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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爆发前的19世纪上半叶，清廷最高统治者是嘉庆帝和道光帝。相比西方国家早已开始显著经济转型与崛起，且与国家政治、军事变革结合在一起形成强大的世界市场扩张体制，19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在政治上虽然仍保持大一统的格局与能力，但依旧没有利用国家政治优势，为巨大经济增长潜能提供政治军事支持，同时官僚体系在加剧腐败，不仅导致国家巨大经济增长潜能无法发挥，反而将国家政治经济一并推入危机日益加剧的末世局面。即使嘉庆曾努力认识危局，也曾采取措施挽救危机，仍无法遏制没落走势。对嘉庆以来的政治经济危机形势略作考察，将为认识当时中国旧有课程体系究竟有何意义提供必不可少的现实语境，进而便可以考察19世纪以来的中国要想摆脱民族危机，实现国家新生，需要及时针对旧有课程体系采取什么样的改革措施。
嘉庆帝正式登基是在1796年，但国家大权仍在太上皇乾隆与和珅手里。1799年，乾隆驾崩，嘉庆得以亲政，和珅随之立即被诛杀。民间疯传“和珅跌倒，嘉庆吃饱”，说嘉庆从和珅家抄得资产“凡值八百兆有奇”（徐柯，1984:1569），即八亿两。谣传自是夸张，但即使只有史界所说的“八千多万两银子”，也能让嘉庆做成不少事。无奈乾隆留给他的实在是一堆烂摊子。乾隆登基以来，曾有意在内政方面励精图治，但他好大喜功，试图做成史无前例的“十全皇帝”，且常常以战争手段达成目的，征战随之不断。如乾隆五年正月“湖南遂宁苗作乱，命冯光裕等剿之”；五月，又“谕冯光裕及湖广提督杜恺捕城布、遂宁瑶匪”（赵尔巽等，1976:363—364）；乾隆十八年，再度“诏发满洲兵三千及云、贵、四川兵二万余大举征缅”；乾隆二十年，“两路出师”直指准噶尔，等等（魏源，2004:260，147），都表明战争近似未曾停止。
曹操有言：“欲战必先算其费”（曹操，1974:146），老子更曾提示，“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王弼，2008:2008），这些都在提醒必须充分考虑战争成本及其可能引发的严重政治社会后果。乾隆连年征战，需要耗费多少银两？以乾隆十二年、三十六年，两次兵发西南征缴金川土司为例，便分别用去白银775万、6370万两。此外，还有“十九年用兵西陲，至二十五年，共军需银两千三百一十万。三十一年用兵缅甸，至三十四年，共军需银九百一十万”，等等（赵翼，1982:35），均是大笔开销。还有诸多小战，亦需军费。加上每年还要赈灾、疏河等，再富裕的“盛世”，也要逐渐陷入财政危机。乾隆四十七年，即1782年，又下令招募了6万新军，军费随之进一步飙升。“战争支出加上赈济饥荒的费用共计2亿两白银”，“一度丰盈的国库”因此“耗尽”（魏斐德，2017:102）。
可以说，等到嘉庆帝亲政，昔日“盛世”便已化作幻影，即使从和珅那抄得八千万两，也远不能填补国家财政严重亏空。比国库空虚更严重的问题是，如之前老子所提醒的那样，战争不仅没有妥善解决历史积累的社会矛盾，反而会加剧扩大社会矛盾，导致国家政治危机升级。由此又将引出另一大问题，为什么要发动那么多战争，以及为什么老是会发生洪涝旱灾。这当中固然有无奈的客观因素，但许多时候也是人为所致。所谓人为，正是指官僚体系中的腐败，突出表现包括故意不尽力，以便不断获取可从中渔利的军费及赈灾拨款。1790年，已入晚年的乾隆对各级官吏腐败曾有察觉，但整治措施仅是交罚款，此即所谓“议罪银”制。内阁学士尹壮图上奏，此制若实施，只会加剧贪腐，应该以记过、罢免等更严厉的手段来惩治腐败，不然各地财政亏空、民不聊生等问题将更为严重。结果，乾隆大怒，尹壮图随之“遭斥被迫回籍归养”（卢经，2002）。
