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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的经世实学转向可追溯到大学士庄存与当初提倡的“今文经学”。其时，朝廷大权及国家命脉尽被和珅集团掌握，庄存与作为和珅的反对派，只能回到家乡常州另寻进路。为“间接表达他对当时政治的批判，以及他对和珅及其同伙的不满”，庄存与开始发展“非正统的《春秋公羊传》研究”（艾尔曼，1998:13）。西汉时，胡母生、董仲舒等携手使《春秋公羊传》成为官方权威课程，其基本内容乃是解释孔子的《春秋》。西汉末年，王莽、刘歆等力挺另一本《春秋》教科书，即古文经《春秋左氏传》。但在唐宋以来流行的“十三经”中，《春秋公羊传》一直有一席之地。乾隆时，亦曾专门“刻十三经经文于石，立之太学”（蒋伯潜，1983:8）。言外之意，到清代，研读《春秋公羊传》仍是官方认可的经学课程之一。然而信奉程朱义理的朝廷理学权威，以及推崇许慎、郑玄的地方考据学家，均不看重《春秋公羊传》。只有像庄存与那样，试图批判腐败政治现实，才会对其感兴趣。尽管庄存与发展《春秋公羊传》研究，也无法拯救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危机，却让诸多后辈改革派士子精英在其影响下，开启了直接推动近代中国课程改革兴起的经世实学转向。
庄存与发展《春秋公羊传》研究，表彰董仲舒的今文经学，可以提醒后辈士子注意不一样的传统课程。尤其厌恶考据学缺乏现实政治关怀、有志改造危机现实的后辈士子精英，更是容易为庄存与刻画的董仲舒的宏大政治改革思想所感动。后辈士子精英中，最值得注意的便是庄存与外孙刘逢禄。在庄存与的教导下，刘逢禄坚信董仲舒的春秋大一统教义可以拯救乱世。刘逢禄推崇董仲舒《春秋》政治学，今日看来难免显得迂阔不着边际，不过相比于考据学逐字逐句解释经典，刘逢禄的政治关切以及董仲舒的鲜活政治改革家形象更能吸引那些血气方刚、立志革新的青年士子。此外，刘逢禄还有足够吸引青年士子的耀眼政治文化资本：祖父系文渊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刘纶；其本人也于嘉庆十九年即1814年，考中进士，入选翰林，之后又任礼部主事。这些政治文化资本均有利于刘逢禄在青年士子中扩大影响。龚自珍、魏源等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的新一代士子俊秀纷纷拜入其门下，为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近代中国课程改革的开拓先锋提供思想及知识基础的正是刘逢禄门下的这些俊秀。
刘逢禄生于1776年，龚自珍、魏源分别比他小16岁、18岁。前文提到，龚自珍早年曾试图纠正江藩拔高考据学。其时龚自珍23岁，恰逢乡试落地，使得他更觉得“纵使文章惊海内”，倘若无助于拯救危机现实，亦不过是“纸上苍生而已”（郭延礼，1987:35）。无奈龚氏当时找不到适宜的求学机制，只能拜到有心变革危机政治现实的刘逢禄门下。拜刘逢禄为师，意味着可以学到能激发现实变革意志的今文春秋学，然而龚自珍并未因此只学会像刘逢禄那样，以《春秋公羊传》里的大一统教条来整顿危机政治现实。龚氏更在意的是从危机现实出发探求新学术，提出为学“不必泥乎经史”，真正重要的乃是“通乎当世之务”（汤志钧，2007）。这可以说是龚自珍发展新经学课程的基本思路，可惜龚氏即使38岁时得中进士，之后也无权力及平台来施展其“救裨当世”的经学革新抱负。直到鸦片战争爆发，龚自珍一直都只能不停呐喊改革，乃至曾寄望“天公”消除当时腐败透顶的科举课程，建立以“实学”为本的崭新课程体制，以扭转其25岁时就已揭露的暗淡“衰世”景象：“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工”，从而培养各类从政治、军事、教育、农业、商业等各方面切实拯救“衰世”的“人才”，并使他们能发挥才学，免于“则百不才督之、缚之，以至于戮之”（龚自珍，1975:6）。
