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相比诸多可以直接影响国家兴衰的政治经济演变情况，当时有什么课程体系，如何改革等问题，似乎微不足道。嘉庆、道光及其手下诸臣均非常熟悉“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等传统教育政治学原理，同时他们对人才匮乏也有切身体会，然而他们并未因此将课程改革提升为国家战略。对嘉庆及道光而言，只要科举能照常运行，不出乱子就足矣，无须像剿匪、吏治、漕运、盐政、河工、外交等国家政治大事，时时需要投入大量精力与财力应对危机。科举一块，“每年科场经费大致在30万两左右”，加上学校经费，包括最高学府国子监、八旗子弟学校，以及地方府学、县学等，“每年支出至少为100万两”。和军费、河工、赈灾等动辄上千万乃至数千万两相比，这些财政投入几乎不值一提。科举及教育投入甚至不如每年拨给驿站系统的近200万两（倪玉平，2011）。从财政投入差异甚大中亦可看出，课程改革不是嘉庆道光时期的执政重点，从而导致19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大体仍是以旧有课程体系来维系知识生产与人才培养。
总体上看，嘉道时期没有改革旧有课程体制。但深入当时科举课程体制内部，还是可以找到一些机制变化，影响最大的乃是推行“捐纳制”，即论价出售功名。此前虽也有启动捐纳，但“断断续续不连贯，直到嘉庆五年（1800年）才成为一项重要制度”。到咸丰元年即1851年，太平天国起义爆发，清廷“为了寻找新的财富以供军需”，更是进一步规定“各县只要报效军饷，即可允许增加‘正途’绅士的名额”（张仲礼，1991:152）。将捐纳定为常制，亦是为弥补国家财政不足以应付军事、河工等巨额开销。此类科举制度微调可缓解财政危机，却谈不上能给中国19世纪初期的课程体系带来实质改变，使其在知识生产、人才培养方面产生有利于民族复兴的积极功能。何况嘉庆以来的捐纳制度在缓解财政危机之余，也会加剧官僚体系腐败，引发地方及国家政治社会秩序紊乱。因此太平天国起义结束之后，清廷即决定紧缩捐纳名额。但此时清廷已失去对地方的控制，紧缩之举又是棋慢一招。
另一项值得注意的科举改革亦是由嘉庆推出，旨在把宗学及满族宗室子弟参加科举定为常制。宗学设于顺治十八年，课程以满族传统优势项目“骑射”为主。康熙乾隆年间，曾让宗室直接参加会试，以提高宗室子弟的文化水平与政治能力，但此类激励时有时无。到嘉庆四年，才得以固定。嘉庆强令宗室子弟参加科举，且必须从乡试考起，意在提升宗室子弟的传统文化水平与政治能力。换句话说，和捐纳一样，此类改革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科举的课程体系及其知识生产与人才培养功能，不过是取消宗室子弟体制优待，让他们也来学习科举必考课程。至于科举课程具体门类及内容，可从两个层面展开分析，包括国家政策设计的科举课程和民间实际流行的科举课程。先看政策设计，“清代科举考试，多承明制，……以生员、举人、进士为主要考试，谓之正途”（商衍鎏，2004:2）。生员、举人、进士必读必考的那些书籍即是科举课程。在这方面，清代的确没有突破明代的政策设计，仍旧是把儒家经史文学典籍，尤其是程朱理学，列为国家最高课程。清初顺治七年曾下诏（赵尔巽等，1976:3114）：
帝王敷治，文教为先。臣子致君，经术为本。自明末扰乱，日寻干戈，学问之道，阙焉未讲。今天下渐定，朕将兴文教，崇经术，以开太平。尔部传谕直省学臣，训督士子，凡理学、道德、经济、典故诸书，务研求淹贯。