19世纪初期中国内部危机形势即是由上述政治乱象引发。事实上，嘉庆1796年登基时，便遭遇更严重的政治危机。这一年，爆发了著名的白莲教起义。三年后嘉庆亲政，起义仍在蔓延。乾隆时因不堪暴力统治，对当局心生不满与反抗意志的“西南少数民族”“汉族知识分子”，以及因官僚腐败“四处流落、无以聊生”的“下层劳动人民”纷纷加入（杨先国等，1991:4），使湖北爆发的白莲教起义迅速扩大到川、楚、豫、陕、甘五省。应该看到，无论老问题，还是亲政以来危机加剧的新局势，嘉庆帝皆有相当认识，且亲政之前就试图整顿政治，只是苦于没有实权。亲政后，嘉庆立即诛杀和珅，同时下令“中外陈奏直达朕前，不许副封关会军机处”（赵尔巽等，1976:574）。这更可以表明，嘉庆想直接掌握各方情况，然后实施改革整顿，解决由来已久或新近出现的种种“时弊”。也因此，嘉庆非常重视发现实际问题，还曾下诏广开言路，鼓励“内外诸臣”像洪亮吉那样大胆揭露问题。其词可谓真诚，意在希望各级官吏能“知朕非拒谏饰非之主，实为可与言之君。诸臣遇可与言之君而不与言，负朕求治苦心”（赵尔巽等，1976:11314）。
广开言路产生了效果，诸多时弊得以提上议程。太子太傅王杰便频繁上奏直言：“各省亏空之弊，起于乾隆四十年以后，州县营求馈送，以国帑为夤缘，上司受其挟制，弥补无期。大吏知尚廉节，州县仍形拮据，由於苦乐不均，贤否不分，宜求整饬之法。”十多年前，尹壮图也曾提出地方吏治腐败引发地方财政亏空，惹得乾隆不悦。此次王杰重提，嘉庆的反应则是“嘉纳之”，还赐谏言者“高祖御用玉鸠杖、御制诗二章，以宠其行”（赵尔巽等，1976:11088）。可见，嘉庆的确想挽救乾隆晚年以来的内政危机。至于基本思路或纲领，则可用嘉庆老师朱珪的一句奏言教导予以概括。嘉庆刚登基时，便立即将此前被和珅打压的朱珪调回京城。朱珪“途中上书”，恳请嘉庆按这一思路整顿朝纲：“君心正而四维张，朝廷清而九牧肃。”（赵尔巽等，1976:11092）嘉庆就按朱珪的意思，一面身先士卒，带头厉行节俭，勤勉于政，一面从重整朝廷政治体制入手展开改革，包括尹壮图在内的正直之士随之被委以重任。
与之相联系的便是整顿地方吏治。在这一点上，嘉庆同样堪称仁心一片，能从百姓疾苦出发考虑白莲教起义问题，希望各地官吏能按儒家教导造福于民，并因此痛恨官吏腐败，故亲政后，嘉庆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诛杀和珅，将和珅视为各级各地官吏贪污的根源。赈灾、治河、漕运等国计民生领域，嘉庆也有诸多改良努力。只是其所做的一切皆缘于传统儒家政治教条，导致在经济发展这一块未有突破，仍谨守农业为本、义利之辨等传统“政治经济学”知识，把商业视为末端之事。当时，民间已出现新兴产业，如采矿，但嘉庆不仅不知道发挥国家大一统政治优势，组织力量发展，反而担心允许民间采矿容易加剧政治社会动乱，丰富自然资源及民间巨大生产力均因受此类传统政治学观念抑制，难以发挥作用，清廷财政及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随之亦难得到改善。但就当时民间起义势头不断的严峻形势而言，嘉庆害怕允许民间开矿、垦荒会加剧社会紊乱，也可以理解。白莲教起义因清廷拉拢、内部分裂等原因，到1805年算是被基本镇压了。但其他地方的起义苗头仍在，嘉庆无法不对各类聚众心存顾虑。只是嘉庆在小心防止民间力量聚集的同时，也将诸多经济新生及增长可能消解了。