因为位卑言轻，龚自珍直到1841年去世，也无法唤醒清廷主动发起走出危机所必需的学术、课程及政治体制改革。但当时除龚自珍外，还有不少有识士子也在推动直面内外危机现实的经世实学，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正是魏源。1826年，32岁的魏源在江苏布政使贺长龄的支持下，编成《皇朝经世文编》，可谓经世实学转向兴起以来最具代表意义的成果。魏源最初究竟有何课程变革计划，也随《皇朝经世文编》推出，得以告白于天下。从序言来看，魏源的“目的就是要通过此书改变乾嘉以来‘学者群趋于考据一途’的纯学术研究的学风，让经学为解决日趋激化的政治社会实际问题服务”（魏源，2004:1）。言外之意，《皇朝经世文编》所代表的经世实学得以成形时，尚谈不上是真正意义的新学课程，因为它依旧属于“经学”范畴，不过是为了重构经学，至多只能算作“新经学”课程。然而也不能因此低估《皇朝经世文编》在晚清课程变革史上的重要意义。
进而言之，《皇朝经世文编》的课程革新意义集中表现为以下两点：首先，它将亟待发展的“新经学”或经世实学课程分为八类，“学术”“治体”“吏政”“户政”“礼政”“兵政”“刑政”“工政”，其中又以“户政”“兵政”“工政”篇幅居多（魏源，2004:1—5）。相比于高谈义理的宋明理学或碎片化的经学考据，这套“新经学”课程显然是在尽最大努力应对19世纪以来中国的内外危机局势，像“工政”，便需学习“土木”“河防”“运河”“河工”“水利”“海塘”等知识（魏源，2004:5），它们皆直接关乎国计民生安危。其次，《皇朝经世文编》的出现，还彻底改变了长期以来的经学课程内容，具体来说就是不再要求士子埋头学习宋明理学或汉代古文考据经学，而是鼓励士子将视野转向顾炎武以来的众多经世实学文章，有利于解除程朱理学、古文考据经学等对于课程变革的强大禁锢作用，同时让年轻一代士子迅速了解清代各路学者及官员在经世方面到底有何学术成就，进而有可能明白如何继往开来，从危机现实入手创造更多经世新知识。
更为难得的是，与龚自珍总是缺少政治参与机会不同，魏源尽管曾和龚自珍一起遭遇会试不第，但他并不缺乏政治参与机会。不仅如此，魏源还经常担任封疆大吏的核心幕僚，从而可以深入国家政治经济危机现场，依据一手危机事实及丰富的危机治理实践经验从事新知生产。正当魏源接受贺长龄之聘编纂《皇朝经世文编》之际，陶澍调任江苏巡抚，后又升为两江总督。陶澍认为魏源系难得的经世干才，任江苏巡抚时便招魏源入幕，委托其处理两淮盐政危机。魏源随之先在“淮北试行票盐”，改组盐政机构，“裁浮费”，以减少财政支出，同时“减盐价，以轻商本”。可见，魏源颇善于理清矛盾，改良政府垄断的腐败盐业。尤其是尽力体谅民间商人负担与收益，让利于民，更有利于刺激经济增长，增加政府财政税收，淮北盐政由此转上官民双赢的良性轨道。“于是官盐减价于私贩，枭化为良，引销课裕，每年溢额数十万，籍补南课之不足。”（魏源，1976:849）只可惜，如之前提到的那样，魏源建立的新体制后来又被腐败行政人员及大盐商勾结窃为寻租工具，导致民间再度回到暴力贩盐。可见地方官僚体系太缺乏像魏源这样的经世干才。
漕运、海运、水利等亦是直接影响当时国家兴衰治乱的大事。在这些大事上，陶澍同样重视借力于魏源。“凡海运、水利诸大政，咸与筹议。”（黄丽镛，1985:67）魏源也能根据对于危机现实的深入认识，采取适宜改革办法。如他之所以能创造性地提出以“海运”代替“漕运”，便得益于非常了解国家每年投入甚巨的“漕运”早已异化为各地官吏欺上讹下、中饱私囊的腐败体系，而非造福国计民生的国之重器，即魏源所谓“河运有剥浅费、过闸费、过淮费、屯官费、催儹费、仓胥费，故上既出百余万漕项以治其公，下复出百余万帮费以治其私”。魏源甚至认为，乾隆时，就应启动海运替代漕运。其时，“国家承平日久，海不扬波，航东吴至辽海者，昼夜往返如内地”（魏源，1976:415—416）。魏源甚至能务实提议调动民间力量参与海运，建立“以商运代官运”的海运新体制，并曾“先后至上海招集商搜，宣上德意，许免税，许优价，许奖励，海商翕然，子来恐后”（魏源，1976:415）。正因看到倘若激励到位，民间力量便会积极参与分担国事，魏源确信“海运之事，其所利者有三：国计也，民生也，海商也”。哪些人的利益将受损，魏源同样清楚，包括“海关税侩”“天津仓胥”“屯弁运丁”等，这些人会找各种理由反对改革。从发起海运改革，到处理改革中的阻力，需要什么样的新学术基础？非得像魏源本人那样，“命筹海运以来，宵旦讨论，寝食筹度，征之属吏，质之滨洋人士，诹之海客畸民，众难解驳，愈推愈审”，才可能“万举万全，更无疑义，敢以贡之大人执事”（魏源，1976:418）。魏源可谓比龚自珍还要了解当时国家现实危机的复杂内涵，也更善于尽可能多地调动民间力量参与应对国家危机。相比于《皇朝经世文编》，其在盐政、漕运、海运等领域的所作所为显然更能诠释何谓切实有利于拯救现实危机的经世实学。