两年后，顺治还曾视察最高学府，安排孔子后裔到京城观礼，意在昭告天下，教师及士子所教所学必须以四书五经为重。史载：“顺治九年，世祖首视学。先期行取衍圣公、五经博士率孔氏暨先贤各氏族裔赴京观礼。帝释奠毕，诣彝伦堂御讲幄。祭酒讲四书，司业讲经，宣制勉太学诸生。”（赵尔巽等，1976:3114）至康熙时期，李光地、熊赐履、王懋竑等朝中理学传人均曾反复劝说引导康熙，要后者相信程朱理学可使天下安定。在理学传人引导下，康熙意识到将程朱理学立为国家学术教育“道统”，可以让清廷获得“治统”地位，因为按当时学术教育及政治精英一般理解，“治统”系“道统”的现实体现，只要掌握“道统”，便能赢得“治统”，从而进一步解决清初顺治以来的政治文化难题，即巩固统一意识形态，强化广大士子对于清朝的政治及文化认同。
如此也就不难理解康熙五十一年时，清廷为何“下令把朱熹在孔庙祭祀的位置从诸儒群贤提升到十哲之次”（赵刚，2015），以及程朱理学为何能崛起成为国家最高课程。对于康熙刻意挺立程朱理学，后人如梁启超认为不过是在“利用”汉族读书人。李光地、熊赐履等促成此事的朝中理学传人则是“乡愿”“假道学先生”，意在“靠程朱做阔官”（梁启超，2004:118）。李光地、熊赐履或许确如梁启超所言，是沽名钓誉之徒，并不真想践行理学教导，但梁氏也忽视了清初以来紧张的民族政治文化局势，未能正视挺立程朱理学，有利于化解紧张，巩固中国作为多民族融合及政治文化统一的国家。总之，康熙时，程朱理学便被确立为科举体系的最高课程，其他科举课程都不能违背其大义，以确保各地学子学完各门课程考中进士后，能深刻领会、践行朱子及孔孟的政治伦理教义。
然而以程朱理学作为最高课程，终究只是政策架构，民间实际流行什么课程仍取决于科举最后考什么，所以有的学子不曾读过任何像样的程朱理学著作，只要掌握科举应试技巧，照样可能考上秀才举人；而有的学子虽然满腹经纶，却连举人也考不上。乾隆时的吴江名士郭麐便曾悲叹：“年年下第归，岁岁饮墨汁。麻衣非无泪，泪尽不知湿。”（姚蓉，2012）蒲松龄更曾十次乡考举人，均告落败，前后耗去四十多年。此外，漫长三级科考过程中，还难免遭遇那类不成文且更违背程朱教义的功课，如一些地方秀才考试中的找推荐人、送礼等。此等功课若未做通，程朱理学课程学得再好，依然可能考不上。康熙年间，松江学子叶梦珠就曾说，“童生取府，在吾生之初，已无公道。凡欲府取者，必求缙绅荐引。闻之前辈，每名价值百金，应试童生，文义虽通，苟非荐剡，府必不录。”（叶梦珠，1981:35）此类因地方教育腐败及监管机制缺失横生出来的不成文功课，显然也会对地方政治社会秩序乃至国家兴衰造成影响，但因它以不成文的方式在暗处发生，所以很难多加考察，只能从体制规定出发，看看民间实际流行什么样的科举课程，以及为什么不学程朱理学也能考上。
体制规定的科举必考课程就是导论曾提到的那两门，即“八股文”和“试帖诗”，它们均是民间实际流行的科举课程。八股文始于明代成化年间，清承明制，府考（秀才）、乡试（举人）和会试（进士）都是以考八股文为主。直到清末科举取消，一直如此。像鲁迅，少年时也是学八股文。到胡适才不同，胡适比鲁迅晚生12年，少年时在安徽绩溪老家读完四书五经，还没开笔做文，就到上海投考梅溪学堂了（邓云乡，1996），无缘体会清代学子的八股文功课。至于八股文功课的发生场所，最常见的就是遍布全国的民间私塾。像归有光、郑板桥等，早年都是通过在私塾里学做八股文，才得以实现政治上升，且均做过私塾先生，教蒙童写八股文。
