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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价值观？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对价值观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克拉克洪（Kluckhohn，1951）认为价值观是一种外显的或内隐的、有关什么是“值得的”的看法，反映了个人或群体的特征，影响人们对行为方式、手段及目的的选择。是否“值得”逐渐成为定义价值观的重要标志。
价值观历来是哲学和伦理学思辨论证的主题，心理学对价值观的科学研究最早可追溯到佩里（Perry，1926），迄今已近百年。20世纪30年代初，美国心理学家奥尔波特和弗农（Allport & Vernon，1931）将价值观视为不断变化的动机倾向，是一种可用于描述个体差异的人格结构。并根据斯普朗格（Spranger）所提出的六种生活方式类型，编制了一份“价值观研究量表”，用于测查六种类型个体的最高价值和基本兴趣，包括理论型、宗教型、社会型、权力型、经济型和艺术型（燕国材，岑国桢 等，2022）。罗卡奇（Rokeach，1973）则将价值观研究推向了新的高潮，他认为价值观具有动机性和规范性作用，并从“行为方式”和“终极状态”角度，开创性地把价值观分为具体的行为方式和终极的目标状态两类。人们可能以一种行为方式作为获取许多终极目标的手段，也可能以许多行为方式作为获取一种终极目标的工具。在此基础上，施瓦茨（Schwartz）提出一个至今仍被广泛引用的界定：价值观是令人向往的某些状态、对象、目标或行为，它超越具体情景而存在，可作为在一系列行为方式中进行判断和选择的标准（Schwartz & Bilsky, 1987）。
西方的价值观内涵体现了价值观作为“深层结构”和“信仰体系”与“行为选择”之间相互依存的性质和关系。中国传统价值观一般指以儒家为主，融合佛家、道家、墨家、法家的思想，形成具有鲜明特色的“应该这样”或“不应该这样”的持久信念，诸如安分守己、以和为贵、孝悌和家、舍生取义等。杨国枢（1993）认为价值观是人们对特定行为、事物、状态或目标的一种持久性偏好。杨宜音（1998）认为价值观既是个体的选择倾向，又是个体态度、观念的深层结构，它主宰了个体对外在世界感知和反应的倾向，因此是重要的个体社会心理过程和特征。黄希庭（2005）认为价值观是人们区分好坏、美丑、益损、正确与错误，符合或违背自己意愿的观念系统，它通常是充满情感的，并为人的正当行为提供充分理由。也有研究者主张价值观是人们在目标确立、手段选择、规则遵循方面所体现出来的观念，这种观念对个体或群体的行为具有导向作用（金盛华 等，2003）。还有研究者强调价值观就是人们基于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对事物价值的根本看法，是关于如何区分好与坏、善与恶、符合意愿与违背意愿的总体观念，是关于应该做什么和不应该做什么的基本原则（杨耕，2015）；价值观是一个人对事物的根本看法和总体评价，价值观的具体内容构成了一个人评判事物的尺度和社会实践的行为准则（张兴海，2015）。
总体来看，国内外学者对价值观的定义有很多相似之处（姜永志，白晓丽，2015），主要包括这几方面内容：价值观是一种信念或心理成分；价值观是个体主观对主客关系的重要性的认识；价值观涉及认知、情感和意向，是一个心理过程；价值观具有稳定和不易改变的特点；价值观具有历史文化差异性。
近20多年来，中国心理学家在价值观研究领域已积累了丰硕的成果（如，杨宜音，1998；岑国桢，2007, 2010；黄希庭，窦刚，郑涌，2008；金盛华，郑建君，辛志勇，2009；张卫，甄霜菊，胡绮明，2008）。但总体而言，国内以中小学青少年为对象的价值观研究较少，较多的是有关大学生的价值观研究（陈玉君2010；Wray-Lake, Flanagan et al., 2014）。多数研究只是将中学生价值观当作相关变量考察，缺乏对中学生价值观内容结构及相关概念的深入分析（金盛华 等，2008）。而一个人的基本价值观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成年期之前的状况，在成年之后，经济环境的改变很难影响其基本价值观（Inglehart，1978。）未成年阶段形成的基本价值观奠定个体一生的价值取向。青春期孩子身心发育突飞猛进，身体日益强壮，心理愈发成熟，随之自我意识逐渐增强，开始产生自我认同的需要，思考“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等终极的存在性问题。与此同时，青少年也开始思考和探索自身的价值取向，逐渐形成可作为自己行为评判标准的价值观。已经形成的价值观在一定程度上引领个体的行为选择，引导个体的行为方向，与青少年的心理健康、亲社会行为和攻击行为等有密切联系（Eskin，2013; Bacchini, Affuso, & Aquilar, 2014。）因此，对青少年价值观的研究有其独特的价值和意义。
