绩。学业成绩由班主任提供，包括语文、数学和英语三门课程的期末考试成绩，因为三门课之间显著相关（0.56—0.63，且均p<0.01），本研究将三门课成绩相加之和的班级内标准分作为学业成绩指标。
价值观与心理、学校和社会适应指标的相关系数见表3-4。结果显示，价值观中集体责任维度与社交能力，遵纪守则和亲社会行为，家庭亲情与社交能力、亲社会行为和学校能力，同伴友情和同伴偏好，超越进取和学业成绩、学校能力均呈显著正相关；时尚潮流与学业成绩、亲社会行为显著负相关，与教师评价的学习问题显著正相关。
表3-4 价值观各维度和适应变量的相关系数（r）
在青少年价值观测查工具的研究中，通过文献和访谈获得的经验资料能够较好地反映新时代中国青少年价值观所包含的后现代与传统、理想与世俗、集体与个人这些元素的冲突、碰撞和整合，形成的问卷条目具有较好的内容效度。通过不同样本数据进行的信效度分析表明本研究的青少年价值观问卷具有良好的信效度，是可靠、有效的测量工具。
除了考察与相关问卷的联系外，研究还考察了所编制的问卷与青少年社会适应的关系，包括价值观与学业成绩，教师评价的学习问题和学校能力，同伴评价的社交能力、亲社会行为和同伴偏好的关系。与抱负指数问卷不同，社会适应指标的数据都不是由被试自我评价的，而是客观成绩、教师评价和同伴评价。这样做可以更客观地考察所编制问卷的关联效度。结果表明，无论是客观的学业成绩还是教师评价的学习问题，价值观的两个维度与其关系一致；越认同超越进取价值观的青少年，其学业成绩越好，学习问题越少；越认同时尚潮流价值观的青少年，其学业成绩越差，学习问题越多。越认同集体责任和家庭亲情的青少年，其社会能力越强。越认同家庭亲情和超越进取的青少年，其学校能力越强。越认同同伴友情价值观的青少年，越受到同伴的喜欢。而遵纪守则和家庭亲情价值观与青少年的亲社会行为有显著的正向联系，时尚潮流价值观则与亲社会行为是显著的负向联系。
价值观与青少年社会适应指标的关联说明问卷编制的假设是正确的。例如超越进取维度各条目反映的是青少年对不断提升自己、完善自己的看重。而时尚潮流价值观与物质主义价值观较为接近，时尚潮流价值观是指青少年认为生活的中心在于获取和拥有最流行的服饰和电子产品，并相信生活的满足感和幸福感来源于对这些物品获得和对潮流的关注。根据以往的研究，认同物质主义价值观的被试会更多不再相信和发展自己在学业上的能力，丧失学习动机（Ku et al.,2014；王予灵，李静，郭永玉，2016）。与此相类似，集体责任、遵纪守则和家庭亲情与青少年社会能力、学校能力有正相关。家庭和学校环境对于儿童和青少年的社会能力有重要影响（王雪，李丹，2016）。在良好的环境中，青少年会有更多的自主、责任和合作行为，也会得到更多的同伴和教师的支持。在这样的环境中，青少年会内化来自父母、教师和同伴对自身社会能力的期待，并通过行为和认知的不断相互印证加强社会能力。
根据上述研究，当代中国青少年价值观的结构由社会平等、集体责任、遵纪守则、家庭亲情、同伴友情、超越进取、时尚潮流和享乐快乐8个维度构成，具体涵义列述如下：
社会平等 主要是对社会规则、人基本权利是否平等的认同，表达了青少年对人的社会地位的关注以及对人基本权利的尊重。
集体责任 主要对集体利益的看重和维护。集体责任价值观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推崇，对于当代中国青少年，认同集体责任并不意味着压抑个性和自由，而是表达了他们渴望融入集体，产生归属感并与集体一同成长的需求。
遵纪守则 是对社会规则、法律的遵守。遵纪守则与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一致，中国儒家文化中的出世和道家文化提倡安分守己、顺从自然。
家庭亲情 是对家庭幸福的看重和维护。中国传统的社会秩序是以家庭家族的基本结构演化而生成，所以中国社会文化是家庭本位。当代青少年的价值观结构仍然受到这一传统文化的影响。
同伴友情 是指青少年对友情、友谊的看重。同伴是影响青少年学习生活的主要微系统（Cavanaugh & Buehler, 2016。）青少年友谊关系是除亲子关系外最重要的情感关系，可以为青少年提供亲密感、价值意义等重要需求。
超越进取 主要是指对成长成才、迎接挑战、不断努力的认同。这一结构与传统文化下家庭和社会要求个体通过刻苦学习获得成就相一致。