私塾之外，还有书院，后者受科举影响，同样需将八股文作为首要课程。包括诸多以学术研究为重的著名书院，亦无法回避八股文教学（程嫩生等，2015）。书院之外，仍有别的八股文教学机制，但这里已不必再做考察，只需强调八股文考题多出自四书五经，所以八股文实际只涉及一门课程，即经学。而且许多情况下，只读四书便可以应付。曹雪芹就曾借贾政之口发过一通揭露与反讽，“那怕再念三十本《诗经》，也都是掩耳偷铃，哄人而已。你去请学里太爷的安，就说我说了：什么《诗经》古文，一概不用虚应故事，只是先把《四书》一气讲明背熟，是最要紧的”（曹雪芹，2008:131）。何况即使五经都学，也常会因为广大塾师、学子的目的就是为了考中秀才、举人，所以达不到政策期望或程朱理学意义的经学教育效果，经学教育反而会被八股文异化为一套形式化的文字游戏，即为了求得考试通过，把八股文的遣词造句规则及技巧当作教学重点，四书五经有何微言大义，以及能否准确理解朱熹的权威解释，均不重要。
考官阅卷时，同样难以透过八股文，了解学子真实的学术及道德水平，只能依据八股文表面结构及文气来裁断优劣。且看康熙时丁丑科会试一位考官对一份八股文做出的评语，“观其落笔，命意不屑纤尘，春山秀濯，晴霞郁蒸，似此文境”。再看康熙时戊戌科会试诸位考官对一份八股文做出的评语：“气象光昌，词意磅礴。”（顾廷龙，1992:57，60）能入会试，表明八股结构方面没有问题，所以就看文气是否上佳。所谓八股文的遣词造句规则及技巧，大体便是由结构布局、文气渲染等构成。当然，要想了解掌握这些规则及技巧也不容易。尤其是众多塾师系落地秀才，且又处于闭塞之地，更是很难让学子弄清好的八股文是什么样子，只得四处寻找范文。由此便催生了八股文教辅书的流行，本已被八股文扭曲的科举经学课程再度异化，流变为将教学重心置于模仿市面上流行教辅书中的八股范文。
导论中提到的道光初年出来的那本《启悟集》便是“最为著名”的八股文教辅书。乾嘉时期李锡瓉编的《能与集》亦是广为流传的“小试利器”（曹南屏，2013）。诸如此类的八股文教辅书和八股文教学一起组成了民间实际流行的科举课程。此外，与它们一并流行民间的科举课程便是试帖诗。清初顺治二年，给事中龚鼎孳曾提议减少科举首场考试八股文篇数，以便在第二场增考写诗，但该提议被顺治否决，清初仍维持明代旧制：“首场试时文七篇，二场论、表各一篇，判五条，三场策五道。”（赵尔巽等，1976:3148）一百多年后，即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旧制才发生重大变革，“罢论、表、判，增五言八韵律诗”，试帖诗从此成为科举必修课程。到乾隆四十七年，更是“移置律诗于首场试艺后”（赵尔巽等，1976:3151），使得试帖诗的地位进一步提升至几乎和八股文一样重要。消失了数百年的诗文取士制便是在这些措施的推动下得以迎来重生。
律诗之所以能复活，有多重原因，如三场考试内容太繁杂，阅卷工作量太大，且内容多有重复，容易导致考官只看书法好坏，不问文章质量。改考律诗，可减轻考官负担，也能考查考生饱读经史文学后的才学与志向。此令一出，各地学子只好埋头律诗学习与写作。但因几百年没考过，许多学子一时都不知道何谓五言八韵律诗，地方出版机构随之把握机会，邀请律诗名家编著试帖诗教辅书。乾隆下令考试帖诗的第二年，市面上便推出14种教辅读本，内容多为唐代五言八韵律诗，如“张尹辑《唐人试帖诗钞》四卷，刊本；周京等辑《唐律酌雅》七卷，恭寿堂刊本；毛张健辑《试体唐诗》四卷”，等等（蒋寅，2014）。著名八股文教辅书《能与集》编纂者李锡瓉也曾假名“蘅塘退士”，编写试帖诗范本，其作品便是那部妇孺皆知、至今仍流行的《唐诗三百首》。也有人说，《唐诗三百首》编者不是李锡瓉，而是孙洙（曹南屏，2013）。但无论是谁，都不能否认自乾隆二十二年起，各地学子都是靠《唐诗三百首》一类的教辅书应付科举考试，学习模拟唐诗和八股文一起构成了民间实际流行的科举课程。