如此便不难理解，为何魏源固然乐于广泛吸收典籍中的经世知识，但仍反复强调“知”来自“行”，来自“勤访问”，来自“亲历诸身”（魏华政，1994）。不然，顾炎武等前辈的经世文章读得再多，也还是做不出真正可以经世的新学术与新文章。当然，魏源之所以能在盐政、漕运、海运等领域创造杰出的经世实学成绩，说到底还是与幸运得到陶澍的器重有关。陶澍恰好又是一位难得的“见义勇为、胸无城府”“用人能尽其长”的封疆大吏。道光时期，东南一带作为国家粮仓及财政来源，全赖陶澍带领一干幕僚苦心经营，方得以在险象环生中大体保持稳定。连为之立传的史家也担心，一旦陶澍式的封疆大吏“徂谢”而去，便“无以纾朝廷南顾之忧”（赵尔巽等，1976:11608）。
道光以来，对深陷危机的清廷及国家而言，有陶澍主持东南大局，努力兴利除弊，实属万幸。对魏源来说，能获得陶澍器重亦是一桩佳缘，从而得以依靠对于现实盐政、漕运、海运以及政治经济体制与各方利益关系的深刻认识，开创系列可以直接改善国计民生的经世新学术，进而在推动经世实学课程革新及发展方面，作出理学权威、考据名家不可能取得的贡献。魏源能有这些个人的经学课程革新造化，皆得益于曾常年和陶澍携手治理危机现实。然而世事总有人散缘尽之时。道光十九年即1839年，年届六旬的陶澍正准备要在淮南推广让利于民的盐政改革，便病逝于两江总督任上。其时，魏源已替陶澍写好“便国”且“便民”的淮南盐政改革文章（魏源，1976:431），但尚未来得及呈送，陶澍便撒手人寰。想到仍在危机现实中艰难挣扎求生的国家及“斯民”顿失不可多得的依靠，魏源不禁悲叹：“漕鹾边防，日棘一日，朝廷拊髀之思，无可复慰。乌乎！匪公之功，维斯民之恫。”（魏源，1976:347）
赞助魏源编纂《皇朝经世文编》的贺长龄也在一年前就去世了。好在东南一带，仍有人可以引领魏源继续推进经世实学探索。此人正是中国近代史上声名比陶澍更为卓著的封疆大吏林则徐。林则徐生于1785年，比陶澍小6岁。陶澍1825年调任江苏巡抚，林则徐时任江苏按察使。陶澍升任两江总督后，林则徐先后升为江苏布政使、巡抚。魏源随之也深得林则徐赏识，经常出入后者府邸，围绕系列大事商谈利国利民之策。就是这一层密切交往关系，以及魏源对于林则徐的厚重钦佩之情，使得魏源在陶澍离世后，随林则徐一起推进经世实学探索。1837年，道光帝多次召见林则徐，林氏旋即由江苏巡抚升任湖广总督。魏源虽留在江苏，但仍和林则徐保持互动。林氏到任后，曾有王鎏献上《钞币刍议》，堪称率先在科举课程体系中开辟“货币经济学”研究，目的是解决清廷财政危机，其核心观点是建议取消银本位币制，改为“无限制地发行不兑现的纸钞”。林则徐没有认可王鎏的币制改革理论，魏源同样反对（来新夏，1997:260—261）。两人因此未能和王鎏携手发展“货币经济学”课程。不过，魏源一直和林则徐共进退，使得他得以和林则徐一起首次面对中国近代史上史无前例的大挑战——由英国走私鸦片引发的跨国经济军事冲突，就看他和林则徐在应对挑战过程中，能给后面的曾国藩一代在大变局中开启近代中国民族复兴与课程改革留下什么遗产。
前文就曾提到，19世纪20年代起，英国加大鸦片走私，导致中国出现巨大贸易逆差，最多时，每年向英国流失白银达三千万两。1835年，英国非法对华输入的鸦片总数由21885箱猛增至30202箱。到林则徐升任湖广总督的1837年，走私鸦片又增至34373箱，销出28307箱（马士，1963:239）。按理，两广总督及其属下早就应设法遏制规模日益庞大的英国鸦片走私贸易，然而正如1837年11月英国海军上校、驻广州商务总监督义律向英国外务大臣汇报情况时所揭露的那样，“广东省当局的高级官员们完全知道在欧洲式的客船中所进行的巨大的鸦片走私”，但他们“不是从利益便是从政策出发”，“对这一事态不立即加以阻止”（义律，1993a:231）。义律还预言，事态继续发展下去，将使“所有高阶层和低阶层的人士统统贪污腐化，而且沿海充斥着中外坏人”（义律，1993b:236）。
鸦片何止仅是恶化广东及沿海地区的人情，内陆各地其实亦有相似趋势。1838年，道光帝接到举报，连京畿附近的天津也已是“烟毒泛滥、烟贩猖獗”，而直隶总督琦善“对这些现象竟然放任不管”，“他和烟贩之间蛛丝马迹的暧昧关系，也就不言而喻了”（来新夏，1997:271）。可见，即使没有盐政、漕运、水利、农民起义等其他危机，仅仅鸦片走私或许就足以将清廷及国家置于死地。林则徐所辖湖广地区即湖南湖北，也有鸦片泛滥迹象。林氏不仅在湖广地区查缴鸦片，而且屡屡上书道光帝，必须在全国范围启动严禁政策，“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林则徐非常清楚鸦片泛滥可能造成的政治经济危害，至于何以禁烟，林氏亦有思路，他认为应从严惩吸食者下手，因为吸食者中，“盖以衙门中吸食最多，如幕友、官亲、长随、书办、差役，嗜鸦片者十之八九，皆力能包庇贩卖之人”（林则徐，2002:78—79），不从他们下手，便无法禁绝鸦片泛滥。
