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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里（Perry，1926）最早对价值观结构进行了划分，他认为价值观包括认知、道德、经济、政治、审美和宗教6类，对于价值观的测量来说，这种价值观结构分类具有重要的引导作用。
罗卡奇（Rokeach，1973）认为价值观是一般性的信念，它具有动机功能，不仅是评价性的，也是规范性和禁止性的，是行动和态度的指导，既是个人的，也是社会的现象。罗卡奇将价值观分为“行为方式”与“终极状态”两大类：终极性价值观（terminal values）和工具性价值观（instrumental values），每一类由18项价值信念组成。终极性价值观包括18个价值观条目，例如世界和平、自由、幸福等。工具性价值观包括18个价值观条目，例如正直、雄心、负责等。价值观之间是一种相互竞争的关系，如果一种价值观的重要性提升了，那么其他价值观的重要程度会有所降低（Rokeach，1973。）罗卡奇对价值观的分类体现了他对价值观的理解，主要包括两点，一是认为价值观是有层次的观念体系，在他的“价值观调查”量表中，要求被试分别按18个信念对自己的重要性排列顺序，然后按照相应的得分进行计算；二是认为价值观与行为选择是相互建构、互依互存的。罗卡奇对价值观的研究使价值观结构得到广泛测量，也为后来有关价值观与各种行为变量之间关系的研究提供了启示。
20世纪80年代，霍夫斯蒂德（Hofstede，1980）提出了五个维度的文化价值观理论。五个维度分别是个人主义—集体主义、权力差距、回避不确定性、男性化—女性化和长线—短线思维。其中，最后一个维度“长线—短线思维”是后期研究增补的（Connection，1987。）该理论认为个人主义文化价值观鼓励追求个人成就、权力，强调个人的独立性和个性的张扬，并不鼓励用集体利益牺牲个人利益；而集体主义文化价值观则强调个人利益依从于集体利益，强调个人与集体的联结。权力差距维度是指群体中处于弱势地位的成员对权力不平等的接受度，如日本和韩国对权力不平等的认同或接受程度较高，而北欧等国家则普遍更能接受权力差距小。回避不确定性维度是不同群体或国家在面对不确定性时所采取的态度，主要是指为规避风险所持有的态度和行为选择。日本和古代中国是具有较强避免不确定性的国家，都比较注重有序的社会系统，尽量减少不确定的因素，不鼓励激烈的创新和改革，更强调社会和政权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与之相对，美国则是避免不确定性较弱的国家，民众更喜欢新鲜事物，不排除风险和改革所带来的严重冲突。男性化—女性化维度是指性别的区分程度，例如，有些地区和国家男性和女性的性别角色区分明显，男性所表现的性格特征、社会角色与女性差别明显。而有些地区和国家更强调男女平等，女性的穿着规范、行为举止和职业选择都与男性差别较小。长线—短线思维维度是指某种文化中的成员对延迟满足的接受度。长线思维是比较典型的儒家文化特征，在中国、日本体现更加明显，有着这种思维的文化尊重传统，推崇节俭，强调刻苦和恒心等人格品质；短线思维文化取向则更在乎即刻满足，立即行动。
霍夫斯蒂德文化价值观理论得到很多研究的验证，可以用来解释世界各国文化差异，也可以用来预测未来各文化间价值观的发展变化以及可能对各国政治、经济和社会所产生的影响（郭莲，2013；张雷，郭爱妹，侯杰泰，2002）。后来的研究者根据其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文化价值观思想，编制了信效度良好的文化价值观问卷，用于广泛的人群测评（例如，李丹 等，2023; Liu et al., 2018）。
施瓦茨（Schwartz，1992）提出的人类基本价值观理论（theory of human basic values），也被称为环形价值观结构模型，成为价值观研究领域被广泛接受的理论（Schwartz，2015; Schwartz & Rubel-Lifschitz, 2005。）他认为价值观反映了人类普遍存在的三种需求：（1）个体的基本生物需求；（2）协调人际互动的需求；（3）保障群体生存及维护群体利益的需求。根据这三种需求，可划分出10种动机不同的价值观类型，整体而言，这10种价值观构成了价值观体系的动机连续体，环形结构可以表示这一连续体（见表2-1和图2-1）。施瓦茨认为价值观之间相互关联，彼此可能是一致关系，也可能是对立关系，这一假设构成了价值观结构的基础。那些离得近的价值观，所表达的动机也具有相似性，一般情况下会使个体做出一致的反应或判断；而那些所处位置越远的价值观，冲突关系越强，一般情况下会使个体做出相反的行为或判断。