时尚潮流 是指青少年对时尚信息的密切关注和渴望获得时尚物品。时尚信息和物品是青少年自我价值的表达。这种表达与社会经济和文化环境有关，也与青少年的发展阶段有关。环境催生了时尚的泛滥，而青少年的独立和情感归属的矛盾性使得他们需要时尚这一载体。
享受快乐 如其字面含义是指青少年对享受快乐的认同。享受快乐并非是指物质享受和感官刺激，而是一种长期的情绪调节策略，倾向避免痛苦，调动更多积极情绪。
总之，当代中国青少年的价值观结构中群体取向和个体取向并存，价值观结构既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也受到当今社会变迁的影响。
将本研究的青少年价值观问卷结构与中国成人和西方青少年价值观问卷的结构进行对比，金盛华等人（2009）的研究中，价值观结构包括：名望成就、金钱权力、品格自律、才能务实、守法从众、家庭本位、人伦情感、公共利益。施瓦茨（Schwartz，2005）的价值观研究中，价值观结构包括：成就、权力、自主、刺激、享乐、遵从、传统、安全、友善、博爱。本研究的价值观结构包括：社会平等、集体取向、遵纪守则、家庭亲情、同伴友情、超越进取、时尚潮流、享受快乐。经过分析、总结，可以发现有如下特点：
第一，中国青少年价值观更少“名利”。本研究中的青少年价值观较少涉及利益成分，更能反映他们内心的真实追求和渴望。而成人价值观中利益是重要的内在生成动因和驱动力。除了财物收益外，诸如权力这样的社会比较和社会控制上的收益也是成人和西方青少年非常认同的重要目标。
第二，中国青少年价值观更“进取”。在这一点上，中国青少年与中国成人更靠近，而与西方青少年有区别。这种价值倾向受到传统文化价值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素来重视个人学习和才能，强调务实（金盛华等，2009）。传统文化价值观更强调儒家文化的自强人格（郑剑虹，黄希庭，2004, 2007）。自强人格要求个体不断进取、超越自己、充分发挥自身潜能，其目的是惠及他人，即“齐家、治国、平天下”。
第三，中国青少年价值观更“时尚”。在这个维度上，中国青少年与西方青少年更靠近，而与中国成人有区别。青少年喜欢新异的刺激和体验，因此容易受到大众文化，尤其是大众流行文化的影响。其中，流行音乐、流行影视剧、网络对青少年价值观的影响速度更快，范围更广（Moschis et al.,2011。）大众流行文化加上网络技术的使用改变了青少年的价值观（Uhls & Greenfield, 2015。）当代中国移动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流行文化和网络技术渗透到青少年的学习、饮食、交友、出行等各个方面。微博、微信、社交购物平台、短视频等导致青少年的时尚价值观更趋向于即时性、碎片化和感官化。
第四，中国青少年价值观更多“友情亲情”。中国青少年价值观与成人价值观更接近，与西方青少年有区别。西方青少年价值观结构中友善、博爱是以抽象的、普遍的个人和社会为对象的价值观，关注个体主动发起的无差别的爱。而中国人的价值观是以关系自我为出发点，以抽象的社会或群体为对象的价值观（Yang，2009），注重个体的责任和关系的情感依存性。
总体而言，本研究中青少年价值观的结构与中国成人和西方青少年价值观的结构既有相同也有差别。相同或者相近的价值观结构反映了不同年龄和文化的个体共享的价值观心理成分；不同的价值观结构则反映了青少年的价值观心理成分受到个体发展阶段和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青少年价值观结构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和当今社会文化对青少年价值观的影响。其中，传统文化所提倡的对个人品行的提升和对他人的责任在青少年价值观结构中仍然有明显的体现，例如，超越进取、家庭亲情和同伴友情。但传统文化所指的个人和社会有较强的伦理意味，而当代青少年价值观则更多体现实用性，跟传统文化相比，它们在横向上扩展了更多的面向，而且情感的联结更细腻更凸显。不过，中国青少年价值观的指向具有中国特色，并非西方个人主义。中国青少年价值观的终极目的和实现途径都不完全是抽象理性的个人，而是具体的关系和包含具体关系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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