将国内基层官吏吸食者定为鸦片泛滥的源头，眼界尚有局限。不过，没多久林则徐便意识到真正的源头祸害乃是英国对华走私鸦片。与此同时，道光也将希望寄托在了林则徐身上，再度数次召见林则徐，最终于1838年底任命林氏为“钦差大臣关防”，前往广东，“所有该省水师，兼归节制”。龚自珍也写信敦请林则徐一定用好“武力”，以“绝其缘”，同时提醒林氏千万不要被“粤省僚吏”“幕客”“商估”“绅士”等地方各路人马的“黠滑游说”动摇心志，“宜杀一儆百”（龚自珍，1975:169—170）。林则徐南下途中才回复龚自珍，从中可以看出，林氏已然下定决心，他不怕什么危险。真正令林则徐担心的乃是穆彰阿、琦善等朝中权臣搬弄是非，铲除英国鸦片走私贸易体系的行动随时可能半途而废。
林则徐南下后，道光又下特诏，令邓廷桢等严阵以待，配合禁烟。邓氏时任两广总督，最初他曾一度拥护“驰禁”，对道光帝“怀着犹疑、观望的态度”（吴义雄，2008）。但接到圣令后，邓氏便立即会同广东巡抚怡良严打国内烟贩，同时命海关查实驱逐英国烟贩，全力配合林则徐。至于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则更是迅速与林则徐携手迎敌。早在1826年，关天培就曾为林则徐发展海运漕粮效力，负责保护航船。1832年，英国为实施侵华计划，派军舰到我国东南沿海刺探军情，又是关天培与林则徐、陶澍联手将英舰驱逐出境（李才垚，1985）。两年后，英军改道强入珠江口，越过虎门，直逼黄埔。“道光帝得奏甚怒”，即“调关天培为广东水师提督，加强虎门防务”（茅海建，1990），从而再次得以和林则徐一起在广州应对英国非法入侵，从源头上铲除由英国走私强加给中国的庞大鸦片贸易体系。
林则徐未到广州时，有不义烟贩曾四处散布谣言，说什么“名为圣主除秕政，实行聚敛肥私门”（宾汉，1954:14）。英国大烟贩查顿则悄悄潜回英国，其所创公司怡和洋行专门从事对华走私，如林则徐所言，此人“与汉奸积惯串通，鸦片之到处流行，实以该夷人为祸首”（林则徐，2002:129）。查顿还创办《广州纪事报》，和其他英商报纸合谋制造“海军力量征服中国”的舆论，怂恿英国政府发动“对华战争”（吴义雄，2008）。查顿之所以潜回英国，正是为了促成侵华战争。其他英国烟贩也在活动，连作战时间、路线及战后如何谈判以攫取最大政治经济利益等，都有计划。可见，林则徐展开禁烟行动前，英国鸦片商就在游说政府按他们的意思发起战争，甚至后来“南京条约的内容，实际上也就是以查顿为首的鸦片贩子的建议的实现”（姚薇元，1963）。铺陈这些远在英国发生的史事，意在表明，除广州“十三行”行商——即英国烟贩在华中介——编织起来的贸易机制需及时纠正外，林则徐、关天培等更了解英国烟贩在英国本土发起的战争动员活动，驾驭英国政府被英国烟贩及义律一伙拖入非法鸦片贸易之后带来的复杂军事外交关系及政治经济意图。
粗略勾勒完林则徐所遇难局，再来看当时最权威的程朱理学课程、弥漫朝野的考据经学以及八股文、试帖诗等流行科举课程，便会发现当林则徐急需有效知识援助时，这些课程均无法提供，一切均要靠林则徐自行探索。同样，当时及后辈士子在应对西方经济军事入侵所引发的复杂变局方面能学到什么适宜的新课程，亦得看林则徐一系有何探索努力。离京两月后，林则徐于1839年正月二十五日，“抵广州就钦差大臣任”。第二天，林氏便召集邓廷桢、关天培等发布公告，要求“慎密关防，不准扰累”。第三天，又“具折报告到粤日期和鸦片贩子查顿畏罪逃跑、趸船异动等情况”（来新夏，1997:278）。到2月初，林则徐又发布多道告示，劝诫士农工商学等各界人士不得吸食鸦片，同时令十三行行商转告英商及各国烟贩缴出所有鸦片。从行商传达给各国烟贩的谕函中可以看出，林则徐的立场非常坚决：“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断之理。”（林则徐，1963:59）
