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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观是“令人向往的某些状态、对象、目标或行为，它超越具体情境而存在，可作为在一系列行为方式中进行判断和选择的标准”（Schwartz，1992。）价值观是一种相对稳定的认知结构，反映了一个人对自我和生活经历的基本看法，可用于选择和评估个体的态度和行为（Bardi & Schwartz, 2003; Schwartz & Sortheix, 2018。）施瓦茨的价值观理论体系将基本价值观分为四类，分别为开放、保守、自我超越和自我增强（李玲，金盛华，2016）。
四类价值观又可根据其指向性分为两大类：开放和自我增强主要涉及个体如何表达个人利益和独特性；而保守和自我超越则聚焦个体如何与社会群体和团体的福祉相关联。这样的原则也与罗卡奇对价值观的界定相一致。罗卡奇的价值观体系包括具体的行为方式（工具性）和目标状态（终极性），终极性价值观指的是理想的终极状态，反映了个人的生活目标，而工具性价值观则是实现终极价值观的行为模式和手段（Rokeach，1973）。
从儿童期开始，价值观的形成和发展一直是个体自我认同的一项关键发展任务，青春期则是关键发展时期（Bardi et al.,2009; Cieciuch et al., 2016。）在这一时期，青少年开始有意识地认同有差异的价值观，同时在相互冲突的价值观之间保持平衡（Döring et al.,2015。）尽管有一些文献支持价值观在塑造青少年的态度和行为中的重要性，但与其他发展时期相比，有关青春期个体的价值观研究仍然不足（Aquilar et al.,2018。）此外，研究也表明青少年的价值观存在性别和年龄差异。例如，男孩更有可能认同个体取向的价值观，而女孩更可能认同群体取向的价值观（Döring et al.,2015; Schwartz & Rubel, 2005；）年长青少年倾向于认同自我取向的价值观（Daniel & Benish-Weisman, 2018；沈潘艳 等，2017），等等。
此外，最近的研究表明了价值观认同的变化。当个体处于变化的环境中，这种变化愈加显现（Vecchione et al.,2019。）巨大的社会变化，诸如城市化、人口流动、互联网用户激增、核心家庭增多，以及女性在工作中投入时间和精力越来越多，塑造和改变了个人的价值观。越来越多的定量研究表明，中国的社会变迁对青少年的自我和群体取向价值观认同产生重要影响（Chen，2015; Liu et al., 2018。）然而，从定性的角度来看，我们对中国青少年所认同的具体价值观知之甚少。本研究试图解决定性研究的不足，并对中国青少年价值观的发展和背景变化提供一个更细致的理解。
自我和群体取向的价值观代表了个人对世界所持有的与自我有关的两个基本信念领域（Dimmock & Walker, 2000。）这种分类的背景是个人主义（美国、西欧）和集体主义社会（墨西哥、中国）之间信仰的差异（Hofstede，1980。）自我取向的价值观主要以独立和独特性为特征，激励个人积极做出自己的选择和决定（Kitayama et al.,2010; Oyserman, 2017。）相比之下，群体取向的价值观则映射了群体中的社会归属感，强调实现群体利益和人际关系和谐（Kagitcibasi，2012; Chen, 2015。）在集体主义社会中，群体利益通常优先于个人利益，当这两种利益发生冲突时，个人利益会被首先要求放弃。
尽管发展符合自我和群体价值取向的行为被认为是儿童和青少年的主要任务，但这些价值取向在不同的社会中似乎具有不同的重要性。相对于个人主义社会，集体主义社会倾向于更多强调群体取向的价值观，而较少强调自我取向的价值观，因此，儿童青少年在寻求个人利益时，应优先考虑群体的福祉（Chen & Chen, 2010; Chen et al., 2018。）特别是在中国的许多农村地区，学校教育和家庭社会化更鼓励群体取向的价值观（Liu et al.,2018。）在这些地区，行为符合这些价值观的青少年更可能被同龄人和成年人接受和认可，从而获得社会地位、积极的社会关系和心理适应（闵正威，2008）。