青少年价值观的形成和发展受到个体因素，如性别、人格的影响；也受到环境因素，如家庭和学校环境的影响（Döring et al，2015; Parks-Leduc, Feldman, & Bardi, 2015; Danyliuk, 2015; Way et al., 2013；苏红，任孝鹏，2014；王雪，李丹，2016）。而无论个体因素，还是环境因素，都受到社会文化整体结构和趋势的影响。社会文化环境熏陶、感染和教化身处其中的个体，人们长期生活的某种文化环境会赋予该环境中的个体共同的价值观。一定的文化体系和社会结构，通过文化的传播者和保存者，塑造一代代人的价值观（Chen，2012。）随着时间的推移，价值观会塑造个体的认知、情绪和行为模式，会对个体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最终形成某种文化所共有的认知图式（Chen，2015）。21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已经步入了急剧变化和快速发展的时期。在中国社会变迁过程中，传统文化、现代文化、后现代文化等各种因素交织在一起，发生了复杂的变化（Yan，2010。）而且，中国的社会变迁发生在全球化、信息化、知识化的宏观背景中，进一步加剧了这些因素影响的广度和深度。一方面，很多元素在消减甚至消失，另一方面很多元素又在被重新解释加以传播，或是重新包装，以另外的面目出现。日益快速变化和更加多元的价值观对青少年的冲击和影响更为明显。在这种多元化的浪潮中不断理解、学习、比较和认同差异化的价值观成为年轻人的必修课。
国外近些年的研究开始强调社会环境变化在价值观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如经济大萧条对青少年价值观及其相应行为的影响（Park，Twenge, & Greenfield, 2014），生活环境的变化对个体价值观的影响（Manago，2012; Weinstock et al.,2015）等。格林菲尔德（Greenfield）提出社会变迁和人类发展理论（Greenfield，2009, 2013; Greenfield, Suzuki, & Rothstein-Fisch, 2006），探讨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如何改变人们的文化价值观，从而影响个体的发展。华人学者陈欣银（Chen，2015）在整合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多元建构观”，认为关系取向和个体取向是可以和谐共存并加以整合的两种价值观，个体的提升并非以削弱关系为代价。随着时代变迁，已有的价值观并非被新的价值观完全取代，而是被整合进新的价值观中。因此，从中国社会变迁的视角，研究青少年价值观的表现特征、发展趋势以及相关的影响因素和机制，不仅对于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整个社会的价值观教育和传播具有重要价值。
本书第二章将从青少年价值观研究的理论建构入手，随后各章分别探讨当代青少年价值观的表现特征、发展现状、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试图借助心理学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勾勒出社会变迁进程中青少年价值观发展的总体样貌。具体结构框架如下：
主要概述价值观是什么，为何要研究青少年价值观，以及本书框架结构和主要内容。
首先，概括了西方国家一些代表性的价值观理论，价值观的分类理论包括价值观二维理论、五维文化价值观理论和多维结构理论（环形价值观模型）。价值观的变迁理论包括价值观后现代性转变理论、社会变迁和人类发展理论以及价值观功能理论。一些国内及华人学者提出的价值观理论或观点也非常丰富多彩，有些蕴含中国传统文化的要素，更多的兼具分类和变迁的特征。其次，试图了解当代青少年价值观的表现特征，主要对来自城市和农村的163名中学生进行了半结构化的访谈，发现青少年主要提及13个价值观主题，家庭幸福、学业优秀和个人快乐是核心表现特征。
主要分析在中国社会变迁的新时代背景下青少年价值观的构成特征，并通过构成项目分析、探索性因素分析、验证性因素分析以及结构维度的信效度分析等一系列操作程序，形成具有良好信效度的测量问卷，青少年价值观问卷共46个条目，由社会平等、集体责任、遵纪守则、家庭亲情、同伴友情、超越进取、时尚潮流和享受快乐等8个维度构成。青少年价值观各维度对学校和社会适应的某些指标具有预测作用。
选取上海、山东、福建、四川等多个地区青少年作为目标群体，除了横断调查，同时展开为期一年半的追踪研究。追踪研究结果显示存在一定的地域差异，如福建和河南青少年对集体责任、遵纪守则以及超越进取价值观的认可度相对较低，山东青少年更认可时尚潮流价值观。性别差异具体表现为，男生和女生在超越进取价值观上都呈显著增长的发展趋势，并且女生超越进取的发展速率更高。此外，女生在遵纪守则和时尚潮流价值观上也呈现显著增长趋势，并且具有较高的起始水平，女生在集体取向和遵纪守则的发展速率也更快。