外交方面，嘉庆亦采取类似的防卫战略思路，将在藩国越南、本国澳门一带蠢蠢欲动的英法等国“外夷”势力视为镇压对象，要广东地方严防死守，以免“外夷”势力蔓延进入国内。嘉庆的一切内外禁隔措施似乎都是为了能腾出手解决其核心关注问题，即整顿全国吏治、恢复传统农业社会安康。嘉庆可谓努力，但无论其多么努力，也很难让由来已久的吏治腐败及社会动乱出现好转。仅以南河一处河道治理为例，所耗银两就高达“四千余万”。嘉庆派员去查，发现“出入尚属相符”，但“河工”质量却不达标，“工程未尽坚固”（赵尔巽等，1976:599）。这当中的问题正是作假以中饱私囊。政出于私，将嘉庆的“求治苦心”晾在一边的各地官吏可谓屡见不鲜，19世纪初期中国政治经济状况因此难有改观。嘉庆十八年即1813年9月，华北又爆发天理教起义。其蔓延之迅速，超乎想象，起义当月之内，便发生“数十人突入紫禁城”行刺（赵尔巽等，1976:603）。这伙人虽被皇子率队“尽捕斩之”，但嘉庆深受刺激，第二天便下了一道“罪己诏”，其最放心不下的国家大事及其无奈与悲苦，随之得以一一告白于天下。其词曰（赵尔巽等，1976:603—604）：
朕绍承大统，不敢瑕逸，不敢为虐民之事。自川、楚教匪平后，方期与吾民共享承平之福，乃昨九月十五日，大内突有非常之事。汉、唐、宋、明之所未有，朕实恧焉。然变起一朝，祸积有素。当今大患，惟在因循怠玩。虽经再三诰诫，舌敝笔秃，终不足以动诸臣之听，朕惟返躬修省耳。诸臣原为忠良，即尽心力，匡朕之咎，正民之志，切勿依前尸位，益增朕失。通谕知之。
诏词显示，在嘉庆心目中，各地“教匪”起事，使之无法“与民共享承平之福”，各地之所以动乱，乃是因为官员“因循怠玩”，这些便是最大的政治危机。对此，自然不能以今人的认识来责怪嘉庆不具备全球视野，看不到西方经济军事力量正在朝东方及中国日益蔓延扩张，只知道从传统儒家政治教条出发关注内部政治腐败与社会紊乱。况且其真诚与仁厚之心也足以感人，甚至手下诸臣不听其教诲，嘉庆也能以德报怨，希望他们能尽心辅佐。嘉庆的一番感人自责与教导也的确起到了些许振奋人心的效果，松筠、曹振镛等又一批新人成为内阁大学士。嘉庆本人也依旧勤勉于其念兹在兹的传统政事。包括1819年正月，朝野上下为其举行“六旬万寿庆典”，嘉庆也不忘向前来贺寿的孔子七十三代孙孔庆熔反复叮嘱，一定要做好地方社会的道德及礼仪教化工作：“好生教地方，与我严拿邪教，你回去好生读书。林庙树木吩咐该管官巡查，不可教人盗伐一枝一叶，你好生保护。祭祀都要虔诚行礼。”（孔繁银等，1984）
六旬万寿的第二年（1820年），嘉庆去世。和乾隆一样，嘉庆晚年也喜欢写诗，感慨良多，其影响最大者是“我大清以前何等强盛，今乃致有此事”。其言可谓真切，后世史家也把嘉庆时期，尤其是天理教起义以来，视为清王朝历史的转折点：“自是之后，清廷纲纪之弛废，巨僚之冗劣，人心之不附，兵力之已衰，悉暴无遗。”（李尚英，1988）道光年间至鸦片战争前期，嘉庆时期的政治经济危机犹在延续，尤其是吏治腐败引发的政治危机更呈加重趋势。嘉庆在位时，便一直痛心于“亲民之吏不能奉宣朝廷德意，多方婪索，竭其脂膏”。“最令道光帝气恼忧思”的同样是“大小官僚的因循敷衍，模棱取巧。他们或对上级主管部院，甚至上谕催办事件任意玩泄，视为具文，气得九五之尊的道光帝大骂‘实属玩泄之极’”。“这种腐败不堪的吏治官风严重地腐蚀着清王朝的官僚队伍，极大地削弱了其国家机器的对内对外职能”（王开玺，1995）。和嘉庆亲政以来的表现一样，道光自1821年登基起，也曾采取诸多措施来澄清吏治，如改组军机处、严厉查处腐败，但均不能扭转“吏治日坏”。道光本人亦曾感叹，整个大清官僚体系犹如“年深月久”的“大房子”，“不是东边倒塌，就是西边脱落”（张集馨，1981:89）。