谕函也曾上呈，得到道光帝认可，林则徐因此可以更为果敢地致力于铲除英商为首的鸦片贸易体系。谕函发布不久，美国、荷兰烟商均表示遵守，承诺以后永不贩鸦片。义律及英国烟贩则在背后密谋，推诿拖延，企图把事情闹大，将林则徐从捍卫民族尊严及国家利益出发，遏制他们的私人政治经济野心的行为，升级为中英两国政府的政治冲突，“让中国人……陷入他们自己直接对英王负责的圈套中”（格林堡，1961:186）。林则徐是否知道义律一伙为私人政治经济野心连本国政府也绑架、以求将矛盾升级的阴谋，这里无从判断。但有一点可确定，无论林则徐知道与否，都不会动摇他从保卫中国国计民生出发，打击义律一伙的不义行径。1839年6月（四月廿二），禁烟初告胜利，收缴鸦片2万多箱，义律及英国烟贩离开广州。之后便是林则徐率众在虎门当众“销化烟土”（林则徐，1984:341—342）。
两万多箱鸦片，到6月25日才全部销毁。短短4个月，林则徐便能对庞大非法鸦片贸易体系的源头发起清剿，首次向世界彰显无论遭遇何种不义西方政治经济势力，中国都会坚决抵抗到底。但义律一伙也不肯放弃鸦片走私的巨大利润，为扩大事端，激怒中英政府，他们仍在“叠次抗违法度”，且拒不交出“酗酒滋事，犯杀人之罪”的英国水手。1839年底，林则徐得道光许可，下令终止一切“英商贸易”，“并逐其船只，不准碇泊天朝洋面”（林则徐，1985:86—87）。事态日益朝义律及英国烟贩预谋的方向发展。不过林则徐也不怕可能到来的战争，初莅广州时他便敦促邓廷桢、关天培等加强海防。虎门销烟后，林则徐更将海防列为首要关切。关天培同样深知“海防尤为贵重”，“于夷情洋务极力讲求”，且“在粤五年有余，并未携带家眷，其母亲年愈九十，亦不敢顾及乌私”（林则徐，1988:289），可谓早已决定全力抗击外敌，为国尽忠。1840年初，英国女王发布侵华战争令（丁名楠等，1958）。当年6月，英国军舰侵入广州海面。关天培再度迎来三年届满，照例可以进京觐见晋升走人，但关天培仍自愿留下，与林则徐联手抗敌。海防是从源头铲除非法鸦片贸易体系必须做好的大事。正是为加强海防，林则徐还有过另一大与课程改革直接相关的努力。它将显示，除盐政、海运等外，林则徐、魏源还曾为之后的曾国藩等近代中国课程改革先锋，留下一份崭新的经世实学课程遗产。这份新课程遗产便是地理学，尤其是世界地理学。南下途中，林则徐便在留心考察地理。魏源则在修正传统地理学，认为既要“考之经”，又要“求之近”（魏源，1976:234）。禁烟以来，他们又开始关注英国及世界地理，从而将传统中国地理学推向崭新发展阶段。一般认为“清代对域外地理的大规模研究，是从鸦片战争以后开始的”。在此之前，万斯同、张廷玉等主持修纂《明史》，其中有《外国传》，亦可算世界地理学，但所涉“91个国家和地区”多为中国藩国及与中国保持朝贡贸易关系的南洋诸国，西方仅有曾派传教士来华的意大利，而且关于这些国家的知识多半由郑和下西洋时所得或由传教士带入，由此也导致中国长期“对世界知之甚少”，乃至对于利玛窦所说世界有五大洲这一今日看来极简单的常识，《外国传》编者也觉得“其说荒渺莫考”（赵荣等，1998:62—65）。清代最渊博的学者在世界地理方面也所知甚少，如此怎能驾驭西方强敌。仅此一点，便可说明林则徐、魏源等自觉探索世界地理，对于改变中国陈旧知识课程体系乃至民族复兴的重要意义。
禁烟以来，林则徐便开始发展世界地理学。魏源自鸦片战争爆发以来，也在想方设法研究英国地理。时为1840年秋，魏源应友人之邀来到宁波军营，见一英国俘虏安突德，“亲询安突德，了解英国情况，后又旁采其他材料，写成《英吉利小记》”（黄丽镛，1985:113）。相比魏源条件有限，很难开展世界地理研究，林则徐作为钦差大臣，则可以调动多方人力及资源发展世界地理研究。初到广州发布禁食鸦片令之后，林氏便着手建立了解西方必需的译书机制。其时，清廷“很不愿意中国百姓跟外间世界发生密切接触”，“译书”属“大逆不道”之事，“需要很大勇气”，林则徐将所译“材料汇编成辑，附在奏章中送给皇帝去看，这见识和胆量着实是罕见”。林则徐很清楚，无论抵抗英国非法鸦片走私及军事入侵，还是与各国发展“正经贸易”，均急需深入了解英国及各国情况。在资料选择上，同样可看出林则徐的不凡见识。他甚至注意到当时英国新出的反鸦片著作，尽管他“不可能理解”此书作者意在向“天朝推销棉布”，“但他至少知道，英国国内也有人反对鸦片贸易，这个矛盾可以利用”。再如摘译《各国律例》，亦属见识不凡，可启发国人从“民族国家”角度认识世界格局（陈原，1998:289，293）。