尽管关于自我和群体取向的价值观对中国青少年发展影响的文献越来越多（Chen et al.,2012; Liu et al., 2018），但在自我和群体取向领域内分别包含哪些具体的价值观主题并不清晰。目前的研究大多采用量化的方法，即要求青少年对一个量表（如儿童青少年文化价值量表）中的题目进行回答（Chen et al.,2012），以了解个体对自我与他人的一般认知和行为偏好（例如，“我喜欢表达自己的意见”“尊重团体的决定对我很重要”）。然而，这种方法排除了对一个人的生活目标描述的广度，难以揭示它们在各个领域（学校和工作、家庭、休闲和信仰）的内在意义。捕捉青少年不同领域价值观的具体内容至关重要，因为它有助于了解个体的日常生活目标和行为。可通过问卷调查和个别访谈等方法探究青少年的生活目标和价值观，例如学校、职业有关的目标，了解其在当前环境中或超越当前环境的意义（Sumner et al.,2018）。
根据社会生态学的观点（Bronfenbrenner & Morris, 2006），价值观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文化所引导的，而文化又在社会历史进程中不断变化发展。在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中国传统社会中，“仁”“义”“礼”“孝”等美德受到高度重视，其中“孝”是所有儒家伦理的根源（Ho，1986。）在“孝”的信念下，子女应该尊重父母的权威，遵守他们的期望和要求，并在学业上有良好的表现（Fuligni et al.,1999），优秀的学业表现被认为是提高家庭地位和声誉以及加强子女与父母联系的关键（Ho，1986。）然而，由于近几十年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变革，中国开始向高度竞争、以市场为导向的社会转型，在城市地区这种转型尤为突出。伴随着这种变化，新的行为特征，如社交自信和个人自信，越来越被年轻一代接受和欣赏（Chen & Chen, 2010。）事实上，已有研究表明中国城市青少年认可个人独特的价值观，并形成一个独立的“统一和稳定”的自我（例如，“我喜欢独特，在许多方面与他人不同”“我喜欢以自己的方式行事”）（Chen et al.,2012。）中国青少年对追求个人快乐和感官满足的价值观的重视程度在增加（Wang & Dai, 2009。）正如社会变迁与人类发展理论（Greenfield，2009）所指出，全球化和人口变化促使相互依赖和关注群体福祉的价值观向有利于发展个人自主性、独特性和个人成长的价值观转变（Liu et al.,2018。）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城市化作为全球化进程的一种表现，已经将个人的文化信仰和价值观塑造得更加以自我为中心（Kagitcibasi，2012）。
然而，也有研究者指出，更加认同自我取向价值观并不一定会导致对社会联系和归属的需求减少（Kagitcibasi & Ataca, 2005。）事实上，在社会变迁背景下，儿童和青少年的价值观建构过程使他们可以整合不同的价值观，例如，自我与群体取向的整合（Chen，2015; Zeng & Greenfield, 2015。）但这种不同价值观的整合在中国的城市和农村地区认可程度可能有所不同（Kagitcibasi & Ataca, 2005; Liu et al., 2018。）一方面，由于中国大规模的经济和社会变革主要发生在城市地区，农村地区个体相比城市地区个体更少发生价值观向自我取向的转变（黄艾丽，杜学元，2007）。在农村地区，人们依旧更加重视群体取向，群体取向的价值观指导在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中更具影响力（Chen & Chen, 2010；闵正威，2008）。另一方面，在中国的农村地区，青少年在发展自主性和自我主张的行为品质方面受到的鼓励较少（Chen et al.,2012。）这一论点得到了一项研究（Liu et al.,2018）的支持，在城市儿童中，自我取向的价值观与社会和情绪适应的关系更强，而在农村儿童中，群体取向的价值观与适应的关系更明显。鉴于自我取向和群体取向的价值观在中国城市和农村儿童中的不同功能，深入研究中国青少年对自我取向和群体取向中特定主题价值观认可的城乡差异显得尤为重要。