时间演变到嘉庆、道光年间，民间实际流行的科举课程仍是八股文和试帖诗，于是可以看到，一面是急需正视的危机日益加剧的内外现实，一面却是各地学子为求取科举功名沉迷于八股文和试帖诗。本小节标题所谓“远离现实的课程体系”即指二者之间的巨大分裂状况。该课程体系最初曾有助于中国在18世纪时逐渐成为政治文化统一的国家，无论康熙时将程朱理学定为国家最高课程，还是乾隆时特别抬高唐诗在科举课程中的地位，均能让国家达成统一的文化认同。问题就在于进入19世纪以来，清朝国家政治除了需维系统一的文化认同之外，更得拯救日益严重的内外经济政治危机，清朝科举课程体系正是在这一点上暴露了其知识生产及人才培养方面的功能缺失。被八股文、试帖诗包围的各地学子何以可能看清嘉庆以来的内外危机现实？对此问题，嘉道时期的改革先锋曾有诸多分析。如魏源便认为，整个科举制度自诞生以来就只能培养“专以无益之画饼，无用之雕虫，不识兵农礼乐工虞士师为何事”的“科举兔册之人”（魏源，1976:37）。嘉道时期的八股文、试帖诗等科举课程，同样是“屠龙技竞”，与危机日益加剧的“漕盐河兵”四大国计民生领域毫无半点干系，只是在诱使士子“考枢密”“列谏官”而已（魏源，1976:675—676）。
一般学子从八股文及试帖诗中所看到的不过是各级科举功名。佼佼者在追求科举功名之余，或许还能通过博览经史文学领会程朱理学或孔孟圣道，将来也能自觉捍卫清廷依靠程朱理学建立起来的国家文化认同。但即使如此，佼佼者也需要其他课程机制来弥补其在现实危机方面的认识不足。像曾国藩，便是道光时各地学子中脱颖而出的佼佼者：27岁就高中进士，入翰林，堪称科举功课训练最好的学子。但即使是曾国藩，也是在“入翰林”后，才“开始认识到科举时文之外还有一个学问的世界”（余英时，2006:5）。况且科举课程之外的学问世界，尤其哪种学问有利于应对国家危机现实，把握起来也不容易。到30岁时，曾国藩犹在为自己拿不出可切实“报国”的学问感到内疚，所谓“不学如故，岂不可叹！余今年已三十，资禀顽钝，此后岂复能有所成？但求勤俭有恒，无纵逸欲，……可以无愧词臣，尚能以文章报国”（曾国藩，1994a:42—43）。后来，曾国藩的确建构起了一种旨在“报国”的传统学问。但这些皆是后话，此刻仅需关注，即使佼佼如曾国藩，也未能依靠科举课程获得可以认识现实危机的学问。
将视线转向科举课程之外，可以发现19世纪的中国并非没有学问。相反，无论宫廷，还是民间，均能找到与八股文、试帖诗截然不同的课程。以宫廷为例，其中最值得考察的新课程当属康熙时一度兴盛的数学、天文学等近代科学。此类课程由西方传教士带入宫廷，康熙对它们很有兴趣，曾专门建立“蒙养斋”“算学馆”等课程机制，向皇子、八旗子弟传授数学、天文学。只可惜康熙没有向外普及数学、天文学，而是“试图把历算知识占为己有”。不仅如此，他还“把科学当作控制汉官和臣民的工具”，尽管他“成功地通过数学提高了满人的自信”，从而可以“鄙视汉人的历算才能”，但数学、天文学等中国近代科学课程的成长也被康熙狭隘的民族文化竞争思想耽误了，而且“蒙养斋”“算学馆”发展到雍正时，便“未能继续存在”（韩琦，2003:444）。民间也有不少学者在科举体制之外提倡发展数学、天文学，其中之一是顾炎武的学生潘耒。但潘耒的理解“代表了当时学者们的普遍看法”，即把数学、天文学当作“恢复原始经典及文献的基本工具”，以求最终能“回归真正儒学”（詹嘉玲，2003:397）。作为顾炎武的学生，潘耒也像其业师那样，认为原始儒家经学被宋明理学、心学等改造之后，早已迷失本来面相。在顾炎武看来，理学、心学等不过是程朱等人的私人语录及意见，其难度甚至还不如八股作文，所谓“不取之五经而但资之语录，校诸帖括之文而尤易也”（顾炎武，1983:58）。因为难度低，故而可以随意发挥，要想获得真正可靠的经学知识，还是得回到汉唐时期严谨客观的经学路径及功夫，花数十年时间，逐一弄清各经的每一点内容。顾炎武甚至认为，须从每一个字的字形音义入手，方能读懂经典所载地理、名物、制度、政事等重要济世内容，进而也才能从经典中获得可靠的“正人心”“拨乱世”的知识。潘耒看重数学、天文学，即因他觉得引入它们，有利于准确理解经学典籍中的历法，历法以及地理、名物、制度等才是真正可以经世的经学知识。