表2-1 基本价值观的类别及定义（Schwartz，1992）
图2-1 价值观环形模型图（Schwartz，2015）
施瓦茨又进一步将10种价值观分为两个维度4种高阶类型来表示价值观之间相容或冲突关系。第一个维度是开放vs.保守，开放价值观包括自主、刺激和享乐三个价值观，表达的是行为和思想的独立性，及对挑战和改变的接纳；与之相反，保守价值观包括安全、服从和传统三个价值观，强调约束及克制自我，保持并维护秩序以及拒绝改变。第二个维度是自我增强vs.自我超越，自我增强价值观包括成就和权力两个价值观，表达的是个体对于个人利益的追求，强调通过控制或支配他人和资源以获得社会地位和声望，以及根据社会标准来展现才能以获得个人成功；与之相反，自我超越价值观包括友善和博爱两个价值观，表达的是个体对于他人利益的关心，强调个体超越自我狭隘，关心他人福祉以及对大自然的保护。也就是说，认同自我超越价值观的个体通常能够理解、欣赏、包容他人，并维护和增进他人、社会和人类的幸福。
其后的研究中，施瓦茨等人（Schwartz et al.,2012）对原有价值观理论进行更精细的检验，使原来理论中的10种价值观分解和扩展为新理论的19种价值观（李玲，金盛华，2016；见图2-2）：
（1）将原有的“自主”价值观分解为“思想自主”和“行动自主”；
（2）将原有的“权力”价值观分解为“支配权力”和“资源权力”；
（3）新增加“面子”价值观，该价值观具有“保守”和“自我增强”的双重属性；
（4）将原有的“安全”价值观分解为“个人安全”和“社会安全”；
（5）将原有的“服从”价值观分解为“规则遵从”和“人际遵从”；
（6）新增加“谦逊”价值观，该价值观具有“保守”和“自我超越”的双重属性；
（7）将原有的“友善”价值观分解为“友善—关怀”和“友善—可依赖”；
（8）将原有的“博爱”价值观分解为“博爱—关注”“博爱—大自然”和“博爱—宽容”。
图2-2 重构的施瓦茨价值观理论结构（Schwartz et al.,2012）
重构的价值观理论结构还在原来的两大维度“开放—保守”“自我超越—自我增强”之外，增加了两个新的价值观分类维度：
（1）成长—自我保护。成长类价值观包含友善—关怀、友善——可依赖、博爱—关注、博爱—大自然、博爱—宽容，以及思想自主、行动自主、刺激、享乐主义等，表现为使自我延伸的动机属性，人受其驱动时没有焦虑（Anxiety-Free；）自我保护类的价值观包含支配权力、资源权力、面子、个人安全、社会安全、传统、规则遵从、人际遵从等，表现为保护自己、回避焦虑与威胁（Anxiety-Avoidance）的动机属性。
（2）关注社会—关注个人。关注社会类的价值观包含社会安全、传统、规则遵从、人际遵从、谦逊、友善—关怀、友善—可依赖、博爱—关注、博爱—大自然、博爱—宽容等，表现为个体更关心他人或社会机构的结果；关注个人类的价值观包含思想自主、行动自主、刺激、享乐主义、成就、支配权力、资源权力、面子、个人安全等，表现为个体更关心自己的结果（李玲，金盛华，2016）。
戈维亚等人（Gouveia et al.,2014）提出价值观的功能理论（functional theory of values），从进化角度考虑价值观的两种功能。第一种功能是表达生存需求（survival needs）和繁荣需求（thriving needs），这些需求激发个体做出行动；第二种功能在于引导个体行为以实现个人目标（personal goals）、社会目标（social goals）和中心目标（central goals），即同时实现个人和社会目标。根据这两种功能可以产生六种基本价值观类型（见表2-2）。尽管这一理论从功能角度来探讨价值观的结构和内容，但还需要大量研究来验证。
表2-2 六种基本价值观类型（Gouveia et al.,2014）