国家经济生产及财政状况更是不容乐观。道光三年，发生“全国范围内的大水灾，340余州县先后被淹，172州县成灾”，损失“高达2400余万两白银，超过常年财政收入的50%以上”。是为晚清历史上著名的“癸未大水”，其影响绝不只是导致账面上的两千万两白银损失，而是会让本就衰败已久的以农为本的国家变得更加虚弱，或如冯桂芬所言使国家“元气顿耗”（倪玉平等，2014），短期内很难让国家传统命根即农业生产恢复正常。为增强国家经济生机，提高财政收入，道光在经济发展上有所突破，曾采取改革盐税、允许开矿等经济体制改革措施，其中盐税改革由魏源等负责设计实施。这些措施一出台，曾大大激活经济生产，改善诸多地方民生。然而时间一久便会因吏治腐败变味，以至引发新的社会冲突。像盐政改为“票盐制”后，盐业因民间力量也能参与，曾呈现“一派繁荣”，但没多久票盐便“蒙上了腐败的阴影”，导致“出现了新的票商的垄断”。盐业被腐败官员及大盐商勾结垄断后，众多小盐商只得重回“武力”贩盐旧路，仅道光十五年，“枭贩劫夺之巨案”便“有百起之多”（何草，1994）。
虽说道光时期的吏治腐败、社会动乱尚不足以让清廷彻底丧失财政来源，但国家的经济生产及增长能力却没有得到任何好转。不仅如此，至道光时期，如人体血液一般重要、整个国家经济运行与流通必不可少的白银也开始加剧流失。中国自1436年起，“改行以银为主的币值”，银本位“主币体系一直沿用到1935年的法币改革”（郭卫东，2011），中国由此产生巨大的白银需求。英国那边，则十分需要中国茶叶、丝绸及诸多奢侈品，于是英国用从美洲掠夺来的白银购买中国茶叶、丝绸，以满足国内需求，白银随之不断汇集到中国。中国则不需要英国其他商品，所以对英贸易方面长期保持巨额顺差。到18世纪，白银储备及传统农业手工业贸易更让中国居于世界经济中心位置。但18世纪中期，情况开始发生变化。1757年，英国占领印度后，英商开始以走私鸦片来撬动此前英国其他商品均无以打开的中国市场。英商在印度“发展出完善的鸦片销售及制造的垄断系统”，从此“鸦片大宗输往中国，抵消了购茶的花费后还绰绰有余”（戴维·考特莱特，2005:30）。
进入19世纪20年代，中国对外贸易出现逆差，白银由流入变为流出。至道光时期，“鸦片走私日益猖獗，白银外流的数量也随之增加”。平均每年“在一千万两以上”，多时至“三千万两”（李伯祥，1980）。道光时期的剧烈外贸反转让英国在掠夺美洲、印度后又获得更多巨额资本，从而可以进一步提升其工业化水平及军事实力，增强其世界市场扩张能力。中国传统经济及腐败不堪的政治军事体制则因鸦片毒品侵蚀，变得更加无力应对日益迫在眉睫的外部经济军事竞争，近代中国因此遭遇巨大挑战及民族危机（仲伟民，2016）。面对意想不到的恶劣外部环境及其给中国带来的史无前例的政治经济苦难，最先登场的改革先锋便是林则徐、陶澍、魏源等有识之士，他们均不可能像当代史家那样，花上数年时间埋头考察中外经济演变趋势以及变化背后的复杂政治军事势力结构，但他们曾依据自身的时局认识，为抵抗西方经济军事入侵付出过种种努力，如坚决查禁英商走私鸦片，即使实力不济，也要和英国海军拼死一战，等等。当然，此刻还未到考察林则徐等人如何采取系列措施挽救危局，而应先看看嘉道时期中国有何课程体系，分析它有什么知识生产及人才培养功能，能与国家日益严峻的内外政治经济形势形成何种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