倘若接受顾炎武一系的主张，便可生产出更严谨、更可靠的经学知识，但后来即康熙时期，被历史选中的却是顾炎武一系并不看好的程朱理学。不过顾炎武一系的努力也能在体制外产生不可忽略的影响，由此便可引出18世纪学术界兴起的考据学运动，其发展高峰是在乾隆嘉庆年间，重要推动者包括戴震、惠栋、钱大昕、王鸣盛、王念孙、江藩等，大多“生活在长江下游物产富庶、人文荟萃的江苏、浙江和安徽三省”（艾尔曼，1995:6）。尽管戴震、惠栋、钱大昕等人治学重心不尽一致，但他们都不认可程朱理学，而是像顾炎武那样主张理学之前的汉唐经学才是儒学正统。18世纪著名诗人袁枚就曾指出：“近今之士，竞争汉儒之学，排击宋儒，几乎南北皆是矣。”（袁枚，1982:49）所言虽显笼统，但也能反映考据学的反理学立场及其声势与影响。那这场颇具声势的民间学术运动究竟能将学子引向何种不同于程朱理学及民间流行科举课程的求知路径呢？
对此问题，袁枚同样有所观察，他发现受考据学推崇汉代学术的风气影响，不少学子刚学会写字，便急于研读许慎《说文解字》。倘若学作文，也是热衷于模仿郑玄、孔颖达等汉代经学家，学写学问文章，以至不知道欧阳修、苏轼等唐宋古文大家是谁。所谓“近今风气，有不可解者：士人略知写字，便究心于《说文》《凡将》，……略知作文，便致力于康成、颖达，而不识欧、苏、韩、柳为何人”（袁枚，1982:39）。袁枚的意思是，作文课程则应以唐宋古文名家的散文为典范。这些虽是诗人的一己之愿，但其一番观察与疑惑也能说明，乾嘉时期民间的求知活动除被八股文、试帖诗等科举课程主宰外，还流行学做文字及经义考证之类的考据学课程。且此类民间流行课程的水平绝非仅止于袁枚所见的鹦鹉学舌，徒作许慎、郑玄式的学者状，其造诣最高者，乃是像戴震等人那样数十年如一日考证《孟子》《尚书》等经典，将被理学话语曲解遮盖的古典道德及制度揭示出来，并试图以之重整世道人心。
钱穆曾将考据学最显著的成就概括为“穷经考礼”（钱穆，2006:267），也能显示考据学的知识生产水平及特征。总之，它的出现，让改革前夕的中国士子被八股文、试帖诗包围之余，还得背负以文字及语义考证为主的新经学课程。当然，这只是从课程类型展开分辨，如果将考据学置于改革前夕的历史语境中，则会发现它具有更多非学术的牵扯力量。毋宁说民间考据学的兴起进一步暴露、加剧了长期潜在的政治文化危机：清廷好不容易摸索出以程朱理学、科举制为抓手的政治文化统一路径，但它没能有效整合顾炎武以来的地方经学生产，本就紊乱的课程体系（一面是程朱理学，一面是八股文、试帖诗）随之多出一重显著的国家与地方分裂，导致国家政治文化冲突隐患增生。恰在此时，清廷自身的调控机制似乎也失灵了：为捍卫程朱理学的意识形态及课程权威地位，清廷曾采取高压手段，仍无以遏制考据学在各地蔓延及其引发的意识形态冲击。所以问题还不仅表现为考据学也是一门远离现实的民间流行课程，而更涉及包括程朱理学、八股文、试帖诗等在内的整个课程体系，都无法为19世纪初期国家走出经济政治危机提供适切的知识及人才支持，反而会加剧政治文化分裂。
历史犹在继续，新人也将登台，就看他们能与19世纪初期中国的危机现实及课程体系发生什么样的关联。此时，惠栋、戴震等考据学开山大师均已去世。钱大昕这样的中坚大将也在19世纪初离去了。然而考据后辈亦在成长，像惠栋一脉便冒出江藩、阮元等杰出再传弟子。1811年，江藩推出专著《国朝汉学师承记》，不仅以“汉学”名义将考据学列为“清学之核心地位”，而且试图反击“戴震一系”，进而“为惠栋及其汉学争立汉学之正宗”（於梅舫，2016）。1820年，身居两广总督高位的阮元也在广东创办学海堂书院，继续发展考据学。不过，学术界的考据反对力量也很显著。像龚自珍便率先站出来，指出江藩提出的汉学无法涵盖清代学术，不能成立（龚自珍，1975:346—347）。方东树更是直言，考据号称揭示经学本来面目，极力排斥宋明诸儒的个人发挥，到头来其实也是“言人言殊，……互相驳斥，不知谁为真知定见”（方东树，1978:165）。