英格尔哈特（Inglehart，1977）认为随着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发展，许多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的价值观从生存价值观（survival values）向幸福价值观（well-being values）转变。这一转变发生于从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化社会的转变过程中（现代化的第二阶段），即由物质主义价值观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转变。在这些社会中，宗教和权威的作用弱化，人们对于离婚、堕胎、安乐死、同性恋等违反传统道德伦理的行为更为宽容，其优先考虑的问题从关注经济和物质安全，更多地转向个人的幸福感、自我表现、公共参与以及生活质量。英格尔哈特使用匮乏假设和社会化假设来解释这种转变。在发达工业社会，人们享受长期的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和福利政策之后，优先价值观转向追求个人主观幸福以及自我表现和政治参与的后物质主义。我国学者郭莲（2011）使用英格尔哈特的理论框架和研究工具调查了中国公众的价值观在近10年的时间中的变化。研究结果表明，现代中国公众的价值观与10年前（1995—2005）的公众相比较，已经发生了由“现代价值观”向“后现代价值观”的转变趋势，更加强调生活质量、主观康乐和自我表达。具体而言，更加不盲目崇拜权威，对自身命运有更多的掌控，包容度增大，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也越来越高，特别是人们对生活的满意度有了极大的提高。
20世纪下半叶，世界上很多国家陆续出现了大规模的城市化和区域性的经济制度调整，如何深入理解这一全球性的变化并分析其对儿童发展的影响，成为发展心理学家面临的重要议题。格林菲尔德在前人理论基础上提出了社会变迁与人类发展理论（Greenfield，2009b, 2013b; Greenfield, Suzuki, & Rothstein-Fisch, 2006），该理论旨在探讨不断变化的社会生态环境如何改变人们的文化价值观和学习环境，从而影响儿童的发展。
格林菲尔德认为存在两种典型的社会生态环境：一种称作礼俗社会（Gemeinschaft。）这种社会背景中的人们更多生活在农村，在家里接受非正规的教育，掌握一些简单的技术，能自给自足；另一种称作法理社会（Gesellschaft。）这种社会环境中的人们主要生活在城市，接受正规教育，接触的是高科技产品和商业化经济。该理论认为任何向法理社会的变化，人们都倾向于有更多的个人主义文化价值观、更加独立的社会行为和更抽象的认知发展。与此相反，任何朝向礼俗社会的变化，人们的价值观、行为和认知则出现相反的变化模式，更注重集体主义的文化价值观，相互依存的人际交往和更具情境化的思维方式。上述观点得到了很多后续实证研究的支持（García，Rivera, & Greenfield, 2015; Weinstock, 2015; Weinstock et al., 2015）。
格林菲尔德的理论非常强调文化价值观的作用，强调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文化价值观是社会变迁影响儿童发展的一个关键中介（Greenfield，2009b。）文化价值观是一套共存于文化成员之中的价值体系，对于人们理解和评价他人和自身的社会行为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研究发现，随着城市化水平的逐步提升，2003年的土耳其父母比1975年的土耳其父母对儿童的独立性和探索性行为持有更为积极的态度（Kagitcibasi & Ataca, 2005。）这些研究从不同角度说明，社会变迁过程中文化价值观对儿童抚育的作用。另有研究发现，相比2004—2006年的经济增长时期，2008—2010年经济危机时期的美国青少年的价值观有更多的集体主义倾向和更少个体主义倾向，同时青少年的行为也出现相应的变化，如减少了对物质的需求，更多关注他人和环境保护（Park et al.,2014）。