译书方面，最值得一提的还属推出世界地理译著《四洲志》。1830年，英国伦敦成立皇家地理学会（Royal Geography Society）。首届年会上，主席巴罗（John Barrow）声称“地理乃最重要的知识”，并强调“该分支科学所能带来的利益（Interest）已获得广泛认可”，尤其是“对英国这样在海外拥有无数外国领地的海洋国家来说，地理更是增进国家福利首屈一指的知识”（Barrow，1831）。皇家地理学会的确很强势，可不断为英国殖民扩张提供适切知识、人才乃至经济政治支持，同时更是英国地理课程及教育发展的重要推动机制（Wise，1986）。1836年，皇家地理学会会员穆雷（John Murray）推出《地理大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Geography），堪称当时最先进的世界地理著作。林则徐不曾研究穆雷一书背后的强大学会体制支撑及其帝国主义诉求，但他能从众多地理书籍中，挑出这本译成《四洲志》，本身就已不易，从中可见他的确用心，要把当时最新的世界地理教科书带入中国，尽管他无法让近代中国形成英国那样的能为国家参与世界经济政治竞争，提供有力知识及人才支持的地理学研究及课程体系。
穆雷及英国皇家地理学会的知识行动表明，对19世纪初期的中国来说，实在有太多知识及课程体制改革需要及时启动，但当时仅有林则徐等少数几个人能意识到这一点，大多数人都被程朱理学、考据学及科举课程束缚了。尤为可惜的是，正当林则徐全力开拓世界地理研究、坚决抵抗英国非法军事入侵时，道光帝却突然改变此前立场，于1840年农历九月将林则徐革职。接替林则徐出任钦差大臣的乃是直隶总督琦善，战局随之由誓死抵抗，迅速朝妥协退让转去，进而引来割地赔款。与此同时，1839年底转任闽浙总督的邓廷桢也被革职。之后厦门海战也一败涂地。若非英国“要的是舟山，而非厦门”，厦门亦可能被“长期占领”（茅海建，2005:346）。1841年，“邓廷祯已六十七岁高龄，奉旨遣戍伊犁，次子尔颐随侍出关，江宁布衣严良鳌吟仙亦慷慨从行”（邓瑞，1998）。1842年，林则徐也被发配伊犁。著名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林则徐，1996:94），便写于充军伊犁途中。早已为林则徐寻好住处的邓廷桢则在伊犁翘首以盼。两位民族英雄携手抗英时就已结下过命交情，此番又一起在伊犁受难更是惺惺相惜，所以时时交心唱和。中秋那晚，邓廷桢的吟唱尤其感人：“今年绝域看冰轮，往事追思一怆神。天半悲风波万里，杯中明月影三人。”（林则徐等，1997:193）
三人即是指林则徐、邓廷桢、关天培。三年前的中秋，他们曾同登沙角炮台，共商抗英大计。当夜，亦有对月唱和。但三年后，其中一位民族英雄早已战死虎门。其时，林则徐被罢，“琦善代之，一主抚意，至粤，先撤沿海防御，仅留水师制兵三分之一，募勇尽散，而英人要索甚奢，久无定议，战衅复起”。1840年底，“虎门危急”，关天培请援，“琦善仅遣兵两百”。坚持到1841年正月，“守台兵仅剩数百，遣将恸哭请益师，无应者。天培度众寡不敌，乃决以死守，出私财饷将士，率游击麦廷章昼夜督战”，直至“身被数十创”，“殒绝于地，廷章亦同死”（赵尔巽等，1976:11528）。关天培战死虎门可谓鸦片战争最壮烈的一幕，邓廷桢中秋之所以悲怆怀念“杯中明月影三人”的旧日情景，既是为祭奠关天培誓死抗敌，也是在痛惜琦善一系不争气，致使英雄含恨战死疆场。读到邓廷桢中秋感怀诗，林则徐和诗时同样悲怆不已，“三载羲娥下阪轮，炎州回首剧伤神。招魂一恸登临地，投老相看坎壈人”。想到不可能再续三人携手抗英的激情岁月，林则徐唯有祈求东海仙姑，保佑东南海疆不被强敌侵犯：“麻姑若道东溟事，莫使重扬海上尘”（林则徐等，1997:186）。
祈求只能表达遗憾与无奈，实际历史进程仍取决于局中各方意志及实力较量。就在林则徐前往伊犁途中，不了解战局又缺乏持久战思想的道光已准备和英方进行谈判。英方其实并没有足够实力可以和中国长期作战下去，但道光只想尽快化解冲突，以便将精力转向治理国内各地日益紊乱的局势。英方随之轻易获得赔款、割让香港、开放五处通商口岸等预定好处。割让香港缘于琦善“擅自答应”，“超越了当时道光帝可以允许的让步范围”，之后琦善被“锁拿进京”。英方也将义律撤职，理由是“他违背了英国政府指示，在交涉过程中为英国取得利益，未达到巴麦尊在战前拟定的条约草案中对中国要求的最低限度”，义律随之无法继续追逐其“个人意志和权欲”（吴义雄，2007）。还是一心改善国计民生的林则徐坦荡安定，即便蒙冤流放远地，也不忘带上书籍资料，继续“纵许三年马生角，也须千卷束牛腰”的集政治学术于一体的坦荡人生（林则徐，1996:123）。