江藩、阮元、龚自珍、方东树等在道光时期的众多士子中，均堪称学术功底及能力最优秀的一群人。此外还有倭仁、曾国藩等新晋进士、翰林，以及此前提到的林则徐、陶澍、魏源等，学术基础同样堪称当时一流。19世纪初期中国课程体系能有什么变化，众多士子及官员能学到何种新知，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这些人的学术努力。倘若这些人只是将精力用于继续推动考据（汉学），直至取代理学的学术正统地位，长期与现实危机不相关联的课程体系便不会有实质意义的新生。但正如龚自珍所指出的那样，考据即使曾一度风行全国，也并不能涵盖一切，在它之外，尚有别样的学术耕耘及知识生产活动正在兴起。如果说江藩、惠栋等是旧书斋中的职业学者，主要靠考证经学典籍从事知识生产，即所谓“穿穴故纸堆中”（王鸣盛，2005:3），另一些人除了埋头书斋，还有不一样的知识生产空间与方式。其中最值得一提的便是倭仁、曾国藩等新晋进士、翰林，道光二十年（1840年），二人在程朱理学名家唐鉴影响下，一起选择皈依江藩所排斥的程朱理学。此前一年，曾国藩还在为自己除擅长考试外，没有掌握任何“学问”感到懊丧。一年后，曾国藩便遇到唐鉴，并在唐鉴引导下，以“写日课”这一最基本的理学修身功夫，来严格训练自己。曾国藩记得很清楚，道光二十一年7月，唐鉴曾对他说：“河南倭艮峰（仁）前辈用功最笃实。每日自朝至寝，一言一动，坐作饮食，皆有札记。或心有私欲不克，外有不及检者，皆记出。”（曾国藩，1994a:92）曾氏由此和倭仁携手练起程朱理学的修身课程。日后又和倭仁一起成为国家层面程朱理学的新一代推广者，被考据学压制的程朱理学也因他们的努力得以重振。虽然就现实意义而言，其理学重振努力不过是为士子官员提供了一门修身课程，但它终究也能为当时的腐败政治注入一股道德力量，同时可以巩固清朝依靠程朱理学建立起来、但长期受考据学冲击及被科举异化的国家文化认同和意识形态权威。
需进一步指出的是，尽管曾国藩选择皈依程朱理学，且热衷以行动彰显程朱理学的道德修身价值，但他并没有像倭仁那样固守程朱理学，他在弘扬程朱理学之余，还保持着相当开阔的学问视野。倭仁也很关注嘉庆道光时期的危机现实，然而他是从程朱理学视角出发展开分析，认为危机之所以出现，系因道德风气及人心出了问题，这是典型的程朱理学思路。曾国藩固然高度认可程朱理学，视野却十分开放，所以能推出一套内容多元的课程方案，其中不仅有考据、词章等倭仁排斥的学问，更涉及传统经史学者很少留意的知识领域，曾国藩将该领域称为“经济”或“经世”之学。曾氏还曾以“孔门四科”课程即“德行”“文学”“言语”“政事”作为分析框架，勉励地方士子超越宋学、汉学及科举试帖诗等当时流行但狭隘的学问，其言如下（曾国藩，1994b:442）：
为学之术有四：曰义理、曰考据、曰辞章、曰经济。义理者，在孔门为德行之科，今世目为宋学者也；考据者，在孔门为文学之科，今世目为汉学者也；辞章者，在孔门为言语之科，从古艺文及今世制义诗赋皆是也；经济者，在孔门为政事之科，前代典礼、政书，及当世掌故皆是也。