除了上述西方文化背景的价值观理论，中国及华人学者也进行了诸多涉及价值观的研究，提出不少有价值的理论观点。在中国的传统价值观中，以“五常”（仁义礼智信）为主要内容的传统核心价值范畴，集中反映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核心价值观（戴木才，王艳玲，2019）。其中，“仁”主要指同情、关心和爱护，其完整思想首先是由孔子阐释和传播的；“义”指道义、正义，其作用是维持社会秩序；“礼”是规范婚姻、血统、长幼、尊卑等关系的行为准则，并逐渐制度化法律化；“智”是明辨是非、善恶、自知知人等道德判断；“信”是指诚实不欺、不敢妄言，也是重要的社会道德规范（戴木才，王艳玲，2019）。“五常”传统核心价值观维护和稳定了“家国同构”的政治结构形态，它既是家族血缘伦理，也是国家政治原则。因此，在中国历史发展长河中，“仁爱”“尊道贵德”“五福”（家庭和个人的幸福）、“修身”（修养身体，陶冶心性，涵养德性）等价值观念一直备受重视（江畅，陶涛，2019）。基于中国传统价值观念，很多当代研究者都非常关注中国人价值观体系中的社会、关系特征。例如，杨中芳（1991）认为中国人是社会取向、关系取向或情境取向的。中国人的价值体系中，“自己”是以实践、克制及超越转化的途径，来使“自己”与“社会”结合。杨国枢（1992）认为中国人是比较典型的社会取向，价值取向指向融合，强调个体融入自然和社会环境，并保持和谐关系；这种取向具体表现为家族、关系、权威和他人四个次级取向。华裔学者何友晖认为中国人强调用社会关系来界定自己的身份，例如“我是某某的儿子”“我是某某的学生”，何友晖把中国人的这种取向称为“关系取向”（金盛华，辛志勇，2003）。
但传统核心价值观在“家国同构”的政治形态下，与君主制、官僚制度紧密结合，为政权、族权、夫权所组成的封建宗法制所利用，使得价值观成为维护皇权、大地主阶级的工具，也因此衍生出“家长制”“官本位”“人情世故”等潜在的价值观系统（江畅，陶涛，2019）。因此，中国人价值观可能存在二套系统，一是自我选择，二是社会表达（金盛华 等，2019）。文崇一（1993）提出中国人价值观的“富贵与道德”的二分模式，中国人的价值观中始终包含着“升官发财”和道德规则的相容和冲突。文崇一根据中国人在富贵—道德两个维度上的不同组合将中国人的价值观分成八类：（1）富贵与道德相容：富贵而道德，道德而富贵；（2）贫贱与道德相容：贫贱而道德，道德而贫贱；（3）富贵与道德相斥：富贵而不道德，不道德而富贵；（4）贫贱与道德相斥：贫贱而不道德，不道德而贫贱（金盛华，辛志勇，2003）。
有研究者认为中国人官本位思想的深层机理与中国人的爱面子有关。黄光国（1983）在其所著《人情与面子：中国人的权力游戏》中提出了他的人情与面子模式。他认为中国人在交往关系中可能存在三种不同的关系以及相应的做事法则和决策策略。工具性关系对应的法则是公平法则，其决策策略是客观决策；情感性关系对应的法则是需求法则，其决策策略是亲情困境；混合性关系对应的法则是人情法则，其决策策略是人情困境。黄光国认为，中国人的社会是一种接近情感性关系的混合型关系，所以倾向于遵守需求法则和人情法则（金盛华，辛志勇，2003）。
改革开放之后，因为社会结构和政治经济体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交融和碰撞成为常态，所以中国社会的价值观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社会价值观从一元、整体、理想和精神价值观向多元、个体、世俗和物质价值观转变（廖小平，2006）。这样的背景使得近三十年中国的价值观心理学研究十分关注社会变迁视域下中国人价值观的结构、内涵和特征的变化。例如，金盛华（2009）认为中国人价值观结构与传统文化价值的紧密联系，如“品格自律”和“人伦情感”等价值观维度受到传统文化影响；中国人价值观中“传统与现代”并存，如对“公共利益”价值观的认同，这是随着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人们日益重视的价值观；中国人价值观有“好人定向”，既重视立德，也重视才能。中国人价值观结构中开放与保守相比西方社会，更加平衡；价值观结构中“社会定向”和“个人定向”与西方被试相比也更交叉融合（金盛华 等，2019）。这说明中国人价值观更强调个人与社会的相融关系。