发配伊犁以来，林则徐时常不忘考察西北及新疆地理。林则徐当初在广州翻译西方资料时，就发现沙俄企图蚕食中国西北，研究西北及新疆地理使他对此更为确信。林氏曾对李元度说，“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吾老矣，君等当见之”。可惜“时俄人未交中国者数十年，闻者惑焉”（李元度，1991:733）。1849年林则徐路过长沙时，还曾专门约谈后辈俊秀左宗棠，“一见诧为绝世奇才”（来新夏，1997:683）。22年后，沙俄果然强占伊犁，率军收复新疆的正是左宗棠。左宗棠能在西北成就抗敌安国大业，离不开林则徐当初一番赏识与教导（秦翰才，1984）。林则徐不是道光时期西北边疆地理学研究的开创者，但其努力不仅可以革新考据学派旨在读懂《汉书·地理志》《西域传》等历史典籍的传统边疆史地研究，而且能从战略视野上拓展优化祁韵士、徐松等人开创的经世边疆地理学。祁韵士等同样意在“使新疆长治久安”，但主要是在探讨如何推动新疆内部“经济发展”“充分尊重少数民族传统习俗”等议题（周新国等，2010）。林则徐的经世边疆地理学重视内部经济政治议题之余，还十分留意虎视眈眈的国外强敌及其可能引发的复杂关系，以左宗棠为代表的新一代国家栋梁也因此能从更广阔的视野考察应对西北军事政治危机。
发现“绝世奇才”左宗棠，对边患日重的国家和即将离世的林则徐本人来说，均可谓意义重大。就课程改革史而言，亦是如此：林则徐虽无法让自己建构的经世地理学成为科举体制必考课程，但林氏可以在科举体制之外另行物色像左宗棠这样的可堪重托的后辈俊秀，使其经世地理学能在下一代士子中传播，为国家积累边疆危机拯救力量。这种中国近代史上经常出现的由个人信任及情义关系连接而成的新课程发展机制，在林则徐的另一大地理学努力中曾同样发挥关键作用。此一努力即是当初禁烟时就已展开的世界地理研究。在世界地理学这一块，林氏所物色、所信任的后辈俊秀正是魏源。1841年7月，林则徐途经镇江，曾特意和魏源相见，两人彻夜长谈，其中最重要的事便是“把关于《四洲志》的全部资料交给魏源，希望魏源编纂《海国图志》”（来新夏，1997:499）。得益于厚重私人情谊，林则徐的世界地理学努力未因突遭流放而夭折。魏源不负重托，于1843年1月完成《海国图志》五十卷本编纂工作。五年后，魏源又据新见资料，将《海国图志》“增补成六十卷”，“咸丰二年（1852年）增补成一百卷”（吴泽等，1963）。以今日眼光观之，《海国图志》存在许多世界地理知识错误，但不能因此否认它在近代中国课程变革及民族复兴史上的重要意义，它可以提醒后世改革先锋：要想应对英国经济军事入侵引发的巨大民族危机，必须发展普及世界地理这门新课程，其内容涉及西方各国的地理、历史、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等实况。不仅如此，《海国图志》还对林则徐在努力了解西方之后形成的“制夷”战略做了概括，其内容除“师夷长技以制夷”外，还包括在“自守”基础上“以夷款夷”“以夷攻夷”。“以夷攻夷”包括“调夷之仇国以攻夷，师夷长技以制夷”。“以夷款夷”之策亦为两道，即“听互市各国以款夷，持鸦片初约以通市”（魏源，1998:1）。郭嵩焘读过《海国图志》，亦认为“要其大旨在考览形势，通知洋情，以为应敌制胜之资”，强调除“师夷人长技以制夷”外，核心战略还有“互市议款”（郭嵩焘，1984:94—95）。言外之意，魏源和林则徐主张增强自身实力、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抵抗西方无理入侵之余，也认同与西方谈判、发展正常贸易关系。但“互市议款”类的“制夷”战略同样要以世界地理知识为基础，所以必须发展世界地理学。
可惜从全局来看，由于魏源人微言轻，缺少体制影响渠道，无论制夷战略，还是具体的世界地理知识，在当时均未能引起多大反响与重视。《海国图志》源于鸦片战争，按理应该能受到广州各界重视。然而《海国图志》都推出五年了，驻广州的《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记者也“从未在广州的各家书店听说过有这么一部书”（佚名，1986:434）。这位西方记者还说，《海国图志》或许曾在“北京及各省的政府高级官员中广泛发行，目的在于使他们在同外国人打交道时，能做到心中有数”（佚名，1986:436）。但即使他们读过，也大都不会认同魏源及林则徐在深入研究基础上拟定的制夷战略，而是如郭嵩焘所见“无不笑且骇者”（郭嵩焘，1984:95）。有的更认为林则徐、魏源主张向西方学习不合中国历史文化传统，所谓“反求胜夷之道于夷，古今无是理也”，真正高明的制夷良策仍是“服之而已矣，何必胜”（梁廷枏，1959:172）。相比于国内朝野冷落对待，被鸦片战争震惊的邻国日本上下倒是极为重视《海国图志》。“甚至连有的私塾也将其用作教材”（吴小玮，2009）。“从1851—1854年仅仅三年之间，日本出版的《海国图志》各种选本就达20余种之多。”“可以说，《海国图志》影响了日本幕末的一代知识分子，尤其是给予那些要求抵御外敌革新内政的维新志士以启迪，从而推动了日本的开国与维新。”（王晓秋，1990）