此番教导等于是在引导地方士子冷静看待当时各执一方、相互排斥的纷乱课程格局，从而尽可能多地掌握诸种救世必需的“为学之术”。在曾国藩心里，义理即程朱理学确为最优先的课程，但曾氏同时还希望地方士子能明白，义理修身仅是学问开端，学问的终点乃是“经世”，所谓“其事始于修身，终于济世”（曾国藩，1994b:443）。也正因为将“济世”列为终极目标，所以他在涵盖诸科之余，特别增加“经济”或“经世”之学，从而既不同于倭仁固守义理，又不像江藩等人那样热衷于只把考据或汉学列为学术正宗，而是形成了一套双重课程，即程朱理学义理修身和经世新经学。曾国藩之所以能架起双元课程体系，除因学术视野开阔外，更因其政治空间及境遇不同于倭仁及江藩诸人：后者不是长期以“帝师”身份位居朝廷政治教育最高层，便是栖息于旧书斋故纸堆中，曾国藩自1851年太平天国起义爆发以来一直在地方处理各类现实危机，深知危机现实需要何种新学术，其特别想发展的经世新学到底包含哪些内容，随之也在拯救地方危机现实的实践中日益变得清晰完善。
概而言之，从内容来看，曾国藩的经世课程涉及他熟悉的直接影响国家治乱的“天下之大事”，包括官制、财政、盐政、漕运、军事、水利等。稍许回顾一下嘉庆以来中国日益恶化的政治经济局势，即可明白，官制、财政、盐政、漕运等的确都是士子官员必须加以“考究”的“天下之大事”。曾国藩提倡研究这些“天下之大事”，固然无法再造长期远离危机现实的科举课程体系及民间流行课程，但却可以开辟新的课程及知识生产路径，使士子能够走出考据学、八股文及试帖诗等流行课程的束缚，发展挽救国家内部政治经济危机必需的新知识。更为难得的是，对于外患即英国入侵给中国带来的军事经济危机，曾国藩同样十分关注，并曾依据自己的认识切实采取了改革措施，其中包括启动诸多与课程改革相关的具体行动，如成立书局，组织华蘅方、徐寿、徐建寅等学习研制蒸汽机及轮船，委托容闳统筹幼童留美，等等。这些改革行动均曾让近代中国生成诸多新的课程发展及人才培养机制。
甚至可以说，如果要想弄清近代中国课程改革最初在地方层面是如何正式启动的，其中蕴含什么样的思考与行动，就得考察曾国藩在应对国家内外危机实践中展开的系列课程改革努力。曾国藩堪称近代中国课程改革的推动先锋，李鸿章、左宗棠、容闳等中国近代课程改革第一代核心领袖及骨干皆是其手下。曾氏以及李鸿章等人的课程改革努力将在本书第二章中加以考察，此时仍需强调一下，曾国藩之所以能成为近代中国课程改革及新课程发展最初的推动者，系因其个人活动空间自1851年太平天国起义以来发生了重大变化，即不再滞留于朝廷政治教育最高层，而是转到地方一线，直接负责应对道光晚期以来进一步恶化的国家危机局势。如果曾氏一直位居朝廷政治教育最高层，则只需像倭仁那样捍卫程朱理学，并以程朱理学来净化官场士林的道德人心，这也是当时体制内文教领袖的本职工作。同样，倘若曾氏是主流考据学者，亦无须劳心勉励地方士子走出旧书斋寻求可以经世的新课程。由此可见，所处空间及职责对于近代中国课程变革的显著影响。
要不是因为有曾国藩式的封疆大吏自觉跳到科举功课、考据学及程朱理学之外，从其丰富的政治经济军事危机应对实践及认识出发，将直接决定国家命运的系列“大事”列为求知对象，长期远离现实的清代中国课程体系或许就不会在19世纪60年代迎来划时代意义的变革，新生出诸多意在寻求国家新生的课程发展及人才培养机制。当然，曾国藩之所以能在19世纪60年代之前为近代中国课程改革定下最初的前进轨道，除得益于曾氏1851年起被派往地方处理现实危机外，还因为在他之前，已有一些先驱也从内外现实危机出发，探索知识生产及人才培养新路。由此便需考察19世纪初期兴起的经世实学转向，曾国藩、李鸿章等封疆大吏开启的近代中国课程改革正是从这一学术转向中演变而来，甚至之后由康有为、梁启超等新一代边缘士子发起的近代中国新一轮课程改革，亦是以这一转向留下的经世知识遗产作为基础。由此可见经世实学转向之于近代中国课程改革的重要意义，曾影响两代课程改革先锋的思想与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