因此，本研究拟采用量化和质性混合的方法，探索中国青少年价值观的关键主题，以及青少年对这些价值观认可的城乡、年级和性别差异。通过了解青少年不同生活领域的具体价值观主题及其差异状况，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当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对塑造青少年价值观的贡献。研究采用定性的半结构式访谈，收集每个被试的个性化数据（Levitt et al.,2018。）这种方法对于探索数据中与价值观的背景含义有关的主题或模式特别有用（Braun & Clarke, 2006），有利于帮助我们理解中国的社会变革如何与青少年不同价值观的共存和融合相联系。
此外，有研究者认为青春期中后期的青少年对个人独特性和自主性有强烈的需求（Yang et al.,2010），年长的青少年会更加认同自我取向的价值观，获得个人成就和发展个人兴趣在他们的生活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因此，本研究也将探讨青少年对价值观认同的年级差异，以助力了解这一未被充分研究的问题。由于性别刻板印象，中国的男孩通常被认为更加独立和独特，而女孩则被认为对社会关系和相互依赖更感兴趣和投入（Liu et al.,2018。）因此，我们预测男孩会更认可与学校、家庭和其他环境中的自主性和独特性有关的价值观，而女孩则认为社会关系的价值观更重要。
本研究的被试包括上海的129名青少年（65名男生），以及辽宁、河南和福建三省农村地区的34名青少年（17名男生）。这些青少年就读于8所初中和高中，城市组七年级被试平均年龄为12.84岁（SD=0.59），十年级的被试平均年龄为16.22岁（SD=0.87），农村组七年级的平均年龄为12.55岁（SD=0.89），十年级被试的平均年龄为16.93岁（SD=0.79。）城市组和农村组分别有98.45%和94.11%的孩子来自完整的家庭，其他孩子来自单亲家庭。两组青少年被试中，分别有67.54%和36.43%是独生子女，其余被试有一个或多个兄弟姐妹。城市和农村地区的学校组织结构相似，例如班级规模相似，都有约40名学生，学校在每个科目的日程安排也都差不多，学业和课外活动也都是按照教育部规定的标准组织开展的。
在获得青少年的同意和家长的许可后，研究者在学校的一个私密房间进行面对面的半结构化访谈。每次访谈持续约20分钟，所有访谈都由一群担任研究助理的心理学研究生来进行，包括实施、录音和转录。在访谈之前，所有的研究助理都接受了项目负责人的培训，学习如何进行高质量的采访（例如，建立融洽的关系，思考、转述、澄清和总结的策略）。在整个研究期间，项目负责人和研究助理每周都举行会议，以确保研究助理严格遵守访谈和编码的标准。研究获得了所有参与的青少年的书面同意，并通过学校获得了他们父母的书面同意。
在每次访谈中，参与者都被问到以下问题，目的是为了获得青少年对他们的目标和人生意义的描述（Rokeach，1973; Schwartz et al., 2012）：“你的人生目标是什么？”“你生活的意义是什么？”和“你认为生活中快乐的来源是什么？”当青少年回答完这些问题，访谈者会就每个问题提出两个后续问题，例如：“为什么这是你的目标？”和“你将如何实现这个目标？”虽然访谈者使用了结构化的问题序列，但他们都接受过访谈培训，会在适当的时候跟随参与者的思路，并随时改变措辞继续探究。