蔡华俭等人（2020）梳理了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变化，其中，中国人的文化价值观表现为从传统性（遵从权威、孝亲敬祖、安分守成、宿命自保、男性优越）到现代性（平权开放、独立自顾、乐观进取、尊重情感、男女平等）的转变；年轻一代的价值观更具有世俗的、个体主义的色彩，更注重提升自我价值。比起前辈，80后的公司雇员更注重生活与工作的平衡，更看重工作本身带来的具有个体主义特色的成就感、自我表达、意义感，例如追求事业成功。但他们的研究也发现，虽然中国人的传统性不断衰落、现代性不断增强，但二者并不必然对立，传统性的很多方面在现代社会依然广泛存在，例如家庭、朋友、亲情、爱国等传统价值观的重要性并未随着时代的发展而降低。
在新近的价值观研究中，人们开始关注当代青少年的价值观特征和未来发展趋势。有研究系统分析了“00后”（2000年后出生一代）的价值观认同现状（李春玲，2020）。“00后”与之前几代的青少年有显著的不同，除了社会更加富裕和稳定以外，“00后”的成长伴随着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网络论坛、网络社区、网络游戏、短视频、网络直播、AI技术……大量的通讯、网络和自媒体技术在20年间不断迭代更替。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青少年更认同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即更关注个人幸福、自主性和生活品质（韩雪童，2020）。青少年的消费价值观更超前，青年的婚恋价值观更加多元和包容，更加认同社会平等价值观，也更认同爱国主义价值观（李春玲，2020）。但同时，网络短视频、网络直播的泛滥也使得青少年的价值观更加碎片化、娱乐化和虚无化。
总体而言，传统文化对中国人价值观具有重要影响。中国人的价值观是以关系性的自我为出发点、以抽象的社会为对象的价值观，既关注个人品格成长，也关注人际关系和谐共荣，同时还要关注是否自觉遵守社会角色规范（杨宜音，2008）。中国人有自己独特的“个体—群体”概念，在价值观的“终极—工具”维度，中国人的分布可能处于中间的位置，中国人的价值观具有实用性和世俗性倾向（杨宜音，1998）。在中国传统价值观中，终极目标不仅包括了精神性的目标，同时还包括国家强盛、个人修为等目标。与西方基于公平、契约的理念不同，中国传统价值观中的工具性价值观，包含了道德人格养成的终极目标；与西方价值观中基于个人自由、个人私有领域理念不同，中国传统价值观中的生活态度如“宁静淡泊”“知足常乐”，包含了佛教中克己忍耐、业报轮回取向（孙伟平，2013），同时还包含了道教中知足、知止的思想。
同时，研究者也指出在当今多元文化的中国社会，个体的价值观也更加多元。华人学者陈欣银（Chen，2015）在整合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多元建构观”（pluralist-constructive perspective），认为群体取向和个体取向价值观是可以和谐共存并加以整合的两种价值观，个体的心理社会适应能力的提升并非以牺牲群体取向为代价。随着时代变迁，已有的价值观并非被新的价值观完全取代，而是被整合进新的价值观中。
综上，价值观理论大体上可以分为价值观分类理论和价值观变迁理论。分类理论包括罗卡奇的价值观二维理论、霍夫斯蒂德的五维理论和施瓦茨的多维结构理论。变迁理论包括英格尔哈特的后现代价值观转变理论，格林菲尔德的社会变迁与人类发展理论。罗卡奇的理论将价值观分为目标和行为，这种区分使得价值观研究从一开始就关注信念系统与行为间的联系。施瓦茨的理论注重探讨价值观维度的相容和冲突以及价值观结构与行为的关系。霍夫斯蒂德的理论则关注更大范畴的人类文化群体的价值观结构和差异；而英格尔哈特和格林菲尔德的理论关注随时代变化人类群体价值观的变化趋势。此外，还有戈维亚从进化角度提出的价值观功能理论，两种功能分别为表达生存和繁荣需求的功能，以及引导个体行为以实现个人和社会目标的功能。一些国内及华人学者借鉴罗卡奇和施瓦茨的价值观理论编制量表探究中国人价值观的结构，提出的价值观理论或观点则丰富多彩，有些蕴含中国传统文化的要素，更多的兼具分类和变迁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