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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前的中国曾长期屹立于世界东方，这是现代政治地理学基本常识。如按中国自身传统观点，中国还曾是“天下”中心，在政治、文化、教育等最被传统中国看重的几大方面均位居领先水平。近代早期了解中国的西方人中，尽管有黑格尔从自家历史哲学标准出发，认为传统中国“无从发生任何变化”，没有“真正的历史”（黑格尔，2001:117），但也有诸多西方人曾对传统中国辉煌政治、文化及教育发展成就抱以羡慕，有的还从科举任贤选能中吸取平等思想来变革欧洲世袭贵族体制。不被传统中国重视、往往仅看作税收来源的经济领域，其巨大体量及富饶景观亦能令西方人感到惊讶。17世纪，一位葡萄牙人看过江南繁荣商业景象后，就曾感慨中国“如此富有，人民勤劳，谋生的手段和方法很多”，“不放弃任何能给他们带来好处的东西”（曾德昭，1998:8）。18世纪，尤其是“康雍乾三朝”，经济更繁荣到“超过历代有为的王朝”（吴承明，2001:238）。美国汉学家魏斐德也曾指出：“清朝的盛世景象让18世纪到访中国的外国人为之目眩神迷。”英国爵士马噶尔尼曾率团向乾隆进献机械钟、地球仪等“最好的礼物”，但当他参观完乾隆“极尽奢华”的热河行宫，立刻觉得他那些礼物“真是微不足道，黯然失色”（魏斐德，2017:102）。
即使康熙、雍正、乾隆等最高统治者不知道国家也应积极推动经济发展，且还曾颁布“禁海令”（徐明德，1995），也没能削弱民间对于财富的渴望及中国社会的巨大经济增长能力。光是权臣和珅，其贪污财富数额便大到匪夷所思，“仅动产就达八千多万两银子，甚至超过了当时国库库银”（魏斐德，2017:104）。如此需要整个社会具备多大的经济活力与产出，才可支撑。经济上，中国与西方出现“大分流”（The Great Divergence），系从19世纪开始。进入19世纪，中国巨大经济潜能仍受制于缺乏政策激励的传统经济体制，英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则早已依靠新能源、新技术、资本流动等完成工业经济转型，且有国家政治及先进军事力量做后盾，“可以依靠武力开拓市场，其他时候还能实施垄断”（Pomeranz，2000:285）。就因这套由资本、新能源、机械科技及国家政治军事暴力组成的且贪婪没有限度的工业经济生产及世界市场扩张体制，导致中国与西方国家在经济实力上出现显著差异，中国随之丧失此前“在生产及出口方面的世界经济领先地位”（Frank，1998:111）。这一世界经济军事格局剧变正是19世纪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近代中国民族复兴及课程改革最初均由此巨大挑战引起，关键就是国人对此有何察觉，以及怎样认识19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内外形势，革新旧有课程体系。