访谈结束后，研究人员转录了所有的录音，并使用主题分析方法进行编码和分析，这是心理学中广泛使用的一种定性分析方法（Braun & Clarke, 2006。）这种方法是归纳性的，可以灵活确定定性数据中出现的广泛主题。主要研究者和两名研究助理首先逐行阅读记录稿以熟悉内容；随后，经过研究小组的一系列讨论，确定了1 004个初步的文本片段；然后，两位研究助理分别对10份记录进行编码，研究小组对两位助理的主题编码进行比较，以解决编码者的分歧，完善编码的定义，并制定最终的编码手册；在达成共识后，使用编码手册对所有的文本段进行了编码，最终提取了13个主题。
主题分析被用来系统地生成初始代码，寻找主题，并审查与编码数据相关的潜在主题。例如，在“家庭幸福”这一主题的形成过程中，在最初接受采访时，许多参与者（69.33%）将他们的家庭生活描述为幸福的源泉，如“我从学校回到家和家人一起吃饭后很开心。我觉得这一天是非常有意义的”。然后从受访者的陈述中提取描述性代码，以捕捉他们的价值观。之后，代码中的共同元素被提取出来，形成次主题，例如，在讨论家庭生活时，一些被试更多地谈到了与家庭成员的联系，而另一些人则更多地谈到了作为家庭成员的责任。因此，我们总结出两个副主题，包括身体和情感上的亲密和家庭义务，这就形成了总结性主题，即家庭幸福感。本研究的编码手册和每个主题的青少年所提及的百分比见表2-3。
表2-3 编码手册和价值观认同的百分比
续表
研究结果如表2-3所示，共提炼出13个价值观主题，包括家庭幸福（例如，“我认为生活的意义是家庭幸福”），学业优秀（例如，“我最大的目标是考上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个人快乐（例如，“我认为快乐是好的，要有一个好心情”），专业成就（例如，“我最近的目标是提高我的绘画水平，我想画得更好”），友谊（例如，“我认为生活中最有意义的事情是有好朋友陪伴你，有好朋友安慰你”），积极的人际关系（例如，“我认为最有意义的事情是班级很和谐，大家互相帮助”），生活经历（例如，“我认为人生的目标是积累经验，参加各种活动”），善良（例如，“我认为人生的意义是能够帮助别人，而且经常能够帮助别人”），物质财富（例如，“我认为人生最重要的目标是富有，能够买很多东西”），独立（例如，“我认为人生的目标是找到自己的价值，过自己的生活，能够有自己的选择”），健康（例如，“我的人生目标是健康，我的家人也健康”），社会贡献（例如，“我的理想是当一名幼儿园老师，老师很光荣，为祖国的花朵作贡献”），独处（例如，“我自己最有意义和快乐的时刻是我独自一人，听着歌，飘飘然，什么都不想”）。
对于三个最受认可的价值观主题，即家庭幸福、学业优秀和个人快乐，我们进一步分析了每个主题的内涵。
家庭幸福。 作为最受认可的价值观主题，它强调家庭成员之间紧密的身体和情感联系以及强烈的家庭义务感。具体来说，家庭幸福的核心是对家庭成员的尊重、支持和关怀，强调家庭生活乐趣（寻求和家人在一起的时刻或与家庭成员分享活动和乐趣的经历）和孝道。关于家庭幸福的两个次主题是：“一家人在一起吃饭是最幸福的”“我尽量帮父母的忙，减少他们的负担”。
学业优秀。 研究中，66.37%的青少年称“有好成绩”和“进入我梦想的大学”是他们的最终目标。这种对学业优秀的强调可能是青少年出于作为学生的责任，或者为了遵守父母的学业期望，例如，“学生的责任是学习……”“学习好是进入好大学的唯一途径，这是必须的……”“我们必须坚持学习目标，获得好成绩，不断进步……”。此外，学业优秀被认为是未来成功的关键，也是对父母支持和爱的道德回报。例如，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表示，学业成绩“为未来的一切奠定了基础”“给我更多的机会，以及更容易和更快乐的生活”。也有受访者强调：“成绩好、考上大学是父母看重的”“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好大学，让爸爸妈妈过上好日子”“父母养育我不容易，我要好好学习，一定要做出点成绩，以后给他们一个舒适的生活”“努力学习，每天一点一点地进步，每次都取得更好的成绩，这些是对父母最好的回报”。