为了探究包括人格特征、自我调节和自我概念等个体因素，以及父母教养方式和同伴圈子对青少年价值观的影响，研究选取上海、山东、福建、四川等多个地区青少年进行问卷调查。研究发现，自我调节中的认知调节对青少年价值观的预测作用最强；外向性和尽责性是对青少年价值观最具预测力的两个人格特征；自我概念对遵纪守则和时尚潮流价值观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父母教养方式的不同维度均能显著预测青少年的价值观。同伴圈子层面的超越进取价值观对个体社会、学校和心理适应均有促进作用，集体责任可弱化心理适应问题，时尚潮流可增强外化问题；进一步分析发现，圈子集体责任对个体心理适应问题的弱化作用只存在于城市，圈子时尚潮流对外化问题的增强作用只存在于农村。
本章关于社会文化环境因素对青少年价值观发展影响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中国不同地域青少年价值观的发展现状，有助于理解社会大环境对青少年价值观与心理健康关系的作用，为引导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提供了一定的实证依据。第一节对上海闵行、四川仁寿、甘肃玉门三地的青少年比较研究的结果表明，青少年价值观各维度上存在显著的地域差异；青少年价值观各维度对学习成绩、社会能力和抑郁的预测存在显著的地域差异。第二节主要对上海的城市儿童和安徽宣城的农村儿童进行比较研究，结果表明个体取向和集体取向与儿童的社会和心理适应之间的关联存在显著的城乡差异。而新冠大流行期间有关青少年的群体取向与心理健康的结果发现，相比新冠疫情之前，新冠大流行期间青少年的群体取向认同变低，孤独感和抑郁情绪增多。大流行期间，城市青少年的集体取向对孤独感和抑郁症状的积极影响要强于农村。
本章研究结合了以变量为中心和以个体为中心的方法来研究中国两个地区的青少年价值观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与认可自我关注和漠不关心价值观的青少年相比，认可无焦虑价值观群组的青少年所报告的抑郁和孤独水平均较低，而认可他人关注的青少年报告的抑郁和孤独水平均较高。对以往文献的综述也发现认同自我增强价值观会使人更加关注个人利益，可以让人体验到波动的幸福感；认同自我超越价值观，则可以让人拥有持久的幸福感。此外，认同自我超越价值观的个体可能对自我威胁信息有较少的防御性反应，体验到更多的社会关系导向的情绪，激发更多的亲社会行为，从而获得持久的幸福体验。
本章主要从外显和内隐两个层面，通过问卷调查和实验研究，系统考察青少年自我超越和自我增强价值观与情绪调节各要素（即情绪目标、情绪识别、调节策略、调节效果）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青少年越认同自我超越价值观，越希望体验到社会参与情绪；自我增强价值观与相应情绪目标之间的关联程度较弱；自我超越组被试对消极人际信息存在注意偏向；自我超越组被试倾向采用控制型调节方式；搜索愤怒背景下高兴面孔的速度更快；情绪调节在自我超越与孤独感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
本章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法分别考察青少年价值观与亲社会和攻击行为，以及与孤独感和抑郁情绪之间的关系及影响机制。结果发现对集体责任价值观的认同影响亲社会行为，这一影响通过学业自尊的中介作用实现，性别调节学业自尊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性别和社交敏感共同作用于时尚潮流价值观对攻击行为的正向预测作用中，性别调节社交敏感对攻击行为的影响；社会平等、集体责任和超越进取价值观对1年后抑郁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孤独感和抑郁对1年后的社会平等、集体责任和超越进取价值观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上述结果为理解青少年价值观与适应功能及作用机制提供了更充实的实证依据。
从青少年价值观的构成特征、发展现状、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等方面入手，借助心理学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方法，勾勒出社会变迁进程中青少年价值观发展的总体样貌。未来研究可考虑扩大被试取样、更多样化的研究方法、多层级生态系统对青少年价值观的综合影响，以及青少年价值观与适应功能关系的内在机制及边界条件，等等。根据我们的系列研究结果，青少年价值观教育可以从个体及环境两大视角来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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