当然，在中国，林则徐、魏源辛苦生产的世界地理知识与“制夷”战略也并非徒遭冷落，或未能激起任何欣赏及变革力量。道光末期，中国到底还是有一批觉醒求变的政治学术精英。曾协助林则徐发展水利研究的冯桂芬即是值得提及的解人之一，他曾精心研读《海国图志》，并加以优化，如给魏源所绘各国地图增加“经纬度”，“推动国人加深对于外部世界的了解”。冯桂芬还注意到，魏源晚年曾努力为当时人心涣散、茫然不知所从的中国重新确立使命展开探索，曾以“富国强兵”“自强”等来界定总体改革目标，这一总体改革目标也被冯桂芬继承了下来（李少军，2000）。如此就不难理解为何冯氏会在魏源、林则徐的基础上，更深入地比较中国与西方，寻求改革具体进路，如全面对比中西经济、军事、政治体制及教育学术体系，揭示当时中国存在诸多急需改革的“不足”，以及提议发展“西学”课程机制，尽快在“广东、上海设立一翻译公所，选近郡十五岁以下颖悟文童，倍其廪饩，住院肄业”（冯桂芬等，1994:83）。此外，魏源、林则徐关注的河工、水利、吏治等内政领域，冯桂芬在学术研究及改革方面同样有传承与深化努力。诸如此类的传承与深化，均可继续推动魏、林未竟的“制夷”与“自强”事业。
还有更值得提及的人，他便是左宗棠。当时解人中，最为推崇魏源的或许就是左氏。其对《海国图志》，虽没有像冯桂芬那样从学术上加以优化，但他却将《海国图志》中的战略构想变成了改革实践——即同治年间左宗棠在闽浙总督任上发起的系列改革，包括发展新课程开启近代中国课程改革。左宗棠之外，还有一位封疆大吏必须提及，他正是此前考察旧课程体制时便已出场的曾国藩，而且曾国藩还是左宗棠的引路人。曾国藩虽不像左宗棠那样推崇魏源，或许也不曾读过《海国图志》，但他的诸多课程改革行动大体也是在继续推动魏源和林则徐开创的军事政治及经世实学改革事业。曾氏1860年奏请咸丰帝考虑“将来师夷智以造船制炮，尤可期永远之利”（曾国藩，1987:1269），更与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近乎同出一辙。总之，曾国藩、左宗棠等封疆大吏领衔发起的近代中国课程改革，与林则徐、魏源的学术革新努力存在紧密关联。魏源在世时，最寄予厚望的似乎也正是封疆大吏，所谓“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始；欲悉夷情者，必先立译馆翻夷书始；欲造就边才者，必先用留心边事之督抚始”（魏源，1998:26）。曾国藩、左宗棠皆是“留心边事”的封疆大吏，他们的改革行动更能说明，尽管《海国图志》没能在朝野上下引发多大反响，但魏源和林则徐的努力也并未白费，曾国藩、左宗棠、冯桂芬等应对外部危机的新一代政治学术精英大体都是在魏源“师夷长技”的“制夷”战略构想之内开拓课程改革进路。
名单还可以列下去，如李鸿章、沈葆桢，这些政治精英亦是近代中国课程改革开启之际的主要推动者。甚至可以说，19世纪60年代近代中国课程改革最初的发起者及参与者，无论其是否了解魏源、林则徐为应对道光时期的内外危机而展开的经世实学探索，都和后者有着相似的改革意志与思路，或都像后者那样勇于突破传统的学术文化束缚，根据各自对于西方的认识，致力于发展解决民族危机必不可少的新课程。只是在19世纪60年代中国的政治学术精英及全国100多万“生员、监生”士子中（张仲礼，1991:122），改革先锋终究属于少数，大多数政治学术精英及一般士子都因各种考虑，只知固守程朱理学、科举课程等传统学术。甚至曾国藩作为近代中国课程改革的领衔人物，其心中最高课程也是程朱理学，但曾国藩毕竟同时还主张学术改革开放，所以会大力支持李鸿章、左宗棠等发展拯救民族危机急需的新课程。对李鸿章、左宗棠等而言，真正麻烦的是死守经学“圣道”的朝中权臣及最高统治者。他们也因此只能在重重阻力中开启近代中国课程改革，以期可以应对解决他们看到的民族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