个人快乐。 提及最多的第三个价值观主题是个人快乐。这一主题涉及个体的积极和愉悦的情绪，例如，“做一些让自己开心的事情，比如跳舞、听音乐，这对我来说非常非常重要……”“开心点，有一个好心情，那么你就可以更努力地学习和玩耍……”，以及“过一个聪明、舒适和快乐的生活……”。除了快乐和享受，青少年对个人快乐的描述还有放松和自由，这与他们的学业压力密切相关，例如，“我每天都要做很多功课，但吃饭的时候什么都不用想……”“我只想过快乐无忧的生活，没有那么多压力……”“我希望我的生活简单无忧，比如没有功课，可以随便和朋友逛街……”“快乐比成绩更重要，学习没有终点，但快乐是终点”。
通过卡方检验，进一步探究青少年价值观主题认同的性别、年级和城乡差异。如表2-4所示，青少年对家庭幸福、个人快乐、生活体验、善良、独立和独处等主题的认可存在显著的年级差异。初中生更赞同家庭幸福和善良，而高中生更赞同个人快乐、生活经历、独立和独处。同样，青少年对家庭幸福、个人快乐、生活经历和健康等主题的认可存在城乡差异。农村学生更认同家庭幸福的价值观，而城市学生更认同个人快乐、生活经历和健康等价值观。例如，农村学生对与家庭的身体和情感亲密的描述更多，包括“与家人在一起是最好的事情”，以及“与家人在一起的时间和乐趣很重要。他们非常爱我，我非常依赖他们”等。农村青少年也对他们的父母作为农民工在城市从事低薪的农活或被鄙视、危险的工作表示了更多的担忧。他们被父母期望照顾家里的老人如祖父母，例如：“我帮助祖父母，这样他们就不需要工作得太辛苦。”青少年价值观主题认同的性别差异不显著。
表2-4 青少年对价值观主题认可的年级和城乡差异
价值观在塑造和指导青少年社会行为方面的重要作用已被以往研究所证实，但我们对当代中国社会变迁背景下青少年的具体价值观却知之甚少。本研究通过质性访谈，让青少年表述他们的生活目标、生活意义和生活中的幸福来源，并借助主题分析确定了当代中国青少年价值观的关键主题，扩展了以往该领域的研究。研究共确认了13个价值观主题，其中最被青少年认可的三个主题分别是家庭幸福、学业优秀和个人快乐。此外，年级和城乡的比较显示，初中青少年和农村青少年更倾向于认可归属感和群体幸福的价值观，而高中青少年和城市青少年则更倾向于强调个人独立和独特性的价值观。
总体而言，从青少年的叙述中提取的13个价值观主题可归属于两个主要类别：自我取向和群体取向。具体来说，自我取向价值观包括学业优秀、个人快乐、专业成就、生活经历、物质财富、独立、健康和独处；而群体取向价值观则包括家庭幸福、友谊、积极的人际关系、善良和社会贡献。这种分类与以往有关中国青少年自我和群体取向并存的论点是一致的（Chen，2015; Liu et al., 2018），这也证明了中国人的“双文化自我”的概念（Yang et al.,2010。）一方面，家庭幸福、友谊和积极的人际关系等群体取向的价值观主题延续了传统的儒家思想价值观，继续影响中国青少年如何评价他们自己和他人的社会行为；而当一个人表现出群体取向的行为时得到的有利反馈可能会加强青少年对这些价值观的认可。另一方面，反映自我取向的个人成就、独立性和自主性在青少年个体中也得到了强调。正如已有研究者（Liu et al.,2018; Zeng & Greenfield，2015）所认为的，这些价值观可能为个人提供机会，以增强他们的主体性，反过来可能有助于团体运行和归属。例如，学业优秀在中国社会受到高度重视，它不仅代表了个人的成功，也代表了影响整个家庭的孝道（Ho，1986; Fu et al., 2020），前者反映了自我取向的价值观，后者则是群体取向的价值观。综合来看，样本中的青少年所认同的这些价值观主题揭示了在当代中国自我取向的价值观与传统的、群体取向的价值观的融合（Chen，2015）。
尽管13个价值观主题在青少年中同时存在，但他们对这些价值观主题的认同存在年级和城乡差异。高中生更认同自我取向的价值观主题（如个人快乐、专业成就、独立），而初中生更赞同群体取向的价值观主题（如家庭幸福、善良、积极的人际关系）。这表明，随着青少年年龄的增长，他们对寻求独立、自主和个人独特性的个人需求更加强烈，这是因为青少年时期的一项主要发展任务是自我身份的探索和形成（Erikson，1986。）相对而言，年龄较小的青少年在自我导向方面的认知能力较弱，因此需要社会化主体（父母、教师和其他重要的成年人）的更多指导和支持。此外，我们的结果似乎也呼应了之前的研究，处在青春期的青少年对拥有独立思想和行动非常看重，并希望通过个人成长寻求满足这些需求（Cieciuch et al.,2016）。
此外，城市青少年更赞同自我取向的价值观，而农村青少年更认同群体取向的价值观，这表明中国青少年在生活的各个领域对特定价值观的认同存在显著的城乡差异。由于社会经济改革，中国城市文化价值观正从传统的群体取向的价值体系向自我取向价值体系过渡（Chen et al.,2018; Liu et al., 2018。）当父母、教师和其他社会化主体为青少年在竞争激烈的城市环境中取得成功作准备时，他们对自我决定、主动性和其他以自我为取向的行为品质的鼓励，可能会加强城市青少年对丰富生活经验、追求快乐和幸福的信念（Chen & Chen, 2010。）相反，在农村地区，对自我取向的价值观认同较少，群体取向的价值观却更占优势，人们期望青少年表现出传统的行为品质，如约束自己的行为以促进群体和谐，并将家庭幸福置于个人快乐之上（Chen，2015。）正如许多农村青少年所述，他们有义务做家务以支持他们的家庭，如照顾兄弟姐妹和爷爷奶奶等。农村青少年这种强烈的家庭义务感的内化，似乎为他们提供了一种维持家庭亲密关系和促进家庭幸福的手段。
本研究发现，男女青少年对自我取向和群体取向的价值观主题的认可程度类似，这与之前中国女孩比男孩更倾向于群体取向的发现不一致（Liu et al.,2018; Chen et al., 2012。）也许因为本研究中涉及的自我取向价值观融入了传统的群体取向的价值观，从而平衡了性别之间的差异。这一论点得到了格林菲尔德的理论观点的支持，他将社会人口变化、动态文化价值观和性别角色的专业化联系起来（Greenfield，2009。）另有研究者（Manago et al.,2014）也认为，随着社会变得更加城市化、商业化和技术化，有更多接受正规教育的机会，性别角色被理想化为更加平等，而不是互补。因此，女性和男性在实现其生活目标方面有望获得平等的待遇和机会。
本研究也存在几个不足之处。首先，由于种种原因，参与访谈的农村青少年比城市青少年少了许多，也没有包括来自中国西部、山区和其他更偏远地区的农村青少年。如果加入这些被试，可能导致城乡差异更加明显。同样，城市组来自中国最发达的大都市之一，相比农村同龄人，城市青少年对生活经验等价值观的认同更强烈，因为他们有更多的资源和机会来发展个人兴趣，拓宽他们的生活视野和经验。未来的研究应该使用更大的样本量，选取更多的农村和城市地区样本进行研究。
其次，其他定量研究表明，家庭义务价值观对青少年的学业和心理健康有复杂的影响（Telzer et al.,2015。）换句话说，较高的家庭义务价值观可能使青少年体验相互冲突的行为期望，即家务需求增加与学校需求增加的冲突（Vasquez-Salgado et al.,2015。）未来的研究可使用定性的方法来探索中国农村青少年在面对家庭—学校冲突或其他有冲突的价值观时的反应。
再次，重大生活事件的发生（例如，父母身体和心理的急剧变化，初中到高中的过渡）可能会塑造青少年的价值观（Myyry et al.,2013。）因此，研究中国青少年价值观的稳定性和变化是很有意义的，特别是当他们经历生活环境的变化时。
本研究采用混合方法，确定了当代中国城乡青少年的13个价值观主题，其中被提及最多的主题是家庭幸福、学业优秀和个人快乐。此外，研究结果显示，青少年对这些主题的认可存在年级和城乡差异。这些研究结果通过提供每一类价值观的具体主题，证实并扩展了当代中国以自我和群体为取向的价值观的理论分类，具有重要贡献。本研究为基于学校的价值观教育提供了实证依据，可以通过加强城市和农村青年的不同价值观主题教育，从而使当代中国青少年有更明晰的价值观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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